第4章 北国之春(2)
胡福明的担心并没有成为现实,不仅如此,在4年之后他便调入江苏省委工作,从此仕途一帆风顺,直至出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他并不清楚的事实是,在当时的最高决策层中,有一个人正在试图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中国人思想解放,推动中国命运变革。在这个人与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共同作用下,中国发生变革的思想基础就此奠定。
这个奠定了中国变革思想基础的人,就是邓小平,而在我们这部下海史的前半程中,我们越来越会感受到他在关键时刻的作用,感受到他对整场变革节奏的把握,以及他赋予中国商业社会怎样的影响。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的时候,专门谈到了这篇文章,认为该文是符合马列主义的,甚至说:“文章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扳不倒嘛。”在随后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再次以此文为题,对教条主义展开了批评,号召全党、全军、全国“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在他看来,这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于是,从6月到11月的数月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绝大多数省市的负责人,都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相当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只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经济的领域当中,这场讨论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思想环境,以及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商业伦理。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维模式,不仅主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还衍生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黑猫白猫,抓住老鼠是好猫”这一类政治格言,更在无数下海者的头脑中深深打下印痕,使得他们在后来的商业运营中把实际效果放在第一位,许多或悲或喜的故事,正是因此而被孕育出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此之后,中国再很少有学术文章,能够像这篇文章那样引起高层领导和理论工作者的重视、如此多次的修改,也绝少有任何一篇学术文章能够像它这样,如此深刻地影响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因为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几乎是不可能复制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如此特殊时期出现的《实践》一文,注定要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一个孤独而又伟大的角色。
1978年的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商业环境,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些史实中读出几分。
就在那场大讨论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距离北京500多公里,山东省的一个偏僻小村落里,一户农民被当成了“资本主义暴发户”的典型,不得不接受残酷的批斗,说起来有些匪夷所思,批斗的原因竟然是,村里除了这户农民之外,其余各家各户都背井离乡,外出讨饭。
从1月底到2月初,邓小平开始了尼泊尔的出访之行,在途经四川成都的时候作短暂停留,在听取了四川省省委的工作汇报之后,邓小平突然评论道:“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的很!”
这些非常细微的小事件,在当时闻者甚少,更不为新闻报道所注意,人们所关心的,往往只集中于那些具有宏大政治意义的事件,然而当我们今日回头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以邓小平那种深思慎行的性格,绝不可能在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便轻易提出主张。正因为如此,那些曾经被人遗漏的细节,才显得格外有价值,每当一个细节出现的时候,其历史意义是绝对深远的。
就在邓小平尝试着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尝试着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内进行一场变革的时候,却有许多人已经在既未得到政策鼓励,又未得到舆论支持,更未见社会环境好转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开始了他们的商业之旅,不知不觉地或主动、或被动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不仅为他们日后的下海之路埋下伏笔、积累下原始资本、也初铸了中国最初的商业形态。
在山西运城川口村,一个叫做李海仓的23岁青年,此时正盘算着要开始自己的事业,这份机缘则来自于他在三年前的发现。
在1975年的时候,自幼在晋南大地上长大的李海仓,忽然感觉到了一点门道——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许多生活物资都奇缺无比,就连人们常用的肥皂都难以买到,只能用味道很大的猪油胰子、皂角水代替。那么,如果能自己生产肥皂,那么起码在晋南地区销路不成问题。
于是,带上父亲给的30元钱,李海仓踏上了前往运城的道路,在运城火车站的候车室睡了一夜后,他找到了当地生产肥皂的粮油加工厂,却不巧正好赶上那里中秋节全厂放假。一心想要学做肥皂的李海仓,居然愣是从收发室里找到一个退休的老技师,用两盒月饼和一顿酒学到了配料、熬制这些技术。
回到家里,拿着自己做出的肥皂,李海仓找到了川口村的大队干部,要求大队给他投资。川口村地处晋南,向来是贫瘠之所,自然没办法提供他所急需的资金,唯一能拿的出来的,就只有几百斤小麦和一口大铁锅,并且要他和队里签订协议“第一年交出6000,第二年交1万”。
于是,李海仓把小麦卖掉,在场院里支起大锅,就这样办起肥皂厂来。在当时的中国,6000块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李海仓能够冒如此大的风险,实在需要非凡的气魄和胆量。好在工厂把肥皂一生产出来,立刻供不应求,一年之后,李海仓便如数上交了6000元。小肥皂厂也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最终成为了山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海鑫集团的前身。
其实,假如我们把视野放得再广阔一些就可以发现,在当时的中国,李海仓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孤独。在广东,普宁县流沙公社,一个名叫陈凯旋的农村青年在三年前来到广州务工,最初在广州化工研究所做建筑工,随后跟着包工队去清拆旧楼,还在黄埔港挖过一段时间的排水工程,这些都是需要出力的体力活,对于那段日子他一生记忆深刻,“那些都是苦力活,而且只能求温饱,不求其他。实在是很苦,但是也受用无穷。”
几个月后,陈凯旋开始了“单干”的生涯,起初只是做一些规模很小的买卖,只要有利润,几乎无孔不入。直到有一天,正在大街上东游西逛的陈凯旋忽然想到,自己的家乡物资奇缺,而消费需求却相当旺盛。
于是,在这一年的春节里,陈凯旋拿出了3000元积蓄,装了满满两大箱子洗衣粉、洗发水之后踏上了回家的道路,从此,他每周都要奔波在广州与潮汕地区之间,来回倒腾日常洗化商品,几年之后,几乎跑遍了潮汕地区所有乡镇的陈凯旋,终于积累起一笔不小的财富,然后便创办了立白集团,它后来成为了中国洗涤行业里最具实力的企业之一。
在内蒙古,一个叫做牛根生的青年人,此刻正遭遇父丧。说起来,他实在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出生后的一个月,他就被亲生父母从乡下卖到了城里,据说只卖了50块钱,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因为他的养父从抗美援朝结束后便一直在养牛,所以让他也姓了牛,十四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去世了,现在则是他的养父。
和陈凯旋、李海仓等人“单干”不同的是,在料理完丧事之后,牛根生成为了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厂的一名养牛工,从此不必挨饿受冻,而他的下海故事,以及那一连串关于“蒙牛”、“伊利”的传奇经历,则要等到二十一年后才会正式上演。
在当时的中国,有着许多像陈凯旋、李海仓这样的人,他们能够做出如此“出格”、如此“大胆”的事情,多半是受到贫穷的驱使,而之所以能够在后来被写入中国的企业史,则在于他们日后的辉煌。当大家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清醒过来的时候,贫穷就变得如芒在背,让人无从忍受,尽管它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我们必须要承认,生存的确能让人动作得更快更早。
事实上,当邓小平在发表自己主张的同时,一些有着敏锐政治感觉的人,便已经开始察觉到中国经济风向的微妙变化。他们和李海仓、陈凯旋这样的人不同,这些人多为乡村、乡镇的基层干部,中国特有的官本位文化,使得他们习惯于时刻留心、时刻揣摩最高权力阶层中,核心领导人所说的每一句正式、非正式的言论,每一句话里所包含的玄机,都被他们反复玩味,从中品读、引申出更深远的意义;反过来,他们所处的基层管理者位置,又能够给予他们更多可施展抱负的权力与空间,以及相对城里更自由的环境。
在这一年的12月7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一篇稿件,题目是《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几乎以整版的篇幅看出了此稿,同时在头版右上方那个显要的位置上,还配发了一篇《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的评论员文章,随后,全国所有的省级、直辖市级报纸,都在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这篇通讯。
可以说,这是中国新闻界当年给够给予的最高规格报道,之所以有如此待遇,原因则是因为华西村这个旧日典型的身上,再一次焕发出了新的光芒。
早在60年代,华西村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全国典型,它的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则被描述成为一名“陈永贵式”的好干部,风光及地位一时无二,早在这次报道之前,《人民日报》就曾经用充满激情的笔调描写过华西村:“华西大队认真学大寨十一年,过去粮食亩产超一吨,今年可达2400斤……吴仁宝同志还向全省代表讲了改土治水、作物品种布局、秋肥造田、平整土地的规划,他把自己的蓝图编成了一首诗:九十万人民心向党,七十万亩田成方,六万山地换新装,五业发展六畜旺,社员人人喜洋洋。”
如果说这样的报道还仅仅是一种“政治样板”的话,那么新一轮的宣传,则更多地反映了另一个层面上的变化。
这一年的华西村,虽然还没有达到红遍全国,富甲天下的极盛程度,但在当时的中国,华西村确实是一种绝无仅有的存在。在这一年里,华西村总计实现产值万元,创造利税万元,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人均分配水平达到220元;200多户社员全部住进了村里新建的瓦房,甚至还建成了当时苏南地区大部分县城都没有的五层楼房,用来办托儿所和中小学,老人或五保户不仅供应口粮、燃料、蔬菜,每月还会发给零用钱。
类似于这样的成绩,自然不可能仅凭农业生产来完成,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吴仁宝在高调跟随中央“农业学大寨”的同时,又在干着一些“见光死”的事情。从1969年的时候开始,吴仁宝就抽调了20个胆大心细的人,在村子的一片泽地中办起了小五金厂,周围四处是茂密的林木,他还让人在工厂的四周筑起围墙,窗户挂上厚窗帘,勒令所有人对外守口如瓶。
“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后来顶替了吴仁宝职务的他的第四个儿子吴协恩回忆说。当苏州地区的“大寨学习会”在华西村召开时,各地区领导、媒体记者蜂拥而至华西村,无奈的吴仁宝只好做出了“舍小利,保大利”的决定,下令工厂关门,工人放假,等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开工,加班加点弥补损失。
在吴协恩的回忆里:“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通知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之所以如此冒险搞工业,原因就是种田实在赚不到钱,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只有24万,而只有20个人的小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了24万的产值。在吴仁宝看来,既然农业本身难以积累到足够的资金来发展,那么就有必要另辟蹊径,有必要“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支农业。”
事实上,办工业是真,支持农业却未必是最终的目的,在此后的几年里,吴仁宝在华西村搞的那些地下小工厂一直在偷偷运转,而正是这些作坊式的小工厂,日后却成为了中国乡镇企业最早的雏形。
如果说吴仁宝的尝试是借助模板效应,顺势而为的话,那么,同样是在1978年,在距离江苏上千公里之外的吉林省四平市红嘴村,则发生着另外一种模式的变革,它是一种坚持与体制对抗的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受政府认可,红嘴村的当家人卢志民甚至差点被关进监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从地下转到地上的民营企业模式。
红嘴村地处吉林东辽河畔,虽然依山傍水,却贫瘠穷困,当地甚至编出歌谣“光棍四五十,干活没分值,牲畜没草料,家家没粮吃”。卢志民耳闻目睹,对这种贫困的体验自然格外深刻,想要脱离这种现状的愿望自然也更加强烈。他初中毕业后返乡务农,22岁那年,他当上了红嘴村生产二队的队长,从此开始带着一群社员搞副业,刚刚有了一点起色的时候,却不料恰好赶上“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进了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