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门”与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国家与社会共建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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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无与伦比”的成功而举世瞩目,此次盛会成功的背后凝聚着成千上万志愿者们无私的奉献,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志愿者们刷新了多项奥运志愿服务的历史,恰如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闭幕式上向全世界关心奥运的人们所表达的那样:“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运动员的盛会,也是志愿者的盛会!”,志愿者代表在闭幕式上受到了人们欢呼、喝彩和尊敬,也使志愿精神通过奥运这个舞台在中国社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

在世界范围内,志愿者的组织有多种称谓,即“志愿组织”“非营利组织(NPO)”“慈善组织”“非政府组织(NGO)”“第三部门”等。在国际社会,对这类“第三部门”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其中美国约翰·霍普金森大学塞拉蒙(L.M Salamon)教授1990~1999年十年间主持的对41个国家非营利部门国际比较项目研究成果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该项目研究成果表明:一场全球的“革命”正在兴起,几乎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都存在一个由非营利组织构成的非营利部门,它们的活动已经遍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主要领域,它们不仅在促进人权、民主、和平等项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在文化、艺术、体育、休闲等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

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领域改革的进程,这一全球的“革命”引起我国理论界的关注,对志愿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及公共服务等研究逐渐引起广泛关注,成为了我国90年代学术界的前沿课题,但在当时我国体育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对于志愿者组织的认识,始于1998年,当时受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委托进行“全国城乡社区社会体育组织现状调查”的课题研究。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在我国城乡社区中除了传统体制下的社会体育组织外,还存着很多不同形态的“纯体育民间团体”,这类“草根”组织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自发性、自愿性和自治性。我们同时还观察到也正是这类自发自愿自治的民间组织在带动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加入到全民健身的行列之中。这一现象引起我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注意我国理论界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动态,开始涉猎这一陌生领域,学习和研究结果使我受益匪浅,收获颇丰。

在2000年第二次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中,我将《体育志愿者组织的建设与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作为其中的子课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作为2001年度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立项。在深入学习研究中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包括亚洲的日本等国,有组织的大众体育休闲娱乐活动都是通过体育志愿者组织进行的,通过志愿者组织将人们组织在一起参加自己喜爱的活动,而这种组织形式典型代表就是数量众多的大众体育俱乐部。而大众体育俱乐部这种组织形式就是塞拉蒙教授研究成果中12个非营利活动领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2002年我将《“第三部门”与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国家与社会共建的理论研究》作为题目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开始了研究。

1995年,我国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标志着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十几年来,人们对这项国策所蕴含的深刻意义,日渐清晰。尤其是对全民健身计划公共体育服务性质的认识,更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改革进程的推进而不断深入。全民健身计划的公共服务性质决定了需构建一个全新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来支撑,而这正是过去我国传统群众体育体制所欠缺、所不能满足的。发展群众体育,开展全民健身,不能完全照搬竞技体育“奥运战略”的举国体制,应建立一种新的体制,走国家和社会共建之路。

中国的体育志愿者组织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观察、总结和研究,其中既有管理方面、运作方面和战略方面的问题,也有政策方面、法规方向和体制方面的问题,还有许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指导实践。我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从一个新的视角来阐析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来描述中国体育非营利组织的未来。我们也愿意和国内同仁们一起,为总结中国体育志愿者组织的发展规律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志愿者组织发展道路,为实现“全民健身”,建设健康和谐社会而不懈努力。

本课题从选题、设计、调查到撰写、修改,直至最后定稿历时多年,主要原因是本人工作调动所造成的,因此课题研究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我在天津体育学院工作期间进行的,当时我的几位硕士研究生(魏来、刘艳丽、杜志鹃、梁高亮等)毕业论文作为子课题纳入课题工作;第二阶段是我来到深圳大学后进行的,主要由我的博士生朱寒笑及部分深大同仁们的参与使它得以最终完成。最终成果中,我的硕士研究生魏来的硕士论文《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与体育非营利组织的特征与功能》以及刘艳丽的硕士论文《我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运行机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作了一些使用。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特别要感谢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的刘国永、贺凤翔、丁鹏等、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的林洁,以及各部门领导们的关心和支持;感谢深圳大学对我最终出版这一成果的大力支持,在此我谨向参与研究与撰写工作的所有同仁表示诚挚的谢意。

苗大培

2009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