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进入管理和思想教育战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时面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专业干部归队。而我恰在此时归入此道，所以一些了解我的朋友惋惜地说我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职业”。但实践证明我是在社会大变革时代，接受了党组织交付的一项大有作为的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积极变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开始形成潮流。人的潜能大量释放，人的智慧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人的思想空前活跃。我之所以接受并乐于探索一度被人忽视、低估，自己又不甚熟悉的管理和思想教育工作，完全是受一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所驱动。我想，对于一个革命的先进阶级来说，改造“物”与改造“人”是同等重要而又不可分割的伟大历史使命。无论在企业、部队，还是在机关、学校的工作中，我都深深感到，人的自身改造与完善、人的现代化是我们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改善和提高人们思想文化素质，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不断发展为目的的管理和思想教育工作，是我们执政党的历史使命，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

这些年，我结合自己的实际，坚持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还学习了现代科学知识以及系统科学、行为科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论著，为探索创新奠定了知识基础。加之我的阅历和较丰富的实践，使全套书倾注了我的心血。这里收集的一篇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出，随着社会变革和进步，我对管理和思想教育工作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每篇文章的字里行间融进了我的激情和热爱。

1983年，我提出并论证了管理和思想教育工作者专家化问题。

1984年，我提出并实践运用对话的方式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1985年，我提出并论证了创建管理和思想教育工程学问题。

1986年，我论证了思想教育工作的民主化、科学化问题。

1987年，我提出并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教育工作若干的问题。

1989年，我论证了思想教育工作艺术化问题。

1991年，我提出并论证了思想教育工作“四论”，即：地位适当论，作用有限论，加强有益论，削弱有害论。

1993年，我论证了“为什么搞全民健身工程”？此工程被江泽民同志誉为“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994年，我提出“规范行为，引导思想”思想教育工作60条。

1996年，我提出并论证了思想教育工作“八重”，即：重在用邓小平理论武装人，重在塑造一种精神，重在凝聚人心，重在加强建设，重在群众参与，重在资金感情投入，重在为群众办实事，重在各级干部做表率。

从中可以看出我研究的思路与轨迹，“满腔情与爱”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