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20世纪50年代，国际上就已经注意到高原环境对运动能力的影响，同时开始有意识地开展高原训练并对它进行研究。在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上，来自地处海拔2500米～3000米的埃塞俄比亚优秀运动员阿·贝基拉获得马拉松冠军，之后，他又多次获得该项目的金牌；处于非洲相同地理条件的肯尼亚、坦桑尼亚和摩洛哥的长跑运动员也相继夺得了世界大赛的冠军，从而引起了人们对高原不同海拔高度对于运动成绩影响的关注。特别是1968年奥运会将主办城市设立于地处海拔2260米高原地区的墨西哥城，许多国家为在这届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纷纷提前到墨西哥城进行高原适应性训练，从而在国际上出现了一个高原训练的 “高潮”。

我国是开展高原训练实践与研究较早的国家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就对高原训练进行了尝试和研究。1973年12月，原国家体委（现已更名为国家体育总局）首次正式组织国家中长跑、马拉松项目运动员在云南海埂（海拔1890米）高原训练基地进行了为期100天的集训。这次集训为我国高原训练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也为日后的高原训练打下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为尽快提高我国竞技运动水平，原国家体委出台了 “奥运争光计划”，我国的高原训练开始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快速发展。在原国家体委的大力支持下，1993年8月，原青海体委（现已更名为青海省体育局）与日本体育协会、日本田径协会在多巴体育训练基地共同组织实施了首次规模较大的 “中日竞走高原训练合作研究”，这次合作研究求证、解决了高原训练中的诸多基础性问题，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开展的唯一一次大规模、深层次的国际间体育交流与合作，其研究成果的综合性效益得到多方位体现：提高了我们对高原训练的认识；丰富了我国高原训练的理论知识；建立了高原训练的研究方法与运作模式；培养了一批高原训练的科研人才；比较系统、完整地奠定了我国高原训练研究的基础；借此帮助青海运动员乃至全国运动员取得了好成绩，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

经过近60年的探索、发展和完善，高原训练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其特点是：高原训练基地的数量不断增加，基地的服务功能、软硬件条件不断完善；参与高原训练的项目和人数逐步增多，由传统的耐力项目向其他项目扩展，成功率明显提高；形成了新的训练方法及模拟训练手段；更加重视高原训练的监控和营养恢复问题；在近几届奥运会上，不少国家都得益于高原训练，取得优异成绩。

青海省规模化的高原训练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青海省的地理环境（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最高海拔6860米，最低海拔1600米，比海平面缺氧20%～40%，地势西高东低，形成了显著的阶梯式的地区差异）为高原训练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地域特色，青海省在1982年建立了多巴体育训练基地。经过30年的发展，多巴已发展成为著名的高原训练基地。据不完全统计，在青海多巴高原训练基地训练过的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得近10块金牌，在世界大赛中共取得了50多个冠军，31人60次平、破世界纪录及创造亚洲最好成绩，尤其是我国田径项目和游泳项目在奥运会上取得金牌的运动员中，多数在青海多巴基地进行过高原训练，多巴基地也因此被誉为“金牌的铸造工厂”和 “培养世界冠军的摇篮”。现在，多巴基地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青海多巴国际体育训练基地”，并建立了国家和省部级的 “高原训练重点实验室和科技工作站”，2008年和2011年还先后两次成功地举办了 “中国多巴高原训练与健康国际研讨会”。青海在领跑高原训练，推动国内、外高原训练的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进一步提高我国运动员竞技水平具有得天独厚、不可复制的地理意义。青海体育界为此做出的卓越贡献应给予高度评价。

由于高原训练具有 “双刃剑”的特点，所以，我个人希望各训练单位一方面充分利用我国高原训练的优势条件，继续积极、大胆地开展高原训练的实践与探索，不断推进高原训练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另一方面，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项目特点，实事求是、择善而行。政府相关部门也要进一步加大对高原训练工作的支持力度，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竞技运动水平、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步伐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本人曾是青海省体育部门的主要管理者之一，非常重视高原训练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多次组织、领导青海运动队的高原训练实践，组织并指挥了优秀运动员王红、李春秀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比赛的训练工作，她们分别获得了该届奥运会女子射箭团体银牌、女子10公里竞走比赛铜牌的好成绩，使青海的 “功能性项目”取得历史性突破；我也是“中日竞走运动员高原训练合作研究”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全程参与了活动的策划组织与实施。由于工作调动等原因，尽管现在离开了青海，但我仍会一如既往地留意着该次活动成果的出版及其产生的效应，依然关注青海在高原训练方面取得的新成果、新进展。

2012年初，现任青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院长雷欣（曾经是中日合作研究中方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参与了中日合作的全过程）长期进行高原训练实践和理论研究，和我谈起当时中日合作研究的情形时，他认为，虽然该活动取得的成果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由于没有对本次活动的策划、组织与实施过程进行全面总结，且日方的论文一直未被翻译，使得很多重要观点至今未被应用，没有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价值。他提出应该对本次活动的策划、组织与实施，成功与不足，成果的主要观点及所产生的效应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同时将日方的论文进行翻译以供业内人士参考。尤其在当时，中日双方体育界能够顺利进行交流，并完成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间合作研究，这与制订科学缜密的研究计划、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组织并实施计划是分不开的。对这些源于实践的宝贵经验进行整理和总结，可以为今后高原训练研究提供可借鉴的模式与方法。对于这些构思，我表示十分赞同。而本书的内容恰好弥补了多年来高原训练在组织与实施研究方面的不足，是对高原训练理论的重要补充。

雷欣同志保存和收集了大量的、较为完整的珍贵资料，记录了当时合作的实施过程，更可贵的是，对当时高原训练取得成功的经验进行了客观的思考与分析，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很有参考价值。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推进我国高原训练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发展。也希望广大体育工作者从中受益。

二0一三年九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