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大学竞技体育发展研究的意义

一、研究大学竞技体育，是对我国20年来部分大学培养高水平运动队回顾与总结的需要

1984年，第23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我国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获金牌15枚、银牌8枚、铜牌9枚共32枚奖牌的优异成绩，金牌总数列第四位，仅次于美国、罗马尼亚和前联邦德国。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人扬眉吐气，一跃登上金牌榜第四，全世界体育强国为之感到震惊。同时在国内也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体育热”，这种热潮也涌入了学校校园，对学校体育提出了挑战，学校体育该如何发展竞技体育呢？

在这种情况下，1985年12月27日至1986年1月1日，原国家教委和国家体委在山东掖县召开了全国学校学生业余体育训练工作座谈会，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精神，总结交流了学校开展业余体育训练的经验，讨论和确定了《关于开展学校业余体育训练，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1986年～2000年）的框架（以下简称规划）。1986年11月11日，原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印发了这项规划，其中确定了课余体育训练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目标，以及10项政策和措施。1987年4月，国家教委又发布了《关于普通高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并首次确立了全国51所招收高水平学生运动员的试点院校，并对招生对象、招生方法、教学管理等做了初步规定。从此，我国拉开了高校培养高水平体育运动员的帷幕。

2002年，我国约有60多所部属、近100所省属培养高水平学生运动员的试点高校，2005年根据《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意见》的精神，教育部从组织与领导、运动队管理、教练员队伍建设、条件保障、教学与训练效果五个方面对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状况进行评估，最后确定了235所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这些学校在经历20年培养学生运动员的过程中，为我国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培养优秀的学生运动员取得了不少的成功经验，但同时这些高校在办高水平运动队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大量的问题。那么如何总结成功经验，解决存在的问题，就需要对我国高校20年开展大学竞技体育，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情况做一系统性的研究。

二、独立承担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压力，需要深入研究我国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

我国在开展大学竞技体育后，1995年国家教委又提出了要逐步实现由国家教委独立组队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目标。1997年8月，第19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卡塔尼亚举行。中国派出116名运动员参加了除游泳和水球之外的8个项目的比赛（篮球、排球由国家教委组队），获得了10枚金牌、9枚银牌和7枚铜牌，名列第5。1999年7月，第20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西班牙的帕尔马举行。中国派出174名运动员参加了除帆船、足球和水球以外的9个项目的比赛，共获得了9枚金牌、6枚银牌和10枚铜牌，名列第5。2001年8月，第21届大学生运动会在中国的北京举行。中国派出了2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12个项目的比赛，最终获得了54枚金牌、25枚银牌和24枚铜牌，名列第1。纵观我国参加近几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成绩状况而言，总成绩处于国际前列的水平，但是从参加比赛的运动员真实身份来说，真正属于高校培养的学生运动员没有几个，基本上是国家队、各省队的专业运动员。特别是在北京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我国取得了绝对的好成绩，但是在参加本次大学生运动会的中国军团中，运动员分别来自国家队、国家青年队和高等院校，既有在读的职业运动员，也有只取得学籍还没有入校读书的现役运动员和在校的大学生运动员组成，但高校自己培养的运动员并不是主力。中国代表团中有52名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其中9名是奥运金牌选手，这些“国家队”的运动员才是真正的主力。2003年8月21日～8月31日，在韩国大邱举办的22届大学生运动会上，中国选手获得金、银、铜牌分别为41、27、13枚，名列金牌榜首，继北京大运会后蝉联金牌第一，奖牌总数差俄罗斯1枚屈居第二。但是，参加本届的运动员选手中，大多数来自于“国家队”。

以往我国所参加的15届世界大运会（即从1975年的第8届至2003年的第22届），均由国家体育总局（原国家体委）全面负责，且参加大运会的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基本上是以国家队运动员所组成。2003年，由经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共同协商，并经国务院正式批准，从2005年第22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第23届世界大学生夏季大学生运动会开始，选拔、组队，并选派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各项工作由国家体育总局完全移交给教育部所领导的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全面负责。2005年8月11日～8月21日，第23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土耳其的伊兹米尔市举行，本届运动会是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在“移交”工作全面完成后首次组团参加世界大学生夏季综合性运动会。除击剑、网球、跳水、体操、艺术体操、跆拳道队有曾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外，其他队员基本由在校大学生组成。最终中国代表队获得21金、16银和12铜，在奖牌、金牌榜上名列第二。

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曾作为我国开展大学竞技体育的主要目标，但是当真正由教育部组团参赛时，才发现有多大的压力。因此，如何完成由教育部组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来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任务，并取得优异的成绩，为我国培养更多的优秀运动员，则需要对我国大学竞技体育（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过程和未来规划进行深刻反思与研究。

三、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及后奥运时代竞技体育的发展，需要着力加强大学竞技体育

建国以来我国的体育体制，是20世纪50年代初借鉴苏联的体育模式、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而形成的高度集中、行政管理主导型的体育领导体制，简称为“举国体制”。伴随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我国运动训练体制也形成了运动员的三级培养体系，即从小就对那些有体育特长的儿童挑选出来，送入体育运动学校集中进行体育训练，然后层层选拔直致国家队最后退役，这种训练体制最大的不足就是运动员从小脱离文化知识的教育。这种举全国之力参与国际体育竞争的体制，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曾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它存有的各种问题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体育发展的需要、越来越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体育后备人才的匮乏，而影响体育后备人才的主要因素又是现在独生之女增多，大多数父母不愿自己的孩子从小离开学校教育而去从事纯竞技的体育训练。

（2）运动员退役安置困难，因为过去对运动员的培养模式是，如发现优秀的“苗子”，年龄很小就将他们选拔出来进行训练，很早就中止了学业，等到运动生涯结束后，又面临人生的第二次选择。而这时运动员除了拥有一定的运动技能外，在其他方面，尤其是知识文化方面的素质较低，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新的生存竞争，以至于才会出现优秀运动员“搓澡”、“修鞋”等引起社会反响较大的现象。尽管有些运动员也通过直接上大学、函授等方式来解决教育问题，但效果并不明显，依然就业困难。

（3）运动员技术水平到一定程度停滞不前，目前竞技体育竞争非常激烈，对运动员的知识、技能、心理要求相当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运动员的智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缺乏受文化教育的运动员到一定时候，其运动技能的提高和发挥就受其智力因素的影响而停滞不前，并影响其运动寿命而不得不提前退役。

目前，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缺失的问题越来越凸显，不仅影响到每个运动员个体的发展，更触动我国竞技体育体制变革的深层问题。虽然我国在奥运会上的成绩骄人，但是每位熟知竞技体育的人，都知道当前是集中精力冲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而到后奥运会时代，竞技体育体制或多或少会随社会的转型呈现实质的变革。

人们在认识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不足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多渠道发展我国竞技体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利用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良好机遇，积极探索大学培养优秀运动员的途径和方法。在国际上，一些国家的竞技体育主要是通过大学来培养的，如美国就是利用大学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一个典范。在美国把竞技体育纳入教育系统，通过学校体育来培养高水平的优秀运动员，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是美国竞技体育实力的主体。如美国大学培养了不少NBA中高水平的职业运动员；加州大学从1904～1980年，共有274人参加了18届奥运会（包括一届冬奥会），共得金牌69枚、银牌39枚、铜牌33枚；在1996年奥运会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获得了16枚金牌，UC伯克利大学有50名学生运动员参加了该届奥运会，并夺得了12枚金牌；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仅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个学校就有34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并且获得10枚奖牌（4金、3银、3铜）。

通过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例证，充分说明大学发展竞技体育是一条有效、可行的途径，它可以解决我国在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下的许多不足。大学培养的学生运动员不仅运动技术水平高，竞技能力强，而且当这些大学生运动员毕业后又都能找到自己理想的职业。因此，从我国现实的情况来看，当前急需大力加强和发展大学竞技体育，准备和迎接我国竞技体育的后奥运时代。

四、我国体育市场化、产业化的启动与发展，对大学竞技体育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新思考

1992年9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运行由原来的通过计划为主的方式转变为通过市场为主的方式来实现，按市场规律办事。在整个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我国的体育事业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体育逐渐走向了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我国体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新的体育领域，特别是在体育市场的开发和挖掘方面。如我国目前已逐渐形成了以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健身娱乐业、体育彩票业、体育培训业、体育场馆服务业、体育信息服务业、体育用品制造业和体育用品销售业等为主的体育产业市场。这些新兴的体育领域均以体育为依托，以市场为轴心，逐步把我国的体育推向了市场化的道路，并初见成效。如截止1999年底，北京市体育产业年总产值已达70.2亿元，其中，有55亿元来自体育用品制造和销售业，剩余部分来自体育服务业。预计到2010年，北京市体育产业年总产值将达到138亿元，将成为首都经济中的重点产业之一。体育市场的潜力使人们认识到体育产业是我国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也非常重视，出台政策、规范市场、引导发展。那么体育在走“面向市场、走向市场、以产业化为方向”的发展道路时，大学竞技体育能否也走市场化的道路，能否与体育市场化相融合呢？能否与市场找到一个结合点呢？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大学办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做细致的研究，要以新的理念来思考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

五、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为大学竞技体育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成就。改革的内容主要有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专业与课程设置的改革、高等教育规模与结构的改革等。其中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又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难点和重点，主要包括举办体制的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办学与管理体制改革、招生、收费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等【1】。总体来讲，高等教育的改革要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在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过程中，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这一趋势为大学办竞技体育提供了发展契机。因此需要在了解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础上，研究高校如何才能把大学竞技体育纳入教育体系，使其健康、快速地发展，并能促进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为培养高素质、有能力、有创新的健康一代新青年服务。

以上5个方面的因素对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提出了迫切的研究需求。在总结大学竞技体育兴办20年来的得失情况下，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怎样认识大学体育的发展，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发展中的主要决定因素有什么？发展的保障又是什么？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做出回答。基于此种初衷，本著作以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作为研究主要内容，试图通过全面、系统地分析来探讨我国大学竞技体育目前的现状、未来的走向，以及影响其发展的一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