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
[按] 2005年4月9日，石嘴山市第一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从集中学习阶段转入了分析评议阶段。按照石嘴山市委安排，举办了石嘴山市领导干部专题学习会，马金虎同志结合自己的工作、学习，向与会同志作了“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专题报告。
一、关于加快发展的问题
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始终不渝、心无旁骛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由于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折腾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大大落后于世界发展水平，广大人民群众已不堪长期贫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等一系列科学论断。
为了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发展思路，意在打破那些传统的僵化观念，把全国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到加速发展经济上。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去否定“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去否定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政策，用开放深圳等经济特区去打破传统的封闭机制，以市场经济体制去否定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等。一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方方面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这一系列发展战略和措施，促进了中国经济20余年来的高速增长，促成了中国城乡经济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国内外人士普遍赞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的巨大魄力与非凡胆识。
在20世纪80年代，在积极推进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已经提出了关于“两个大局”的设想：当时的大局是必须实行政策聚焦，大力推进沿海地区的开放与发展，希望西部同志能加以理解和支持；而到了20世纪末，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回过头来支援西部地区的发展，这又是东部沿海地区同志需要理解的一个大局。在上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对这后一个大局的具体落实。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提出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两个大局”，是因为他已经注意到非均衡发展推进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与矛盾。但是，在拨乱反正的大环境下，在急速摆脱中国贫困与落后的大前提下，发展，特别是经济的高增长，确实是当务之急。
应当看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引人注目的矛盾与问题，如过度关注增长速度，经济质量与社会效益不能同步；宏观经济不尽协调，大起大落时有发生；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能源等产业瓶颈严重存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严重滞后，影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落实完善；区域间、城乡间差别过大，不利于经济协调发展；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城乡困难群体极需扶持；经济与社会腐败现象仍然严重，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等等。这些矛盾与问题，尽管多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发展中的矛盾，但如果不加以解决而任其发展，就必然会干扰与影响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即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今后的发展，完全是合乎时宜的。
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与时俱进，表明我们的发展观在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发展，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刻和准确。它进一步向世人昭示：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不与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相矛盾，而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才能真正把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落到实处，也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毋庸讳言，在21世纪之初，科学发展观之所以合乎时宜，也是因为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或者说物质基础，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运作舞台。到了2004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3万亿元，社会生产力有了为世人所瞩目的增长，也确实为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在发展经济学中，增长与发展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但是，增长不等于发展，某些增长，如不求质量与效益的增长，破坏生态环境的增长，就可能与发展背道而驰。而科学发展观就是对发展理念的科学、全面的阐述，是对片面的增长、GDP崇拜等错误观点的历史否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抓住主要矛盾，抓准关键环节，抑制经济运行中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避免经济出现大的起落，有效地保持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农业生产出现良好转机，农民收入较快增长；部分行业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受到抑制，薄弱环节得到加强；经济效益继续提高，财政收入与企业利润大幅增加；就业再就业形势趋好，人民生活有了进一步改善。一年多来，这一把握全局、有抑有扬的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不仅保持了经济平衡较快发展，更重要的是使大家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加深了对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重要指导思想的认识，加深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防止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的认识，加深了对我国国情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认识，增强了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领。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就不仅要求经济在质与量等方面的协调发展，更要求经济、自然与社会诸方面的协调发展。其中，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是科学发展观的目的所在。我们深信，只要我们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扎扎实实地抓好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能开创出崭新的局面。
二、关于工业化问题
工业经济是一个地区赖以发展、实现强盛的根本所在，要解决发展问题，潜力在工业，依靠也在工业。石嘴山市因煤而建，依煤而兴，是典型的资源型工业城市，工业在石嘴山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04年，全市工业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1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7%，财政收入的50%来自于工业。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工业是石嘴山的依托，是石嘴山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最重要一极，工业兴则全市经济兴，工业衰则全市经济衰。为此，必须要进一步强化工业的主导地位，花费更多的精力，付出更多的心血，全力做大做强做优工业，推动全市经济的整体发展。
一要对已形成的主导产业进行理性的审视。石嘴山市是一个因煤而立，因煤而兴的城市。计划经济时期，其主导产业的定位主要是按照国家对能源的需求，依托资源优势，对煤炭、矿石等资源进行了大规模、高强度的开发，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煤炭、电力、冶金、重化工等为主的主导产业。基本上都是采掘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到2004年，几大传统产业的产值占全市工业的70%以上，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只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不足10%。工业结构重型化的特征尤为突出，主导产业比较单一。长期以来，扮演着能源、原材料供应基地的角色，加工工业基础薄弱，高科技产业发展缓慢，产品附加值低，增值能力弱，致使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这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使大量的附加值流失。目前，全市共有各类工业产品1000多种，其中，发电、煤炭、重化工产品、高载能产品等比重较大的主导产品均属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产品，日常生活消费终极产品很少，名优产品更少。且这种产品结构特点是：产品大多趋同，多数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造成重复建设和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要素的浪费；加之加工层次便低，科技含量不高，对相关产业的带动能力差。
随着改革开放继续向深层次推进和全国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国家的基础工业、原材料工业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增长正在由供给约束转化为需求约束，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原有的主导产业与国际、国内市场形势的发展已不适应。因此，我市必须要对已形成的主导产业和工业结构进行理性的审视，在此基础上，结合全市业已形成的主导产业，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趋势，逐步培育和建立新兴主导产业，以努力实现工业经济新跨越。
一个产业能不能成为主导产业，它的理论依据按国际通行标准，必须达到GDP的5%以上。只有在GDP中达到一定的比重，才具有足够的能量与扩充力量。其次，必须有强大的市场需求，不但要有现实的需要，还要有较大的长期需求和潜在的需求。第三，对其他产业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一个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影响程度，是衡量该产业能否成为主导产业的主要标准。第四，就业效果良好。一个产业创造就业岗位多少，是选择主导产业必须考虑的问题。第五，能够充分发挥本地区的比较优势，以比较成本的高低作为衡量主导产业的标准。主导产业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它对推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作用。
二要将培育新兴主导产业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相结合。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新兴产业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如美国，新兴产业的增长和相应的投资，带动其经济年均增长3个百分点。我国，据有关专家分析，由于技术、体制等原因，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使我们加快建设，新兴产业年均仅能带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再加之我们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分配制度、银行服务和资本市场还不完善、不健全，经济发展的障碍还未完全打破，在新兴产业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必须十分注重应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不断挖掘现有产业的潜力，使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同时，从长远发展考虑，为了解决过分依赖资源、产业产品初级化等问题，结构调整既要在改造传统产业上下功夫，更要在加工度深、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上做文章。就我市而言，今后的一段时间要大力改造提升四大传统产业。充分发挥煤炭、电力、钢铁及其延压、机械制造四大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和潜在优势，加速对传统产业进行高起点、高水平、高标准技术改造，做强一批支柱产业、支柱企业和名牌产品，大幅提高传统产业层次。力争到2010年，使四大传统产业中煤炭采选业的增加值达到5亿元，电力工业增加值达到15亿元，钢铁工业增加值达到9亿元，机械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4.5亿元。要培植壮大四大新兴产业。深入研究资源型城市接续产业发展问题，找准优势，加快调整，全面培育发展新材料、重化工、电子元器件、煤基碳材替代产业，力争到2010年，使新材料产业的工业增加值达到20亿元，重化工产业增加值达到22亿元，电子元器件产业增加值达到3亿元以上，煤基碳材产业增加值达到6亿元以上。要做大做强四大集群产业链。重点发展以钽铌铍、镁产业、碳基材料为主的新材料产业链，以电石气化、氮化为主的煤—电—能源重化工产业链，以煤（硅石）—电—铁合金及冶金炉料为主的产业链，以农副产品加工为龙头的轻工产业链。通过以上四条产业链的发展，构筑起以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为支撑，带动其他产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三要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无论是传统产业的升级，还是新兴产业的培育，必须讲规模，只有规模，只有大企业、大集团，才可以有效实现优势产业的延伸，优势产业的互利，优势产业的组合，从而改变资源加工方式，提高产业、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我市的一些企业已经具备了做大的基础和实力，我们可以采取虚拟联合，松散联合，紧密联合等不同形式，从相互参股、相互持股起步，规范股份制运行机制，通过资本运营，多元化经营来加速优势企业的规模化扩张，组建大企业、大集团。要通过努力，力争到2010年，培育出5个年销售收入过10亿元，10个销售收入过5亿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能力强的大公司和大集团，增强石嘴山市工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能力。
四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对实现石嘴山市工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昨天下午，市委、市政府举办了全市循环经济知识培训班，专门邀请国家环保总局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中日专家讲解循环经济知识及其运用。大家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作用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在这里就不多讲，只希望同志们高度关注循环经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把石嘴山市建成资源消耗低、经济效益好、生态环境优、人民生活富裕的西部独具特色的山水园林新型工业化城市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关于“三农”问题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决定我们党的事业胜利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进一步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民多。我国的农民占到全国总人口的75%，如何减少农民是今后的重大任务。二是农民穷。1978年到2001年我国GDP翻了三番，但农民收入却增加不大。现在全国62%的农民靠农业收入，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三是农民内部差距也在拉大。农民收入是平均数。资料显示，200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366元，在平均收入以下占58%。又有13.22%（1亿多）的农民收入在1000元以下，也就是说还有1亿多的贫困农民。四是农民失地。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地方随意扩大征地规模，使大量祖祖辈辈靠种田为生，无一技之长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导致一些农民返贫，引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三农”问题，就更加迫在眉睫。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的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达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
一是要城乡统筹，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是实行城乡通盘考虑，统一规划，全面推进，协调发展，在发展方式和工作指导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第一要统筹城乡生产力布局，打通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市场渠道，促进农村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和城市的人才、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和有效组合。第二是统筹城乡产业结构，使城市的产业布局与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合理分工，形成紧密的产业互动链条，由城市二三产业带动农村二三产业，由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推动城市产业层次的提升。第三是统筹城乡居民就业，把农民就业的着眼点从农村内部转移、就近转移转向跨区域、城乡间的大范围转移，把转移渠道从单纯的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到整个城乡二三产业，把转移方式从单纯自发的分散式转移转向有组织的、集群式转移。第四是统筹城乡投入，对农村发展给予更多的财力支持。第五是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障政策，推动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缩小城乡之间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差距。
二是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这是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强农业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举措，一定要把它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的一件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的大事来抓。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是关键。这个龙头可以是加工企业，也可以是销售企业，还可以是科技信息企业等。要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包括政策的、舆论宣传的、金融信贷的、政府服务等方面，增强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引导龙头企业和农民形成生产、加工、销售的利益共同体。
三是要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检验体系建设。这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工作。要把农产品质量、卫生和安全工作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加快建立统一、权威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农业标准化水平。标准化的内涵很丰富，修路有修路的标准，建水库有水库的标准，报名参军有参军的标准，工业产品在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有标准。农业没标准，它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件事要早意识、早动手，不可轻视耽误。
四是要通过体制创新、技术改造、布局优化和产业升级，提高农村工业的市场竞争力。农村工业是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力量。要引导农村工业根据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的需要，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储藏、保鲜、运输业，在提高技术水平和保护环境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宝丰的养羊，只是贩羊、宰羊，不搞深加工，至少是损失了很多利润。农产品同样有个拉长加工值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差距很大。我们的农产品加工率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而经过二次以上深加工农产品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农产品加工的产值一般为农业产值的2—3倍，我国仅为80%左右）。因此，我们必须围绕提高农产品增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
五是要发挥农产品的潜在优势。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讲食品的无公害化，讲究食品的绿色和有机。我们的农业优势恐怕就在“有机”和“绿色”之中。举两个例子：近几年我们的苹果一直卖不上好价。我在西海固的时候，苹果的价格不如土豆的价格，因为我们打农药，用打农药的办法防虫咬，而苹果却被农药污染了。美国则是用套袋的方式，不但防虫，还提高了苹果的质量。这是劳动密集型工作，我们有的是劳动力，这正是我们的强项。如果我们的苹果按照美国的去做，价格就会成倍上升。1999年，我到法国去考察，还有市政协的徐向理同志。我看到每行葡萄树前后都栽有一棵玫瑰花，为什么？一问才知道，玫瑰花开花早、味香，易生虫子，通过观察玫瑰花，作到对葡萄树病虫害早预防，保证食品的“有机”和“绿色”。我们有传统的经验，再加上现在生物技术的日新月异，从事农业工作的同志应在提高农产品质量，在发挥农产品潜在优势上有所建树，有所作为。
六是政府要转变管理农业、农村工作的方式。政府对农业、农村工作的管理方式应该是“积极引导，热情服务”。三农问题，地点在农村，基础是农业，但关键还在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农民的关系，这个问题很重要。政府和农民的关系改革开放前比较明确，也比较好办。简单地讲就是一个“管”字：省管地区，地区管县，县管公社，公社管大队，大队管小队，一级管一级，一级级管下来，也就大体清楚了。哪个时候，连农民一年种什么，种多少，卖些什么，卖多少，政府都管了，而且管得很细、很紧。现在是市场经济了，政府同农民的关系再归结为一个“管”字就不行了。现在农村的形势是“两个千”、“两个万”：千家万户的小生产，面对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在这种新形势下，政府再按老办法来管，不但管不好，而且还要出乱子。
不管行不行呢？肯定不行。听凭“千家万户”在“千变万化”中去摔打，去游泳，农民非摔伤摔残不可，非呛水淹死不可，撒手不管也是失职。横加干预行不行呢？肯定也不行，要犯错误。这两种倾向在农村工作中都要尽量避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积极引导，热情服务”。积极引导，就是积极引导他们奔向千变万化的市场，从市场中提高自己产品的价值，从市场中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譬如调整结构，带有区域性、战略性，一家一户就是知道了，也很难主动进行，政府就要引导。热情服务，对政府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了。农民要进入市场，农民要调整结构，地里种什么，种子从哪里来，技术怎么学，市场怎么建，东西怎么卖，这都需要服务。当然，不是政府直接出面，但政府你得组织各种服务组织（协会、技术、信息，包括项目建设，建立龙头企业），向农民提供周到的服务。这就好比农民在河这边，市场在河那边，中间呢？政府必须搭座桥或者搞几只渡船，这桥和渡船就是服务。否则，农民只看见河对岸风光好，干着急，就是过不去。
其实，我们中国的农民是最朴实、最好引导的，一时想不通，不要强迫，先搞示范，作出样子，只要有好处，他们就跟上来了。示范、试点，园区建设很要紧。
四、关于城市化问题
城市化是21世纪世界发展的三大趋势（另外两大趋势为信息化和全球化）之一。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中期加速发展阶段，我国城市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城市化的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城市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现象。预计在未来15-20年内，伴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城镇人口和城镇数量将增加一倍，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以上。目前城市化总量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很多地区把它作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发展战略。但是，部分地区对城市化存在模糊，甚至是错误认识，在推进城市化的实践中也存在不当做法。这些城市化误区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势必将严重影响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澄清对城市化的错误认识，并使城市化真正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手段。
误区之一：对城市化概念认识简单化。城市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了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步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相适应，出现了乡村人口的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的比重稳步上升，居民点的物质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状转化或强化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
然而，有些地方把城市化仅仅看成是农民迁入城市，城镇人口增加，城市规模扩大，这无疑是把城市化看得太过于简单了。一方面，就宏观社会经济而言，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地域规模的扩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社会经济活动方式的根本变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由以农业活动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向以非农经济活动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转变，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区域空间景观也由农村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向以非农经济活动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转变，由农村占主体演变成以城市占主体；另一方面，对城市化主体——农民而言，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更是一个艰难而又审慎的抉择，决不像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过程本身那么简单。农民从农村迁入城市这个过程从总体上来说是农民从农村社会进入城市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到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过程，它包含着农民经济活动由农业活动向非农产业活动的转变，生活方式由农村单一性向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转变，以及文化活动方式、思维方式、各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再社会化等等。在迁移决策中，迁入城市前涉及承包土地、农村原有住宅等问题；迁移到城市后，又涉及就业、住房，以及与户口身份有密切联系的各种城镇福利保障等问题。可见，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复杂变迁的过程。城市化内涵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各部门必须统筹安排，相互协调，周密布置，以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协调发展。
误区之二：混淆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将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预期过高。城市化的基本动力是工业化。人口和其他生产要素在城市的积聚可以产生经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反过来又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因，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果，城市化对经济的反作用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目前，有些地方颠倒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思想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误区，即认为一个地区城市人口增多了，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就会刺激需求，拉动内需，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甚至用城市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国民经济和城市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过分地夸大了城市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城市化的本质是伴随着工业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一方面，只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提高了，二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城市才吸引非农人口和二三产业的增加和积聚，进而发挥城市规模效应，促进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的发展。决不能不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用行政手段积聚城市人口，提高城市化水平，以期促进经济的发展，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因此，要理顺城市化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以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化，以城市化的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形成经济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机制。
误区之三：重视城市化量的扩张而忽视城市化质的提高。城市化进程不仅是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数量与比例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城市质量的提高。从城市化的内涵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不仅表现为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还表现在城市的更新、城市空间组织的优化、城市功能完善等方面。城市化是城市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的统一体，城市现代化是城市化内在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当前，人们往往只注重城市化量的增加，而忽略了城市化质的提高。这表现在盲目追求城镇人口的增加和城镇地域面积的扩大，而不重视城镇的更新改造和城市环境质量的提高等。其结果是导致城镇建设乱铺摊子，城市无序向外扩展，走的是外延型的城市化道路。这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同时还为未来的城市建设带来困难，对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
我市的城市化率较高，已达到57.8%，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我们必须要坚决摈弃以上几个误区，进一步加深对城市化的认识，要正确处理好加快城市化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正确处理好加快城市化与发展经济的关系，牢牢抓住发展第一要务，以经济发展加速城市化，以城市化促进经济发展，实现良性互动；正确处理好推进城市化、扩大城市规模与提升城市品质与内涵的关系，走内涵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正确处理好加快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既要满足需要、适度超前，又要厉行节约、讲求效益；正确处理好好加快城市化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充分考虑环境容量，并把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视为城市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真正做到经济、环境和城市建设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实施，稳步、有效地推进我市城市化进程。
五、关于资源问题
能源、资源是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有限的。我国实际上是一个资源较为匮乏的国家，特别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而且质量不高。
第一，国土资源。我国的国土先天不足，国土面积65%以上是山丘，70%受季风影响，33%是旱地荒漠，55%的国土不适应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土地生态系统衰退，土地沙化、荒漠化问题严重。土地生态系统衰退，土地沙化、石漠化问题严重，其中，全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涉及全国18个省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不同程度地受到荒漠化的威胁。土地受环境的污染严重。其中，全国受工业“三废”污染的耕地面积大体有1.5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20；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1/5。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的势头还未完全控制。1952年我国人均耕地2.82亩，2003年减少到1.59亩，我国人均耕地为世界人均耕地的45%，不到俄罗斯的1/8、美国的1/6、印度的2/3。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人均耕地已低于0.8亩的警戒线。另外现有土地利用强度加大，肥力衰退。耕地中中低产田的比例由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三分之二增加到90年代的五分之四。直耕后备土地资源不足，开发制约因素多。目前我国共有直耕后备土地资源约12000万亩，按60%的垦殖率计算，可开发耕地72000万亩，仅为我国现有耕地总量的3.7%。直耕后备资源60%以上分布在水资源不足、水土流失、沙化和盐碱化严重的西北部地区，且交通不便，若开发不当，易引发生态环境问题。未来30年内，耕地面积在现在的基础上只会减少，不会增加。
石嘴山市的国土状况也不容乐观。全市土地面积5309平方公里，其中山地1347平方公里，占土地面积的25.3%；山前洪积扇484平方公里，占土地面积的9.1%；冲积平原2189.7平方公里，占土地面积的41.3%；鄂尔多斯台地423平方公里，占土地面积的8%。全市有耕地105.5万亩，人均占有耕地只有1.46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9亩/人），不足全区人均耕地（3.28亩/人）的一半；而耕地中盐渍化、重渍化土地占25%，中低产田占70%以上。全市土地中，风沙地43.4万亩，盐碱地80万亩，裸岩石质地60.4万亩，风沙地、盐碱地和裸岩石质地占到全市土地总面积的23%。
第二，水资源。如果讲土地是生命之根，水则是生命之源。而我国正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危机。一是人均占有水资源严重不足。我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2200立方米左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更为严重的是，水资源分布很不均衡，长江以北地区缺水严重，以华北为例，人均占有水资源仅有400立方米左右。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不上水，其中有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而且还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根据中国工程院《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报告》中称：全国目前缺水总量约为300亿—400亿立方米，预测到2030年，我国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将下降到1700立方米左右，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二是我国主要河流有机污染普遍，污染日益突出。2001年，全国未达到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约17.3万平方公里。东海有一半以上的海水水质属于超四类。此外，我国海域赤潮发生次数逐年增多，发生时间不断提前，赤潮生物种类增加。七大江河水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一半以上的监测断面属于五类和劣五类水质。比如黄河，我们常把黄河比喻为母亲河，5000年中华文明史，有3000多年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可以说，黄河哺育了中华民族。如今，黄河以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和15%的耕地的生产，黄河流域内水资源的开发率已高达70%，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40%的警戒线，与河争地、与河争水，不但用掉了已分配的水量，还用掉了排沙用水和生态用水。
石嘴山市是全国缺水城市之一。市境水资源总量为10.805亿立方米/年，当地产水量仅为1.585亿立方米/年，黄河引入量9.22亿立方米/年。地下水量为1.039亿立方米。全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468立方米，为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65.7%（如无黄河引水，我市将是严重干旱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17立方米，不足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0%）。水资源紧缺，且水资源质量较差，地表水矿化度高，有近一半不能利用。陶乐地下水含氟量较高，平均含氟量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69%。部分地区水体污染较为严重。2001年度石嘴山市地表水体均属劣五类水质，近三年未见好转。大武口地区浅层地表水由于工业、生活污染浸流渗透排放影响，已遭受污染，水质下降。
第三，工业战略资源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应该说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20世纪的后20年，中国石油消耗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但是，中国的石油储量仅占世界的1.8%，天然气占0.7%，煤炭占11%，铁矿不足9%，铜矿不足5%，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铁、铜、铝等重要矿产的国内保障程度低。如此高的消耗速度，迅速枯竭着中国的资源。从消费总量看，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0%，铝将达到80%。
虽然我国的资源有限，但资源的单位产值消耗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却明显偏高。从主要产品的单位能耗来看，火电供电煤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21%，水泥综合能耗高45%，乙烯综合能耗高31%。从矿产资源的能耗强度看，我国每万元GDP消耗的钢材、铜、铝、铅、锌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4.8、4.9、和4.4倍。2003年我国GDP仅占世界4%，却消耗了世界7.4%的原油、30%的铁矿、27%的钢材、31%的原煤、25%的氧化铝和50%的水泥。
和全国一样，石嘴山市矿产资源也相对匮乏，除硅石外，其他资源有限，工业生产绝大部分资源需从市外其他地区调入。但却是我国产值能耗最高的地区之一，2004年，每万元GDP消耗标准煤10.84吨，是全国水平的4倍，世界水平的8倍；每亿元工业产值能源消费量为4.5万吨标准煤，每亿元工业产值电力消费量在6600万千瓦时左右，均高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每度电实现工业产值仅为0.7元，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约为40%，粉煤灰利用率不足25%。
六、关于生态环境问题
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就是：环境污染严重，环境容量大大超载。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倍。2003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453亿吨，超过环境容量82%，其中化学需氧量排放1348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年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目前，我国每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近10亿吨。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造成了我国环境质量的恶化。大气环境处于严重污染水平。城市空气污染严重，2003年监测的340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良好、轻微污染和严重污染的分别占41%、32%、27%；酸雨污染突出，全国国土面积1/3左右受酸雨影响。土地生态系统衰退，水资源严重。这些，直接影响了生态环境严重退化。生态环境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已体现出来。据统计，2003年，我国包括赤潮在内的各种海洋灾害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亿元，死亡、失踪400多人人，受灾人口约1400万人；草原灾害中仅鼠虫害危害面积便达7200万公顷，仅对牧草一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20亿元。据统计，全国400多座城市缺水，日均缺水量约1600万立方米，每年影响工业产值2300亿元。因为缺水，2001年，全国农作物受旱面积3846万公顷，粮食损失548亿公斤，经济作物损失538亿元。
石嘴山市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全市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年日均值，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的1.37倍，年超标率为72.2%，可吸入颗粒物年日均值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的1.48倍，年超标率为72.7%；二氧化硫年日均值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的1.3倍，年超标率为32.2%。河滨工业园区、太沙工业园区、红果子工业园区以及隆湖经济开发区的空气质量都超过了国家的三级标准；黄河水宁夏出境断面、第三排水沟、第五排水沟水质均为劣五类，给石嘴山黄河水厂的水质安全带来直接威胁；工业固体废物全年产生250万吨左右，多年累积堆贮量达5000万吨，总占地面积600多公顷，造成的二次污染非常严重。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
能源、资源有限的，环境容量是有限的。能源、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高污染，不但影响到当代人的发展，而且更会严重地影响到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这种吃子孙饭、断子孙路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进行根本改变。在今后的发展中，一要必须牢固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自然资源只有节约才能持久利用。要在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培育人人节约资源的社会风尚。要在资源开采、加工、运输、消费等环节建立全过程和全面节约的管理制度，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逐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依靠科技进步推进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坚决遏制浪费资源、破坏资源的现象，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二要牢固树立保护环境的观念。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人们生存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要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能以眼前发展损害长远利益，不能用局部发展损害全局利益。要在全社会营造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建设环境的良好风气，增强全民环境保护意识。三是要牢固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观念。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要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坚决禁止过度性放牧、掠夺性采矿、毁灭性砍伐等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要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
七、关于差距问题
存在差距是现阶段我国的国情，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物。但差距过大，或差距持续的时间过长，就会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和不稳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明显扩大，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从1980年的50%提高到了2003年的59%，中、西部地区分别由30%和20%下降为24.5%和16.5%；从人均GDP看，东部地区人均GDP水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幅度进一步提高，由1980年的高34%，提高到2002年的53%左右，而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也进一步扩大，由1980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8%和70%，下降为2002年的70%和59%；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GDP的相对差距进一步扩大，分别由1980年的1.5∶1和1.9∶1扩大为2002年的2∶1和2.6∶1；人均GDP最高的省（不包括直辖市）和人均GDP最低的省之间的相对差距由1980年的3.52倍扩大为2002年的5.43倍。
经济发展的差距问题，对广大老百姓而言，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收入的差距。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差距逐年扩大。1991年为0.282，1995 年为0.388，1996 年为0.424，1998 年为0.456，1999 年0.457，2000年0.458，10年上升1.62倍。1999年调查，最富有的20%家庭占全部社会收入的42%，20%的贫困家庭仅占6.5%。二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平均数掩盖了实际差距。据2000年统计，全国尚有22.8%的县未上温饱线，86%的县未达小康线，5%的贫困县与5%的富裕县人均GDP相差16.4倍。三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改革进入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由于各行业收入增幅和工资收入标准拉开档次，到90 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与1990年相比，2000年房地产业收入增长470%，金融保险业收入增长542%，采掘业收入增长206%。四是城乡内部的差距拉大。2001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年收入6907.1元；最低收入为2834.7元，最高收入为15220元，后者为前者的5倍多。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低为500元，最高为4000元，后者为前者的8倍。如果城乡综合比较，居民收入差距最高是最低的30倍以上。五是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相对稳定的贫困群体。这个群体由失业者、无保障的离退休员工（包括不能按时足额领取退休金、退休金低于温饱线）、“老少边”地区和农村未脱贫和返贫的农民、伤残者等组成。
统计表明，我国地区差别不仅表现在GDP增长上，城乡居民收入上，也表现在社会发展，特别是教育、卫生和文化方面。2003年，东部地区6岁以上人口，每万人中大专以上人口比例达到6.78%，中部地区为4.87%，西部地区为4.51%；万人拥有高校数，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0.014，0.011和0.01个。2003年，东中西部地区万人拥有医生数分别为16.23、14.00和13.17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分别为27.51、23.35和22.18个。
近年来，我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与浙江等东部地区乃至周边其他城市相比，无论在发展速度、发展质量，还是在发展后劲方面，都还存在明显的差距。2004年我市的人均GDP为12366元，仅为浙江等东部发达地区的50%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浙江等东部发达地区的50%和40%左右；银川和乌海两市地区生产总值分别比我市多99亿元和1.57亿元，增速分别比我市高1.3和18.1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比我市多13.33亿元和300万元，其中，乌海市地方财政收入增速达到了67.6%，比我市高出29.7%。两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7984元和8208元，比我市多1030元和1254元，其中，乌海市增速为21.7%，比我市高7.4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乌海市达到了3886元，比我市多432元，增速比我市高12.4个百分点。比较可以看出，别人不仅发展速度快、增长幅度高，而且这种高增长是建立在经济总量相当大的基础上的，长此以往，我们只会被发达地区甩得越来越远。更为重要的是，透过数字进行深入分析我们还会发现，落后于东部地区和周边其他城市，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上的落后，而且在思想观念、发展意识、工作作风、精神状态上也都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如果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大的触动，认识不深、不透，不解决或者解决不好，差距还会继续拉大，就会被别人甩得更远，这是一个非常紧迫而又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在全社会大力营造一种不甘于贫穷、不甘于落后，敢闯、敢试、敢干的浓厚创业氛围，以共产党人的豪迈激情和昂扬精神，变差距为动力，变精神为物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奋发图强，这样干事才会有主动性，工作才会有创造性，才能打开新局面，才会有质量和实效，石嘴山市的发展才会更有希望。
八、关于湿地问题
湿地是指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的沼泽地、湿原、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静止或流动、咸水或淡水、半咸水或咸水的水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水域。湿地不仅仅是我们传统认识上的沼泽、泥炭地、滩涂等，还包括河流、湖泊、水库、稻田以及退潮时水深超过6米的海水区。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被称为地球之肾。湿地是人类最重要的环境资本之一，也是自然界富有生物多样性和较高生产力的生态系统。它不但具有丰富的资源，还有巨大的环境调节功能和生态效益。各类湿地在提供水资源、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均化洪水、促淤造陆、降解污染物，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是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国湿地面积约6594万公顷（其中还不包括江河、池塘等），占世界湿地的10%，位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其中天然湿地约为2594万公顷，包括沼泽约1197万公顷，天然湖泊约910万公顷，潮间带滩涂约217万公顷，浅海水域270万公顷；人工湿地约4000万公顷，包括水库水面约200万公顷，稻田约3800万公顷。然而，由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过度围垦和改造，使我国的湿地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外来生物入侵导致湿地生物多样性消退；严重的污染，对依赖湿地生存的重要濒危野生动植物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保护湿地，对于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状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2004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必须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正确处理好湿地保护与开发利用、近期利益与长远效益的关系，绝不能以破坏湿地资源，牺牲生态为代价换取短期经济利益。要把加强湿地保护，恢复湿地功能，作为改善生态状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件大事，予以高度重视，并切实抓紧抓好。
目前，我市正在实施的以抢救性保护和恢复天然湿地为目标的星海湖湿地综合整治工程，这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体现，是改善我市生态环境，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有效举措。我们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精神，严格按照星海湖湿地综合整治规划，坚持适度超前、量力而行，严格标准、稳步推进的原则，坚持不懈地实施好这一工程。
同志们，今天我讲的这些问题，比较庞杂，但恰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内容，也是在我们工作中必须要注意和把握的。我们一定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为本，按照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的各种问题，加快我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步伐，努力实现提前五年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最后，我讲一个小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报告。西汉刘向编著的《说苑》中，有一篇记载齐桓公和管仲说“天”的文章。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王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人君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也就是说，当君王的人，要把百姓当作天。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百姓亲附就可安宁，百姓辅助，就能强盛；百姓反对，就很危险，百姓背弃，就要灭亡。因此，我们要以百姓为天，视百姓为本，为百姓服务，帮百姓致富，替百姓谋福，让百姓满意，得百姓拥护，是强国的要素，不可须臾懈怠；一切扰民、欺民、掠民、绝民的翻“天”贪官，都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以人为本，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永远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