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沉睡海底的古城文化(2)
地中海发现的第一个古代雕像是1832年在意大利西部海岸皮昂比诺和厄尔巴岛之间的海底由拖网渔船打捞上来的。这是公元前5世纪制作的“皮昂比诺的阿波罗”青铜像。
这尊雕像现存于罗浮宫美术馆，是最负盛名的陈列品之一。从风格上看，它是马格那·古拉埃基亚地区的作品。也许，这尊雕像是某一时期从南意大利的一个古希腊殖民城市交流到这里的。其线条洗练的造型，极为清楚地表现了人体的各部结构，具有典型的古希腊艺术风格。特别是其准确造型与青铜材料的完美统一，作为现存蜡模铸造最为原始的一例，在古代艺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现在却无从寻找这一雕像发现的确切地点。
进入20世纪后，1925年从爱琴海深处的马拉东海湾的海底由渔网打捞出一尊青铜像——“马拉东青年像”。推测是由希腊开往意大利的商船的货物之一。这个比真人略小的雕像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其典雅安详的神态使部分专家认为这是希腊大雕刻家普拉克西泰莱斯的作品，现存于雅典国立博物馆。
1928年，在希腊埃维厄岛的阿尔泰米希奥海角的海底，发现了一尊“波塞冬”青铜像。据说，是雅典的艺术品收藏家安德尼斯·拜那基斯雇佣海绵潜水夫打捞上来的。海神波塞冬，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这尊雕像，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制作的三尊早期青铜像中仅存的两尊之一，是十分珍贵的遗物。传说这尊雕像最初放置在科林索斯的伊斯特毛斯，后来在运往君士坦丁的途中，因遇难而沉没海中。
在这个海域，还曾发现被认为是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34—前30年古代历史时期）的“少年骑手像”（青铜像，高85.2厘米）。这尊巧妙捕捉住黑人少年骑手激烈运动姿态的作品，被认为是公元前150年左右制成的。
要说起希腊雕刻，即使从遗物的数量上说，也不能不想起普通的大理石像。但是，在古希腊的雕刻作品中，更多的是青铜像，其质量毫不逊于大理石像。公元前7世纪，在希腊的圣地，只要一建造石结构神殿，就要同时用石材和青铜为材料，精心雕刻完成被祭祀的主神像和装饰建筑的纪念性雕像。当然，最早用做雕像的材料是木材，接着是青铜，然后才是大理石。虽然最早使用青铜造像的年代在文献上还不清楚，但像我们能见到的被推定为宙斯头部的“男人头像”，是公元前6世纪末的作品，被认为是最早的青铜雕像。学界认为此像是用砂型铸造成的，但此后，与大理石一样，用青铜铸造真人大小甚至更大的青铜像以装饰神殿和其它建筑的做法就普遍起来，这一点在当时的金石文和文献中均有明确的记载。再进一步则以大理石像为范模，将原像翻制成青铜雕像。到了公元前5世纪，产生了整个古典时期极为优秀的青铜制品。其中之一，就是在德尔法发现的“青年御者像”和前面讲过的在阿尔泰米西奥发现的“波塞冬”像。“波塞冬”像是古典期青铜雕像中不可多得的珍贵作品。
2.安提基希拉岛的沉船
自古以来在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域发现的古代文物，大多是由希腊的海绵打捞工人和拖网渔船的渔夫们打捞上来的，关于这方面流传有许多轶闻趣事。他们也自诩具有在海底发现为数众多的古典期的优秀雕像的经验。他们不仅熟知爱琴海的古代海底图，而且有使用空气呼吸器采集海绵的技术传统。他们熟练地运用这些技术，能够把纯属偶然发现的沉睡于海底的优秀艺术作品及双耳陶瓶等打捞上来。这些极偶然的发现事实上不断地在推动地中海地区海底调查工作。
在地中海所进行的水下考古学调查，是以1900年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安提基西拉岛水湾偶然发现的沉船为开端的。在北非近海完成打捞海绵作业的小船在回程途中，为躲避风暴无意中来到安提基西拉岛避难。当时，海绵打捞潜水工人埃利阿斯·斯塔代阿提斯发现了沉在海底的大理石像和青铜像，并以打捞上来的青铜像的一只手腕为证据。船长德麦道利奥斯·昆道斯将这一情况悄悄地报告了希腊政府。其结果是引发了世界上第一次由国家参与的海底考古学调查。调查是由雅典博物馆研究人员、希腊海军士兵、潜水员等共同参与进行的。
这一海域的水深约50米，而且气候恶劣，时有雷暴天气，给调查和水下作业带来了极大困难。但此次海底调查，仍然自1900年始到1901年动员了大批潜水员进行工作。在提升水下文物时由于钢索断裂使文物掉到更深的海底的事时有发生，祸不单行，还发生了潜水员不幸牺牲的事故。考古学家虽然也参加了调查工作，却由于没人能潜水，实际上在调查中一筹莫展。虽然在只有潜水员工作的情况下，无法科学地记录海底遗物的保存状态，然而调查却始终极为严肃认真的进行。这次调查了解到海底遗物主要是船上的货物，发现了大理石像的碎片，建筑材料及青铜像胸部的一部分。以此为线索继续进行了更为认真的探查，结果采集到青铜像其它部位的大量碎片。其后将这些碎片成功地进行了复原，成果之一即为现陈列于雅典国立考古博物馆的“安提基西拉青年”像（高194厘米，制作于公元前3、4世纪）。发现的遗物有双耳陶瓶，据推测，这可能是公元前1世纪罗马占领希腊后掠夺并打算运回国内的船上的部分货物，也可能是将作为商品的艺术品或其仿制品运往罗马途中沉没的贸易船的部分货物。
同时在这一海域还发现了青铜的“哲学家的头像”。不管“安提基西拉青年”是否琉西波斯的作品，上述发现，仍然在水下考古学初期的成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1953年，法国的库斯特和迪玛使用空气压缩装置对这只沉船重新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说，海水深54米，海底遗物是船沉没时扔到海里的，海底还堆积着完整无损的艺术品。同时，还从多方面搞清了沉船的构造。船的构件用铜钉加以固定，好像先组装外部，然后再铺设甲板。推测船的重量在300吨以上。根据对部分船板所做的放射性碳元素年代测定，知其为公元前260—前180年左右的船，其沉没时代当在公元前80年—前65年之间。
以此为发端的第一次古代沉船调查，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这次发现的文物中，有的从发现后直到现在一直在进行研究。同时，安提基西拉所发现的文物，不仅对古代艺术专家，就是对科学家们来说，也是十分有价值的古代研究资料。
打捞上来的遗物中混有若干用途不明的青铜和木质碎片，对于这部分文物，直到今天仍有很多学者在继续进行研究。有人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仅因为其似车轮，竟认为这个装配有20多个齿轮和可以转动的刻度盘的结构非常复杂的装置是小孩的玩具！但是，随着木质部分的干燥，搞清了这是一个装配有齿轮的装置，并发现了注明使用方法的刻文。
在对其进行X光透视和结构复原后，才知道这是一架利用齿轮的转动来计算日历的精巧的天体观测仪。这是比华美的雕像更为惊人的发现。如果它真的具有小型天象仪的性能，那就应是现在天象仪及机械钟表的原形。1959年，美国的普林斯顿研究所的英国专家塔莱克·J·道里拉·布兰伊斯博士提出了新说，认为这是现代电子计算机原型的计算器，可以计算出太阳和月亮，甚至行星的运行轨道。无须讳言，这是了解古代希腊的科学技术成就的极为珍贵的遗物，同时也给中世纪以前科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把钥匙。
这种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物与优秀艺术品的发现和打捞成功的背景，是当时已经最大限度地、慎重地使用了彻底的方法，潜水探查的进行、各种技术的采用，以及希腊政府不盲从潮流去探险猎奇，而是对文化遗存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不失时机地进行调查和及时进行打捞的热情，都是成功不可忽视的条件。
19世纪初期，土耳其军攻陷雅典，希腊独立义勇军决心奋起夺回雅典。由于担心决战之时会使巴特侬神殿毁坏，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艾尔金将神殿的柱头从墙上剥下来运到了英国。从雅典的外港皮赖乌斯港出发的运送文物的帆船“麦塔”号于1802年9月16日沉没于安提基西拉海底。第二年将其打捞上来，然而却未放回希腊，而是引渡到了英国。
3.考古家们失而复得的遗憾
据推测，长眠于地中海的海底文物，即使仅限于古希腊时期的文物，从东面的爱琴海罗得斯岛附近的海域，到西面的意大利半岛海面，南面直到非洲北部沿岸附近均有分布。这一情况表明在地中海活动的各民族自古以来就在海上的航行，经常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海难事故，目前仍然流传着许多与此有关的传说。沉没在深海中的船只好像回到了自然的船坞，大都避开了波涛的破坏未受到较大的损伤。这些沉船为考古学、希腊罗马史、贸易史、船舶史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随着沉船考古学调查工作的深入，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古代交易品的情况及船员的海上生活方式，并且能使我们了解到船只构造的改进，各海域的航线等。这种情况，有力地促进了陆地一般遗迹发掘调查无法解决问题的新研究领域的开拓。而地中海则首先为水下考古学这一新兴学科提供了研究场所，因为地中海是世界上最大的沉船宝库。据加利福尼亚大学水下考古研究所的威拉德·巴斯科姆的推算，公元前4世纪，地中海即有供船只出入的港口400余处。后面将提到的自1961年起数年间在爱琴海调查各时代的各种沉船的水下考古学泰斗乔治·F·巴斯教授（当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根据调查结果的概算，指出在地中海的海底，从青铜时代到近代的遇难船只肯定有十万艘左右。可以确定无疑地说，地中海是希腊、罗马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因为自古代以来地中海一直是在文化交流上起着枢纽作用的重要海上交运线。
安提基西拉这些无比珍贵的艺术品的重见天日，无异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拍案称奇的杰作。即使对于那些对考古学毫不关心的海底探险家来说，也使他们认识到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探索的世界。也就是说，全新的水下考古学方法，不仅对海底的财宝，而且为过去的文化遗产的探查和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它对远古以来的文明，必须从新的角度搞清新的事实，提出新的观点。同沙漠与原始森林中曾取得使考古家注目、使世人震惊的发掘成果一样，水下考古也有着重要学术意义，因此必须设立和开辟这一迄今考古学家尚未直接实践过的研究领域。
尽管如此，自安提基西拉的发现以后，潜水员们接连在各个海域发现了各类遗物和沉船，特别是发现了许多雕像及双耳陶瓶。由于工作缺乏计划性，对遗迹随意处置，以致使这些遗物的确切地点大多不清楚。这种类似滥掘的行为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同时也妨碍了注意到海底文物重要性并有研究愿望的学者的海底文化调查，阻碍了水下考古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在20世纪初，由于考古学家的水下调查方法还不成熟，还不能取得完整的成果，结果反而破坏了海底遗迹。最突出的例子是意大利阿尔本加港湾的海底沉船调查。这一沉船是1925年捕鱼时发现的，20年后又在捞贝时从水深40米的海底打捞出被认为是船上货物的很多古代陶器。
意大利波尔迪盖拉的利古利亚研究所的考古学家尼诺·兰波古利亚和费尔南·班瓦，使用热那亚的索利马·萨尔拜基公司的海洋观测船承担利古利亚的海底调查任务，1950年开始对阿尔本加沉船进行探查，在很多打捞上来的双耳陶瓶内侧发现了类似沥青的涂料，因而推定这一沉船是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初运送葡萄酒的罗马商船。然而，由于潜水技术不熟练和经费不足，工作并未取得预期成果。在工作中工作船用戽斗快速排泥法来采集遗物，因此，虽然打捞上来铅制的舵轮、船板、仿动物角的船头以及松、枞之类的建材、728个双耳瓶等大量货物和其它遗物，但包铅的船体却完全放弃了。
虽然这一工作是由考古学家指挥的，但其现场工作方式却是采用了遗物采集主义的极其粗暴的做法，即使从学术上也决不能说是正确的。幸运的是，当时根据调查采集的遗物和其它一些线索，搞清了利古利亚沿海在罗马共和时代是一条非常繁忙的航线，帝政时代以后，由于商品运输完全靠陆路，这一航线也就突然沉寂了。这为其后的研究提供了较为重要的资料。兰波古利亚从对这次调查的自我批判出发，提倡在水底遗迹调查中必须制作平面图。不久，这种方法就通过水下沉船打捞作业，作为进行考古学调查的一条确定原则，在以后的工作中被广泛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