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城市(2)

除了施潘道区，这座城市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完全幸免于轰炸。施潘道区是柏林的第二大区，也是最西部的区，它逃脱了每一个人最惧怕的那种攻击：狂轰滥炸。一夜又一夜，居民们都以为会遭到打击。让他们感到惊异的是，打击并没有来，要知道施潘道可是柏林的巨大的军械工业中心啊。

位于城市核心的那些区有50%到75%都被摧毁了，与那些区形成对照的是，施潘道区只丧失了10%的建筑。尽管这意味着有一千多幢房屋不是被毁掉了就是不再可用，但按照历经袭击而变得更坚强的柏林人的标准来看，这不过是被跳蚤咬了一口而已。在中心地区被炸弹炸得变黑的废墟中，流行着这样一句刻薄的话：“Die Spandauer Zwerge kommen zuletzt in die Sarge”——“渺小的施潘道区人要最后走到他们的棺材里去。”

在施潘道区的最西部边缘，在安静、田园诗般的施塔肯次区，罗伯特·科尔布和英格博格·科尔布夫妇为能够住在一个穷乡僻壤里而谢天谢地。即使那些在附近落下的少数炸弹，也是因为未击中附近的机场而误打误撞落到这里的——而且所造成的破坏也微不足道。他们那幢抹着棕黄色灰泥的两层楼房，有一个玻璃封着的阳台，四周是草坪和花园，这些都没有受到伤害。生活几乎是在正常地继续着——只有罗伯特除外，他54岁，是一家印刷厂的技术主管，他发现每天到城市中心上班越来越艰难了，那意味着全程都暴露在白天的空袭之中。这老是让英格博格担忧。

这天晚上，科尔布夫妇打算像往常一样，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德语广播，尽管老早就被禁止了。他们亦步亦趋地追随着盟军从东部和西部向前的进展。现在苏军离城市的东部郊区只有公共汽车的路程，然而他们所处的乡间气氛的环境使他们放松了警惕，他们难以想象对城市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认为战争是遥远的、不真实的。罗伯特·科尔布确信，他们是非常安全的，而英格博格则确信，罗伯特总是对的。毕竟，他是一战老兵。“战争，”罗伯特曾深信不疑地对她说，“将会从我们身边走过。”

科尔布夫妇确信，不管会发生什么，他们都不会卷进去，于是平静地展望未来。现在春天来了，罗伯特想作出决定，在花园的什么地方挂上吊床。英格博格有自己的家务事要做，她想种菠菜、香菜、莴苣和旱季马铃薯。有一个大问题：她到底是应该在4月初种早季马铃薯，还是应该等到5月，春天更稳定一些的时候再种呢？

在离奥得河25英里之外的兰茨贝格郊外，苏军元帅格鲁吉·K·朱可夫的司令部坐落在一栋抹着灰泥的三层楼房里。在他的司令部里，朱可夫坐在桌子旁，思索着他自己的一些计划。在一面墙上，一幅大的柏林地图详细地显示了朱可夫为了攻占城市而拟议中的进攻。在他的桌子上有三部战地电话。一部是一般用的；另外一部把他和他的同事——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伊万·斯蒂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联系起来，他们二位是他的北翼和南翼的庞大集团军群的指挥官；第三部电话是直通莫斯科和最高统帅约瑟夫·斯大林的直拨电话。这位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年值49岁，胸部厚实发达，他每天晚上11点给斯大林打电话，汇报当天的推进情况。现在朱可夫不知道斯大林何时会下令攻克柏林，他希望他仍然能有一些时间。如果有必要，朱可夫认为他能够立即把城攻下，不过他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他初步计划进攻在4月底进行。他认为，要是走运的话，他能在10到12个小时之内到达柏林，并粉碎一切抵抗。德国人会与他寸土必争——这他预计到了。大概他们会在城市的西部边缘进行最拼命的战斗，在那里，就他所能知道的而言，有德国保卫者唯一的最明确的逃跑路线。不过他决定，在他们试图逃脱的时候从两侧打击他们。他预期，到5月的第一个星期的时候，在施潘道区的大规模屠杀也就开始了。

在位于威尔默斯多夫区的一个二层公寓套房里，卡尔·约翰·维贝格推开起居室的法国式百叶窗，迈步走到小阳台上，估摸着天气。和他在一起的是他忠实的伙伴奥托叔叔和埃菲婶婶，它们是两只跑起来摇摇晃晃、红褐色的达克斯猎狗。它们满怀希望地抬头看着他，等待他们的清晨散步。

近来，散步是维贝格打发时间的唯一活动。街坊四邻都喜欢这个49岁的瑞典商人，他们认为，他首先是一个“好柏林人”，其次才是瑞典人：在轰炸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像许多别的外国人那样离开这座城市。除此之外，尽管维贝格从来也没有对他的不幸抱怨过，但他的邻居们知道，他几乎什么东西都失掉了。他的妻子死于1939年；他的几家胶水工厂因为轰炸而没有了生意；在柏林做小商人30年之后，现在除了他的狗和这套住房之外，他一无所有。在他的一些邻居看来，他要好过许多真正的德国人。

维贝格低下头，看着奥托叔叔和埃菲婶婶。“该出去了！”他说道。他关上窗子，走过起居室，来到小门厅。他穿上工艺考究的软领长大衣，把他那精心刷过的霍姆堡毡帽戴在头上。他打开门厅里光洁的红木桌子的抽屉，拿出一双仿麂皮手套，有那么一会儿，他站在那里，看了看放在抽屉里面的一幅镶了镜框的石版画。

这幅画色彩华丽，画的是一个全身披挂的骑士坐在一匹狂奔的白马上。骑士的长矛上挂着一面飘扬的旗帜。通过头盔的敞开的面罩，骑士目光凶狠地朝外凝视着，一绺头发落在他的前额上。他长着敏锐的眼睛和黑色的小胡子。在飘扬的旗帜上的字是“Der Bannertrager”——“旗手”。

维贝格慢慢地关上抽屉。他把这幅石版画藏了起来，因为在整个德国，对希特勒带有挖苦意味的奚落都是遭禁的。但维贝格又不想丢掉它：这幅讽刺画太有趣了，没法丢掉。

他啪的一声给狗扣上皮带，仔细在身后锁上前门，走下两段台阶，走上满是瓦砾的街道。在这座公寓楼的附近，他向一些邻居脱帽致敬，狗在前面引路，他沿街走去，在弹坑周围小心地迈着脚步。他纳闷，现在结局似乎近了，可“旗手”又在哪里呢？是在慕尼黑吗？是在贝希特斯加登山里他的“鹰巢”里吗？或者，是在这里——柏林？似乎谁也不知道——尽管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希特勒的下落始终是一个大大的秘密。

这天上午，维贝格决定在他最喜爱的酒吧里落脚，那是位于内斯托尔大街7号的哈里·罗斯酒吧——这是该区还开业的为数不多的酒吧之一。它的主顾是各色人等：纳粹要人，德军军官，还有少数商人。那里总是有有用的闲谈，因而人们能够得到最新的消息——昨天晚上炸弹落在什么地方了，哪些工厂遭到了打击，柏林又是怎么在轰炸之下屹立下来的。维贝格喜欢在这种快活的气氛中见他的老朋友，他恰恰对战争的每一个方面都感兴趣，尤其是轰炸的力度以及德国人民的士气。他尤其想知道，希特勒在什么地方。在过街的时候，他再次向一位老熟人脱帽打招呼。尽管他的脑子里全都是问题，维贝格却还知道几件会让他的邻居们吃惊的事情。因为这个比德国人还德国人的瑞典人，也是美国绝密的战略情报局的一个成员。他是盟军的一名间谍。

在位于克罗依茨贝格区的一层公寓套房里，梅兰希顿教会[5]的福音派本堂牧师阿图尔·莱克沙伊特博士正陷于悲伤和绝望之中。他的有着双尖塔的哥特式教堂被摧毁了，他的教徒们被驱散了，通过窗子他能够看到教堂的废墟。几个星期以前，教堂遭到了直接的轰炸，几分钟之后，纵火者又把它付之一炬。每当他看到教堂，都会感到悲伤，而这悲伤至今没有减退。在空袭最猛烈的时候，莱克沙伊特牧师置自己的安全于不顾，冲进熊熊燃烧的教堂。宏伟的教堂的后部及其华丽的风琴尚且完好，莱克沙伊特迅速跑上狭窄的台阶，来到风琴楼，他只有一个念头：向他所钟爱的风琴和教堂告别。他轻声对自己唱着，眼睛充满泪水，莱克沙伊特博士独自演奏着他的告别曲。当炸弹在克罗依茨贝格各地爆炸的时候，在附近的乌尔班医院里心存怀疑的病人，以及在毗邻的地下室里躲避的人们，听见梅兰希顿风琴声音隆隆地奏出那首古老的圣歌：“由于最深的需要，我向你哭泣。”

现在他是在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说着再见。在他的桌子上，是一封圆形签名请愿书的草稿，他要把这封请愿书寄给那些或者已离开了这座城市或者正在当兵的众多堂区居民。“即使在东线和西线的战斗使我们紧张，”他写道，“但德国首都却始终是空袭的中心……你能够想象，亲爱的朋友们，死亡正获得大丰收。棺材短缺。一个妇女告诉我，为了给她死去的丈夫安葬，她用20磅的蜂蜜买了一口棺材。”

莱克沙伊特博士同时也被激怒了。“在为空袭的罹难者安葬的时候，并不总是把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请到场，”他写道，“送葬的人往往不用牧师便接管了葬礼……不用上帝说话了。”在信的始终，他一再提到城市遭到的破坏。“你想象不出来，柏林现在是什么样子。最美丽的建筑被摧毁了，成了废墟……我们经常没有煤气，没有电，没有水。愿上帝使我们不至于闹饥荒！要是买黑市的商品，那价格又高得可怕。”他以一种辛酸而又悲观的语气作结：“这大概是很长时间以来的最后一封信了，也许很快我们就会失去一切联系了。我们彼此还能再见吗？这全都仰赖上帝了。”

另外一位神职人员，伯恩哈德·哈皮赫神父，在达勒姆杂物遍地的街道上坚定地骑着自行车，他决定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有几个星期了，一个微妙的问题一直令他担心。他一夜又一夜地祷告着，寻求引导，并思考着他应该走的道路。现在他做出了决定。

人们对所有神职人员的服务都有很大的需求，不过对哈皮赫神父的需求则是尤其大。这位55岁的神父，还是一位技术高明的医生，不过身份证上却横着盖上“耶稣会会士：不宜服军役”的字样（这是一种纳粹的印记，就像专供犹太人和其他危险而又不受欢迎的人用的印记一样）。他兼职甚多，其中的一个职务就是担任达勒姆宗教会所的地方管事，达勒姆宗教会所是圣心修女会所开办的孤儿院、产科医院和弃婴收养院合而为一的所在。正是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以及她的教徒们，给他带来了问题，也带来了他的决定。

哈皮赫神父对纳粹丝毫不抱幻想，对战争必定怎样结束也丝毫不抱幻想。他老早就认定了，希特勒和他的野蛮的新秩序注定是一场灾难。现在危机正在迅速来临。柏林陷入圈套——在征服者的目光中，成了失去了光泽的圣餐杯中的酒。达勒姆宗教会所和它的善良并且不明世故的修女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哈皮赫神父神情严肃，在修女院的外面把自行车停了下来。大楼只受到表面的损伤，修女们坚信，她们的祈祷被上帝听到了。哈皮赫神父并不同意她们的观点，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所以认为运气和拙劣的枪法与这种表面损伤可能会有某种关系。

当他从门厅走过的时候，他抬头看着那个巨大的塑像，塑像穿着蓝色和金色的衣服，高高地举着一柄剑——这是圣米迦勒，“上帝的与一切邪恶进行战斗的骑士”。[6]修女们对圣米迦勒的信念有充足的根据，不过哈皮赫神父依然因为他做出了决定而感到高兴。就像别的人一样，他也从那些在推进的苏联人面前逃掉的难民那里获知，德国东部是一片恐怖。他确信，这些说法有许多是夸大其词，不过有一些他知道是真的。哈皮赫神父决定必须要告诫修女们，现在他得选择合适的时间去告诉她们，尤其是他得找到正确的字眼。哈皮赫神父对此感到烦恼：你能怎么告诉60名和平信徒修女，她们有遭到强奸的危险呢？

3

对性攻击的恐惧就像一张棺罩一样，覆盖在全城之上，因为柏林，在经历了几乎6年的战争以后，现在主要是一座女人的城市。

起初，在1939年，首都有432.1万名居民。但因战争而造成的巨大伤亡，对男人和女人的兵役征召，以及在1943到1944年间100万公民自愿向安全一些的乡间撤离，使那个数目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到现在，唯一以任何可观的数目剩下的男人，是18岁以下的孩子和60岁以上的老人。18岁至30岁的男性年龄群体，总数还不到10万人，而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不是免服兵役，就是伤号。1945年1月，城市人口据估计是290万人，但现在，在3月中旬，那个数字当然是过高了。在不到11个星期就遭受到85次袭击之后，也由于围城的威胁笼罩全城，又有成千上万的人逃走了。军事当局估计，柏林的平民人口现在大约是270万人，其中200万人以上是女人——而且甚至这也仅是一个基于对情况的了解而做出的估计。

使得要获得有关人口的真实数字的努力变得复杂的是，难民正在从苏军占领的东部各省集体大逃亡。有些人认为，难民的数字高达50万。一连几个月，这些逃亡的平民离开家园，用肩膀扛，或者用马车拉，或者用手推车推，带着他们的财物，往往在前面赶着牲畜，堵塞了进入柏林的道路。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待在柏林，而是继续向西行进。但在他们的身后，留下了大量梦魇般的故事；有关他们的经历的这些传闻，就像流行病一样在柏林传播，把恐惧传染给了许多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