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惊心动魄(1)
局势似乎马上就要演变成一场令人惊恐的危机，所有持共同目标的人们需要快速、团结地组建起自己的委员会。
——1774年3月31日弗吉尼亚议会上的一封信
蒙蒂塞洛遭遇了一个极为离奇的季节。1774年2月21日星期一午后不久，弗吉尼亚史上首次记载的地震猛烈地袭击了阿尔伯马尔县。在沙德维尔一片惊恐慌乱之中，伊丽莎白·杰斐逊——托马斯智力不健全的妹妹失踪了。三天后，当人们找到她时，她已溺死在里瓦纳河里。
5月第一个星期刚过了一半，一场春雪侵袭了蓝岭，蓝岭霎时白茫茫一片。第二天，一场可怕的霜冻肃杀了万物。杰斐逊在自己的园艺记录本上写道：“树叶、葡萄藤、小麦、黑麦、玉米和大量的棉花全部凋零。这场霜冻范围广、毁灭性强，整个县和临近的殖民区都遭了灾。”蒙蒂塞洛只有一半的水果幸免于难。
然而蒙蒂塞洛也有喜事降临：帕蒂·杰斐逊在1774年4月3日星期日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女儿。这个女儿名叫珍·杰斐逊，与杰斐逊的母亲和早逝的姐姐同名。这是帕蒂·杰斐逊婚后19个月内的第二次生产。在婚后的前27个月里，帕蒂有18个月处在孕期。即使在贵族精英家庭，生产也是极危险的，母亲和婴儿很容易丧生。杰斐逊深知这一情况：帕蒂和杰斐逊的6个孩子就有两个夭折了。
不言而喻，杰斐逊是位炽热的情人，但他也是位细心的丈夫和父亲。在他的记录本里曾记着购买“乳管”，一种协助哺乳的玻璃器具。
然而还有大量的政党事务需要处理。1774年城镇自治议会在威廉斯堡召开，有许多事务需要商榷处理，杰斐逊必须出席。
将妻儿留在家中——刚刚出生不久的小珍和蹒跚学步的帕茜——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冲突升级的前夕，杰斐逊回到了威廉斯堡。
这场危机已经持续数年了，而且还将继续。当选下议院议员后，1769年5月，杰斐逊首次出席了下议院该年的第一届会议。杰斐逊身陷在与英国发生的不同程度的对抗之中。大英帝国通过征税对英属北美殖民地进行压榨已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英国议会又强加了新的税种以增加收入，殖民地有众多的殖民州首府（波士顿、安纳波利斯、费城、威廉斯堡等）因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抗。北美各地殖民当局和英国机构对这批顽抗、无理、忘恩负义者挑动的叛乱局面已忍无可忍。
从反抗《唐森德税法》到波士顿倾茶事件，英国当局试图施加控制。北美殖民地居民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反抗，包括制定了停止对英贸易和抵制英货的法案，并抗议将倾茶事件的案犯引渡到英国受审。殖民地成立了通讯委员会，以使各殖民地加强联系，互通情况，协调抗英斗争。
在弗吉尼亚，托马斯·杰斐逊心中淤积着一种悲痛：独立并非没有可能，只是道路曲折又漫长。直到1772年5月，如乔治·威勒这类人士仍坚持维持或至少表面维持现状。威勒给英国当局写信，要求“赐发新的制服长袍，就像下议院成员现在穿着的那种，只是比我现在的好些……这件真是耻辱”。从他信中不难看出，尽管言辞嘲讽，威勒绝不会预料到殖民地会团结起来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并联合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
杰斐逊岳父当时的一番话鼓舞了许多殖民地开拓者的民族士气，因为他已经敏感地嗅到了反抗运动潜在的强大力量。1772年10月威廉斯堡的记录中记载，约翰·威乐士曾说道：“如果‘反对派政党’公开反叛大英帝国，局势会一片混乱，奴隶会加入反叛，我们贩卖奴隶的交易将很难再维持下去，我会在混乱前离开这里。”“反对派政党”当时还未形成，他随口暗指的还只是反抗运动。
反抗是一回事，反叛又是另一回事。与杰斐逊同一阶层的部分弗吉尼亚人选择了忠于大英帝国，而非走上革命的道路。他的表亲，塔兹韦尔庄园的约翰·伦道夫，后被人称为“保守党”约翰·伦道夫，因为他极为效忠大英帝国——当殖民地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时，他的忠心促使他选择了返回英国。总的来说，约有1/5，即20%的北美殖民地白种人居民选择了支持大英帝国。
然而，杰斐逊备忘录里的一则注释表明他的想法在不断膨胀。这则注释为：“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我们的国家。”
对精英阶层来说，革命是最敏锐的经济选择。英国殖民当局已下令禁止北美人民到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开荒，通过限制他们的资金（或限制他们贷款）达到自己的目的。弗吉尼亚州公共财政已陷入困境，州内无法继续通用“七年战争”期间发行的纸币，这使纸币的持有者迅速赤贫化。无疑还有个人资金方面的问题：庄园主亏欠英国债权人巨额资金。用杰斐逊的话来说，“这些债务从父到子已拖欠了数辈，因此庄园主实则是一些伦敦商贸公司的附属财产”。弗吉尼亚庄园主欠债至少230万英镑，几乎占到北美殖民地亏欠英国商贸公司总额的一半。1774年5月，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建议暂停偿还这类债务。
仅数个星期之前，在个人财务方面，杰斐逊刚做出了一个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决定。1773年约翰·威乐士去世时，留下了价值3万英镑的财产，但单他亏欠布里斯托的法雷尔和琼斯商贸公司（他最大的债权人）就高达1.1万英镑。1774年1月，杰斐逊和威乐士的其他两个女婿决定自行分配岳父的遗产，其结果是：如果杰斐逊偿还不了所承担的那部分威乐士的债务，就要用自己的财产抵押或偿还。
对殖民者来说，决意反叛绝不仅仅因为经济问题，但无疑与金钱密切相关。在弗吉尼亚，反叛的动力来自有产阶级，中产和无产阶级只是迟缓地跟从像杰斐逊这样的领袖人物。这是一场富人的革命，杰斐逊正是一名富人；这是一场开明的革命，而杰斐逊正是一个开明的人。
经济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力量产生了一种思潮，这种思潮教导弗吉尼亚人如果脱离大英帝国的控制，就能看到一个更清新、更引人注目、更有吸引力的未来。
在杰斐逊的政治想象中，任何被视为侵犯自由的行为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解读。征税、驻军、制定贸易条例、禁止北美人民到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开荒、屠杀印第安人及其他事件，都是宗主国英国强势掌控北美殖民地权力的表现。这些权力在杰斐逊和其他人眼里是本应属于他们自己的（或者至少应由他们主导制定相关的宪法条例）。离专制主义仅一步之遥，大英帝国的镇压近在咫尺。英属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想法并没有错，从历史及他们的政治经历中可以看到，权力一贯倾向于统治者及其追随者，而并非定义更广泛的人民。
作为一名弗吉尼亚人及议员，杰斐逊敏锐地觉察到英殖民当局在不断地加大对权力的控制。1729年之前，英殖民当局未曾废除过弗吉尼亚殖民地宪法中的任何法案。在随后的35年间（即至1764年），殖民当局干涉多于60次，每年不少于2次。之后，1764~1773年的9年间，有35项法案被废除，呈稳定的令人激愤的上升趋势。这种局面令议会议员等弗吉尼亚当地的权力阶层极为愤怒。
1774年5月19日星期四，弗吉尼亚报纸通告了英国议会制定的《波士顿港口法案》。该法案宣布：封锁波士顿海港，断绝波士顿的对外通商，直到东印度公司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中的损失得到赔偿。
立法关闭波士顿港口意在报复波士顿人民为了抵抗茶叶人口税而发动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该举动激怒了杰斐逊所在的贵族权力阶层（这是人们熟知的1774年“无可容忍法案”中的一则法案）。据杰斐逊记录：包括他在内的几名弗吉尼亚议员一致同意“我们必须要与马萨诸塞州一样，大胆地采取明确的立场”。
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亨利·李及其他四五名议员加入了杰斐逊的州议会大厦会议厅行动。他们以图书馆为家，泡在里面查阅大量的议会及立法先例，其中包括约翰·拉什沃思所编纂的文件，他是一名参加过英国内战的反君主制的历史学家。杰斐逊回忆道：“我们坚信，有必要唤醒麻木的民众，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处境。如果规定某一天为禁食和祷告日，这将最有可能唤起民众的注意力，并让他们警醒。”
1774年5月24日星期二，杰斐逊提出了一项关于禁食和祷告日的决议。从1774年反常的寒冷的5月，到6月，再到7月，通过这一决议和其他政治事件，杰斐逊抓住了一切机会调整殖民地人民的思想。在针对《印花税法案》开展的辩论期间，他看到诸多经验丰富的立法者想尽各种办法将他们的想法强加到帕特里克·亨利身上，这让他见识了实用主义的艺术。于是，他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威廉斯堡议会转移到了广阔的农村地区，从立法机制转移到了群众运动的领导方面。在提出关于禁食和祷告日的决议后，他不遗余力地促使议会采纳并推广该决议，这表明他日益认识到调动其追随者的情绪的重要性。
对杰斐逊来说，基于宗教理由呼吁革命是一种权宜手段，这表明他对政治的一种理解，而非说明他真的认为上帝会帮助英属北美殖民地。虽然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基督徒，但他十分推崇精神感染力的作用。以宗教的方式提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理由，实际上是以一种不易被打败的方式与敌人展开斗争。杰斐逊和他的同僚们认为，他们只是在上帝面前表现出谦卑，呼吁广大笃信宗教的民众禁食、祷告，不要对抗权威。
在该决议的制定过程中，杰斐逊亲自斟酌措辞，同时，他的同僚们翻遍了拉什沃思关于英国清教徒采取的革命先例和形式的相关记载。用杰斐逊的话说，他和他的同僚们于1774年5月23日星期一“编造”了这一项决议，规定弗吉尼亚州的民众要虔诚地祈祷，以求从内战的罪恶中得到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