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全球化的基本矛盾与中国道路(1)
第一节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
一全球化不能不包括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
真正的中美利益矛盾是在中国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从而中国的国家利益日益融入世界，中国政治日益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变的时候，而不是在这之前出现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美关系虽吵得厉害，但由于中国经济尚处于自然经济阶段，中国对海外利益并没有多少追求，自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其发展已日益依赖于世界。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80%左右[1]，即通过对外贸易所创造的价值已经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强；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资源需求也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外部进口。这样，中国就不可能不对世界，从而对自己的海上安全即中国海权问题有所关注。这里所说的中国海权，指的是建立在外层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能力之上的海上自卫权利而非美国式的霸权。海权是任何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更应该平等享有的国家权力。美国是霸权国家，其军事上的重要表现首先是对海权的排他性垄断。这样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海权利益，就不可避免地要与霸权，尤其是海上霸权发生冲突。霸权并不是国家应有的权利，它只是根据强权原则建立的在世界利益问题上的排他性的权力。这样，中国要求走向世界并寻求在这个进程中的安全保障，而美国则不允许中国为其海外利益保驾护航的军事力量走向世界。[2]这样，中国与美国的利益，尤其是集中在南中国海及台湾地区的海权利益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矛盾。
资本全球化和资本多极化及其对立统一运动是现代战争产生的总根源。在资本中心国的资本扩张中，资本必然流向可产生高额利润的外围区域。只有从海外不断获得大量的资源和利润，资本中心国的再生产和社会活动才能正常运行。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资本继而市场经济的出现确实解放了生产力。但生产力的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资源来支撑。发展市场经济犹如养虎，在幼虎时，养虎人感觉尚好。但当虎长大从而胃口越来越大时，养虎人若得不到更多的食物来源，就会感到恐怖了。对一个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而言，当国家生产力在资本的推动下发展起来并使生产对资源有越来越大的需求的时候，发展，若没有滋养这种发展的资源支撑，就会变异为一种破坏自身的力量，国家经济继而国内社会就会发生危机，严重的还会发生带有暴力性质的社会动乱。这是任何已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可免而今日中国正在试图回避的经历。
目前，中国经济在发展，市场在扩大，消耗资源的胃口也在扩大。像石油资源，中国过去是出口，现在不够用了就必须依赖大量进口。这样我们就必须走向世界。当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时，就免不了与世界霸权国家产生矛盾。开始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矛盾，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随着我国经济越来越快地增长，中国就与霸权国家发生了贸易层面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矛盾退居二线，意识形态是服从于国家利益的。接着是政治层面的矛盾，当这种矛盾达到政治层面并日益逼近中国安全利益的底线时，从近现代史所有大国崛起的经历看，军事层面的直接或间接的冲突似乎是很难避免的。
维护一国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的前提必然是要对海上资源运输线路进行自卫性的控制。[3]所以说全球化不能不包括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因为国家的利益已经融入世界。而在国际政治中，安全观念是随着国家利益而扩大，而不完全是随领土而扩大。“领土安全”与“国家安全”是有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美国的国务院与我们的国务院不同，它是管世界的。美国为什么到处插手，因为到处都有它的商人；它的利益已经遍布世界，因此世界的事在他们看来就是国家的事。美国靠如此丰富的世界资源来滋养其庞大的生产力，所以它才有其较高的民主发展程度。以世界财富滋养着的美国，几乎没有外敌侵入境内的战争（它可以运用其强大的海上力量，将战争萌芽早早地消灭于遥远的海外）；它也不会有其他国家的飞机飞到它边境上去侦察的事。它既安全，又很有钱，既体面又民主，但它的钱是靠其世界霸权地位和强力垄断世界资源实现的。美国外交具有很强的虚伪性：它鼓励南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并建立民主体制，但当苏联建立起议会民主体制后，它却推动并促成了苏联的解体；当中国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它又将战略重心移向中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事实上，是美国而非中国及其他南方国家才是世界走向民主与自由的最大障碍。
有人会说，现在中国海外贸易在没有海权的情况下不是发展得挺好吗？但问题是这是没有保障的发展。如果有一天，美国像对待南联盟那样，随便给中国找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怎么办？现在中国经济1/3，甚至1/2的部分依赖海外市场拉动。一旦遭到禁运，这时已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就会反过来成为毁坏我们国家的一种力量。强大的生产力一定要有它畅通的吐故纳新的渠道，吐出的是产品，因而它需要国际市场；吸纳的就是资源，因而它必须走向世界。没有这两条，在市场经济中已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国家反倒是很危险的事。
二海权是中美战略利益矛盾中的重要方面
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焦点在哪呢？并不在意识形态，相反倒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轨道时，中美之间的矛盾才开始升级的。其实，中美之间矛盾的焦点是海权。但中国的海权与美国的海权并不是同义词。确切地说，中国的海权指的是海上自卫权利，美国的海权则是海上霸权。霸权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垄断权力，而自卫则是国际法赋予每个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国发展到现在使我们迫切地感到海权而非霸权应是一种普遍的国家政治权利，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利益。中国要走向世界，要进行自由贸易，就必须保护我们海上线路的安全。“贸易自由”是美国人早期在反对西方列强时提出含有反霸语义的口号。今天中国人也提出同样的诉求，美国人就不答应，就以“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相威胁。布热津斯基在《与中国相处》一文中说：“中国目前的局势与1890年前后的德意志帝国相比较则有某些重要的相似之处。”[4]读了这段话后，我倒觉得今日中国倒更像一百多年前的美国，熟悉世界史的人对此会有更深的体会。如果说，五十多年前在用国家力量迅速打造国家经济体系方面，苏联是昨日中国人的先生的话，那么，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却是今日中国人的先生。
中国台湾问题，与一百多年前的夏威夷问题并不一样，它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但若中国台湾位于别的什么地方，比如说中国东北边远内陆，台湾问题并不会演变成中美关系中的焦点问题，美国也不会对它那么关注。从这个角度看，与一百多年前的夏威夷问题一样，目前台湾问题还包含着中美之间的海权之争—这与当年美国反对英国在东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权一样。没有台湾，中国就没有进入太平洋最起码的和有安全保障的可能；而没有海权，当然中国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发展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捍卫中国的海权就是捍卫中国的发展权。
在当今世界，不反霸则不能发展。中国不称霸，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保护已融入世界的中国国家利益及其事实上已融入世界的自主发展权。霸权是什么呢？是排斥别国自主发展权的行为，是发展权的国际垄断。美国开始也是反霸权的资本外围国家。它反英国，开始是正义的，但自从它入侵菲律宾和占领古巴之后，它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就成了非正义的世界霸权之争了。美国进入远东后，在与其他列强关系上，开始还是低姿态。比如它刚到中国，只提出通商自由的要求；[5]但随着它贸易的发展和海上力量的加强，特别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英国退出世界霸权地位及苏联解体，美国就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主。这时它开始排斥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发展权。他今天打伊拉克，明天又打南联盟；在海上拉帮结派，形成对海上通道的绝对垄断。这都是当代中国人为保卫自己正当的发展权利因而不能不反对的霸权行径。霸权与反霸权，是中美矛盾的本质所在。与美国不同，中国人只想自卫属于自己主权范围内的和已融入世界的中国利益，并不想排斥其他国家各自追求的合理的国际利益。因此，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的外交选择，它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用强力自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在许多场合，人们往往把国家的“边界安全”和“安全边界”这两个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土边界的扩张，因而称之为“威胁”。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事实上，这是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保卫的程度。领土是主权的物质载体，因此，领土边界安全从相当的意义上说就是主权安全。而国家安全边界则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比如，美国领土边界仅限北美洲及太平洋部分地区，但由于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因而它的国家安全边界几乎覆盖全球。中国的领土边界与美国差不多大小，但与美国相比，由于中国海外军事力量严重不足，因而在中美矛盾中，其安全边界则不出中国领土范围，尽管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利益已广泛地融入世界。民族国家一旦参与全球化，它就有保护自己的已被融于世界的国家利益的权利，而关心和保护其海外利益并不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假设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国家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边界安全度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边界安全系数与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假设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1，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1，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比如目前的伊拉克就是这样。如果等于1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比如瑞士就是这样。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人就很恐慌，觉得影响到它的安全；同样，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人也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安全。这说明，国家安全边界与边界安全是既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承诺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意味着国家领土的扩张，但它却意味着国家边界安全系数的增高。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当然，一国的国家安全值也是相对于特定的对手而言的，比如排除美国的因素，印度在南亚的国家安全值是非常高的，但若印美之间矛盾，印度的国家安全值则相对要小得多。因此说，一国的安全，取决于他国，尤其是大国对该国安全边界的具体规定，而不取决于该国政治家一相情愿的想象。
边界安全必须要有一定的外延空间即国家安全边界来保证。目前，我们国内已形成了强劲发展的生产力，而要维持这样的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拥有相当的海权。如果我们失去台湾，接踵而来的就是失去南沙群岛，而失去这两个地区，就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失去作为一个大国崛起最起码应据有的保证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空间。正因此，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便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美国人对中国的批评和赞扬兼而有之，其实美国是在按自己的需求在描写中国，这正如中国人也在按自己的理解来赞扬和批评美国一样。那么美国需要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呢？
有许多人以为，美国人不希望中国发展，也有人认为美国希望中国强大。这都不准确。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但他希望中国最好就在你国内发展，尽管你生产力变得强大了，你吞吐资源的胃口变大了，但美国人只允许你在自己家里找吃的；等到没有东西可吃了，你就只有吃自己（的资源）。如此这般，等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也就把自己的资源吃光了。美国则不同。美国的发展是靠吃世界。它靠全世界的资源喂养它。而在中国，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资源利用已达到极限。[6]比如沙漠的蔓延、生态环境的破坏，这都是资源的问题，而美国则放着自己国内的资源不开发，将它留作战略储备。事实上，国家经济发展的良性模式应是在生产力发展曲线向上升的同时，国内资源消耗的曲线下降形成一个剪刀差，差值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健康。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在这方面，中国也就与美国的世界霸权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