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蔡东藩及其《中国历代演义》(1)
柴德赓
中国历史悠久，史料非常丰富，单是一部廿四史就有三千几百卷，其余的史书更不知多少倍于此数。在史料丛杂、头绪繁多的情况之下，学者虽穷年累月，未必能尽读这么多的书；就是读了，这些书本身的错误不少，亦未必都有用处。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写出几部史实可靠，观点正确，既有系统，又有重点的通史，让大家对祖国的历史有个共同的正确的认识。这方面工作正在进行，且已取得一定的成绩。
不过，历史知识的传播，不是一种、两种体裁或一部、两部著作所能全部担负的。体裁不同，内容便受限制；对象不同，要求随之而异。作为一般的历史读物，既要有丰富的正确的历史知识，也要文字生动活泼，才不致阅不数卷便打呵欠。因此目前迫切盼望多出一些通俗历史读物，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像近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是很受大家欢迎的。这方面目前仅仅是开始，工作当然是繁重的。
至于长篇的历史演义小说，像《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一类的书，也是大家所欢迎的。这一类书范围既广，故事性也强，如果观点正确，写作技巧好的话，也能给予群众一定的历史知识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和历史知识，在新的历史演义小说还没有出来以前，是否可以考虑重印一些比较可取的旧的演义小说呢？我看是可以的。这里特别提出来谈谈蔡东藩先生所著的《中国历代演义》这部书。
蔡东藩的《中国历代演义》，原名《历朝通俗演义》，是一部五百万字以上的历史演义。他从秦始皇写起，一直写到一九二○年，共写了两千一百六十六年的事情。全书共十一部、一千零四十回。计有：
前汉演义（原名前汉通俗演义附秦朝）一〇〇回
后汉演义（原名后汉通俗演义附三国）一〇〇回
两晋演义（原名两晋通俗演义）一〇〇回
南北史演义（原名南北史通俗演义）一〇〇回
唐史演义（原名唐史通俗演义）一〇〇回
五代史演义（原名五代史通俗演义）六〇回
宋史演义（原名宋史通俗演义）一〇〇回
元史演义（原名元史通俗演义）六〇〇回
明史演义（原名明史通俗演义）一〇〇回
清史演义（原名清史通俗演义）一〇〇回
民国演义（原名民国通俗演义）一二〇回另有许廑父续的四十回。
这十一部书不是在同一个时间出版的，作者也不是顺着朝代次序写的。
最先写的是《清史演义》，出版于一九一六年。按成书的次序：
一、清史 二、元史 三、明史 四、民国
五、宋史 六、唐史 七、五代史 八、南北史
九、两晋 一〇、前汉 一一、后汉
写完最后一部《后汉演义》，已经到了一九二六年九月。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这十一部演义，都是有光纸石印插图本，当时这部书的销行量非常大。到一九三五年，会文堂新记书局又把它全部改为铅印本，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演义》四集四十回，总的书名称《历朝通俗演义》，分装四十四册。另刊《历朝通俗演义改版印行缘起》一册，把全书的序文和每部书的回目搜集在一起。
蔡东藩先生在十一、二年的时间内，连续写出了十一部演义，字数超过五百万，这是一件惊人的事情。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有介绍一下的必要。
蔡东藩，名郕，浙江萧山临浦镇人，生于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卒于一九四五年，年六十九。蔡东藩二十岁前已中秀才，清末以优贡生朝考入选，分发江西省以知县候补。他到省不久，因看不惯官场习气，称病归里。
辛亥革命前一度入福建，亦不久即归，一直住在临浦镇家里。他在《中国历代演义》中常自称作于临江书舍，临江即浦阳江在临浦一带的别名。蔡东藩在辛亥革命前著过什么书，我们还不知道。辛亥革命那一年他写了一部《中等新论说文范》，这部书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题古越蔡郕著述，邵希雍评校。邵希雍字廉存，号伯棠，山阴人，是蔡东藩的好友。蔡在此书自序中说：
邵君廉存，予畏友也。前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尝以稿示予。阅其文，磊落有奇气，假借文字，陶铸国魂，予语之曰：“此所谓发爱国思想，播良善种子也。”邵君曾以鄙言弁卷首。付印后，风行全国，岁销以万计。本年夏，予游闽中归，与邵君道故。邵君拟再著《中等新论说文范》一书，苦事烦，不遑赓续，属予成之。予不文，学识又谫陋，当以未能谢。秋初，又以书见招，再三敦勉，觉无可却。甫属稿，而三户闻已兴起矣。就时论事，勉成数十篇，并缀数语以作弁言。窃谓为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前此老师宿儒，终日咿唔案下，专摹唐、宋诸大家文调，每下笔，摭拾古文一二语，即自命为韩、柳，为苏、王，而于文字之有何关系，绝非所问，是谓之优孟学也可。今此后生小子，入塾六七年，自谓能作三五百字文，实则举报纸拉杂之词，及道听途说之语，掇拾成篇，毫无心得，是谓之盲瞽学也可。之二者，于文字中，皆含有奴隶性者也。夫我伸我见，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从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窃不自量，本此旨以作文，不求古奥，不阿时好，期于浅显切近，供少年学生之应用而已。
这篇序文，说明了他和邵希雍的关系以及他自己对文字的主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在辛亥革命那一年的思想情况。邵希雍为《中等新论说文范》做一序，亦有所说明。序云：
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本岁春，宦游闽中，甫逾月即归，危崖勒马，智士也。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适余拟续著《中等论说文范》，苦促无暇晷，与之商，未果。入秋余又病，招蔡君至，申前议。蔡君语余曰：“吾续子文，续体例，不续辞意，子无诮我也。”余曰：“唯唯。”书成后，属余评阅。余学识未出蔡君右，安敢评论蔡君文。但蔡君不自赞，余当赞之，附以总评，缀以眉批，并加圈点。
蔡东藩和邵希雍的交谊，从这两篇叙文中充分得到反映。蔡之所以能和会文堂发生关系，主要由于邵的介绍。武昌起义后不久，邵希雍逝世，会文堂书局因邵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需要修改，就请蔡为他修改。这样，蔡和会文堂的关系益趋密切，至一九一六年，他的《清史演义》就问世了。
从《中等新论说文范》这部书中，可以了解蔡东藩对辛亥革命是曾经欢欣鼓舞地歌颂的，可是过了四、五年以后，他失望了，政治热情冷落了。自从写了《清史演义》为社会所欢迎后，他对写演义的兴趣逐渐浓厚。但他毕竟是个爱国的人，有时也在演义中发发牢骚，聊以自慰。他家有藏书，也搜集报纸材料。他博学能文，动笔很快，差不多大半年写一部书。记得他编书时每月从临浦邮局寄出一部分文稿，又从邮局取回几十元稿费，这种低廉的稿费，替会文堂换来了大量的财富。到一九三五年全书铅印时，那时蔡东藩还健在，会文堂就没有请他自己再写几句话，却找了个与这部书毫无关系的卢冀野，在每一种演义之前，写了一篇与本书不相干的序言。卢冀野甚至于连蔡东藩作书的先后次序也不细看，当他是从古代开始，顺序写到民国的。
书店老板对于作者的无视，实在是不公平的。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蔡东藩的家乡临浦镇沦陷了，他离开家乡，辗转避难。直到一九四五年春，这位给我们留下五百万字历史演义的作者，没有看到抗战胜利便与世长辞了。
关于《中国历代演义》这部书应该怎样估价？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本书的编制体例
《中国历代演义》是《三国演义》那一类的历史演义，说得更具体些，是毛宗岗改本《三国志演义》那一类体裁的演义，有正文，有批注，有总批。这些批和注，都是蔡东藩一手写成的，他把罗贯中、金圣叹、毛宗岗三人的工作集于一身。从正文说，廿四史头绪纷繁，要写成一部联贯的长篇演义，是不容易的。特别像两晋时期前后有十六国，五代时期出现了十国。事情很零碎，很难贯串。蔡东藩的办法，是以历代王朝兴亡为主，每一朝以中央政府为中心，按年代顺序，记述一代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也涉及经济、文化，而以人物活动来体现。这中间，当然属于帝王将相的事情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居多数。对当时和国内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对外斗争，根据旧史，大多涉及。至于写农民群众同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他和旧史记载一样，是站在统治集团一方面的。凡是讲到一个重要人物，他必举出他字什么，什么地方人，大致述及其为人，有所褒贬。作为历史知识讲，这一千○四十回、五百多万字的演义，内容是够丰富的，叙述是有系统的；至于全面、正确，当然还有很大距离。就文字而论，比较通俗；但融化旧史文字，仍不免有艰深之处。
批注是帮助读者理解史事的，大至可分三类：第一类是解释名词或说明史事前后关系的。如《南北史演义》十三回讲到十六国中的五凉、四燕、三秦、二赵，每个名词下都注明是哪几国。此外如地名、官名、人名或年代也有一些注解。至于后事和前史有关系的，如已见前一演义，或已见本书前若干回也择要注明。这是用胡三省注《通鉴》的旧例，对读者是有帮助的。可惜这种小注，还不够多。第二类是对史事作一些考证，或注明史料出处的。
这种注分量比较少，但对读者有启发。第三类是专为批评演义内容是非，或故为惊人之笔，或提醒读者注意的，这一类分量最多。如《唐史演义》第廿七回，讲到张公艺书百“忍”字以进高宗一节，注云：“不没公艺。治家宜忍，治国不专在忍，王船山曾加论辩，可为当世定评。”《明史演义》第廿七回，讲郑和下西洋一节，注云：“郑和三次出洋，……论其功绩，不亚西洋哥仑布。”这是对人物的评论，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至于欲擒故纵，故为惊人之笔，这是小说家惯技，有时有点意思，多了就腻了。本书中有时讲到男女关系，也有些批注，这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总批是每一回结束后的总论，内容主要是评论史事，有时也讲“演义”结构，都是用文言写的。这好像史论，借以抒发作者对历史的见解。用今天的观点来看，里面有可取之处，也有不可取的。
二、本书的史料根据
《中国历代演义》的特点，是取材比较审慎可靠，它主要根据正史及各类比较可信的历史记载，也参考一些野史。蔡东藩没有而且也不主张像一般演义小说那样用虚构故事来写历史演义，他自认为《中国历代演义》是历史演义，不过较为通俗而已，却不是一般演义小说。像《三国演义》，大家已认为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见章学诚《丙辰札记》），总算和史实不很相远了。他是学《三国演义》的，但他又不满意罗贯中的写法。他在《后汉演义》第一回里说：
罗贯中尝辑《三国演义》……风行海内，几乎家喻户晓，大有掩盖陈寿《三国志》的势力。若论他内容事迹，半涉子虚。一般社会，能有几个读过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误把罗氏《三国演义》当作《三国志》相看。……小子所编历史演义，恰是取材正史，未尝臆造附会；就使采及稗官，亦思折衷至当，看官幸勿诮我迂拘呢！
他这种主张，和章学诚《丙辰札记》所说：“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虚实错杂，如‘三国’之淆人耳！”可谓不谋而合。他在《唐史演义》自序中说：
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徐懋功（勣）未作军师，李药师（靖）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秦琼）扬名，未及儿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皈真圆耦？种种谬妄、琐亵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子虚、乌有诸先生，谅无从窃笑于旁也。
《宋史演义》序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