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雪天使
有一件事我必须立即去做，在我签定儿童公园的“日托”协议时，布里特就建议我给孩子们配备真正的冬装。
为了向我示范什么是“真正的”冬装，她用力拉开自己身上三层厚的手工针织衫，又展示了一个小男孩穿在保暖内衣外标准长度的紧身羊毛裤，翻出里外都有内衬的防水手套，抖出一件厚重的羊毛头巾，让我捏一捏料子实在的防雪装，还使劲在地面上跺了跺脚来强调自己穿的男士靴子的坚固性。为了指出什么绝对不是“真正的”冬装，她从头到脚、上上下下打量了我，盯着我像参加竞技表演而穿的牛仔靴，里面脚趾早已冻红了。
那天下午我置身于一个冬季体育用品专卖店内，被羊毛衣物和羊毛运动服装紧紧围住。辛内韦，一个语气轻柔的女店员，手里拿着我列出的购物单迅速地翻找着。我们从最近处开始找起，有内衣、紧身衣、特大号羊毛高腿长袜、帽子和帽衬、高翻领毛衣、固定帽衬的夹子、搭配高翻领毛衣的帽子、羊毛套头毛衣、延伸到肘部的手套、把手套附在外套上的夹子，等等，最后，还有外套——无处不在的“公园服装”。
我像研究脑部手术一样观察着辛内韦的穿衣技巧——先穿上这件。
不，在那儿停一下。不，添加到这件衣服上面，你必须把这件衣服塞进那件衣服，不……等一下……这个（降落伞的）开伞索又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愤怒地用力拉扯着一件又一件的衣服，我曾一度跨坐在一旁，帕克就躺在试衣间的地板上哭泣，满面通红，用力呼吸着。我不停地大口喘气，真的，真的，真的。经过一番大汗淋漓的折腾，我们几乎将帕克和卡莱尔裹成了木乃伊，他们的体型几乎增加到原先的三倍。
将两个裹成人肉粽子的孩子装扮好后，我们又试穿了“Cheroxes”。辛内韦狡黠地说道，这是唯一在零下摄氏度时不会结冰的靴子，又说我是自愿出钱为两个宝贝们买衣服的，以确保他们可以持续数小时的室外冒险。5分钟后，花了一半的银行存款后，我还是拎着六袋“真正的”冬装离开了。
仅仅4个月后，我又返回辛内韦的店里，手里拿着另一张更长的购物单，恳求她帮我挑选真正的防水服。
就在那时，我应该做的却是买下所有适合我身体尺寸的“真正的”冬装。下面是我一则日记的部分内容：
今天早晨，我花费了两个多小时站在暴风雪中铲雪。帕克和克莱尔则待在安全温暖的屋内凝视着我。我哼了哼，气冲冲地转过脸去，像一头被激怒的乳齿象。最疯狂的是街道上所有人都在干同一件事儿，尽管他们穿得并不像我那么臃肿。我们差不多连个招呼都没打，只是安静地尽着自己的责任，把雪铲塞满雪、把雪投掷出去、移动推挤如山的雪。
又一场雪降临，我们的雪堆越积越高，超过了个子最高的人，站在山脚下我几乎看不到前方的道路。
我并不十分确定从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中学到了些什么。也许是学会了发掘掩埋于尘世中的重要事物。我会继续挖掘。
有时，在暴风雪平息之后，天气会出人意料得好。连续几天的阳光明媚让冰雪开始融化，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危机。一个星期六的清晨，我和兰德尔发现入口通道的天花板上同时出现数道水流，滴到了地板上。原来是我们忙着扫除积雪却忽视了屋顶上结的冰。
“你们早该知道要爬上屋顶扫除积雪的。”站在路尽头的高个子没精打采地宣称道。他跨了两大步就踏上了积雪，那里的积雪堆得如此高以至于和房梁的底边平齐了。他又跨过兰德尔的头部，上了房顶，然后用锄子和铁铲攻击着融雪的屋顶。最后，他又用穿着狩猎靴的脚有力地踢打了几下，我们的屋顶终于不再滴水了。
“一定要经常清理屋顶。”他告诫我们。我现在可以分辨出他那来自挪威北部的口音。他把铁铲插进雪堆里，然后把胳膊肘靠在锄子旁，说道：“如果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整个屋顶都会倒塌。”
在随之而来的每场暴风雪之后，我并没有等到兰德尔回家帮我一起除雪。我是街坊中第一个爬上屋顶摇晃排水管的人。
几乎同时，兰德尔因为一项可以委婉地称作冬奥会期间的“冬歇”①要离开一段时间。他希望我同去，但那里并没有可以容纳一家四口的房子，所以我只能祝福他度过一段“美妙充实的时光”，并告诉他要经常打电话过来。他的确这样做了。他每天给我打很多个电话，告诉我一些精彩的赛事评论和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他高昂的语气里充斥着对挪威精神绵绵不绝的赞赏。中午，他坐在欢呼尖叫的观众之中对我大声叫喊；午夜，他像间谍般隔着电话与我窃窃私语；私底下，在如此寒冷的天气里，合唱队里无论是谁都会大口喝酒来取暖。
我一边记笔记，一边问他更多刺激的问题。挂断了他的电话，我感到很尴尬，不得不承认，兰德尔所在的地方似乎有更广阔的天地，但我却不在那里。
我一直忙着在家里的小圈子里打转。那个星期天，我邀请了一批在儿童公园结识的朋友到家中做客，有杰斯珀、埃里克、克努特、卡罗利娜、佩罗尔和路易莎。我想，这总比上国际语言学校要好得多。
我扮演着谦逊的女主人和妈妈的角色，哪里有谈话就凑到哪里去，观察着孩子们的嘴型和发音，低声重复着每一个句式变换，并在笔记本上记下重点。大部分时间里，孩子们都是欢声笑语。有时，他们会停下来，转过头来面向我：“那么……你和我们不一样，你不是挪威人，是吧？”
“嗯，我不是挪威人。”我回答道，试图掩饰这么快就被发现的失望感。“但是，朋友，告诉我，你究竟是怎么发现我不是挪威人的呢？”
“我知道你不是挪威人，因为你的口音。有点儿奇怪，很有趣。”
卡罗利娜的眼睛里映出浅蓝色隐形眼镜的阴影，每只都和冰球一样大。
她很谨慎地问道：“你不会得了精神病吧？”
事实上，我并没有立刻理解她最后一个问题，我不得不把路易莎喊过来问一问。
“哦，是这样，”路易莎用戴着羊毛手套的拳头拍了拍头，“脑子有病，就像是你的大脑是不是受伤了。”她用娇小的戴手套的手掌支撑着我的前臂，像是扶着我站稳一样。她雪白眉毛下的眼睛狡黠地眨了眨，“但妈妈说你并不危险。”
在二月不同寻常晴朗的几个小时里，我邀请了儿童公园一半的朋友来参加自己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我筹划着要和孩子们一起制作雪天使，精疲力竭地向他们示范正确的技巧。太阳逐渐下沉（这时是下午三点之后，在挪威的冬天已经是黄昏了），这意味着我们很快就要进到室内了。一想到要为这些浑身湿透的小宇航员们脱下湿衣服，我就感到浑身瘫软，下巴也变得僵硬起来。当我跌跌撞撞跑进房间去接兰德尔的电话时，整个后背的雪都开始大片大片地脱落。
“甜心，太难以置信了，”兰德尔在话筒的另一端笑道，“但这儿到处都是山怪。巨型山怪雕像、小山怪娃娃、画着山怪的长袖运动衫、烤山怪用的微波炉手套、山怪车尾贴。就像在开全民山怪大会一样。
真希望你能见见这个家伙，他装扮成山怪的模样在这里烤肉丸，真是太难以置信了！”
我试图在脑海中拼凑出这个画面，但杰斯珀就站在我面前，这个小男孩儿要去上厕所，所以需要有人帮他脱掉七层紧身羊毛裤中的四层内衬。这实在是一项难以执行的艰巨任务，尤其是我的耳朵和肩膀之间还夹着话筒的情况下。兰德尔还在滔滔不绝：“我们又经过迄今为止我所见过最大的冰雕，简直美极了。长毛象、北欧海盗船、北极熊，我想，或许是别的东西。”
“不是山怪吗？”我问道，腾出一只手去帮杰斯珀拉开拉链，他仰卧在厨房的地板上，一动也不动。我用力拉扯着他如岩石般牢固的雪地靴，然后脱下他身上一层又一层的衣物，现在他摇摇晃晃地穿过整个房屋，向浴室走去，地板上都是他身上滴下的雪迹。
“不是，不是山怪，也许是一头麋鹿？无论如何，我觉得这里的冬天真的没有那么糟糕，真的。如果每次都能体验到这种生活的话：闪光灯、明星、湛蓝的天空。我想……”
电话那边过于嘈杂，我分辨不清他到底说了什么。突然，电话那端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你在哪儿？”我大声地问道，但不含有一丝嫉妒的情绪，“那些叫喊声是怎么回事？”
我调整了下手中的话筒，脚下踩着块破布清理着杰斯珀留下的水痕。我一直观察着整个人群中的调皮鬼和小天使们，包括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弯曲着身体一头扎进了外面的白茫茫的世界之中。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在窗边做了个展翅飞翔的动作，因为这些业余小演员们显然已经失去了平衡，就像成群迷失的白鹭落到陆地上，胡乱挥舞着翅膀。
兰德尔正坐在室内冰球场观看滑冰，“尽情滑起来吧，亲爱的！”
他坐在希拉里·克林顿的身后，挥舞着挪威的国旗，为美国的冰球队呐喊助威。
直到那时，即使我非常焦急地管理着自己特别设置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依然保持着微笑。在结束谈话前我一直在微笑和点头，像站在场边的任何一个优秀的奥林匹克教练或百老汇的导演一样。但在那一瞬间，我感觉被刺痛了。在我的脑海里，真正的奥林匹克与在家中后院的模拟版本，这两幅画面对接在一起，刺痛了我的某根神经。
就在那时，美国冰球队进了一球，兰德尔的话筒那端传来一片嘈杂声，像一个巨大的波浪向我袭来，打破了话筒这端的沉默。杰斯珀站在我身后厨房的门口，低声喊道：“帕克的妈妈？”我转过身，正迎上他绝望的眼神。他瞪大了眼睛，下半身光溜溜的，这一切都说明他需要我的帮助。
好吧，我只是夸张了一下。他只是需要卫生纸。
“梅尔？”“亲爱的？”“你还在听吗？嗨，如果你还在的话，我为你准备了一份很棒的情人节礼物，是一件很棒的运动衫。告诉孩子们我会给他们带真正的山怪的头发。”
我笑了。听起来像是没有成功进球。
“亲爱的？……梅尔？……”
有些时刻很难抓住，转瞬即逝。现在就是这种时刻。我正在广阔的挪威，地球上一个短暂的焦点。除了我所在的地方，别的地方也有重要的人在谈论重要的事。即使那些人和他们的谈话并不是那么至关重要，但至少他们确实是聚在一起谈论着什么。
我很晚才意识到那一刻突然感觉到神经刺痛，是因为前天我读到的信件，是和我一起参加最后一场演出的女演员罗宾和安妮亲手书写寄过来的。
这是罗宾的信：
嗨，朋友！我在想你是不是已经被冻僵了或者我想能否说服你溜回纽约完成演出。现在每个人都开始寻找新的角色，我的卡巴莱歌舞表演被《时代》杂志大肆渲染了一番。耶里、多里和约翰要转入戏剧界，做其他的事情。罗伊在做一个非百老汇风格的音乐剧，塔玛拉被纳什维尔②的一个主流录音室录用了。还有人在《油脂》③的国际巡演上担任了主角。
你现在学会滑雪了吗？还是别的？到底学会了什么？
下面是安妮的来信：
我刚刚结束了一个国家巡演。艾米丽在巡回演出中得到一个主演的位置。还有你认识的鲍勃，刚开始就担任了《化身博士》④的主演。
珍也打算担任一部迷你剧的主角。马克正在为一部肥皂剧做准备。斯科特在做配音师，现在正在为一部迪士尼电影配音。但没有人和你一样，梅丽莎，你完全消失了踪迹。我们在观看奥林匹克运动会时，总希望摄像镜头能拍到你在那儿。所以，你是躲起来了吗，还是怎么回事？行行好吧，不要忘了我们需要你！我们真的很想你。亲爱的，我们都很爱你！
我站在厨房里，脑中想着纽约的情景，耳边是利勒哈默尔⑤朋友的谈话声，窗边站成一排的小山怪们让我感觉，我不清楚，自己有点儿像绿巨人？只有一个嘴角沾着泡沫的小男孩，精神分裂的绿巨人。
不，不是我的滑雪裤炸线了，也不是皮质大衣的拉链开了，只是我脚下的地面似乎分裂开来，我看到两片地域间可怕的裂缝：兰德尔所在的世界和梅丽莎所在世界。我们处在平行但分裂的地方。我不仅感觉到我在美国密不可分的戏剧事业和整个自我认知像海岸般遥远，我还感觉到尽管此刻我丈夫的世界和我所处的地方重合，依然遥不可及。
我不是在奥林匹克现场，而是在家里。我们之间仅仅靠不稳定的电话交流。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买了运动衫。”我说。我的确是那个意思。
他思虑周全、慷慨大方、细心谨慎，他总是在礼物方面给我惊喜。瞧，他甚至让我们有机会居住在美丽的挪威。
但他在冰球场混乱的情况下也没有听清我说的话。芬兰人进球了。
他恨恨地“啊！”了一声，接着又是“哦！”，然后是一个嗓音喑哑的挪威人和另一个男人交谈的声音，接着又是男人们的大笑声。
听着话筒里的声音，我随手递给杰斯珀一张卫生纸。
“梅尔？我听不太清楚你说的话，”兰德尔喊道，“希望你能明白我说的话，亲爱的，谢谢你。我好想你！”
电话挂断了，发出滴答的声音。
杰斯珀顶着一头略带金黄的红头发，温顺地看了我一眼，感谢我提供的微不足道的帮助。我看着他笨拙地走出房门，加入其他的孩子。
雪花簌簌而下，落在昏暗的地平线中，黑暗的阴影逐渐降临。我曾在这样大雪的黄昏从新泽西州一路开车抵达纽约。这仅仅是几个星期前的情景——“我很抱歉，亲爱的，她也许是几秒钟前刚弄湿了裤子。”我穿梭在来来往往的车辆中，大声强调。我正处理着这种混乱无序的局面，以便让孩子们能够顺利通过，同时在车窗旁做最后的交代。
“擦纸巾在背包外面的口袋里！洗手液在里面的口袋。真抱歉，亲爱的！真的！餐具还留在柜台上！你已经把餐具带过来了？注意，她的头！帕克，求求你了，你能不能快点儿爬到爸爸旁边的坐垫上去？”
多亏了在收费站停留了一会儿，我停下来给车加油。我瞥了一眼后视镜，对着正北方尖叫了一声，用力挥了挥手告别过去。我的脑子里不停地打转，希望兰德尔开慢一点儿，晚上能给孩子们读书。我把书放在他们床头了吗？好吧，集中注意力。他检查车座的安全带了吗？我们最后一次复习海姆利克氏操作法⑥是什么时候？就是这样。现在，集中精神，集中精神。深呼吸。
每天晚上，当我结束了欢闹的表演，就要艰苦跋涉地开车返回新泽西州。为了保持警觉与充沛的精力，我总是如饥似渴地从塑料加仑水壶中大喝温水，肘部撑在水壶上方，头部远离方向盘。当我抵达一号公路时，已经接近凌晨一点钟了，这时，我几乎精疲力竭了。所以，按照惯例，我依然从八号坡道出去：一边观察着前方的道路，一边从后视镜中观察情况，竭力眯起眼睛，卸掉假睫毛。
现在，在奥斯陆温暖舒适的小木屋的厨房里，我也竭力眯着眼，从窗户旁观察着孩子们。我凝视着原松木地板，融化的雪迹在我靴子周围蔓延成一片深色的水流。纽约和利勒哈默尔仿佛是遥不可及的世界，不可思议地被我从脑海中抹去。那些摇摇晃晃、被雪包裹的小雪怪们正排成一行站在落地窗外，扁平的鼻子压在窗户上，鼻涕黏在窗格上，这并不能压低奇怪的挪威音乐声。接着我再也听不到音乐声了。
我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这群孩子，他们柔软的脸颊压在透明的玻璃窗上，嘴和鼻孔里呼出的白气附在玻璃上，就像潮湿的薄雾形成的不规则的圆圈。直到那时，我才发现最令人惊异的一件事：帕克和克莱尔，轻快地摇着头，嘴里说着挪威语，和其他孩子一起摔跤攀爬，看起来没有任何区别。
那个星期六是兰德尔待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最后一天。他带回了故事和运动衫，我满怀疲惫但充满热情地（见鬼，我以为我准备好的台词会比这好点儿）接受了这份礼物（那天晚上在对着天花板的聊天中他告诉我了）。我靠在床头的枕头上，告诉他我正在试图去适应，试图去发现怎样保持沉默、扮演好这些小山怪们的妈妈的新角色，我不想给他增添负担，让他分心或为此忧虑。此外，我绷紧了下巴，对他说我还没有从自己举办的私人奥运会中恢复过来，正在舒缓后腰的绞痛，因为抱着每个孩子，指导他们做雪天使的模具、陪他们上厕所以及脱掉一层又一层厚重的衣物而引起的疼痛。我告诉他，这就是我默默流泪的原因，只是轻微的腰椎扭伤，这是唯一的原因。
第二天，我就穿上了崭新的利勒哈默尔运动衫。我觉得与其痛苦地坐在电视前看Barney的影像带，还不如和我的两个孩子勇敢地面对酷寒，前往一个名叫“维格兰雕塑公园”的小镇。我们开车一直驶到Kirkeveien大道上生锈的铁门前，幸运的是，我正好把车停在了那儿。我们挣扎着从房车里出来，穿着厚厚的衣服和靴子，用力地拖着“rumpebrett”（字面意思是“对接板”），朝入口走去。除了腰椎扭伤让我走起路来像身体正在复原的卡西莫多之外，我仍然精力充沛，加速回到好妈妈的形象。我想，这一刻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投入到冬季斯巴达式壮丽的美景中，和我两个可爱的小宝贝们玩耍。
我一手拉着一个孩子，透过那些大门，我看到被树木环绕的中央回廊，又看到了毕生给我最深刻启示的事物：福洛格纳的雕塑。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踩着积雪，躲避着三个人踩着的冰刃，他们告诉我要留心横贯全国的滑雪者。这些身材苗条的滑雪者在广阔的公园地面上划下一道道深深的、十字交叉的凹槽，把雪地划成了网格状。或者也可以说，挪威的天神将随手捡到的少量银色树枝扔到了白色的床单上，相得益彰。
首先我们穿过了一座宽阔的桥，桥两旁伫立着呈跳舞和摔跤姿势的青铜像，接着我们又注意到桥头左边有一条通往小岛的幽深小径，它隐匿在低矮树篱中，只露出边缘部分。这儿就是雕像的集中营了，有爬行的婴儿，矮矮胖胖、蹒跚学步的婴儿，玩脚趾头的婴儿，靠头部平衡来支撑的、蜷卧的婴儿。我拖着孩子们的雪橇穿过崎岖不平的冰面，接近了一个大型喷泉，喷泉旁围绕着旋转的男女青铜像，他们双臂环绕或自由摇摆，跳跃着或交叉着双腿，这些金属制成的雕像以静态之姿做着永恒的运动。喷泉伫立在一个广阔楼梯的底部，楼梯顶端通往放置收藏品的中心方尖塔。我依然牵着孩子们的手，在拥挤的人群中摩挲着自己孩子戴手套的手指，我把他们紧紧地拉拢在身边，紧紧地，紧紧地，紧紧地，无声地传达着“我爱你”的密语。从右边被挤到左边，从左边被挤到右边，我们三个人仍然紧握着彼此的双手，这就是爱的真实写照。
我们有爱的三人组终于登上了楼顶。
我们面前是一个高耸的圆柱，人群在花岗岩之间不停地蠕动。一边领着一个孩子，我开始在位于三层楼梯上的人形雕塑间穿梭，向圆柱所在的地方攀爬。孩子们想爬到24层的楼顶。那些是女孩子们的雕像，她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头挨着头，双臂环肩；接着是骑在蹲着的妈妈身上的孩子们；婴儿们、正在抚慰小孩子的父母、紧紧拥抱的夫妻、老头将老妇抱在臂弯以及描绘人生百态的各种雕像。雕刻家古斯塔夫·维格朗花费了近半生四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些雕像，这些伟大的雕塑。我完全爱上了这个地方。
但帕克和克莱尔最喜欢的还是雪，他们向雪堆上投掷雪球，从结冰的滑坡上滑下。帕克喊道“1，2，3！”，然后就从宽大的台阶顶部冲了下来。他的声音震耳欲聋，想要过往的游客都知道：“我要滑下来啦！我可以滑得特别快！”
“1，2，3！”他又喊了一遍。随着声音的落下，他的头先碰到了最光滑陡峭的小雪丘，克莱尔就站在滑道下，好奇地观望着，嘴里呼出的白气漂浮在上空。我看到了这一幕，但背部的疼痛减缓了我的脚步，使我不能快速地冲过去拦住他。帕克猛地一下就撞上了克莱尔的小腿，把她彻底地撞飞了。她飞啊飞啊，然后掉了下来。她直接腹部着地摔了下来，还有她的脸颊。
帕克还在乐此不疲地探险。他如同发射的导弹一般，将头直接扎入雪墙中。克莱尔在不停尖叫，阻止杜宾犬进入他们玩耍的轨道，把冬天聒噪的乌鸦驱赶上天空，仿佛它们一碰到树枝就会触电而亡。我在冰面上追赶着孩子们，像卡西莫多般晕头转向地滑动着脚步，嘴里咕哝着、挣扎着、呻吟着、跌跌撞撞地向前奔去，一边呼吸着大口的冷风一边喊道：“我在这儿，妈妈在这儿！”我双膝跪地，把克莱尔拉进我的臂弯里，紧紧地把她抱在胸前。她的嘴唇裂开了，前额也被冰块擦伤，但庆幸的是，当我用手指抚摸查看她汗湿的金发时，发现她的头部并没有撞伤。
牙齿？都还完好无缺。舌头？没有伤痕。眼睛里也没有玻璃碎片。
当我紧紧抱住她时，感到腿上的裤子湿湿的，闻到些许的气味。除了尿湿裤子外，一切都很好。
帕克只是站着，不停地叫嚷着，他的面颊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鼻头两旁红红的。在白茫茫的冰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纯净。他似乎是在咯咯笑，但当我严厉地瞪着他时，他慢慢地止住了笑容。当他看到克莱尔身上的血迹时，他本能地抬起戴手套的手揉了揉鼻子——血。
狂烈的风像歌剧院的二重唱一般在怒吼咆哮，夹杂着令人战栗的威力将雪白的天空映染成了深红色，维格兰雕塑公园的天空越来越昏暗了。
我仿照着哈西德犹太人一样集中精神，斜靠在这面以色列的哭墙边，紧紧地搂住两个孩子，静静地、慢慢地摇晃着，紧闭着双眼，嘴里喃喃地说着诅咒和祈祷的话语，而两个孩子则像两只愤怒的大猩猩一样在互相喊叫指责。我紧紧地闭着双眼，不去看，不要被看到。我想，沉浸在看不见与隐形的思绪中时，我感觉到有旁观者站在我的身后，似乎在审视着我们三个人，把我看成一个正在给魔怔的小孩子们驱魔的人。
这种“圣母怜子图”的景象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反复摇摆，我低声哼唱着，试图遮盖住孩子们恐惧和愤怒的争吵声和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长时间地维持着这个姿势，直到太阳西沉，消失在寒冷世界的边缘。
“1，2，3，”我叹息着将两个孩子抱了起来，让他们站在旁边。我已经擦掉了大部分的血迹，身上只有少量的雪，接着我又用力擦掉了膝盖上的雪痕。我调整了下手套，拉了拉羊绒帽，遮住凌乱的头发，抱着肩迎着冷风站了会儿，希望自己能鼓起勇气转过身来，心若止水地忽视别人的目光，我确信，至少有几十个人在审视这场家庭祈祷的情景。啊，我真的很害怕那些审视的目光，害怕那些嘲弄的、无情的目光。
实际上也确实很无情。
我突然意识到只有维格兰公园的巨石围绕着我，面对现实吧，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生活的世界里，根本不会注意到我们所发生的混乱。
紧挨着它们的是一只巴吉度猎犬。太阳最后一抹光晕消失，在无际的灰色天空的笼罩下，它孤独地坐着，静静地观望着。它抬起头和我对视，是好奇的目光，还是漠不关心的审视？
我们之后又重返维格兰雕塑公园很多次。我了解到，在秋季、春季和夏季，那些横贯全国的滑冰者被除雪机所替代，那些青铜雕像和游客几乎难以区分。
但直到今天，除去其他的季节，那些巨石总会唤醒我对我们新生活第一年寒冬的回忆。那一年，那些石头和人们让我领悟到一些永恒的道理。那些道理一直保存定格在那年寒冬的记忆里，我们三个人到了公园，本打算探索艺术家对生活的感悟，却发现了彼此的意义和重要性。
①实则是冬奥会期间放假去观看比赛。
②美国田纳西州首府。
③1978年美国流行的歌舞剧。
④根据英国作家斯蒂文森的作品《化身博士》改编而成。
⑤挪威的一个城市，1994年举办过冬奥会。
⑥美国学者海姆里斯发明的一种简便易行、人人都能掌握的急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