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陈独秀社会发展思想的演进(4)

在五四运动前夕，随着李大钊等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宣传力度的加大，陈独秀开始接受方兴未艾的俄国社会主义思想。他将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与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相提并论，并归之为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51]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的非党政治、贫民政治倾向进一步发展，并日益疏离立宪民主制度。在《山东问题与国民党悟》一文中，陈独秀主张以平民政治代替政党政治，即以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等各种多数的贫民团体，取代政党而行民主政治，使政府和国会遵从多数贫民的意志。其目的在于克服无社会制裁下因自私人性而带来的少数人专制政治的弊端。随后，陈独秀在《立宪政治与政党》中进而批判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制度，他说：“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无论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就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吧。” [52]在稍后发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劳动者底觉悟》《答知耻》《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等文章中，陈独秀逐步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解剖社会政治问题，看清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主张由无产阶级来管理社会。

总之，五四运动时期的陈独秀，在接触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后，随即把它同中国的社会改造联系起来，抛弃了用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的幻想，成为了一个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他的社会发展思想也由资本主义轨道转入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之中。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思想的确立

陈独秀试图采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方式推进社会发展的梦想被巴黎和会击得粉碎。帝国主义的“强权”本性使协约国不可能成为天使，在巴黎没有“公理”，这使陈独秀的思想更趋激进化，由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转而否定西方式的立宪民主制度。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却震撼着中国的知识分子，陈独秀也越来越认同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思想。

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诞生。在此之后的整整一个半世纪中，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历史大事件，无一不直接或间接地刻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烙印。但对于中国人而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却历经艰难曲折。向中国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最早的是上海基督教刊物《万国公报》，其在1899年2月第121期上刊登了由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中国人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即英国学者颉德的著作《社会演化》）一书的节录。该文介绍道：“其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范围之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 [53]李提摩太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是在对基督教教义进行宣传时，把社会主义当做是一种救世学说而顺便提及的。1901年，由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报》，则成为中国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刊物。此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学者、资产阶级革命派学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中国社会党等，也加入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行列之中。不过，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主要依靠转译和出版日本学者的著作，也未把马克思主义学说视为观察和解决自己国家问题的工具而作系统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广泛的传播，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借助大量进步刊物的介绍和翻译著作的问世，以及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的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的促进下而得以实现的。《新青年》《国民》《晨报》《时事新报》《新社会》《建设》《解放与改造》《国民日报》以及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等报纸杂志，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均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以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1920年4月的出版为肇始，到1922年为止，有近30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一时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在思想文化界蔚然成风，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思想界的极大震动。当然，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毫无疑问地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不过，陈独秀最初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却没有李大钊那样及时而深刻，但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不断扩大，也引起了陈独秀思想上的不小震动，并实现了向同情和赞颂十月革命的思想转变。1919年2月9日，陈独秀在《公理何在》一文中，称苏维埃俄国为过激派，是公理之所在 [54]。陈独秀已认识到十月革命必将在影响世界其他各国的同时，越来越大地影响中国。他认为：“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日本人害怕得很，而“我们中国人不怕！不怕！”。 [55] 在陈独秀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彻底转变后，他便成为一个积极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者。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并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而研究会中的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于1920年8月建立了上海共产党组织。

在陈独秀的支持下，《每周评论》辟较大的版面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号发表的社论中认为，十月革命所流的血，犹如一场大洪水，将洗出一个新纪元来。与此同时，《每周评论》还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摘登，对倍倍尔《傅立叶》一书中的《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一节也予以刊载。这些举措，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探索救国之策，创造了条件。

陈独秀不但支持李大钊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热潮中。陈独秀把《新青年》杂志自第8卷第1号起变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并新辟《俄罗斯研究》等专栏，从而使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更加集中。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针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发起的攻击，陈独秀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回击，坚定地维护了马克思主义，论证了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陈独秀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实际问题

陈独秀不仅在自己所负责的《每周评论》中特设了“国内劳动状况”专栏，大量反映中国社会中有关工人、农民和教育等方面的情况，而且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也开始关注劳苦人民的生活，并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造成贫富悬殊的原因。他认为，欧美各国贫富悬殊的原因，“乃是有钱的人开设工厂，雇佣许多穷人替他做工，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进了他的腰包，把一部分发给工人，叫做工价。工厂越大越多，那少数开工厂的资本家越富，那无数做工的穷人仍旧是穷。所以劳苦的工人时常和开工厂的资本家为难，渐渐造成那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这就是现在各国顶紧急顶重大的问题。”而中国贫民的哭声是由那些不劳而获的军阀、官僚、政客、贵族们造成的。这些人只知道升官发财、鱼肉百姓，“那里知道什么社会革命！他们那里知道什么贫民的哭声！就是听见了那可怜的哭声，也只笑着说到：这是他们命该如此”。但陈独秀认为这些贫民的哭声，“早晚就要他们听见，叫他们注意，叫他们头痛，最后还要叫他们发出同样的哭声！” [56]陈独秀由同情贫民的哭声出发，发出了要让军阀、官僚、政客、贵族也发出同样哭声的呐喊，这是陈独秀开始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体现。

正如陈独秀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学习马克思的思想，就是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我很希望青年诸君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这是马克思的精神；我希望青年同志们，宁可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青年们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诸君，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做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 [57]陈独秀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将视角伸向平民百姓最现实的吃饭问题，认为立宪政治在19世纪可算是个顶时髦的名词，但在20世纪的人看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改制，不能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完全保证，不过成了政客们争权夺利的武器。“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吃饭要紧”。 [58] 在陈独秀眼中的吃饭问题，是“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 [59] 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在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后，不但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上的传播，而且还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提倡的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关注中国的实际，在对社会的深切关怀中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