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1893—1910）

一个男孩坐在稻田中一张竹编的凳子上，他身穿一条宽裆阔腿的蓝色裤子，一头乱蓬蓬的黑发在阳光下泛着亮光。他身体瘦削，但对一个还不到青春期的孩子来说，个子已长得相当高。他大大的眼睛中似乎充满了梦想。他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把鸟雀赶走，不让它们吃稻谷的嫩芽。

轮廓清晰的翠绿小山环抱着开辟为农田的山谷。绿色中点缀着用土坯建墙、稻草秆铺房顶的农舍。一座坚固的石桥坐落在山谷的中央。除了坐在竹凳上的男孩身边已翻得很旧的那本书以外，一切都表明这里是刚进入20世纪的一处亚洲农家田地，周围是宁静的自然景色和惯常的生存状态。

这个农家男孩子家里姓毛，“毛发”的“毛”。他自己的名字叫泽东，意思是“滋润东方”。

在长满绿树的山坡旁一处高地上，有一座有四个房间的庭院，在这里毛顺生用铁腕控制着他的家庭。他是一个身体瘦小、面孔棱角分明的男人，留着一副八字胡。他对周围的一切都放心不下。在这个让他处处谨慎小心的世界上，那18亩农田是他的安全堡垒。

泽东就出生在这所厚实而宁静的土坯房子里。现在，随着他慢慢长大并且精力越来越旺盛，他正在变成这座房屋高高的房梁之下紧张关系的源头。

入夜。空气炎热而凝滞，只有蟋蟀的叫声划破寂静的长空。听不到人的说话声，也见不到有人走动的身影，山村似乎完全融入了大自然。但一个微弱的黄色斑点使房屋的一面墙隐约显现。在没有玻璃的窗子里面，泽东不在意已经入夜。在中国的农村里，天黑后只是睡觉的时间，而泽东正在埋头阅读一本古代中国罗宾汉式的传奇小说，叫做《水浒传》。他脸上满是汗水，紧紧靠着一盏小油灯，油灯的火苗小得像一粒黄豆，还用一条被子半掩着光亮和自己，因为毛顺生不喜欢他儿子读书或者浪费灯油。

一个池塘把毛家与村子的其他人家隔开了。在这个池塘边上，发生了这样一幕：一些人穿着做客时才穿的衣服，站在长满荷花的池塘边上，他们沉默不语，显得很尴尬。此时此刻，人们不再感觉到山谷的宁静，因为毛顺生正在大发雷霆。泽东站在他父亲面前，脸涨得通红，大家都看着他。

家里刚刚爆发了一场争吵。当着一屋子客人的面，父亲指责这个孩子懒惰无用。泽东骂了他父亲，跑出房去。他的父母都赶了出来，客人们也茫然地跟了出来。当跑到池塘边时，泽东说，如果他父亲再靠近一步，他就跳进池塘。

毛顺生的暴怒有所节制，停止了攻击而开始理论。他现在要求泽东为他的不敬认错，并磕头保证以后要听话。（在旧中国，磕头是一种繁琐的礼节，双膝要下跪，低头触地九次。）泽东在客人面前毫不屈服，他父亲只得退一步。和解的条件是互相妥协。泽东认了错，但只磕了半个头（单膝跪下），毛顺生则答应不再打他。

毛家比韶山村里多数人家要富裕一些。在20世纪初毛泽东的童年时期，毛顺生的家境从贫穷上升到小康。在1904年毛泽东10岁时，他家有18亩地，三年后增加到24亩。他家每年要消费大约4500斤大米，还剩余7000斤可供出售。毛顺生雇了一个长工，并开始通过精明地做粮食和生猪买卖以及抠门的高利贷生意赚钱。他搞到一部分资金，开始购买其他农民抵押的土地。毛顺生的家业看来打理得很不错，有一个牛圈、一个粮仓、一个猪圈和一个小磨坊。

土坯住房本身是泽东的祖父于1878年所建，随着毛顺生一点一点地保障了生计之后，他对房子进行了扩建并装修得更好。最终这所房子住了两家人——邹家和毛家。泽东看到自家住的这部分换了瓦房顶，而邹家那一部分仍以草房顶凑合。

泽东在生活有保障的环境中长大。同时代的其他孩子可不如他过得好。他没有挨饿。他的衣服不多，但并不褴褛。他的母亲使这一家生活得井井有条并相当体面。泽东的大问题是他的父亲。他的渴望在精神方面。

韶山的环境优美而宁静。在那个时代，韶山距任何其他城镇都至少有好几个小时的路程——要知道那时全靠步行。韶山秀美的自然环境乃天造地设。这里有几百户人家，多数都通过毛姓的家族网联系在一起。人口不算多，因此韶山的主调是小山、树木和农作物。脚下是红壤。浇灌的稻田银色的水面上，点缀着一排排稻谷的嫩苗，在阳光下就像带有千万条划痕的巨大镜面反射着光影。一丛丛竹子以及它们精致的绿叶，构成了画框，衬托出后面雾气笼罩的青色山峰。松树肩并肩地站立在高处，似乎在威严地保卫着赋予它们阳刚生命力的山坡。

通过他们起的地名，就可以看出农民们对大自然的崇敬。韶山（音乐之山）的名字来源于一个关于古代皇帝的传说。[1]据称这位皇帝曾在这里休息，坐在俯视整个山谷的山顶上弹奏音乐。因不远处有湘江流过，距韶山最近的两座城市皆以“湘”命名（湘潭和湘乡），而且“湘”字还成了湖南省的简称。

在韶山读不到任何报纸。消息只能靠口头传播。任何事件发生后，相关报道到达这里都会耽搁一段时间，这使得韶山村与外界隔绝。如果从北京的宫廷内传来一纸告示，它将在全村的大会上被高声宣读，然后副本将贴在学校的围墙上。正像毛家独自坐落一处而没有近邻一样，韶山的两千多居民也拥有他们独立的世界。

韶山是毛泽东的世界。直至他16岁永远地离开此地之前，他从没有到过离韶山70里以外的任何地方。

湖南是一个富饶而生气勃勃的内陆省份，充满了传奇故事、斑斓的色彩和战争的烽烟。湖南人喜欢说，他们的家乡是七山一水二分田。这很好地概括了湖南现在的样子。

除了洞庭湖界定出北面的边界外，环绕湖南省三面的，都是起伏不平的山地。所以，这里的人们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也常遭受来自藏匿于山区的土匪的不断骚扰。湖南人精明慧黠，同时也勤俭质朴。泽东长大以后开始写诗和散文，其中山的形象充满了高贵、狂野和不可战胜的精神品质。

众多的湖泊和四条大的江河使湖南有“鱼米之乡”的美称。毛泽东从6岁起就喜欢游泳，后来他几乎是围绕着“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一喜好，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

湖南的平原地带是中国的一个大粮仓。俗语说“湖广熟，天下足”。这块人口稠密的平原同样富有政治传统。省会城市长沙，常常在商业和思想领域走在中国的前列。

韶山不在湖南的高山区，而是在丘冈山麓之上。毛泽东继承了某些边远山区人的秉性：粗犷、造反精神、罗宾汉式的浪漫。他也吸纳了湖南平原人的某些传统：热爱读书、很好的组织意识、关心公众事务。如果说湖南人融合了山地人的品质和城里人平和安详的天性，那么毛泽东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湖南的儿子成长起来的。

在毛顺生的家里，挂在房梁上的一串串红辣椒为原本非常简陋的屋子增色不少。像多数湖南人一样，毛顺生喜欢把这种手榴弹一样的辣椒丢进他的饭菜中，使其像火一样辛辣。所以，毛泽东就此从这座房子开始了他喜爱辣味食品的一生。

其他的中国人不得不小心应对湖南人火辣与固执的性格。但他们不否认，辛辣伴随着勇敢无畏。有一个全国都知道的说法：“若使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湖南人不论打仗、骂人还是表达他们的观点，都有一股冲劲。湖南人大多有宽阔的上额、深深的眼窝和发红的面颊，他们是中国的普鲁士人。毛泽东长大后不会是一个平庸而缺乏决断的人。

韶山的平静只是假象，因为山外已在发生急速的变化。在北京，中国最后的王朝在苟延残喘。中国现在很落后，尽管中国有光辉的历史，但在1880年毛顺生正要面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时，堂堂中华帝国连一寸铁路都没有。

中国正被更为先进的欧洲列强瓜分。在毛泽东1893年12月出生后没几个月，日本加入了侵略中国的行列。日本在1894年打败了中国，大大震动了中国的精英们，使他们由当初的焦虑变得惊慌起来。

这时，外国的社会思潮随着列强的入侵，开始冲击中国，这是前所未有的。就在毛泽东出生之前，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出了一本描写他英国经历的书。中国的儒学精英们从书中得知，中国之外还存在着先进的社会，这令他们大为吃惊。在毛泽东只有三岁、路还走不稳的时候，第一批赴日本的留学生乘船出发了。

反对清朝政府的各种势力，像泛滥的湖水一般兴起。毛顺生年轻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几乎把清朝推翻。但1864年在欧洲人的帮助下，太平军被消灭了。毛泽东还不满十岁的时候，兴起了第一次为振兴清王朝而发动的重大政治改良运动。但它只是一个潮湿的小爆竹，因为只是改良已经不够了。

在毛泽东不到一岁时，孙中山（1866—1925）写了一份请愿书，标志着他从改良转向革命。请愿书中列出推翻旧中国的战斗计划。守旧的精英们谋划着，要对抗变革：他们悄悄地说，火车难道不是靠把小孩子丢进烟囱里来开动的吗？燃烧原理难道不是对火神的亵渎吗？旧中国是注定要灭亡了。毛泽东就出生在这个时代。

在父亲和儿子发生冲突之前，毛泽东是按中国的温和方式被养育的。他没有挨过打，穿着开裆裤，不用大人帮忙就可以随时解决大小便。他逮蛐蛐，玩跖骨游戏，收到大人给的红鸡蛋时眉开眼笑，看着大人为慈禧太后（1835—1908）烧香祝寿。

他注意到中厅红木桌子上供着的铜铸佛像，盯着看门外贴着的红纸对联上写的关于和谐和孝道的祝词，但不懂是什么意思。他开始琢磨中国书面语方块字的意思，并从周围的人们那里学得语调起伏不大的湖南口音，这种口音把“h”音发成“f”音。

当毛顺生知道他的第一个孩子是“宝石”而不是“瓦片”，时，他像所有的其他农民一样非常高兴。一块瓦片（女孩）不能继承家产，在田里干活也不如宝石（男孩）有用。毛顺生只上过两年学，为逃避种田的苦日子，他16岁就当了兵。但是送泽东去上学还是符合中国传统的，虽然韶山的大多数孩子都没有这种机会。能读书识字符合毛顺生的要求，可以让“宝石”为他管理不断增加的农田、记账和书写田契与合同。学点儒家的教诲，也有助于把娇惯的男孩培养成懂得孝顺而能成材的年轻人。

在村里叫南岸的地方有一所私塾，是真正中国传统式的学堂。这里根本不教外国的东西，就像基督教主日学校只讲《圣经》一样，私塾里只教四书五经。毛泽东八岁开始上学，多年以后他冷冷地说：“我八岁时就厌恶儒学。” [2]

泽东和他的一些同学在他们的木头小书桌上读禁书，老师走近的时候就用经典遮住。这是一些讲战争和强盗故事的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书比韶山的任何别的东西对毛泽东的思想世界影响都要大。

虽然这些书颠覆性并不很大，但清廷仍然时常把它们列为禁书。主流的儒家势力也对这些传奇皱眉头，因为它们对能读书的人，可能起到替代经典的作用，就像对泽东所起的作用那样。

到他13岁离开学堂的时候，他已对经典中包含的思路和道德规范十分反感。但他最初开始反对这种强调秩序和礼仪的古代道德哲学，是因为它教导人盲目服从。孩子们只能鹦鹉学舌地死背。他们一面按节奏晃动着身体，一面大声喊出晦涩而陈旧的格言，好像是东方念经的和尚。

就像拉丁文在今天西方学生看来既重要又难学一样，《论语》对于当时的中国学生也是如此。尤其对于泽东来说，儒学经典所起的作用甚至适得其反。他不喜欢孔子教人尊崇权威，对于私塾先生和父亲这两个约束他的人，他的敌意越来越大。

两个人都动手打泽东，这令他愤怒。虽然他还没有明确的认识，但他心中已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在成为一个造反者之前，他就我行我素。在成为一个革命者之前，他就是个思想有激情的孩子。

他最早表现出正义感，是在学堂里和人的交往中。有一个孩子穷得带不起午饭，他就每次把自己带的午饭分给他一半。他母亲搞不明白为什么他每天晚饭胃口会那么好。当她得知她精心准备的午饭的去向之后，这位善良的母亲从此就每天为泽东准备两份午饭，让他带到学堂去。[3]

这个孩子的正义感使他不肯逆来顺受。在10岁的时候，他和一个年龄更大的孩子打了一架。这使他母亲十分不安，对她来讲，暴力是万不可取的。

在南岸学堂上学两年之后，毛泽东很熟悉背诵四书五经的标准程式了。起立，走到老师的讲台前，背对老师，然后滔滔不绝地背出那些箴言。但有一天早晨，泽东没有遵从常规的形式。老师叫到他时，他没有站起来。

“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么为什么我要站起来背呢？”他这样对老师说，老师很吃惊。[4]

老师气得脸发白，命令毛泽东遵守历来的规矩。这个十岁的孩子拖着他的板凳走到老师的讲台前，面对着老师坐下来，违抗老师的命令而面不改色。老师气得要命，便拉他站起来。毛泽东挣脱老师的手，然后大步地走出了学堂。就像《水浒传》里造反的好汉一样，他要上山去避难。

毛泽东向城里走去，后果如何此时对他已无所谓。但实际上他只是在韶山周围打转转，根本没能走出10里以外。

大人们开始到处找他。泽东不肯回去，因为他觉得老师肯定会打他，他父亲也不会错过打他的机会。

三天以后，毛家有人找到了他。最终他被说服，回了家。

多年以后，这位前学生回忆这一不快事件时，更多是从政治角度，而不是从感情角度看待它。他对埃德加·斯诺说：“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父亲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先生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 ‘罢课’胜利了。” [5]

泽东是个聪颖的孩子，那些经典他学得很好，虽然他讨厌其传达的信条。很快，在吵架时，他就用一串串的经典格言来对付他父亲。在20世纪初的中国，熟读四书五经已经不能保证驯服和顺从。

毛泽东13岁时离开了私塾，因为只在上学前和放学后在家里干活，不能满足毛先生的需要。毛先生自己打算盘算账出了错，结果生意上吃了亏。泽东学过算术，所以能够填补生意上的这一缺失。泽东从5岁起已开始干男孩子的活，比如除草、打柴、饮牛和摘豆子等。现在，他白天已经是个成年劳动力，天黑以后就为他父亲记账。“宝石”已开始有回报了。

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也使父子之间产生更多的摩擦。泽东总能智胜他父亲，而且不动声色。儿子的执拗使吝啬鬼父亲烦恼不已。泽东不得不到村里各处去收取别人欠不断富裕起来的毛先生的款项，他讨厌这个差事。有一次他为父亲卖了一头猪，在回家的路上，他把赚来的钱送给了一个穷苦乞丐。[6]

冬天里常可以看到父亲坐在火炉旁抱怨泽东的种种“过失”，或者嘴里叼着长管旱烟袋长时间地生闷气。他曾输掉一场官司，就因为对方恰当地引用了一条经典引语，影响了法官的断案。现在泽东也能运用这些含义模糊的格言了。这个孩子不孝顺吗？但儒家的准则也规定，一个父亲必须和善而有爱心。

一天早晨，当泽东正在田边一座墓碑旁读一本小说时，毛顺生找了过来。他怒气冲冲地瞄了一眼泽东身边空空的篓筐，厉声喊道：“这么说，你决定不干了？”“不是，我只是休息一下。”毛先生指责泽东一上午根本就没有从猪圈送一点圈肥到田里。事实上，泽东已经送了五六筐肥。毛先生未再追究。但是，当天下午，毛先生又发现他儿子在墓碑旁读一本杂书。

他责备泽东受“坏书”毒害太深，不听父亲的教诲。“不是的！爸爸，我是听你话的，你要我做的事我都照做了。”当毛顺生知道中午以后泽东已送了十六七篓筐时，尴尬的他吃惊地下巴都耷拉下来了。[7]

“活我要照常干，书也要照常读。”泽东说。

当然，泽东也出差错（毫无疑问，出差错的情况肯定比我们能够看到的记载中肯说出来的要多）。有一次他过于沉醉在书中，结果牛跑开了，还吃了邻家种的菜。[8]

文七妹有个圆脸庞和一双慈祥的眼睛，与她丈夫瘦削而五官分明的面容形成对照。她心肠软，又很能通融体贴，而她丈夫却很粗暴，脾气死硬。长相上，泽东很像他母亲，都有一双大而敏感的眼睛，面带纯朴而开朗的微笑，举手投足间让人感到一种慷慨甚至浪漫的气质。

文七妹疼爱她的大儿子，毛泽东也始终深深地怀念他的母亲。泽东在他小时候最关键的几年里，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不必与别人分享母亲的关爱（还有爷爷的关照；在毛泽东14岁爷爷去世以前，爷爷和他们住在一起）。

文七妹的娘家是南面不远一个县的一户普通人家。她同韶山的大多数人一样是文盲，也像大多数人一样是个佛教徒。在上学之前和上学期间，泽东常陪母亲到高高的凤凰山上的佛寺里去诵经，向神祈福。

毛先生不信佛，这使泽东不安。一个才9岁的孩子，就和母亲讨论过父亲不敬神的事，以及对这件事他们俩该怎么办。很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说：“我们当时和后来多次劝他信佛，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

知道他父亲总把多赚钱看得重于一切，所以泽东说，虽然他父亲后来对信教改变了想法，但那不是真心向佛，而只是出于谨慎小心的考虑。有一天，毛先生出门去收账，半路上遇上一只老虎。老虎受惊跑掉了。毛先生松了一口气，甚至忘掉了害怕。泽东说：“从此，他开始比较信佛，有时也烧烧香。” [9]

1905年，第三个男孩出生了，这可能使毛先生更成熟了一些。老先生对待比泽东小12岁的泽覃比对待第一块“宝石”要更和善一些。但是泽东与他父亲的斗争并未因此而缓和下来，一家人令人痛苦地分化成两派。

泽东和他母亲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他父亲。他们偷偷地把大米送给一个挨饿的村民。他们和那个长工站在一边，使毛先生的吝啬鬼做法行不通。他们偷偷地作了安排（在毛夫人亲属的帮助下），从而绕过了父亲对泽东继续上学的阻挠。

泽东认为这个家庭分为两“党”：他父亲是“执政党”，他自己、他母亲、他的大弟弟泽民和长工是联合的“反对党”。[10]

但是“反对党”就战术问题发生了分裂，因为泽东的决心和多谋，很快就使他温和的母亲不得不跟着他的战术转。他习惯正面对付他父亲，而他母亲不同意这样做。她说那“不是中国人的做法”。在从书里吸收的思想以及打破韶山宁静状态的那些事件的影响下，泽东对佛教的信仰变得越来越淡漠，这也使毛夫人不安。[11]

在上学时，母亲是他的靠山，他对母亲也非常孝顺。但当他长大成为一个成年劳动力时，他有了新的眼光。在他离开韶山前的两三年里，母亲对他的影响减弱了，虽然他对母亲的爱并没有减弱。泽东对“中国人的做法”开战了。

一个被称做哥老会的秘密帮会的几个成员撬窃了毛家。“我认为那是好事，”泽东多年后回忆说，“因为他们偷的是他们没有的东西。”不仅他父亲不同意这孩子的古怪想法，“我母亲也不肯接受我的观点”，毛泽东坦承。[12]

毛顺生有一个对付他这个爱幻想但又很固执的儿子的方法，在当时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方法。他物色了一个女孩子，强迫14岁的泽东娶她。可怜的泽东惊呆了。他还是勉强做完那死板而可怕的仪式——第一次揭开那个被吓坏的新娘的盖头看一看，就像查看一包新买的物品一样。他甚至还按传统方式给每位宾客行了深深的叩头礼。但是毛泽东拒绝和这个大他6岁的姑娘住在一起。他说他从没有碰过她一下。[13]

毛泽东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思想和社会天地，从而走出了建筑在几亩田地上狭窄的家庭天地。上学使他获得了宝贵的阅读能力。像猫追老鼠一样，他追索在韶山能够搞到的每一本书。他曾拿到一本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的小册子。几十年后泽东还能极为动情地回忆起那本书的第一句话：“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他说到那本小册子对他的冲击：“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4]

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提倡改革和技术进步，使毛泽东初次接触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认为中国应当借鉴西方有用的东西，以拯救中国自己的核心文明。这本由一位有改革思想的买办所写的书使他深信，为了中国，他必须离开韶山，以学习更多的知识。

在韶山学堂结业前不久的一天，泽东和他的同学遇到几个从长沙步行过来的大豆贩子。[15]他们离开城里，是因为1906年的饥荒引起了大规模抢米暴动。暴民把湖南省总督赶出了清朝的衙门。当局缓过气来之后，派来一个新总督，接着是血腥的镇压。很多造反者被砍了头，人头还挂在旗杆上示众。

在学堂里，人们好几天都在热烈议论这一来自山外的惊雷。几乎所有泽东的朋友都站在暴乱者一边。这一事件铭刻在泽东一生的记忆之中，因为据他说，他做了一种甚至他的同学们都没有做的联系。他觉得他的同学们同情那些暴乱者“只是站在旁观者立场上”看问题，“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而泽东则看到一个世界在颤动。“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的家人那样的普通百姓，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造反，甚至在韶山本地也引起了震动。由农民组成的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哥老会此时在整个湖南势力都很大），卷入了一场同韶山当地一个地主就交租事宜引起的纠纷。愤怒的地主把他的佃农告上了衙门，并且通过向地方官行贿赢了官司。哥老会成员们在一个姓彭的铁匠的带领下举行了暴动。彭铁匠遭到省政府部队的追捕，躲进附近的山里避难。那个地主散布流言说，那些叛乱分子举起造反大旗时还杀死了一个婴儿来祭旗。哥老会成员们很快就遭到围捕，彭铁匠被砍了头。

对泽东来说，历史似乎从《水浒传》的书页中跳了出来，并在他自己的村庄里游走。他听到彭铁匠被人称作“土匪”，就像在那部流传久远而激动人心的小说中农民领袖宋江被称作“土匪”一样。泽东又做了另一个联系。他后来回忆说：“在学生眼里，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 [16]

很快，毛顺生自己也成了造反的对象。

泽东17岁那年，韶山发生了粮荒，冬天的大米吃完了，而新稻米还没有成熟。饥饿的目光转向了米商和地主的粮仓，饥饿的人们喊出“吃大户”的口号。毛先生这个“大户”自然也难逃“劫难”。毕竟，在韶山的饥荒日益严重之时，他居然还在向长沙贩卖粮食。他的一批粮食被饥饿的村民们截住，并被分吃了。[17]

提到他气急败坏的父亲，泽东说：“我不同情他。” [18]对毛泽东来说，他已经做出一个基本结论：他那令人讨厌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公正社会秩序在当地的关键性人物。毛先生正在富起来，泽东已注意到这一点。这个老头子是中国获得真正解放的道路上的一只拦路虎，这个年轻人做出了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

泽东的一句关于他父亲的可怕的话，概括了全部含义：“我学会了恨他。”作为一个孩子，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同那个时代的生命联系在一起。

但是，已是成年人的毛泽东在26年后回忆往事时，说他当年并未毫无保留地支持那些暴动者。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19]或许，他把他后来的信念加进当初的事件中去了：他深信，没有总体政治策略的单纯暴动，是不会有成果的。

到1910年，泽东和他父亲之间就他继续上学的事而发生的争吵，变得异常尖锐。毛顺生计划让泽东到70多里外湘潭县城的一个米店去当学徒。泽东并没有坚决反对这项计划，他觉得城里会有好机会。但他真正希望的是，在一所教“外国”课程的新式学堂里当全日制学生。他以冷静而尊敬的方式向父亲提出了这个愿望。毛先生的回应只是放声大笑。这使泽东心痛，此后很长时间里，他和父亲之间互不说话。

通过他母亲家的关系，泽东到湘潭一个失业的法律专业学生家独立地学习了6个月。虽然迫于他父亲的压力，也许还因为在湘潭遇到经济困难，他又回到家里，但这6个月的读书、听课和辩论，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从此他不再是父亲已成年的“宝石”。

16岁的泽东做好了不事声张但切实可行的计划。他从母亲娘家那边的亲戚以及这边的家庭朋友中，或5块或10块地借了一些钱。有一天吃晚饭时，泽东直直地盯着父亲的眼睛，郑重地宣布：“我决定到东山高小去上学。”

“你说话当真吗？”毛顺生急匆匆地说。他还有最后一张卑鄙的牌可打，来对付他这个任性的儿子，那就是钱：“莫不是你今天早晨中了彩票大奖，突然发财了？”

当毛先生搞明白泽东已经筹集到一些钱时，他贪婪的凶相完全暴露出来了。这个小气鬼刺耳地粗声说，如果泽东离家到湘乡去上学，就必须筹钱另雇一个长工来做泽东以前要做的那份活。[20]泽东虽然心里对此嗤之以鼻，但他不能因小失大。他从一个亲戚（母亲娘家方面）那里又多借了一些钱，这位亲戚很重视教育，还曾资助家里其他成员去上学。

当再次提及此事时，泽东对他父亲很不客气。他打断他父亲自怜的唠叨，单刀直入地问：“雇一个长工要多少钱？”可怜的毛先生说一年十二元。泽东把一个信封放在他父亲粗糙的手里。“这里是十二块钱，我明天早上就去东山。” [21]

天一亮，泽东就起床收拾行装。七妹关注地看着他，没有多说话。除了问他还需要带些什么之外，只说了一句：“你要不要跟你父亲道个别？”“不，不用。”泽东这样回答。

天亮后不久，他徒步离开了韶山。肩上的扁担是他常用的东西，但在这个清凉而泼洒着阳光的早晨，扁担上挂着的不再是粪筐。一头是一个包裹，里面是几件上衣、两条灰被单和一顶蚊帐。另一头是一个篮子，专门放《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到目前为止，他除了韶山之外，别的知之甚少。他将永远不会再回韶山来长期生活了。

在韶山的16年生活之后，泽东已经是个羽翼丰满的造反者了吗？在令人窒息的私塾和专制家庭环境下，基本来自他母亲的一种道德感，加上读书吸取来的社会责任感，促使泽东转向了反对权威偶像。

毛顺生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他经常打泽东，当着别人的面羞辱他，耻笑他想读书的愿望，并想方设法让孩子觉得自己真的很“懒惰”、“无用”，从而自尊心受到伤害。

传统观念主张，即便父亲是个魔鬼，儿子也要遵从父亲。泽东藐视这种传统。然而这孩子回应他父亲的其他一些方式，也给人以深刻印象。泽东不像那个时代成千上万造反者那样干脆把自己的家庭忘掉。他仍然与他的家庭成员保持联系，并从不同的亲属那里得到帮助。在说到他的家里人时，他称他们为“普通老百姓”，在面对不公平的世道时，可以和他们站在一起。[22]

泽东在家里采用的策略也不走极端。他常和他父亲进行妥协，他屈从了那桩令人痛苦的“婚姻”；他没有离开家去加入哥老会；在韶山的大多数年份里，他一直接受佛教的影响；而在他离开韶山时，他仍然相信君主制。

在韶山东面不远，另一个孩子与泽东在同一时期长大。这个孩子后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年轻的张国焘和他富有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父亲相处得相当和谐。然而他后来也变成一个造反者。[23]

在泽东的生活中，毛顺生的家庭和南岸的私塾并不是压迫现象偶然的个例。它们是中国社会更大格局中僵硬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缩影。是的，泽东从八岁起就痛恨孔子。“我的 ‘大部分同学’都讨厌这些经典” [24]。

这个16岁的青年，在一个历史变革非常特殊的时刻，变成了一个典型中国式的造反者。他并不是神经过敏。他鞭挞的对象与其说是他父亲，不如说是他父亲所代表的东西。他的造反精神是经过精心考虑的那种类型。

按照那个时代中国的习俗，毛顺生对他儿子的要求并非都属过分。泽东对他父亲的权威有反感，部分原因是他觉得那种权威是为极坏的而且注定要失败的目标服务的。如果家庭和村庄都像那样是分裂的，中国何以得救？如果韶山的家长制继续成为典范，中国妇女的命运会是怎样的？

泽东具有造反者的“个人性格”，就像一只手很适合地戴上了造反精神的“社会性格”的手套，而这种手套正在全国范围内织造形成。[25]造反者冷静地把个人的斗争纳入更大的社会斗争之中：“我反对的第一个资产者就是我父亲。”

然而，泽东和他父亲的紧张关系既是社会性的，也是心理性的。社会“压迫”并不是毛顺生对他大儿子影响的全部原因。人们注意到，泽东的两个弟弟，都没有像他那样跟他们的父亲发生龃龉，而且两个人都得到了父亲不肯答应泽东所要求的那样的教育。

泽东之所以要夸大其词地强调他父亲的卑鄙和专断，是出于保护他自己强烈的自尊感的需要。

很奇怪，毛先生粗野的做派（虽然不是他的目的），同七妹温和的性情一样，在泽东生命的深处沉积下来。虽然在心理上，泽东和他母亲很亲近，但这孩子身上并不具有他母亲的很多性格特点。而且在另外两个孩子降生并分享了她的关爱之后，以及在她认为泽东学来的很多新思想过于无情并很奇怪之后，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没有那么亲近了。

在离开韶山的时候，泽东内心带有一种强迫感，觉得一定要在父亲的眼里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并在服务于更有价值的目的方面，成长为比他父亲更全面、更完美的人。

在泽东表示出来的对他父亲的仇恨背后，还有一种没有公开承认的关联性。他内在的性格，使他不得不变成一个像他父亲一样的专断者，而且是在更为巨大的规模上。

毛顺生并不十分了解他的儿子。泽东鄙视他的父亲，以一种深思熟虑的而不是冲动的方式同他作斗争，而且相当有成效。然而，毛顺生试图粗鲁地在他儿子身上培养的一些美德，却证明对泽东有很大的吸引力。泽东很快就说：“怠惰者，生之坟墓。”好像在重复他父亲的话。[26]

母亲对他的影响更单纯也更直接：她作为佛教信徒的善良和耐心，给他印象很深。多年之后回到韶山探望时，他指给同行人看当初供着佛龛的地方，他母亲常在那里烧香，并在儿子生病时，用那里的香灰当药为他治病。还有一次，在和一个警卫员聊天时，他发现那个年轻人更喜欢他善良的母亲，而不喜欢他爱发脾气的父亲。毛泽东说：“你越是告诉我你们家里的事我就觉得和你越亲近。你母亲一定是个信佛的人。”年轻人问毛泽东怎么知道的。“你说她是个好心人。所有信佛的人都是热心肠。”[27]当然，他心里在想着他自己的母亲。

无论是他父亲还是他母亲，都没有引导他信奉一种社会革命的哲学。对他那一代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来说，那几乎是一种自然具有的特性。在韶山的童年生活，解释了为什么这位革命者会成功，以及为什么他后来会成为那种类型的革命领袖。新思想和旧中国的社会条件，使他成为一个造反者；在韶山的家庭磨难，则使他成为一个有非凡决心的造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