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苏门父子
贵族那些事
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长河中，风流人物层出不穷，或才华横溢，健笔纵横，驰骋文坛，独领风骚，或文韬武略，智勇双全，忠肝义胆，叱咤风云，而最令人称奇的则是一门三父子，同时竞风流。
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占据三个席位，父子三人都是文学大家，有文称“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也”。“三苏”的称号由此而来。不仅如此，他们三人还在政治上各有所建树，为当时老百姓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因此直到今天依旧被大家所尊崇。
家训：不辱门楣，发愤读书
苏洵的父亲苏序按照如今的话说，是一个可爱的老头，他最爱拎着一坛酒，来到田间村口与村民长工们痛饮聊天，然后似醉非醉地高歌归去。
虽然表面看起来大大咧咧，不拘小节，但是苏序心中跟明镜一样，对人物的品评非常严格，并且轻财好施，荒年曾卖田来赈济邻里，丰收后，邻里要偿还债务，他却不收，因此乡亲们都非常尊敬他。
四川经过五代、宋初的战乱，文化渐渐衰落，读书人很少，又安其乡里，不愿外出做官。正是在这个时候，苏序却让苏洵的两个哥哥苏澹、苏涣认真读书，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在苏序的精心培养下，苏澹、苏涣都以文学举进士，并在四川眉山掀起一股科举考试的热潮。
不过小儿子苏洵并不像自己的两个哥哥那样好学，他生性顽劣，自幼不好读书，用“游手好闲”来形容他也丝毫不过分。面对小儿子的不受教，苏序秉持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思想，只对他进行品格上的一些约束，至于功名利禄倒也从不强求。
就这样，苏洵玩玩闹闹着长大了，娶妻生子后依然散漫。在25岁那年，他被史彦辅和陈公美两人拉着，把峨眉山玩了个里外透彻。游山途中，他们听说西北数百里外的岷山也很壮美，于是又去岷山游历，一转悠就是半年。饱览岷山秀色之后，苏洵回来歇了几日，这才发现妻子程氏面带忧虑。原来程氏并不指望夫君光宗耀祖，却将满腹期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身上，终日教他们读书认字，却又自叹精力不足。看到妻子对孩子的认真管教，苏洵渐渐意识到自己如果继续散漫下去，将来可能会落到让儿子们耻笑的境地，于是开始认真地考虑自己和家庭的未来。
过了不久，苏洵的母亲史太夫人不幸病故。苏洵的二哥从外地赶回家为母亲守丧三年。兄弟两个聚在一起，免不了聊起各自的前途。苏涣有意问道：“三弟啊，你游历了那么多的名山大川，能不能写点文章，让我看看这纸上山川如何雄秀奇美啊？”
这可真的把苏洵难住了，他觉得满肚子都是锦绣河山，却不知如何将其写到纸上，急得满头是汗。苏涣见状一笑，略转话题道：“三弟，你别着急。这文章也不急，哥哥我还有一个心愿，想请三弟帮忙圆了。”
苏洵忙问：“什么心愿？”
“我们苏家先人原是很有一些来历的，可自大唐以来，我们只知眉州刺史苏味道是我们的先人，从下往上推，也只知道祖父叫苏杲，曾祖叫苏祜。三弟既然喜欢周游，何不找些老人聊聊，再去查查别人的族谱，把我们苏家的族谱编出来呢？”苏涣慢慢说道。
苏洵一听，觉得这件事做起来蛮有意思，便一口应诺下来。眉山的程家、史家都是亲戚，苏洵一询问，他们都拿出族谱和先人的往来书信，再加上眉州府里还有些陈年案卷，很快苏洵便追根溯源，查到唐朝刺史苏味道的名字。再往前，查到汉代的苏建和苏嘉、苏武、苏贤三兄弟，还有先秦的苏秦和苏公。这时苏洵的兴趣越来越浓，为了弄明白这些人的来历，他为自己列下了长长的书单，把《史记》、《汉书》，还有更早的《左传》、《国语》、《战国策》都摆在床前案头，读了个通透，而在阅读的过程中，苏洵感到越来越羞愧，自己这么大年纪，不仅没有取得先祖一半的成绩，连一篇简简单单的文章都写不出来，更别说写出流芳千古的美文佳句了，甚至教育子女这样的事都是夫人一手操办，自己简直是废物一个。
自己已经27岁，现在是不是太迟了？伴随着这样的苦恼，他继续翻阅古籍，想在书中找寻答案，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他无意中发现谢安写的一篇关于古人爱惜时间、刻苦攻读的故事。他反复把这篇文章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都能有不同的收获。他觉得这故事好像是专门为自己写的一样，不由得心中感慨：时光无情飞逝，与其感叹自己快到而立之年，还不如现在开始抓紧时间学习，现在不努力，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从此，苏洵开始发愤苦读。
经过一年多的寒窗苦读，苏洵觉得自己在学习上有了不少长进，既然自己的两个哥哥都考取了功名，自己也不能再这么自甘人后，于是他急急忙忙地参加录取秀才和进士的考试，但两次考试都落榜了。这对他打击很大，不过，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决定重新振作起来，但一时理不出什么头绪，更不知从哪里做起。
在书房里整理自己以前写的书稿时，苏洵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他想：连自己都感到不满意，又怎能让它们在世上流传呢？于是，他将这数百篇书稿统统抱出屋去，放在空地上，点上一把火，化为灰烬。焚稿后，苏洵坚定从头做起的决心。他如同放下一个沉重的包袱，更加轻松愉快地刻苦学习。苏洵有时在家闭门苦读，有时奔走四方求师访友，一年到头忙个不停。而一旦有时间，他就会和妻子一起，教育和指导苏轼和苏辙两兄弟的学业。
苏洵从27岁开始下决心努力学习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阅读了大量书籍，终于成为大学问家。他既精通《五经》和诸子百家学说，又对古今是非成败的道理进行探讨，具有了渊博的知识和惊人的才智，写起文章来往往到了“下笔顷刻数千言”的程度。
苏洵写了许多有研究价值的文章，受到家乡学者的倾慕，他自己也真正体会到了成功的乐趣，其《六国论》一文在今天都是学习语文时的必读之作。这时他的大儿子苏轼、二儿子苏辙已长大成人，而且在他的影响下也是才华出众。于是，苏洵带着自己写的文章和两个儿子到京城游学。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他看了苏洵的文章后很是赏识，认为这是当今最好的文笔，于是将苏洵的二十余篇文章推荐给朝廷，苏洵受到了朝廷的重视。一时间，京城内外的学者争相传阅苏洵的文章，赞不绝口，并且争相效仿苏洵的文章写作方法。苏洵这位晚学成才的散文家，从此闻名于世。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他的不少观点切中时弊，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很久以后，社会上还广泛流传着赞誉苏洵文章的民谣：“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意思是，模仿苏洵的体例写文章，自然就能在社会混得开，就能吃羊肉一样的佳肴；而如果不按他的体例来写，自然籍籍无名，只有吃菜羹一样的伙食了。
苏洵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后，虽然已经过了求学的最佳年龄，却依旧发愤读书，最终成为大家，流芳千古。努力不分迟早，成功不分先后，关键看你是不是有下苦功学习的恒心。苏洵的故事激励了无数人，连古代幼儿必读的《三字经》中都留下了这样的句子：“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
家训剖析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种子，就看你是否能够让它接受阳光的洗礼，给予足够的水分和养分，让它慢慢长大。苏洵本来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大文豪，当看到列祖列宗的成就与含辛茹苦的妻子时，他忽然意识到内心那颗种子的存在。
苏洵用自己的成就证明任何时候开始学习都不晚，以年龄作为不学习的借口其实是在骗自己。拥有一颗积极的心，加上勤奋努力，你也可以在自己所在的领域取得成就。
家训：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生于富饶美丽、文化氛围浓厚的四川，苏轼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陈子昂、李杜、“初唐四杰”以及高适、岑参、刘禹锡、白居易等人都和四川有着不解之缘，站在这些巨人的肩上，苏轼成为宋一代文化上的集大成者，而四川的钟灵毓秀也给了他无穷的灵感。也许，只有这样一片土地才能孕育出这样一个人，当人杰地灵独集于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旷世奇才就诞生了。
父亲苏洵对苏轼的要求很严格，在父亲的严厉监督下，他终日苦学不辍，直至五十年后在海南还梦到父亲监督他读书的情景。母亲程氏出身书香之门，仁慈果敢，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在督促和教授儿子读书的时候，善于言传身教，书籍记载，她曾与年幼的苏轼有一段关于范滂及范母的有名对话。
范滂是后汉时代疾恶如仇、忧国忧民的气节之士，有澄清天下之志。汉灵帝建宁二年，宦官专权，大诛党人。作为清流派人物的范滂早已罢官在家。当时督邮吴导奉诏索拿范滂，来到汝南，不忍捉拿他，竟伏床大哭。范滂知道他是为自己而来的，遂投案。
其时老母在堂，范滂遂与老母诀别。母亲站起来对儿子说：“汝今得与李、杜（指李膺、杜密，皆当世名士，亦同时被征身亡）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说罢，她身边的人都哭成一片。最后范滂从容地跟着督邮一起赴京师，不久死在监狱里，年仅33岁。
范母如此胸襟，范滂如此从容，一直被后人所钦佩，于是苏轼表示有志为范滂，程氏也毅然表示愿做范母。有了这样的家庭影响，加上蜀中良好的自然人文环境的陶冶和他自己的天资，苏轼很快成长为一个才华卓著的青年。
1056年，苏轼与弟弟苏辙随父亲赴京参加进士考试，结果兄弟二人双双考中。第二年，苏轼又和弟弟参加了礼部考试，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主审官是北宋大名鼎鼎的文学名家欧阳修。他在审批考卷的时候为苏轼华丽绝赞的文风所倾倒。为防徇私，那时的考卷均为无记名式，所以欧阳修虽然很想选这篇文章为第一，但他觉得此文很像门生曾巩所写，怕落人口实，所以最后评了第二。
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文章作者是苏轼，在知道真实情况后他后悔不已，但是苏轼一点计较的意思都没有。此后，欧阳修热情奖掖苏轼，赞叹“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一时间使苏轼名满天下。而苏轼也不负其厚望，在文学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的老师。
不久，苏轼的母亲过世，他回家乡给母亲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重返政坛，踌躇满志，但是此时一些变故已悄然发生。原来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凋零，而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伤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像他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他并没有灰心，而是在其位谋其政，政绩显赫，深得民心。就这样辗转过去了十年，有名的“乌台诗案”发生了。苏轼是一个真挚坦率的人，不论亲疏都吐以肺腑之言，而且他锋芒太露，遇到不入眼的事就“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更何况，以他在文坛上万众瞩目的地位，他的诗作流传甚广，小人们想在文字上挑他的毛病实在太简单了。
于是，他又被发配到黄州，日子更加不好过了。苏轼顶着一个芝麻大的小官，拖家带口地来到黄州，只是由当地州官看守的一个犯人而已，性质近似于流放。想当年意气风发，名满天下，皇帝青睐有加，重臣引为上客的苏轼，一下子沦落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小镇，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且因案件牵连的人太多，“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他向来认为的不少亲友忙着自保，已经视他如瘟疫，避之不及。只有弟弟苏辙和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在为他奔走呐喊，这对天真诚挚、喜好宾朋的苏轼来说，实在是莫大的打击。
不过苏轼并不因此而沮丧，更没有放弃人生的追求，在好友马正卿的帮助下，苏轼获得一块贫瘠的土地，一家人过起了躬耕的生活。到达黄州的第二年，他在园中修了一座五间房子的农舍，号曰“雪堂”，这样总算有个待客的地方了。苏轼又根据白居易《步东坡》一诗将田园命名为“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俨然做起“陶渊明第二”来了：“只渊明，是前生。”他的生活过得理直气壮很有骨气，苦中作乐，不因为个人际遇而一蹶不振：“腐儒粗砺支百年，力耕不受众人怜。”他唱着“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词，心态日益趋于旷达和平静。
苏轼对佛学很感兴趣，所以在黄州时常游览佛寺，拜访高僧，请教佛理，并两次坐船游于黄州附近的赤壁，先后写了《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两篇文章，留下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等千古名句，留传后世。
命运让人捉摸不透，神宗驾崩，新任皇帝哲宗继先帝遗愿，起用苏轼。实际上，背后起作用的是高太后。
这是新法和旧法力量的一次转换，高太后于神宗在位时就反对变法，如今神宗已崩，哲宗年幼，高太后收揽大权，尽弃新法，起用司马光等一批元祐党人。既然苏轼居反变法之列，又深得先帝赏识，自然也就扶摇直上了。回京后，苏轼担任礼部侍郎；不足十天，迁起居舍人，朝政所有事务都参与其中；不足三月，迁任中书舍人，代皇帝起草制诏，正式参与大政方针及百官选派，地位显赫；半年之后，又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撰写将相任命，皇后及太子册立文书及周边国家往来的国书，批答大臣奏章，实际上已是内相，位极人臣。然而此时的苏轼对功名早已淡泊，“再入都门万事空”，他已彻悟人生本质，又怎会在乎轩冕之荣？
苏轼不在乎个人荣辱，只重视江山社稷。他一直兢兢业业，舍身报国，在所不辞。一年后，他兼任经筵侍读，为皇帝讲经史，实则帝王之师，他渴望将自己的一生所学传授给年幼的皇帝。此时的苏轼可谓万众瞩目，才满天下，身为政界要人及文坛领袖，威望与日俱增，国外使节都必询问苏轼的情况，可见他已名扬四海，远播邻国了。但是苏轼并不以此为傲，依旧平和近人，生活简朴，并且不遗余力地提携后生晚辈，“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得以名传天下，与苏轼的培养和提拔是分不开的。
但是苏轼看到旧党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并尽废新法后认为他们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抨击，因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被认为是个彻彻底底的叛徒，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备受排挤，不得已再次请求外任。
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回到阔别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建水利，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深得民心。后来高太后去世，哲宗得势，新党再度执政，被视为“旧党”的苏轼又一次遭受迫害。虽然境遇如此，但苏轼并没有太多的悲观，骨肉分离，万里投荒，他依旧豪迈赋诗“人生何处不巉岩”。今夕荣辱对比反差巨大，没有超乎寻常的承受能力是难以忍受的，苏轼自然也有情绪的起起落落，好在他已参透人生本质，又有佛老思想作为根基，与贬谪黄州之时相比，他更善于驾驭和调整自己的心态。他甚至想，自己“譬如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罨糙米饭吃，便过一生也得”。他把贬谪地当做故乡，倒也使自己从凄惨遭际中解脱出来。
后来，朝政又一次发生大的变动，徽宗即位，神宗皇帝的皇后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形势再次有利于元祐党人，元祐诸臣纷纷内迁，苏轼也得以北归。
这实在是一个奇迹，苏轼也掩不住内心的喜悦，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渴望安定不再漂泊的生活，他的生命被宋朝不停的政治斗争消耗着，失去了大量宝贵的光阴。然而朝野之间，苏轼即将入相的传言日渐多起来，不少人又开始对苏轼嘘寒问暖，只是此时的苏轼真的无心于政治，在即将抵达常州时病，他病倒了。
多年来贬谪的艰苦生活反反复复，他的健康早已损毁，又从瘴疠之地的海南返回，一年来水陆跋涉，更是雪上加霜，苏轼在公元1101年7月28日走完了他历经磨难又多姿多彩的一生。
苏轼所谓的“过错”，一是在于他敢讲真话，自称“言必中当世之过”，说自己作文“皆欲酌古以御今，有意乎济世之实用”。他钦慕屈原、诸葛亮那样经世济时的人物，想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二是小人作怪，苏轼才华过人，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众必非之”。
我们说，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不是因为他身上没有人类所固有的弱点，而是因为他能够克服并超越这些弱点。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苏轼一直秉承自己的操行，真正做到了胜不骄败不馁，用乐观的态度笑对坎坷，以积极的作为履行职责，他的一生无疑是悲壮和令人称赞的。
家训剖析
也许是从父亲“二十七，始发愤”，最终成就大器的故事中获得启迪，苏轼一直对人生抱有乐观的态度。“任门外风吹雨打，我自胜似闲庭信步”，虽然贬谪的生活艰苦寂寞，但苏轼努力让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受外界的影响。外界的环境变化有的时候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心态，但苏轼善于处穷，不执著于人生的起起落落，而且深具理性精神，“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能如此明了地看待世间的分分合合，令人佩服。
家训：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
苏轼少年成名，考取了百年难得一见的制科三等，名动江湖。于是，他周围的朋友变得非常多，其中良莠不齐，有在他失势时鼎力相助的好友，也有落井下石的小人。苏轼固然是文学天才，但是他在交友的时候常常太过天真，准确来说就是他有一颗真诚善良的心，无论对谁，都是以诚相待，虽然收获了不少真心的朋友，但也有太多“最亲密的敌人”。
这些“敌人”，很多曾是苏轼的好友。论才学，苏轼远超同侪，能与之一较高低者难寻，但对此心怀嫉妒的并不在少数。比如林希，他也算苏轼的老朋友了，可在起草贬谪苏轼的制词时，他极尽诋毁之能事，搁笔时不禁哀叹，“坏了一生名节”！
章敦是苏轼在凤翔时结交的朋友，当时章敦任商州令，性格狂放，胆大敢为，而又志向高远，两个人一见如故，有过一段同游同饮的好日子。
有一次两人一起旅行，到了黑水谷，那里有一条深涧。深涧两侧绝壁万仞，道路断绝，下边湍流翻滚，只有一条横木为桥。章敦胆子大，要苏轼走过去，到那边的悬崖上题词。苏轼两腿发软，不敢过，章敦却从容地走过去在石壁上写下“章敦苏轼来游”，随后又走回来。苏轼拍着章敦的肩膀说：“子厚必能杀人！”章敦问为什么，苏轼说：“连身家性命都不顾的人，还怕杀人吗？”
另一次，二人小饮山寺，闻报有虎，借酒劲“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外，马惊不敢前”。苏轼吓得准备转身就跑，但是章敦很镇定，取铜锣在石头上碰响，“虎即惊窜”。
苏轼能看出朋友的果敢和胆气，也许在那个时候，他还为好友的勇气而骄傲，为自己的胆怯而羞愧。
但谁也想不到，苏轼的后半生，章敦竟然成了他的噩梦。这原因说起来也简单，因为章敦属于王安石变法派的骨干，苏轼则被归为元祐党人。
政治斗争是残酷的，章敦作为一个深谙人心的政客，知道其中的利害，所以一朝得势，就对敌对势力竭尽所能地打击。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要说在政见上积怨之深，章敦哪里比得上王安石？可是王、苏虽系政敌，彼此却都能欣赏对方的才华，不因政见影响这种惺惺相惜的关系。苏、王二人在文学上彼此欣赏，以苏轼的豁达和王安石的正直，两人倘若不是政见相左，极有可能成为挚友。
但章敦与苏轼本是朋友，最后反目成仇，不得不说他的人品存在问题，他对苏轼的“关照”十分严酷。苏轼谪居惠州时，曾做诗曰：“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早，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传到京师，时任宰相的章敦笑道：“苏子在那里还这么快活吗？”于是又把苏轼贬到儋州。
苏轼之弟苏辙也是新法的反对派，当苏辙被贬雷州时，章敦不许他住官舍，苏辙只好租民房住；对此，章敦又认为他强占民屋，要加以追究，后查因确有租房契约才作罢。章敦是个心狠手辣，为达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有人说，这种狠劲很难说清好坏：用到战场上，可以造就一个英雄；布衣终生，可以成为狂狷之士。可惜他的这股狠劲最终用在政治斗争中，内心的狂傲便转化为暴戾和凶狠。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章敦因反对传位徽宗，徽宗上台后立即将其罢相。政敌翻出更多旧账，结果章敦被贬雷州。与此同时，苏轼遇赦放还。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六月，苏轼到达京口，章敦的儿子章援也在那里，他没有见到苏轼，但诚惶诚恐地写了一封长信，为父亲求情。因为当时坊间传言苏轼将再度被起用，章援出于对父亲多年作为的了解，担心苏轼重新上台会进行报复，故去信求情。
章援以父亲的为人忖度他人，以为苏轼也一定会尽其所能地报复，殊不知苏轼给他回复了一封热情的信：“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订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苏轼在信中嘱咐他一定要给章敦买一些常备药，以及保护好自己，可谓是情深意重。因此，林语堂在其所作的《苏轼传》中，赞叹此信是伟大的人道主义文献，因为其中表现出来的宽容大度和仁爱精神，在古往今来的人物中实属鲜见。
真诚对人难道是错的么？难道尔虞我诈才是生存的基本法则么？
苏轼一生交友十分广泛，凡夫走卒，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苏轼在乌台诗案时又交了一个朋友，就是负责看守他的狱卒。这个狱卒以前认识苏轼，当时苏轼没有觉得他地位卑微就看不起他，而是对他以礼相待，所以如今他怀着感恩之情，对苏轼多加照顾，还为其搓洗，算是落难好友了。
落难之时才能看出真朋友，在狱外，朋友们都在积极营救他，曹太后多次在神宗面前感叹苏轼兄弟人才难得，竟至泣下；张方平、范镇不顾风险，先后上疏，后来均遭处罚；苏轼的弟弟苏辙愿以官职为兄长赎罪，被降职外迁……苏轼最终得救，和朋友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但是，其中一个人往往被人们所忽略，那就是看守苏轼的那个狱卒。
有一天，苏轼托狱卒把两首诗交给弟弟苏辙。这两首诗的内容很感人，里面记述了和弟弟的深厚情谊，并把家里付托给弟弟，表达了对百姓的感谢，以及对人生的感恩。
苏轼是宋朝的大吏，当然熟悉宋朝的律法。他知道，像他这样的政治犯，要交一个纸片出去多么困难，其实这些文字都是要交到皇帝那里去的。而皇帝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掌握生杀大权，只有打动皇帝，才能让自己有生路。而这个狱卒就是沟通皇帝和苏轼之间的桥梁。
苏轼最终得救，除了那些积极奔走的朋友外，这个狱卒无疑也帮了他的大忙，甚至可以说是苏轼的救命恩人。
看来，真诚待人并没有错，错的只有可怕的人心与辜负朋友真诚的那些人。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自黄州移官汝州，准备顺路去拜访隐居江宁的王安石。王安石听说苏轼前来拜访，便穿着野服，骑着毛驴，兴致勃勃地来到江边见苏轼。苏轼也穿着野服见王安石，并说：“我苏轼今天是穿着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回答说：“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可见两人之洒脱。后来在同游钟山时，他们有意回避容易产生分歧和误解的时政，诗酒唱和，谈禅说佛，不亦乐乎。当然，这既是他们共同的爱好，也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期间，苏轼写下《次荆公韵》：“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苏轼于诗中表达了自己对王安石彻底和解的诚意，也体现了对王安石急流勇退的仰慕。
苏、王之交是君子之交，于公为真敌，于私为好友。苏、王二人历经数年的针锋相对，最终走向和谐，且以政治家、文学家的风度与胸怀，彼此心存敬意，在历史的天空中，为后世学人留下了闪烁的星辰。
苏轼还有很多好朋友，在被贬谪到黄州以后，他和金山寺的名僧佛印，还有黄庭坚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三人一起谈笑风生，讲佛悟道，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苏轼去世以后，黄庭坚晚年在家中高悬东坡画像，每天早晨衣冠整齐献香致敬。来访的朋友提到苏、黄并称，问庭坚对两人诗之高下有何看法，庭坚离席惊避，连连摇手说：“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
孔子在《论语》中曾经讲到好朋友和坏朋友的区别。与正直的人交朋友，与诚信的人交朋友，与知识广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与谄媚逢迎的人交朋友，与表面奉承而背后诽谤的人交朋友，与善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
这道理说得容易，古今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心如明镜？苏轼的做法其实是对的，因为只要你愿意和他成为朋友，他就对你肝胆相照，不留私心。虽然他在被人伤害之时痛苦地喊出“有酒膛肉多弟兄，急难何见一人”，但他始终没有改变自己对朋友的那颗赤子之心。如果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如同苏轼一样对待自己的朋友，“朋友”二字，定会比黄金还可贵。
家训剖析
苏轼非常看重友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他心中，友谊是人生必不可缺的。他不曾嫌弃任何人与放弃任何人，而用他那宽大的心去容纳和接受别人，使别人能在他的身上感受到友谊的温暖。
他的一生，可谓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朋友既是他生命的主题，也是他心中永远的伤痛，但他从不计较，而用热忱来对待曾经伤害过他的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歌颂朋友之间友谊的伟大与神奇。如果朋友伤害了你，请一笑而过，切莫失望和对人性灰心，因为他们丢失了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而不自知。始终保持一颗真诚的心，大浪淘沙，留在你身边的一定是你真正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