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整党整风和“三反”“五反”运动

随着党的地位和环境的变化，党内出现了许多不良思想和作风。为了提高党员的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全省开展了整党整风运动。与此同时，在全省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三反”运动，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了“五反”运动，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形成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尚。

第一节 整党整风运动

根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1950年下半年在全省开展了整风运动。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从1951年6月至1954年6月，全省开展了整党运动。

一、党组织的状况

民主革命时期，全省党员数量少、党的基层组织薄弱，解放后正式接洽关系的党员只有87名。

1949年11月20日，省委发出《关于建党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在肃清匪特、民主建政、征粮及冬季生产各项运动中，对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加强教育培养，条件成熟时发展为党员。12月20日，省委又发出《关于建党工作的补充指示》，要求本着“积极慎重”的方针，结合整党整风及其他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全面开展建党工作。但是，由于大多数地区是新解放区，群众对党不了解，建党工作与开展各项工作的要求极不适应，到1950年3月，多数县以下区级机关只有2名党员，不能组成党的区委员会，有些区级领导机关虽有3名以上的正式党员，但也多编为小组。

1950年2月26日至3月5日，省委召开各县组织部长联席会议，要求迅速开展建党工作，有重点、有计划地做好一个区或乡的建党工作，得出经验，全面推广，强调建党工作必须与各种群众运动密切结合，同时应有计划地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以便更好地联系群众，开展农村工作。此后，建党工作有了一定进展，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召开时，建立了1个市委、13个县委、1个镇委、1个旗工委，还有13个区没有建立党的区委组织，金积县还没有1个正式区委。全省共有党员3478名，其中，回族党员194名，蒙古族党员3名，妇女党员108名。

1951年1月19日，省委制定了《宁夏省委建党工作计划》，计划从1952年1月至1953年5月，全省发展新党员1755名。截至1953年6月底，共接收新党员2266名，新建立党支部213个，农村已有65.8%的乡建立了党支部，中等以上学校建立党支部的占42.1%，国营厂矿都有了党的基层组织，省级机关支部较1952年6月前增加了71.1%，党组织最薄弱的财经、文教部门也大都发展了党员和建立了党支部。

为了巩固政权，领导和团结各族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十分必要。新发展的党员绝大部分是好的，许多新党员都是工作、生产、学习中涌现的模范人物。省委副书记朱敏在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解放以来宁夏党的工作基本检讨与当前党的工作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接收的党员大部分是够条件的，银川、宁朔、惠农、金积4市、县新发展的298名党员中，有33%以上都是工作与学习、生产中的模范人物，不仅壮大了党的组织，而且也保持了新党员一定的质量。

但是，随着党的执政地位的变化，党的干部中也出现了许多不良的思想倾向和作风。一是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上，许多单位没有经过有计划的系统的教育训练。二是由于疏于管理，审查不够，控制不严，使少数投机分子和坏分子乘机混入党内。据13个市、县不完全统计，参加整党的1711名机关和农村党员中，查出国民党党员54名，三青团员19名，“一贯道”道徒20名，青红帮成员15名，自首分子3名，通匪及释放反革命者7名，其他13名，总计131名，更严重的是个别基层组织竟被坏分子所把持。三是在领导思想与干部作风方面，因形势迅速发展，新干部增多，对旧思想和旧作风没有来得及教育改造。老干部来自各方面，一些同志对宁夏情况不了解，在工作中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作风开始滋长起来，摆老资格、居功自傲的思想严重存在，贪污腐化行为有所增多。这就造成了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不纯，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

二、整风运动

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作风，提高党员的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在1950年的夏、秋、冬三季，在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6月30日，新华社发表《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全党整风》的社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开始。

1950年7月，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对整风作了部署。7月17日，省总学委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制订了整风学习计划，提出整风主要是反对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满情绪、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铺张浪费、私情包庇等不良倾向，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整风的方式是学习中共中央指示，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文件，组织讨论，领会精神，座谈酝酿，暴露问题；第二阶段，检查和总结工作，解决问题；第三阶段，建立工作制度与细则，做整风总结。

时属甘肃省的固原地区，从1950年7月开始，根据上级部署，先后用10天左右时间进行了整风，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以及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整风运动中将61名不纯分子清除出党。

这次整风运动，紧紧抓住解决领导作风上的问题，采取正确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整风以后，党员干部情绪饱满，干群关系有了改善，工作有了新气象。

三、干部理论教育

随着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兴起，大力培养和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文化素养，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项重大而又现实的政治任务。

解放初期，宁夏的干部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从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留在地方工作的干部684名；二是由陕甘宁边区来到宁夏的三边地委和三边专署的机关干部；三是陆续从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和西北青年干部学校分配来宁的400多名干部；四是留用了旧职人员3700多名，还动员吸收了一批中等学校学生参加工作。截至1950年底，全省共有在职干部7986名，其中：少数民族干部1396名，占干部总数的17.48%；妇女干部315名，占3.94%。当时，干部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文盲及初识字的有798人，初小程度的有1035人，高小程度的有1716人，初中程度的有3257人，高中程度的有786人，大学程度的仅有394人，远远不能适应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对干部的需求。

1949年10月，在原三边地委干部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省委干部学校。12月，省总工会筹委会在银川举办职工干部训练班。另外，还依据全省重点工作的需要，各行业不定期地举办各类干部培训班，对在职干部进行政治、业务和文化的训练，提高了各级干部的政治觉悟、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

1951年7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在西北局干部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干部理论教育工作，随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整顿和加强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8月，省委发出《关于加强党内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对干部和党员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为土地改革完成后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工作打好基础。

1951年10月7日，省委发出《关于一年半培养、提拔干部计划》指出，目前干部情况是数量不足，质量不高，计划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从1952年7月至1953年底，提拔一批经过各种运动考验的优秀青年为领导干部，提拔区长级以上干部272名，在1953年底前配备省、县、区三级领导干部559名。据此，省委迅速推行了速成识字法和扫除干部及工农群众中文盲与半文盲的学习计划，省委宣传部还试办了干部业余理论学校，开展干部理论学习，并采取各种措施在各部门与群众组织中培养宣传力量。省上多次举办省级理论教员训练班，培训区、县级宣传干部，建立各级党员干部理论学习考核制度，并以初、中、高级组政治理论学习的形式，培训和提高党内宣传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水平，还有计划地发展党的报告员、群众宣传员、读报员，在全省建立起广泛的宣传网络。为加强对宣传员的领导，省委宣传部先在银川市郊区试办宣传员传授站，取得初步经验后，在全省范围内加以推广。截至1952年底，全省党的宣传员共有6795人，占全省人口的0.85%，省、县两级报告员有128人。

1951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的消息。10月20日，省委代书记李景林在宁夏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庆祝会上发表谈话，号召全省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要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提高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水平，促进各项工作。

1951年11月24日，省政府颁发《宁夏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五年计划》，计划在1952年至1956年，以轮训现有民族干部和提拔吸收新干部并重，分批将现有民族干部普遍轮训一次，并逐年新培养民族干部1500名。5年内提拔专员级10名，县长级40名，县科级86名，区长级70名，以达到各族干部和各族人口相适应的比例。为实施这一计划，相继创立了宁夏民族公学等，举办了各级各类专业培训班和短期培训班。到1953年5月，全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达2249名，占全省干部总数的17.27%。省干部学校从1949年11月创建到1953年撤销的4年中，共办7期，培养、轮训干部3920人，轮训在职干部2314人。此外，还先后举办了党务、宣传、土改、青年、妇女、公安、司法、财经、贸易、银行、农林、畜牧等专业干部训练班，共培养学员1384人。

省委十分重视对干部队伍的团结教育。省委书记潘自力在省政府成立大会上要求，无论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无论是来自军队的干部还是原来的地方干部，无论是来自华北的干部还是原在西北的干部，都必须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团结，尤其是党员干部要在工作、学习、执行政策和纪律、加强团结方面作表率、作模范，起带头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模范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坚持五湖四海、德才兼备的原则，使来自各方面的干部心情舒畅、团结合作。

1952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关于加强干部理论教育的决定，全省机关干部开始正规化理论学习。各机关根据具体情况编定了学年级次：第一级学习政治常识读本，第二级学习《中国共产党三十年》、选读《毛泽东选集》中的若干著作，第三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理论著作及《联共（布）党史》等。为了保证学习不流于形式，各机关都建立了学习考试与奖励制度，并鼓励干部学习俄语。

四、整党运动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从1951年下半年起，用3年时间，在党内进行一次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的整党运动。3月28日至4月9日，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5月整党运动在全国展开。这次整党的目的是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对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清除坏分子，并对不合格党员作出组织处理，同时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以便继续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

根据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从1951年6月至1954年6月，全省开展了历时3年的整党运动。

省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对整党运动作了部署，确定整党分三个步骤：第一步，进行思想教育；第二步，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第三步，改选党支部，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巩固整党成果。会后，整党运动逐渐开展起来。9月1日，省委组织部发出《关于今冬明春整党与建党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办好整党训练班，切实做好整党试办工作，结合土地改革及其他中心工作，对所有党员认真地进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

1951年9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对宁夏整党建党工作的意见》，指示省委把整党重点放在省直机关和盐池、宁朔、磴口3县。10月25日，中共中央对省委关于整党建党工作计划作出批示，同意中共中央西北局对省委整党建党的意见。11月省委作出《整党时期的党员教育计划》，指出整党教育主要以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员标准教育为基本内容，使所有党员通过学习，能够进一步比较系统地认识自己的最高理想与最终奋斗目标——共产主义，同时了解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1951年7月至年底，为整党运动的准备阶段，着重进行了思想准备、干部准备和整党典型试办。各级党委向全体党员认真传达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省委有关整党工作的文件、指示精神，并且结合土地改革等社会改革，对党员普遍进行了一次“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省委组织部先后举办了6期组织员培训班，培训整党干部259人，派至各市县开展工作，还在盐池、宁朔、磴口的7个农村党支部和省人民银行、省卫生处两个机关党支部进行了整党典型试办，取得了初步经验。

195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的指示》。5月，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又下发了《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6月至7月，省委先后召开省、市两级党员干部会议，修订了整党建党计划，明确指出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各级党组织要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8项标准教育，并进行党员登记、审查和处理工作。在机关整党中，着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在部分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浪费、腐化、堕落行为，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在工矿企业整党中，着重批判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在学校整党中，着重划清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批判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农村整党中，主要是教育党员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明确农村发展的方向，促使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发展。9月底，省级机关完成了党员的登记、审查和处理工作。10月，各工矿企业和学校也进行并完成了整党。10月至11月，宁朔、永宁、贺兰3县进行了整党，盐池县于12月底完成整党，其余各县的整党从1952年底开始，到1953年2月基本结束。在这期间，共有119名党员被开除党籍，65人退党。至1953年初，全省共接收新党员1951人，新建立党支部265个，地方国营厂矿企业都有了党的基层组织，农业区的473个乡中已有397个乡建立了党支部。

从1951年12月开始，按照甘肃省委的部署，时属甘肃的固原地区各县开展了“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从1952年8月开始，各县陆续成立了整党建党委员会，分期分批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同时有步骤、严要求地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至1952年底，固原地区5县共发展新党员180名，使党员总数达1035名。

第二节 “三反”“五反”运动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资本主义工商业呈现出了生机。但是，一些不法资本家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腐蚀、贿赂国家工作人员，猖狂进行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在国家加工订货中偷工减料等非法活动。同时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袭击和旧社会流毒影响下，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也日益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就成为客观形势的需要。

一、“三反”运动

解放初期，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腐化堕落、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十分严重。1951年，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共处分违纪党员干部382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44人，占37.7%；省监察委员会共处理各类案件211例，其中贪污浪费案件124例，占58.8%。省财政系统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就查处贪污浪费分子231人，涉及金额达4.5亿元（旧人民币）。一些部门工作人员贪污拥军费、水利费、农会费、合作社股金、民工工资、公粮，甚至贪污救济粮和抗美援朝款，有的区、乡干部在土地改革中利用职权将没收来的大烟、银元、黄金等据为己有。

1951年1月13日，省监察委员会对银川市内17个单位的38个人民意见箱进行检查，发现共积压群众来信51封，仅银川市法院就有33封，有的已经超过8个月，信封已陈腐，字迹已模糊不清，暴露出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立即发动群众在共产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按照全国的统一部署，12月25日成立了以省政府主席邢肇棠为主任的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对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进行组织领导。

12月29日，省政府在银川市召开了有省、市两级干部参加的开展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动员大会。邢肇棠在会上对全省的“三反”运动作了统一部署：省级机关和银川市市级机关及36个国营企业于1951年12月至1952年4月进行；其他14个市、县级机关于1952年春耕结束后的4月至6月进行；县以下的区、乡两级结合土改复查和民主建政等工作，通过正面教育和自我检查纠正贪污、浪费现象和强迫命令等思想作风；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只在省里派去的干部中进行；对少数民族干部则着重于学习，进行一般的思想教育工作。

“三反”运动按学习动员、揭发检举和暴露问题，复查核实和定案处理，转变作风、加强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三个步骤进行。

“三反”运动伊始，省委认真做好思想动员和宣传工作，省、市、县以及党政军系统都分别召开了宣传动员大会，并派出大量宣传员和报告员深入基层，利用报纸、黑板报、墙报、标语等形式大造舆论、大造声势。1951年12月28日，《宁夏日报》对银川市人民法院院长等人的贪赃枉法行为进行了公开报道，并发表《大张旗鼓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社论，刊发了省委第二书记李景林发表的题为《搬掉阻挠“三反”运动的绊脚石，猛烈地展开对大贪污犯的围攻》的讲话，对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震慑犯罪分子起到了很大作用。1952年初，省委和省政府就周恩来总理1952年1月11日在政务院会议上关于“三反”运动的方向、政策、步骤及运动发展中的几个关键问题所作的报告精神，作了层层传达和部署，保证了运动的健康、有序开展。

在“三反”运动之初，一些干部对运动的目的、意义缺乏正确理解。1952年1月7日，省委召集省直机关科长以上党员干部进行动员，要求各单位用半个月的时间集中学习相关文件，深入进行思想动员。各单位集中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决定，以及中共中央批转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等文件。通过学习和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对“三反”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有了明确的认识，端正了态度，打消了顾虑，有力地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1952年1月下旬，全省范围内很快掀起了大检举、大揭发、大清理的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天内，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就收到各类检举信件1300多封，坦白交代信件500多封，使许多原来隐匿起来的问题得以暴露。

1952年4月初，运动进入复查核实和定案处理阶段。4月1日，成立了省级“三反”人民法庭，由省公安厅厅长赵文献任审判长，负责处理省级机关工作人员的问题，银川、永宁等11个重点市、县也相继成立了“三反”人民法庭。根据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本着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和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般从宽、恶劣从严，党外从宽、党内从严，非国家工作人员从宽、国家工作人员从严的政策，对检举揭发和坦白交代的人员、金额、物资等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复查核实。

经过认真核查，查出贪污公款81.65亿元（旧人民币），其中，贪污千万元（旧人民币）以上的207人，百万元以上至千万元（旧人民币）以下的1091人。仅据省级机关的不完全统计，各单位揭发出的浪费金额约40亿元（旧人民币），至于计划不周、保管不善等原因造成的浪费更为严重。在复查核实的基础上，对查出的贪污案件进行了处理和审判，对少数罪行严重、情节恶劣或抗拒不交代又毫无悔改表现的分子从严惩治；对于情节轻微或者罪行严重，但能主动坦白交代、主动退赃的作了从宽处理。其中受刑事处分的有118人，受行政处分的有1057人，免予处分的4069人。对有贪污行为的党员，也视情节轻重分别进行了处理。对蜕化变质不可救药者坚决清除出党，纯洁了党的组织；对偶尔失足并能诚恳改正错误者，则分别给予党纪处分或批评教育。

各单位还狠抓了追赃退款及收缴“小公家务”（即“小金库”）工作。至“三反”运动结束时，全省共追回赃款36.5亿元（旧人民币），对于有些一时退不出的赃款，则制订了分期退款计划。在运动中共收缴“小金库”32.5亿元（旧人民币）。

“三反”运动中暴露出党和国家机关各种规章制度不健全，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问题严重。1952年下半年以后，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西北局的指示精神，省委要求各地各部门进行以如何转变作风、加强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讨论和学习总结。在此基础上，各地都根据实际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制订了增产节约计划，巩固了“三反”运动的成果。

二、“五反”运动

新中国建立之初，私营工商户基本上是守法的，对全省经济的恢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中一些人唯利是图的本性日益暴露出来，开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其偷税漏税、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倒卖违禁物品、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犯罪活动愈演愈烈。银川市“自立全”商号经理先后向28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总额达2300多万元（旧人民币），共偷漏国家税款7800多万元（旧人民币）。在其承做志愿军皮大衣时偷工减料，牟取暴利达2.35亿多元（旧人民币）。据不完全统计，至“五反”运动前，银川市工商业的各种违法获利总额达49.7亿元（旧人民币）。针对这些情况，必须大张旗鼓地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打退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中共中央于1952年1月26日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省委决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根据全省资本主义工商业主要集中在银川市的实际情况，省委决定“五反”运动只在银川市进行，其他市镇则采取一般教育和个别检查的办法整顿市场。

1952年1月，银川市工商联合会召开全市商民大会，动员工商界广泛开展“五反”斗争，“五反”运动拉开帷幕。运动最初由市工商联领导。从2月下旬起，省委派省公安厅厅长赵文献、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沧等人协助银川市委、银川市工商联加强对“五反”运动的领导，并从省、市两级机关抽调126名干部，组成10个工作组，广泛宣传党的“五反”政策，发动店员和工人大胆揭发检举不法商人的违法行为。

经过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一部分资本主义工商户的“五毒”行为很快暴露出来。全市32个行业2560多户工商户中，85%以上有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其中完全违法户4户、严重违法户11户、半违法户111户，违法总额达42.06亿元（旧人民币）。同时，还查出宁夏解放时隐藏的应缴国家接管的财产7.67亿元（旧人民币）以及走私、倒贩的银元86万元、黄金1000多两。

为了更好地开展“五反”运动，银川市成立了“五反”人民法庭。根据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问题所作的重要指示和政务院批转的《北京市委关于“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管理的标准和办法》，本着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5条基本原则，对大多数一般违法户均在以教育为主的基础上合理处理，追缴了偷漏税款13亿多元（旧人民币）。对于极少数情节严重、行为恶劣、侵吞骗取国家财物数额巨大的犯罪分子则依法进行了严惩，“自立全”商号经理和“裕记”皮庄经理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和5年。1952年6月8日至9日，银川市召开全市工人、店员代表大会，总结了全市的“五反”运动，并宣布银川市的“五反”运动胜利结束。运动结束后，广大工商户十分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处理，纷纷表示要做守法工商户，他们积极补退赃款，共交回赃款21.2亿元（旧人民币）。

“三反”“五反”运动有力地惩治了部分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使新老干部都受到了一次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增强了拒腐防变能力和执政能力，纯洁了党员干部队伍，端正了思想作风，保持了党的先进性，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基础，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也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扫清了道路。但在运动中存在政策掌握不稳、有的单位涉及面过宽、在打“老虎”（即贪污旧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者）过程中掌握分寸和斗争方法不当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