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中国与世界秩序

本照片由左军先生提供

2013年3月的一个上午，我匆匆赶到钓鱼台东侧的七彩云南酒店。当时全国“两会”刚结束一个星期，新一届政府领导人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中国向何处去”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

门开了，一位身材臃肿的老人扶着拐杖，慢步走了进来。他西装革履，一条蓝条纹的领带，一副黑框宽幅眼镜，虽然有些佝偻，但是步态稳健，气质从容，脸上始终洋溢着矜持的笑容。

这就是基辛格博士。他是来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作为一位贵宾，他总是受到中国高层的重视。就在那天早上，国务院副总理还和他共进早餐。

在餐桌上，基辛格不时停下手中的刀叉，细心地倾听大家对中国未来走向的看法，措辞谨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就像一位身处席明纳（Seminar）的大学教授。当谈到中俄关系升温的时候，他引用了中国古代成语“远交近攻”。显然，他对中国历史很熟悉。事实上，数月前在他刚刚推出的《论中国》一书中，他就对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进行了鸟瞰式地描述，而且不乏新颖见解。

我仔细端详这位名闻世界的外交家。他有一个羝羊般的大脑袋，下巴肥大，鼻梁高耸，蓝色的眼睛，敏锐的目光似乎有些忧郁，一头典型的犹太人的小卷发已经完全白了。自从1972年陪同尼克松访华开始，他就是继斯诺之后在中国最知名的美国人。

尤其令人称奇的是，40多年来中南海已经更换了数代领导人，白宫也换了七位主人，基辛格却成功地成为中国每一届领导人的座上宾。尤其是邓小平，自从1974年在纽约第一次会面之后，两人保持了长达20年的交往。风云动荡的1989年，基辛格为中美关系积极斡旋。那年11月他带着老布什总统的口信到北京，最后一次会见了邓小平。

因此，当2014年8月邓小平110岁诞辰之际，我向远在美国的基辛格发去了一份书面采访提纲。很快，我就收到了答复。基辛格给予邓小平高度评价，而且对邓小平之后中国的走向表现出谨慎的乐观态度。基辛格对邓小平的评价，又何尝不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评价？

尽管基辛格本人在国际社会上毁誉参半，著名记者法拉奇对他就有很多尖刻的批评。但是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这位经历过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亲戚中有14人死在纳粹集中营）的老人是真心爱好和平的。1973年，基辛格和越南政治家黎德寿因越南和平协议谈判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由于中美关系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所以他希望中美两国“寻求21世纪的世界秩序”，为此“要培养真诚的战略互信和合作，需要共同努力，包括最高领导人的持续关注”。

当然，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基辛格对未来保持着冷峻的警惕。他在《论中国》一书的后记里引用“克劳备忘录”的历史案例，对中美可能陷入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战略冲突进行了推演—虽然他认为中美完全可能避免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

中美关系对中国的未来也极其重要。近年来，中美摩擦让中国的有识之士感到担忧，因为假如中美陷入冷战乃至冲突，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有可能中断，几代中国人艰苦奋斗的成果将付诸东流。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是中国的一位谏言者，他的话值得认真听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