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囚徒的困境(1)

模型虽然过于理想化，但建立模型是为了更好地描述事实以激发灵感。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本·布拉克

大家都是明白人，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决策，但最后谁也捞不到好处，这就是囚徒困境。当你处于囚徒困境中时，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办法既能让自己从困境中逃脱，同时又能获益，只能尽量做到自己不受侵害，不做傻瓜。

人人都是自私鬼

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其财物也被盗。警方抓到两个犯罪嫌疑人A和B，并从他们住处搜出被害人家中丢失的财物。但他们声称自己是先发现富翁被杀，然后顺手牵羊偷了点儿东西。于是警方将两人隔离，关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审讯。

警方分别对他们说，由于你们的偷盗罪已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可以判你们1年刑期。但是，如果你单独坦白杀人的罪行，我只判你3个月的监禁，而你的同伙要被判10年刑；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同伙检举，那么你就将被判10年刑，而他只被判3个月的监禁；如果你们两人都坦白交代，那么，你们都要被判5年刑。

A、B二人这时就分别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者抵赖。究竟该如何做出选择呢？

通过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对双方而言，最好的策略显然是双方都抵赖，那样大家都只被判1年。但由于这两人已被隔离开来，根本没有机会串供，这就加大了结果的不可预测性，或者说增大了双方合作抵赖的风险性。为了避免这种风险，对A、B二人而言，选择坦白交代才是最佳策略。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交代，那么自己只会被监禁3个月；如果对方坦白而自己抵赖，那自己就得坐10年牢，这太不划算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选择坦白交代。即使两人同时坦白，至多也只判5年，总比被判10年好吧。基于这些分析，选择坦白此时成了双方的最佳策略，而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抵赖）和结局（被判1年刑）就不会出现。

有人会认为，如果他们在接受审问之前有机会见面并好好谈清楚，那么他们一定会约好拒不认罪。但实际上这还是不可行，因为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那个协定也不见得管用。因为一旦他们被分开，当审问开始，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种出卖别人为自己换取更有利判决的冲动就会变得难以抑制。这么一来，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和结局还是不会出现。

这就是博弈论中经典的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当参与一方采取优势策略时，无论对方采取何种策略，自己都会显示出优势。

参与者之所以会选择优势策略，当然是因为人人都有的自私心理。在面对上述情况时，每个人都会变得很理性，“理性人”都是自私的，不会信任彼此，更不会在危难的时候合作，人人都会自私地追求最大利益，结果却导致了非理性的集体，他们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并没有得到最好的结果。

生活中有很多常见的囚徒困境：比如打扫寝室卫生。到期末或者年末的时候，哈佛大学的多数寝室又脏又乱。为什么会很脏乱呢？因为没人打扫。谁都不愿意清理吃剩的比萨、奶酪渣还有面包渣。为什么学生们不打扫呢？因为在没有统一协调的情况下，让别人去打扫是每个人最希望的结果，自己去打扫是每个人最不希望的结果。无论是基于人人都有的自私心理，还是懒惰，最后结果往往都是无人打扫，寝室脏乱也就不足为奇了，囚徒困境也就这样形成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

在博弈论中，核心问题是判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它教会人们怎样变得更聪明。而在生活实践中，这个教人怎样聪明的学问却又告诫人们，做人不能太精明了，否则聪明容易被聪明误，弄巧成拙。

经常乘飞机的朋友会发现，行李不翼而飞或者里面有些易损的物品遭到损坏。这些都是很麻烦的事情，为此则需要向航空公司索赔。航空公司一般是根据实际价格给予赔付的，但有时某些物品的价值不容易估算，而物件又不大，那怎么办呢？

哈佛大学的两个学生艾娃和奈特莉出去旅行，她们互不认识，在同一个瓷器店各自购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瓷器。从机场出来后，她们发现自己托运行李中的瓷器损坏了，于是她们随即都向航空公司提出索赔。航空公司评估人员将瓷器价值估算在500元以内，但由于艾娃和奈特莉没有价格凭证，航空公司无法确切地知道瓷器的价格，于是分别告诉艾娃和奈特莉，让她们把购买时的价格写下来。

航空公司认为，如果这两位小姐都是诚实的人，那么她们写下来的价格应该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那么必然有人在说谎。而说谎的人一定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赔偿，所以申报价格较低的那个小姐应该相对更加可信。因此，航空公司会采用两个价格中较低的那个作为赔偿金额，同时给予那个给出更低价格的小姐200元的奖励。

这时，艾娃和奈特莉各自心想，航空公司认为这个瓷器价值在500元以内，但不低于10元，如果自己给出的损失价格比另一个人低的话，就可以额外再得到200元，而自己的实际损失不过是400元。

艾娃想，航空公司不知道具体价格，那么奈特莉肯定会认为多报损失多得益，申报价格只要不超过500元即可，那么最有可能报的价格就是400元到500元之间的某一个价格。艾娃心想自己就报390元，这样航空公司肯定认为我是诚实的好姑娘，奖励我200元，这样我实际就可以获得590元。

而同样精明的奈特莉想到艾娃的心理，自然想要比艾娃填得更低，以此获得额外的奖励。

这样，两个人相互盘算，最后很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两个人都填了比原价更低的数目，那么最终填的都会是310元，各自拿到的也都只是她们填的那个金额，而航空公司只需一共支付给她们620元，这比她们填原价要少180元。在这里，真正得利的是航空公司，而原本算计着想获得额外奖励的两个人，却是有苦说不出。

在这个事例中，艾娃和奈特莉本来可以商量好都填500元，这样她们各自都可以拿到500元的赔偿金，但因为互相都要算计对方，要拿得比对方多，最后搞得大家都不得益。这样的博弈结果无非两个：一是在博弈过程中，博弈双方在充分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对方的利益诉求，在相互的利益让步中走向双赢；另一种结果是博弈双方在考虑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斤斤计较自身的利益得失，精于算计对方，尽可能地将自身利益极大化，从而最终走向双输。

这就是哈佛大学巴罗教授提出的“旅行者困境”。一方面，它启示人们在为私利考虑的时候不要太精明，告诫人们精明不等于高明，太精明往往会坏事；另一方面，它对于理性行为假设的适用性提出了警告。

为什么他们能得逞

现实中的博弈往往并不止两个参与者，这时还会出现囚徒困境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多个参与者之间形成的囚徒困境又被称为人质困境，从两个囚犯到一群人质，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的巨大冲突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出来，人质在面对威胁时，面临着同样的心理困境。

1956年2月14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24日，大会闭幕。这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所谓的《秘密报告》），系统揭露和批评了斯大林的重大错误，要求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的流毒。报告一出，顿时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由于赫鲁晓夫曾是斯大林非常信任的人，所以很多人心里都有个疑问：你既然知道他的错误，为什么在斯大林生前和掌权的时候，你不提出意见，而要在今天才放“马后炮”呢？

后来，在党的代表会上，当赫鲁晓夫就这个话题侃侃而谈时，有人从听众席里传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当时你在哪里？

可以想象，当时赫鲁晓夫是何等尴尬和难堪。如果回答必然自暴其短。而如果不答，把纸条丢到一边，装作什么也没发生，那么只会表明自己怯阵，结果必然会被在场的人看不起，从而丧失威信。从台下听众的一双双眼睛中他知道，他们也有同样的疑问。

赫鲁晓夫想了想，便拿起纸条，大声念出了上面的内容，然后向台下喊道：“写这张纸条的人，请你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并走到台上。”台下鸦雀无声。赫鲁晓夫重复了一遍，但台下仍然是一片死寂，没有人敢动弹一下。

赫鲁晓夫于是淡淡地说：“好吧，就让我告诉你，当时我就坐在你现在所坐的那个位置上。”

这个故事不仅反映出了赫鲁晓夫的机智和率直，而且表明，在一群人面对威胁或损害时，“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决定是劣势策略，因为它意味着惨重的代价，这就是人质困境。

在人质困境中，人质当然有反制策略，但实行起来艰难至极。比如联合劫持者对付人质，结局还是取决于劫持者，因为主动权在他们手中。另一种选择就是所有人质联合起来同时反抗，但这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因为统一行动最重要的是沟通与合作，而偏偏沟通与合作在这种时候变得非常困难——劫持者由于深知人质联合起来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必然会尽可能阻挠人质们进行沟通与合作，其中包括杀死首先发难的人。

当大家的利益都处在同样威胁之下时，人人自危，都想自保，这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大众心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气，人的思想都会变得麻木不仁。

人质困境解答了社会生活中“见义不为”的现象。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我们可能心里也愿意帮忙，但通常会考虑较多。比如，遇见有人落水，会考虑到自己水性不好，如果跳下去，不仅救不上落水的人，自己有可能也要被别人救。而且，面对如此紧急的事件，我们可能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想通过观察他人的表现来确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不幸的是，他人也同样在观察着我们，以此确定他们接下来的行事策略，结果就出现了群体坐视不理的冷漠行为。而这一结局无疑将令所有人痛心，也令所有人的终极利益受损。与哈佛大学同在波士顿的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留下的短诗，诗中的内容发人深省：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破解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中，每个人都基于自己的利益做出选择，结果却是谁都得不到好处，所有理性的参与者在自私自利之心的驱动下，导致了所有人的利益“同归于尽”。那么囚徒困境是否可以打破，困境中的参与者能否彼此协调，从而使彼此的利益都达到最大化？当然是可以的。

第一，制定契约，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在富翁被杀的囚徒困境中，假如每个人都相信对方不会坦白，那么合作抵赖的最佳结果就会出现。当然，实现这种合作的关键是彼此的信任。只要双方能够达成彼此信任的关系，那么合作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