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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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和理论特征(1)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它使哲学的主题、职能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向。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曲解、非难和挑战;人类思想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外,往往还需要再回过头去重新探讨像自己的主题和职能这样一些对学科的发展具有方向性、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如此。“熟知并非真知”,准确而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

一、时代课题的哲学解答

哲学体系往往以哲学家个人的名字命名,但它并非专属哲学家个人。黑格尔说过,哲学是“思想所集中表现的时代”。马克思把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为“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由哲学家们创造的哲学体系不管其形式如何抽象,也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样的“个性”,都和哲学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法国启蒙哲学明快泼辣的个性,德国古典哲学艰涩隐晦的特征,存在主义哲学消极悲观的情绪……离开了它们各自的时代是无法理解的。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哲学体系的出现都和它所处的时代相联系,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19世纪中叶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后果、法国政治革命及其后果、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其意义,这三者是资产阶级进行历史性创造活动的主要成果,这些成果及其引起的规模宏伟、具有现代形式的社会矛盾,是推动马克思创立“现代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因,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

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40年代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生产已经机器化、社会化。1789年开始的法国政治大革命,到了1830年推翻复辟王朝时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确立和巩固。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人类历史从农业文明时代转向工业文明时代,从自然经济时代转向商品经济时代,从“自然联系还占优势”的时代转向“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的时代,从“人的依赖性”时代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1],同时,这就从封建主义时代转向资本主义时代。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问题: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人的活动和人的世界都异化了,人的生存处在一种异化的状态中,正是在这种异化状态中,人的个性被消解了,人成为一种“单面的人”。

时代特征和内在矛盾必然在理论上反映出来。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反映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中的胜利。亚当·斯密等人把社会财富的源泉从客体转向“主体的活动”并对此作出抽象,形成了“劳动一般”概念,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劳动一般”这个概念的形成标志着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因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劳动才“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2]。

对法国政治革命及其历史进程的总结形成了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按照梯叶里等人的观点,人民群众创造着历史;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基于不同利益之上的阶级斗争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财产关系构成政治制度的基础。恩格斯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动摇了“以往的整个历史观”,并力求发现唯物史观。[3]

英国和法国“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则反映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中,圣西门等人发现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石”,并认为历史运动有其内在规律,资本主义必然像以往的社会制度一样走向灭亡,让位于所有人都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新型社会。虽然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总体上属于非科学形态,但它同过去的乌托邦主义却有质的区别,它是从新的时代中产生并反映着这个时代的内在矛盾。

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当然没有解决问题,但毕竟提出了问题,即人类历史向何处去和人类如何实现自身的解放。这一问题构成了19世纪中叶的时代课题,新的时代已经在呼唤着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同对这一时代课题的解答是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

在解答时代课题、创立现代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都进行过批判性的研究和哲学的反思。不仅德国古典哲学,而且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也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人种延续是同种相生,而哲学思维则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现代唯物主义无疑属于哲学,但它的理论来源却不限于哲学。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理论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

马克思对时代课题的解答又始终贯穿着哲学批判。“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在德国,社会变革问题首先要表现为理论活动、哲学运动。“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别实际的意义。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4]马克思所走的道路就是一条典型的德国人的道路。具体地说,马克思并不是直接从现实出发去解答时代课题,而是通过对哲学的批判返归现实,从而解答时代课题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这一系列的哲学批判使马克思得到了严格的理论锻炼,使他对近代哲学、哲学本身以及其他理论形态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对现实的社会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创立了现代唯物主义。反过来,现代唯物主义的创立又使马克思比同时代人站得更高、看得更透,以高瞻远瞩的深沉智慧科学地解答了时代的课题。

马克思哲学产生之前,民族性是哲学的主要特征。即使孔子、老子、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对其他民族发生过影响,但这仍然属于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范围,并没有改变哲学的民族性。老庄哲学是中国哲学,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哲学,如此等等。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性的学说。尽管德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故乡,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专属德国,而是一种“世界的哲学”。马克思曾经预言,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5]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一种世界哲学,它是世界历史的产物。

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特指各民族、各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使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世界历史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可经验到的事实了,但它却形成于19世纪。马克思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这一历史趋势,他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命题表征了这一历史趋势,并明确指出: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6]。

世界历史的形成使以往那种各自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局限性不断被消除。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如此。不但存在着世界市场,而且“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即世界性的精神产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一种世界性的精神产品,它是在世界历史这个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产生的世界哲学。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哲学,所以它“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7],从而在不同的民族那里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二、哲学主题的根本转换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但是,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作为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旧唯物主义以至整个传统哲学原有理论主题的延伸和对这个主题的进一步解答。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理论主题的根本转换,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并由此建构起了一个新的哲学空间。

要真正理解哲学理论主题的这一根本转换,首要就要弄清传统哲学的性质和特征。

“传统哲学”是相对于“现代哲学”而言的,它是指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中叶这一历史阶段的哲学形态,包括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追溯整个世界的本原或基质是传统哲学的目标,并构成了其中不同派别的共同主题。从根本上说,传统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理论,它力图从一种“终极存在”、“初始本原”中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质和行为依据。

近代唯物主义一开始就具有反形而上学的倾向,在培根那里,唯物主义“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然而,“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变得敌视人了”[8]。那种“抽象的物质”、“抽象的实体”成了一切变化的主体,构成为“万物的本性和存在的致动因”。在笛卡儿看来,哲学所要把握的就是这个“第一原因和真正原理”,由此演绎出一切事物的本性和原因。近代唯物主义从批判形而上学开始,最终又回归形而上学。

黑格尔把形而上学和德国唯心辩证法结合起来,又建立起一个形而上学王国,从而使形而上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问题在于,黑格尔把一切都还原为“绝对理性”,人本身只是这种绝对理性自我实现的工具。绝对理性成了一种新的迷信,高高地耸立在祭坛上,要人们顶礼膜拜。黑格尔哲学只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能动性,由于它把人看作是“工具”,所以在实际上彻底剥夺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主体性。这样,在亚里士多德把“存在的存在”规定为“第一哲学”的理论主题后,到了黑格尔这里完成了一次形而上学的大循环。

这就是说,无论是在近代唯物主义,还是在近代唯心主义之中,不仅“本体”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人也成了一种抽象的存在,人和人的主体性失落了。因此,形而上学在德国古典哲学经历了悲壮的“复辟”之后,不仅“在理论上威信扫地”,而且“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马克思断言:“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9]完成这一时代任务的正是马克思。换言之,把唯物主义和人的主体性“吻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问题,反对或拒斥形而上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和孔德是同时举起“拒斥形而上学”旗帜的,马克思甚至认为,他所创立的现代唯物主义才是“真正实证的科学”。在时代性上,马克思的“拒斥形而上学”与孔德的“拒斥形而上学”具有一致性;在指向性上,马克思的“拒斥形而上学”与孔德的“拒斥形而上学”却有本质的不同。孔德把“拒斥形而上学”局限于经验、知识以及“可证实”的范围内;马克思提出的是另一条思路,即“拒斥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关注“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和人的生存状况,“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10]。

马克思时代的现实世界,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导致人的活动、人的关系和人的世界都异化了,人的生存状态成为一种异化的状态。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具体地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物的异化与人的自我异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种异化状态中,资本具有“个性”,个人却没有个性,人的个性被消解了,个人成为一种“孤立的人”,国家也不过是“虚幻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