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谢苗诺夫等(1)

哲学的新思维[1]

B.C.谢苗诺夫（哲学博士、教授、《哲学问题》杂志主编）：哲学的现状及其发展途径问题

苏共中央1985年4月全会已经开过两年，二十七大也开过一年多了。但给人的印象是，虽然在这段时间里许多人极力促使哲学状况发生改变，促进哲学领域的改革，然而收效甚微。当然，我讲的是自己的看法。不过这个印象却是我参加了许多有趣的和没趣的会议以及五花八门的会晤以后形成的，尽管在这些场合也不乏精彩的发言，但总的来说，眼下还没有实质性的转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召开以“哲学与生活”为题的哲学界会议的想法，目的是要听取对此感兴趣的有识之士的观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正在与会），更确切地领悟我们面临的那些尚未解决的任务。看来，为了弄清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开一次会是不够的，大概需要召开几次这样的会议。

我们在哲学领域所做甚微，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譬如1986年10月初召开的全苏高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会上就作为一门科学和一个教学学科的哲学的发展问题，就重新编写哲学教科书问题，提出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建议。引起什么变化了吗？一点也没有。我本人和在座的许多人，都是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编写组的成员，但我们并没有在这些教科书上下多大工夫。我们依旧在等待，等着有人把我们召集起来，而我们自己则没有表现出主动精神，这很不好。在上面提到的那次社会科学工作者会议上，人们批评了苏联科学院哲学与法学部和莫斯科大学哲学系。自那以后它们有何变化？在我看来，几乎一点也没有。

我看经济学领域的成绩不小。可我们哲学呢，眼下还没有严肃的和迫切需要的研究项目，也没有找到通向实践的具体出路。虽然大家都十分清楚，没有对苏联社会和整个世界发展问题的哲学的和辩证的思维，就无法保证在改革、振兴苏联社会并使之提高到更高的质量水平方面，成功地采取实践行动。不过我认为，在现实的各项改革中，哲学在实践上毫无作为的情况，也必然对哲学的现状和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因此，关于哲学状况，我（看来不止是我）有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再也不能等待了，应当促使哲学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应当由我们自己来促使，任何人都不能替我们做这件事。

所以我想在我的发言里，就下面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第一，哲学领域发生过什么事，主要问题在哪里？第二，怎么办？很清楚，我绝不希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尽善尽美的回答。这是很伤脑筋的大问题，我想就这些问题谈点看法。

第一，哲学界发生过什么事，造成其目前状况的问题在哪里？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从20世纪30年代起影响哲学发展的五个过程（或曰方面），它们从根本上制约着哲学的现状，使哲学中问题成堆，决定了哲学今天的面目。

第一个方面是20世纪30年代表现出来的简单化和粗俗化的路线。这条路线是和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问世相关的。该书在阐述极端复杂的和多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即马列主义哲学的全部实质）时，采用了过分简单化和粗俗化的方法。1953年以后，这种方法遭到了批判。哲学发展出现了转折，它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哲学的各个领域。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对哲学问题所持的简单化立场的明显后果，在大量哲学著作和哲学教学中，依然残留着并不断表现出来，因为粗浅地讲解和叙述哲学是比较方便和省力的。

第二个方面是哲学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在其发展中存在的“以权威自居”的状况。这种尽人皆知的局面实际上是斯大林开始一个人替所有人思考和讲话时形成的，而其他人主要就是听他讲和为他讲的东西作注释。从这一时期起，注释之风开始盛行，教条式的引经据典占了上风，息事宁人的态度加重了。总之，对哲学材料进行专断解释的做法占了优势。

第三个方面是哲学看风使舵的性质增强了。生活中随时都会涌现一些新的现象和新的变化，它们要求哲学给予公正的说明。然而，对这些变化人们却常常是按照“上边”的解释加以阐述的。一种“先宣布后解释”的机制开始起作用。上边的权威人士先讲原则性的意见，学者们立刻开始从“学术上”加以解释。学术问题就这样提出来了，于是我们就开始为之作注释，进行解释，并为此而搜寻相应的事实，这样就使许多原则性的看法变得并不完全脱离现实生活了。但是，这些问题因此也就失去了其在现实生活中应有的辩证法和复杂性，而成了“被迫”适应原则性意见的一种形式。我看，不少所谓的哲学“新作”往往就是这么出笼的。

第四个方面是哲学阐述上的某种规范主义、应付差事和教条主义性质不断增强，这对哲学现状产生了严重影响。人们不是不偏不倚地和有根有据地研究现实生活本身及其中发生的变化，而是越来越经常地为官方关于现实生活的立场单纯地作注释。也就是说，关于社会，科学中所讲的并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是官方讲过的东西。因此在社会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中经常讲的是社会应当怎样，就是不谈社会中发生的复杂的矛盾过程，仿佛现实的社会生活根本不存在似的。即是说，人们得出的是一种想当然的、一厢情愿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现实生活面貌。似乎是下述原则在起作用，即实存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口头上的东西。

因此在哲学中，首先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占首要地位的是阐述那些好像注定会起作用的规律。从一个规律又引出另一个规律，从一个范畴引出另一个范畴。结果在历史中、在真实的实践中，好像没有人，也没有活动一样。B.Ж.凯列和M.A.科瓦尔宗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这样，哲学发展观失掉了自身的本质，即失掉了人民的创造，失掉了社会和历史主体的变化。

正在变成宿命论的这种规范主义，我看是哲学认识和实践的某种割裂造成的结果。人们常常忘记必须使用两种认识方法：从具体向抽象转化，即从经验向对某些问题的概括转化，然后再从抽象到具体，即把这些个别概括和个别抽象，综合为统一的、完整的和综合性的理论。人们不这样做，而是常常使转化单纯地从一些抽象变成另一些抽象，这就使认识过程失掉了实践依据和实践检验，其结果是使观念有了经院哲学的性质。这就使哲学思维的教条主义愈演愈烈。今天教条主义正在遭受批判，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和有充分根据的，因为教条主义是创造性哲学的主要敌人。

再有就是第五个方面，即最后一个方面。这就是，由于所有这些在哲学中不断得到加强的“转变”和变化的结果，哲学开始具有庸俗化和好为人师的性质。哲学已不再是（像它理应所是的那样）认识现实、认识一切现象和过程的科学的、辩证的武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表面上严整有序，但却是形式化的体系，这个由某些刻板公式构成的体系影响了人们的大众意识，并被受命充当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受官方赞许的观点。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基本上是由这些复杂情况造就的哲学。这恰恰是一种首先为通行的公式作注释的哲学。受到鼓励的不是独立思维的方法，而是肤浅思维的老套套。在哲学领域很少有不同观点的交锋，也很少有辩论，人们不再讲出关于某些观点的怀疑意见，在复杂现象的认识过程中也不愿犯错误。如果在辩论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或不确切的解释（这在复杂的哲学认识过程中是自然的），它们往往被看成是大逆不道，为此要遭受批判，而且使用的是在战友和同事间不宜采用的严厉方法。曾经使用过一些类似思想和认识“纪律”这样的说法，目的是永远不许任何人在思维中背离原则性的意见。很清楚，这对那些自诩拥有确定哲学真理的特权的人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他们可以利用职位和别人的支持，为自己获取“圣哲”和再世的“哲学导师”的称号。

这一切对哲学的状况有何影响，哲学出了哪些事？最令我们担心的是什么？

我看哲学已经失去了、削弱了，实则是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的许多主要功能（哲学只有发挥这些功能，才能充当一门独立的科学），虽然哲学也取得了不少成就。

哲学没能充分发挥其世界观功能。而要保证哲学分析具有高度理论水平（而且是创造性的，不是教条主义的理论水平），就必须实现这一功能。哲学的意义和宗旨就在于解释世界，要做到这一点，哲学就应对正在发生的过程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

也不能认为哲学在履行方法论功能方面是令人满意的。辩证法的方法是一种勇敢无畏的分析方法，是揭露正在发生的过程的矛盾的方法。这种方法和单纯编纂与注释的方法毫无共同之处。

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创新，在于能解释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能对正在发生的过程作出迅速的反应。一切大哲学思想家在这一点上都是楷模，因为他们能对正在出现的现象作出自己的哲学解释。近来，这项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已名存实亡。

哲学实际上也没能发挥批判作用，既然不起这种作用，哲学自身也就无法存在，更不能解释世界。这是对一切提出疑问的功能，而后才回答提出的问题；这也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评价和再评价的功能。哲学没有发挥这种功能，而是首先为现实作拙劣的辩护，并且缺乏对现实的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预测功能，预见功能，这意味着哲学应该大胆地预见事件的进程，预先确定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应当记住，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说明现象，而且在于改变周围的世界。哲学的真正革命功能即在于此。这一功能常常被人偷换成为现有全部实践和现实作辩护，而忘了这会给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

哲学学说永远都是以个人的和创造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哲学是哲学家的毕生事业，是他个人为认识和改造世界作贡献的事业。在苏联哲学界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光辉的名字和个人，但是如果这种具有鲜明个性的学术立场能得到赞许、鼓励和支持，那么这样的人恐怕还要多得多。哲学的个性特征还很少，也不明显，这就大大地削弱了哲学的力量。

由于哲学丧失了自己的大部分功能，在哲学自身内部也发生了四分五裂的现象。最令人担忧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明显割裂的现象，还有就是哲学研究脱离部门科学，脱离实践和生活。

由于所有这些在哲学领域里发生的复杂的和消极的过程，哲学在很多方面放弃了自己的功能和任务，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真正的科学性和一门真正科学的品质，而一门真正科学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被研究的各种现象的辩证的矛盾发展，深刻地揭示它们的本质（即本性）。哲学没能保证自己站在文化发展、我国社会思想发展和我国智力发展的前列，这是最令人担忧的。

这无论如何也不意味着对我国哲学的现状及其发展，一味进行消极的全盘否定。苏联哲学先进的、优秀的部分，过去和现在一直在从事当之无愧的事业。须知，除了明显的消极倾向外，哲学发展中同时还有积极的、扎实的学术研究和提出各种新问题，直接或隐蔽地提出已成熟的尖锐问题，提请人们注意哲学的不利状况的倾向。对此必须给予心平气和的、慎重的评价。不应忘记，苏联哲学发展中曾经涌现出许多著有不朽之作的名人巨匠，如B.Ф.阿斯穆斯、A.C.鲍戈莫洛夫、З.B.伊里因科夫、Б.M.凯德洛夫、П.B.柯普宁、M.A.里夫希茨、A.Ф.洛谢夫、Г.П.弗兰采夫。今天我们也可以列举出许多人才，其中包括在座的诸位。

他们提出了许多社会和精神发展问题、科技进步问题、人的发展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往往提得十分尖锐。但遗憾的是，这些精彩的哲学论断常常遭到冷遇，人们对其不予重视，充耳不闻。

因此我们要谈点自己的看法：时至今日，人们对哲学的评价总是偏向于过多地批评它。当然，哲学的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很多从事哲学工作并献身于哲学的人，多年来为马列主义哲学精神潜力的创造性发展确实是尽力而为了。

第二，怎么办？（从略）

（李树柏摘译）

H.И.拉宾（哲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关于苏联哲学研究发展的构想

在加速和改革的条件下对哲学研究的发展进行构想，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但是，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哲学的重大变革。当然，如果不了解我们当前所处的位置，不了解以往造成的失误，我们也就不可能制订这种计划。

如果提到过去的话，那么我近来特别感兴趣的是1947年这个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哲学问题》杂志创刊，它的第1期发表了讨论Г.Ф.亚历山大洛夫所著《西欧哲学史》一书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