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陈寅恪与玉井是博
尽管上文主要讨论了白乐日唐史研究的意义，但事实上寅恪先生对东西洋汉学的了解来源十分广泛，他对唐史研究的信息也包括来自日本学界的进展。我们知道他曾和日本学者多次晤谈，在研究中也常引用日本学者的著作。他在写给王国维（1877—1927）先生的挽诗中特别推重所谓东国英儒藤田丰八（1869—1929）、狩野直喜（1868—1947）、内藤湖南（虎次郎，1866—1934）[73]，这几位学者主要是因为他们和王先生很熟的缘故，而且也是和王国维同一辈的学者，所以寅恪特别提出来说。梁启超生于1873年，王国维生于1877年，年纪比寅恪大十几岁，都很早出道，在学术上实际上算寅恪的长辈，所以其交往对象也多半是他们同时代已经成名的日本学者。实际上寅恪和其同辈人也有不少交往，其中包括一些内藤的学生辈人物。在中国留学的仓石武四郎（1897—1975）、吉川幸次郎（1904—1980）、加藤常贤（1894—1978）[74]、玉井是博（1897—1940）等人均与寅恪见面晤谈，他们都参加了1930年5月27日徐森玉（1881—1971）、赵万里（1905—1980）、钱稻孙（1887—1966）等人在宣南广和居举行的宴会，仓石认为“陈氏论如利刃断乱麻，不愧静庵先生后起。”而吉川则认为“这人看起来很敏锐，有西田几多郎先生年轻时的风貌。”[75] 这些日本学者当中，加藤常贤系日本学士院松方基金会1927年资助来华留学，后来日本文部省又于1928年派遣仓石武四郎、塚本善隆、楠本正继来华，1929年派遣大渊慧真、玉井是博、奥村伊九良、原富男、鸟山喜一来华。多位日本学者如加藤、玉井等人与中国学者联系密切[76]。吉川将寅恪和西田联系在一起，似乎更多在于强调寅恪的思辨和论说能力，而不仅仅是博学和对大量史料的掌握，毕竟西田学问的特色是思辨和论说。
图二十二 内藤湖南
上述这几位日本学者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玉井是博，一位唐宋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先驱者。他在1922年即发表了《唐代土地制度之管见》的长篇论文，1927年发表了《关于敦煌户籍残简》的论文，主要考察伯希和藏品中的《唐天宝六载（747）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编号P.3354）。1929年他和仓石武四郎、塚本善隆（1898—1980）、驹井和爱（1905—1971）、鸟山喜一（1887—1959）等人一起到太原考察[77]。想必寅恪和他在1930年见面时会了解到他对唐宋经济社会史的治学兴趣，也大概谈到了利用敦煌文献研究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取向。1933年他的《唐代土地制度之管见》即被译成中文，题目改为《唐代土地问题》，由《中法大学月刊》连载。可惜玉井英年早逝，其所著论文的结集《支那社会经济史》在他死后的1942年才由岩波书店刊行，文集前附《玉井教授年谱》[78]。寅恪和他是否曾就唐史研究进行过具体交流，是否谈到他老师内藤、桑原、松本等人的研究，亦已不得而知。不过，玉井是博对唐宋经济社会史的治学兴趣显然与白乐日十分接近，但白乐日没有提及他早年的研究成果[79]。仅就研究主题和使用资料而言，他们两位的研究很可能均影响了寅恪的学术转向。
图二十三 玉井是博《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所载肖像
据《玉井教授年谱》，玉井系爱知县人，属日本净土真宗大谷派信徒。1916年9月入真宗大谷大学兼修科学习，1919年6月毕业。当年9月进入东京帝大文学部选科学习东洋史学，1922年3月毕业，其毕业论文即《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唐代社会史考察》。毕业后从4月开始任教于大谷大学，但旋即在5月进入京都帝大大学院，在内藤湖南（1907—1926年任教京都帝大）、桑原骘藏（1871—1931，1909—1930年任教京都帝大）、松本文三郎（1869—1944，1906—1929年任教京都帝大）指导下学习东洋史。同一年宫崎市定（1901—1995）也进入京都大学学习东洋史，在内藤、桑原指导下主要关注中国经济史和中西交通史[80]。宫崎市定后来声誉甚隆，盖因学术生命极长，成就极大，培养学生极多。而玉井惜乎英年早逝，虽然于中国唐宋经济史有开创性贡献，却未及取得更大成就。
1922年玉井进入京大之后即在导师们推荐下在《史学杂志》三十三卷发表《唐代土地问题之管见》长文，乃是他东京帝大毕业论文一部分修改而成[81]。因其观点早已被后来的学者进行修正，这里不拟细说，仅就其引用的一手、二手资料范围及其特色略作提示，以便和白乐日治学特色进行比较。此文从唐以前土地制度之概观特别是周代井田制之崩溃讲起，确实有大视野，可见其受内藤、桑原之学术风范影响[82]。他所用资料以典制体史书如《文献通考》、《通典》、《晋书食货志》等为主。然后讲到北魏均田制的发展，再进入唐代均田制的讨论。玉井文中不仅引用正史如《旧唐书》、《册府元龟》、《唐会要》、《通典》、《唐大诏令集》、《北梦琐言》、《唐语林》、《陆宣公奏议》、《全唐文》等材料，而且引用了道宣的《续高僧传》、赞宁的《宋高僧传》、道诚《释氏要览》，讨论寺观之庄园，或许是松本文三郎的指点，因松本通晓中国佛教史。他居然还提及摩尼教和景教寺院[83]，这大概是出自桑原骘藏的指导。
玉井也注意考察土地制度背后的时代思想，特别是社会政策、女性观、农业立国主义、阶级思想，可以说这些思路完全是近代学术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视野，其中所谓“时代思想”，颇让人想起德文之所谓时代精神（Zeitgeist）。不过，此文虽系标准之学术论文，但并未引用任何西洋著作。其分析所用概念受1909年中田薰所著《日本庄园之系统》一文之影响。
1923年玉井又在《史学杂志》发表《唐代社会史的考察》一文，较多使用《唐律疏议》、《资治通鉴》中的史料，也注意到宋敏求《长安志》、志磐《佛祖统纪》、段成式《酉阳杂俎》、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李冗《独异志》中的史料，还特别分析了韩愈上《谏佛骨表》的宗教背景[84]。他在使用“阶级”一词时注出英文（caste）[85]。他1925年任第五高等学校教授，1926年任京城帝大助教授，1927年在京城帝大讲授“宋史”、“支那土地制度”、“支那近世史”等课程，同年7月在《东洋学报》发表《关于敦煌户籍残简》的论文。这篇文章引起了寅恪的注意，在笔记中对其所用材料有所提示[86]。
1928年他继续讲授“支那土地制度”。1929年他开始讲授“唐制之研究”，并在当年9月的《朝鲜支那文化之研究》上发表《唐代贱民制度及其由来》一文，开篇即回顾学术史，提示了之前的研究，包括东川德治为《经济学大辞典》所写的支那奴隶制度（1916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报》发表的《中国奴隶制度》（1925年）、王世杰在《社会科学季刊》发表的《中国奴婢制度》（1925年）、何士骥在《国学季刊》发表的《部曲考》（1927年），之后主要分析《唐律疏议》、《唐六典》、《唐书百官志》、《唐大诏令集》中的规定，但也利用了敦煌文献，如斯坦因藏品中的唐大历四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户籍》[87]。
1929年10月玉井因为在京城帝大已教满两年而获得出国访学机会[88]。1930年2月15日他从神户出发，24日到达北平。4月到张家口、多伦等地，后回到北京，5月与仓石武四郎等人一起参加与寅恪见面的宴会。期间他因从业师内藤湖南处得知中国有《大唐六典》之古本，所以在北平旅行期间特别留意，他在国立历史博物馆看到了展览的《大唐六典》宋刊本，又在傅增湘之双鉴楼看到了傅氏收藏的宋本《六典》、《通典》残本，甚至得到了傅氏写下的校记[89]，还托北平的日本人桥川制作了照片，后携至日本入藏于京城帝大附属图书馆。这些信息帮助他撰成有关《六典》、《通典》宋刊本的论文。
之后，他6月到大同、云冈等地，7月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是年8月5日他从上海出发去法国，于9月7日在马赛登陆，随后访问了巴黎。10月又去了罗马和马德里。1931年7月到柏林、维也纳，8月到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游历。9月2日从巴黎到伦敦。1932年1月16日离开英国赴美，22日到达。25日离开旧金山返日，3月13日回到横滨，19日回京城帝大任教，开始讲“唐史之诸研究”和“耶稣会士撰述汉籍解题”等课。1933年开始讲授“支那律令考”、“《日知录》”等课。1934年在《支那学》杂志上发表《关于〈大唐六典〉和〈通典〉的宋刊本》一文，其所用材料主要来自内藤的提示，以及他在北平参观博物馆、傅增湘双鉴楼等地的公、私藏品。
因《玉井教授年谱》极为简略，我们虽然知道他曾访问了巴黎、柏林等当时欧洲的汉学中心，但他具体与哪些学者见过面，今已不得而知。但他不可能只是简单观光旅行，应该访问了一些学术单位，拜访了一些学者。不然难以解释他原本仅致力于唐宋史研究，突然开起了“耶稣会士撰述汉籍解题”的新课。他在1932年还写了一篇文章《有关典礼问题的两则汉文资料》，讨论在巴黎看到的有关礼仪之争的新史料，这当然也是受导师桑原影响。但他也指出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的《汉学书目》下相关文献列出数百种之多，而他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看到的两则汉文史料可补充北京收藏的康熙朱批文书[90]。玉井这一学术兴趣应该是在欧洲受到了当地学者的影响。
好在玉井的论文中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尚可供发掘其学术行迹。这里可补充二例说明玉井与欧美学术的联系。其一，1931年下半年他曾访问了伦敦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分别考察馆内所藏斯坦因、伯希和所获敦煌西域文书，并进行录文[91]。其二，玉井之受到欧美学者影响可从其1933年完稿1934年发表之《唐代之外国奴》一文中略窥一二，此文一定得到了其导师桑原骘藏的指点，不但引用桑原对蒲寿庚的研究，以及原田淑人、石田干之助等的西域研究，还引用了西洋学者对印度、波斯的研究，特别提到了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和柔克义（W.W.Rockhill，1854—1914）对赵汝括（《诸蕃志》）的研究（Chau Ju-kua，1911）。而这之前他发表的论著并未提及西洋学者的作品[92]。
从时间上来看，当1931年7月玉井访问柏林时，白乐日也正好在柏林大学学习，正在忙于撰写有关唐代经济史的博士论文，这一年白乐日也发表了论文的第一部分。他很可能和玉井见过面，有过学术交流。至少从使用史料的范围和特色来看，两人的研究有共同之处，如两人均十分重视典制体史书特别是《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唐律疏议》、《唐大诏令集》，也重视《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中的史料，而且也注意到宗教社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使得两人治唐史看上去在史料运用和选择论题上有极为相似之处。事实上，玉井的老师内藤和白乐日的老师福兰阁均是记者出身的汉学家，两人均不局限于具体史实考据而重视长时段历史变化、历史大格局。而玉井、白乐日显然在这一点上均受到了各自老师的影响。
其实，寅恪先生的中古史研究也有这个特点，但比他们两位更重视实证，这显然来自其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继承以及在德国受到印欧语言学之影响。寅恪的中古史研究并非大量补充新史料，而是更重视提出宏观问题，对中古时代的制度演变和权力变迁进行阐释，并提出一套论说体系，如所谓关陇本位、河北胡化之说。后世学者对寅恪先生史学的认识对此亦有所反映，比如牟润孙先生说寅恪先生所注重的是政治制度和社会变迁，皆是历史上的大问题。他又说，“我们悼念寅恪先生，更为我们中国学界仍然有人在那抱残守缺，惟知去找新材料，以史料代替史学，专走考据或汉学之路，深深的感叹！”[93] 陈弱水先生引了这一节，并指出，“牟润孙个人的治学风格，也和陈氏近似，以发掘问题、解释辨析为主。”[94] 我想补充的是，如果我们将中国史学从方法的角度分成编史学、考史学、释史学、写史学四大类，寅恪史学的演化可谓从早年以东方学为重点的考史学转向中年以隋唐制度文化变迁为重点的释史学，最后转向以《柳如是别传》为代表的写史学。他从未专门以编集、钩沉史料为治学重点，早年着重考证辨析史料，中年则偏重论述和解释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之变迁，以发掘其隐含的发展逻辑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晚年则尝试以叙事写史为手段，穿插考据，但无疑灌注了史家个人的价值关怀。
玉井虽然见过寅恪，但玉井文章中并未出现寅恪的大名，大概因为他和寅恪1930年见面时寅恪仍在关注“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尚未转入唐史研究，并未在唐史论文发表上有所表现。值得注意的是玉井的文章中也引了梁启超和王国维的论著，这大概是内藤的影响所在。白乐日在文章中也引用了玉井导师桑原的《蒲寿庚考》以及王国维的《观堂集林》，这大概是出自马伯乐的指点。而以中日学者的影响而言，他的经济史研究颇受益于加藤繁的成果，论著中频引加藤著作，他也注意到中国学者全汉升、杨联陞的论著[95]。
如果比较玉井和白乐日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基于不同的学术框架，玉井受日本前辈学者如中田薰研究日本庄园制度的影响，而白乐日主要采用了韦伯的政治、经济、社会学理论，尤其注重政治与经济、社会之互动关系。他们两位均探讨了唐朝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讨论了社会阶级议题中过去不太被学者重视的奴婢问题，特别有趣的是两人不约而同地研究了唐代来自外国的奴隶，以及佛教寺院经济的地位和影响[96]。
具体来说，以原始材料而言，玉井对典制体史书的重视与白乐日并无太大区别。他们使用的这一类史料非常相似，包括正史、典制体史书、敦煌文书，均使用了《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唐律疏议》、《文献通考》、《陆宣公文集》，他们也都提及了斯坦因的《古代于阗》[97]。但他们使用史料的区别在于玉井使用了笔记如《北梦琐言》、《唐语林》，以及《唐大诏令集》，而白乐日使用了《元和郡县志》、《白氏长庆集》，引用了白居易所撰《钱塘湖石记》[98]。以二手资料而言，两人借鉴的前人研究仍有较大差别。有趣的是，玉井基本上没有提及西方学者的研究，而白乐日也鲜少借鉴日本学者的研究，仅在讨论唐朝和阿拉伯世界贸易时提及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一文[99]。玉井提到了景教和摩尼教，但没给出出处，白乐日则引用了沙畹和伯希和的《摩尼教入中国考》一文。尽管白乐日和玉井都涉及寺院经济，白乐日主要受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理论启发，而玉井注意佛教寺院的社会角色大概是因为受到导师佛教学家松本文三郎的指点。
图二十四 沙畹
比较而言，白乐日比玉井更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白乐日引用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张星烺《唐时非洲黑奴输入中国考》（《辅仁学志》第一期，1929年）、赵文锐《唐代商业的特点》（《清华学报》第三期，1926年）、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姚士鳌《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辅仁学志》第一期，1929年）等[100]。另外白乐日也注意到了中国学者如陈焕章等人的英文著作。姚士鳌（从吾）1922年入柏林大学，与当时在柏林留学的寅恪、俞大维、傅斯年等人来往密切[101]。他1928年撰写了《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一文，1929年发表。他的导师之一正是福兰阁，白乐日1931年毕业，他1934年毕业，所以他和白乐日算是真正的同门师兄弟。白乐日和他应该是十分熟悉的，引用他的著作并不令人惊讶。
最后，以写作方式而言，玉井和白乐日均将其研究成果以现代学术论文的方式展示，提出问题，摆出史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并提供注释。他们两位的唐史研究均非以考证史实、辨别史料为主要研究目的，而特别注重史料阐释和史学论述。而寅恪的隋唐史两稿亦特别注重史学论述，其写作方式则仍然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文章特色，没有将注释分开，虽可称为所谓借鉴南北朝时流行的“合本子注”，但这使得论文看上去更像是读书笔记修订成文，经常在文中加入对当代社会或者其他国家历史的评论，如果从现在学术规范来看，首先编辑就不会同意这样做，但或许因为当时中国学界尚未有统一之学术写作之规范，加上作者是名闻海内外之寅恪，其论著亦得以刊行。也许因为寅恪未读学位，在写作上未接受当时西洋论文之训练和规范，也因为他是一位传统的学者，要体现其特立独行，故写作风格上更坚持鲜明的个人特色，以彰显其保存学术传统之愿望。话说回来，他在学术研究上仍是现代学者，强调一篇论文要有“完备及有系统结论，”[102] 而写论文时“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尤宜标举其与本论文之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103] 这是他1936年任教清华时给学生毕业论文写评语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