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东方学、西学与历史学：陈寅恪的学术世界

导言

寅恪先生在哈佛从历史学转向古代语言学，1921年9月转到柏林大学之后，遂潜心东方学，学习各种东方古代语言。他回国后，很快声誉鹊起，尤其以通晓多种语言、且能运用多种语言进行学术研究而著称于世，在学界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季羡林先生后来介绍了寅恪先生留下的读书笔记本，也证明了寅恪早年所受的语言学训练十分严格，他非常广泛而深入地学习了相当多的东方古代语言。在中国学者中，他掌握的古代东方语言，无疑是首屈一指的。后来寅恪转向唐史研究，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出版的唐代政治史两稿奠定了中国现代唐史研究的基本格局，迄今为止，唐史学界基本上在大方向上仍在他建立的框架下讨论各类议题，比如唐代统治阶级升降中所谓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权力的变迁，比如唐代关陇本位议题，又比如河北地区的胡化议题等。

不过，正如我在导言中所说，如今治学，当以世界学术为背景，因此有必要对寅恪的东方学与他同时代的学者略作一点参照，可帮助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另外，寅恪先生虽然研究东方学，对西学也颇关注，因而本章第二节也对其论著和言论的西学背景略作考辨和提示^[1]，或许有读者会感兴趣。

实际上，西方学者从其自身文化角度出发，早已提出寅恪先生学术中的西方影响，虽然难以确证，但值得重视，至少这提供了审视寅恪学术的新视角。比如，早在1953年2月，恒慕义（Arthur W.Hummel，1884—1975）便提出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中对《长恨歌》的解读或许受到西方学界对柯勒律治所作《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研究方式的影响^[2]，注意追溯相关的传奇、历史与文学。寅恪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特意提出历史与文学之关系，指出当时白氏《长恨歌》与陈鸿《长恨歌传》实为一体，而陈氏之《长恨歌传》之与《长恨歌》之关系类似《莺莺歌》与《莺莺传》之间的关系，实反映出当时小说作为新文体之兴起，而此一新文体实可见作者之史才、诗笔及议论^[3]。

恒慕义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负责收购中文图书，这本《元白诗笺证稿》出版于1950年，但当时因为“冷战”开始，极少有物品能从大陆流传到美国。而这本书则是袁同礼（1895—1965）先生获得之后转送给国会图书馆的。恒慕义推测这是当时美国唯一的一册《元白诗笺证稿》，但他认为此书代表了中国人文学的最高水平，因为作者寅恪先生不仅对诗歌本身的内容提出许多新见，亦揭示了其中相关人物传记以及文化史上以前不为人知的事实^[4]。类似这样西洋学者对寅恪研究路数的看法虽不一定让人同意，但也颇具启发性。

本章第三节则主要钩稽了寅恪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获得欧美学界荣誉的来龙去脉，首先考察了提名寅恪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主要当事人陶育礼（Eric R.Dodds，1893—1979）的中国之旅，并提示了他与其他两位提名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他与修中诚的联系对列举寅恪三种代表作之影响。随后又考察了寅恪获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荣誉会员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