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生活环境与实用主义哲学（1）

一、生活环境

1.福音派信仰

佛蒙特（Vermont），位于美国东北部，与加拿大接壤，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六个州之一。州名源自法语“Verde Mont”，是“绿色山峰”的意思。1609年，法国探险家山姆·迪·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发现了绿山山脉和用他名字命名的尚普兰湖。1724年英国人开始在该地区定居下来。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纽约州于1781年、1782年和1790年相继放弃了对这个地区的权力。从1777年到1791年，佛蒙特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佛蒙特共和国，于1791年被接受为美国的第14个州。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这个以“自由与统一”为箴言的边境小州之所以闻名于世，不在于它的繁华和喧嚣，而在于它美丽的秋天和保守祥和的文化环境。但在很多教育学者的眼中，认识佛蒙特，其直接的缘由却几乎完全是因为它是大教育家约翰·杜威的出生地。

在1859年的秋天，杜威降生于该州最大的城市柏灵顿（Burlington）的一个普通的小杂货商家庭。尽管这个家庭并不富有，但一家人相处融洽、生活其乐融融。杜威的父亲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商人。在南北战争中，他自愿参加北方部队为黑人解放和国家统一英勇奋战。在信仰上，他尽管也是一位清教徒，但他对神学或宗教却不感兴趣。平素严肃而少言。杜威的母亲则不同，她性格刚强而开朗，对福音派的信仰十分虔诚，对孩子们在信仰方面的管教也非常严厉，正是母亲的影响给杜威青少年时代的人生观打上了明显的宗教烙印。

然而这种“烙印”对杜威来说是痛苦的。在其1930年发表的自传性回忆录《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中，杜威曾这样说过：

“（在福音派的信仰中）自我脱离了世界，心灵脱离了肉体，自然界脱离了上帝：这样形成的那种分裂离析之感，使我感到一种苦人的压抑——或者说，这种分裂离析曾使我心如刀割，也许更为确切……至少在下意识中，我倾向于追求这样一种世界和生活，它具有与人类有机体相同的特性。”[1]

不1882年9月，杜威开始了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学习。在这里，在莫里斯（G．Morris）教授的指导下，杜威深入地钻研了黑格尔的思想体系，并成为黑格尔的忠实信徒。从黑格尔那里，杜威获得了关于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之间存在有机联系的思想，从而逐渐弥合了他长久以来因为福音派信仰而带来的分裂感。但杜威的宗教热情并没有就此熄灭，在密歇根大学任教的时候，他还活跃在学生基督教会所举办的各类讲演之中，热衷于对《圣经》进行理智的探讨。但杜威的这种信仰的热情在其任教芝加哥大学时便已消失殆尽了。诚如美国历史学家史蒂芬·洛克菲勒（Steven C．Rockefeller）所说，到了1894年，杜威已经“放弃了所有基督教传统所特有的宗教教义”。[2]

不过，在福音派信仰中，那种温情脉脉的社会情怀和号召在“联合的生活”中实现对完美人生的追求并没有在杜威的思想中销声匿迹反而奠定了他一生的创作基调[3]。用哲学学者童庆柄先生的话说，即在杜威那里与科学和理性对立的所谓“宗教”消失了，但“宗教感”却作为一种理想和信念的力量保存了下来[4]。无论是在杜威的《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中，还是在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以及《人的问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福音信仰在这方面给他的深刻影响。

应该说，在前哥伦比亚大学时期，从对信仰的执著到将信仰理性化的这个转变并不只是在杜威一个人身上发生。这个现象有其时代的原因。美国福音派研究的著名学者乔治·马斯登（Gorge M．Marsden）教授在谈到19世纪中后期美国的福音派运动时这样说：

“正如已经看到的，1865年至1917年间成年的那几代新教徒面临着对其信仰的最深刻的挑战。达尔文主义和自然科学向《圣经》的权威发起了挑战，而新的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思维方式在几乎所有层次上都引发了思想的革命。巨大的社会变化加上迅猛的世俗化运动——尤其在科学和高等教育中——侵蚀着新教的实际支配地位。从个人方面来看，这就意味着，许多在成长过程中不容置疑地接受了《圣经》的绝对权威和福音教义的确然真理的人，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这类信念不再能够理智地被接受的世界中。……如果他们（这里指的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引者注）想要保有智识的尊严，那么看起来他们必须要么放弃基督教，要么修正它来迎合当时的标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后一种选择似乎是唯一有力的选择。”[5]

事实证明，马斯登所言不虚。杜威所选择的正是这后一条道路。

2.社会转型

美国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的詹姆斯·古德（James Allan Good）博士研究认为，杜威后来所说的“那种分裂离析之感”不仅有着信仰上的原因，更与当时的柏灵顿小镇正发生着的社会变迁的现实有关，“少年时候的杜威便痛苦地意识到了在他的家乡存在着的紧张的阶级关系”。[6]

柏灵顿是连接加拿大与新英格兰地区其他各州之间的铁路枢纽，全美第二大木材基地，也是佛蒙特的商业和文化中心。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得那些带着不同信仰和习惯的移民大量涌入这个当时还很保守的小镇。自内战结束后这个城市的人口在五年之内翻了一番。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紧张伴随着城市化和移民的涌入而加剧。

“社会已分化为明显的阶级，一边是本地根深蒂固的资本家阶级，另一边则是比例日益增长的贫穷移民与工人阶级。民族与宗教构成表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但与此同时，古老的镇议会民主传统尚规范着人们的生活。柏林顿小镇已经显现，社会的阶级分化和文化的多元化趋势与古老的共和主义民主传统之间的紧张正日益加剧。”[7]

传统的生产方式已越来越多地被抛弃，人与人之间原有的和谐、合作关系也似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进而消失。有学者认为，在杜威的教育理论中，对纺织、园艺、木工等传统手工劳作活动的强调，正是他怀旧情绪在理论上的反映[8]。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杜威并非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激进。

从更大的社会气候来看，到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基本完成了近代工业化。剧烈的社会变迁使得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了。经济上，经济秩序混乱，呈现无政府状态，垄断组织严重威胁着美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加剧；政治上，丑闻不断，政治权力日益为少数人所控制，民主政治遭遇挑战；贫民境遇日益恶化，城市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由社会进步人士发起的进步主义运动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作为进步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女权主义运动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一直是一股重要的改革力量。其中，“大学女毕业生联合会”以为争取妇女接受高等教育权利为宗旨，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报告，其中之一便是关于女性健康与高等教育之间关系的调查报告。

1885年秋，时任密歇根大学讲师的杜威，便著文《教育与女性健康》，作为对她们这一报告的回应。这是杜威第一次在他的论文中谈论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在密歇根大学任教的后半期，杜威第一次参与到社会改造的浪潮之中。1891年，进步主义者富兰克林·福特 （Franklin Ford）邀请杜威共同创办一份旨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揭露和批判的报纸。杜威欣然应允。尽管此事由于各种原因于次年无果而终，但对杜威本人来说，这并不是一次纯粹堂吉珂德式的荒唐之举。“杜威在给威廉·詹姆斯的信中曾表明自己从福特那里深受启发，认识到唯心主义的理想必须在客观世界中得到体现，并相信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种种知识力量将最终以‘集中的、自由探究的形式’成为掌握社会的真正的‘权威’。”[9]它促进了杜威思想的生长，加速了杜威最终完全抛弃对哲学作形而上学的追求、把哲学研究的兴趣转移到公众的日常生活与经验问题上来的进程。

1894年7月，杜威应邀赴芝加哥大学担任哲学系主任。与他的故乡柏灵顿一样，19世纪末的芝加哥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展。1880年，芝加哥的人口是50万；1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倍多。移民大量涌入，到1890年时，在外国出生的移民及其子女已占总人口的3/4。伴随着人口中种族构成比例的裂变，贫富两个阶级冲突加剧。贫穷、暴力、政治腐败，令人触目惊心。急剧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给美国社会带来的种种混乱、动荡、冲突和丑恶，在芝加哥可以说应有尽有。

对社会的改造踌躇满志的杜威，来到芝加哥后第三个月，便与著名女社会活动家简·亚当斯（Jane Adams）及其社会组织——赫尔会所（Hull House）建立了联系，并成为赫尔会所的第一届理事会成员。赫尔会所是芝加哥的一个主要由社会激进改革人士和下层劳动群众集会的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场所。在1894年最后的两个月里，杜威差不多每十天就去赫尔会所就当前的重要社会问题组织群体讨论一次[10]。此后的近十年的时间里，杜威都是赫尔会所的常客，直至1905年他离开芝加哥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之时。但他与亚当斯保持了毕生的友谊。“在赫尔会所的经历对杜威的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接受了这样一种立场，即哲学家必须持续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批评。”[11]

社会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正义活动对杜威的影响是深刻的。同样，杜威对社会变迁的含义的认识也是深刻的。在《我的教育信条》和《学校与社会》中，他反复地提到了工业化社会已然到来，人们的生产、生活关系正在发生着重要的改变。这个社会变迁，尽管带来了诸多的问题，例如，失业、剥削和道德滑坡，也孕育了无限希望。例如，科学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人的力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使自然更好地为人类生活服务方面，在实现“完美人生”的可能性方面，现时代都使人们看到了无限希望。前哥伦比亚大学时期的杜威，对以人的理性和科学去实现社会改造和进步充满信心。用杜威的话说就是：“你真的无法不去感觉这里有一种‘方法’，而且只要你能够掌握它，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12]

现实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杜威曾描述过这一变革的全貌：

“科学的应用导致了已经大规模地和廉价地使用各种自然力的重大发明，以生产为目的，世界市场、供应这个市场的大规模制造业中心以及遍布各地的廉价而迅捷的交通工具和分配方法在发展起来。……人们难以相信，在整个历史上有过这么迅速、广泛和彻底的革命。经历了这个革命，世界的面貌，甚至它的自然形状都在改变着；政治疆界被抹掉了，似乎它们只是绘在地图上的线条一样；人口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急匆匆地集中到大城市；各种生活习惯也正发生着惊人的突然而彻底的改变。”[13]

这场变革深刻地触及了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它是一把双刃剑。杜威说道，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由于这个根本改变得到的一些好处：宽容精神的增长，社会见识的扩大，对于人性的更多的直接知识，从外在的表现识别人的性格和判断社会状况的敏锐性，适应各种不同人格的准确性，接触更多商业上的活动。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我们的政治问题涉及民族问题，涉及不同类型的语言和习俗的同化问题；我们发现，大多数严重的政治问题根植于潜在的工业的和商业的变化与调整；我们发现，我们的大多数迫切的政治问题不能够通过立法或行政的手段，而只有通过共情和相互理解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这些困难的解决必须诉诸对事实和所涉及的各种关系的更充分的科学的理解。”[14]

新的社会状况，需要人们之间的理解和共识，但分离这种统一认识的传统的二元论还在现行社会中广泛存在着。杜威深刻地指出，这种二元论“来自于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在政治上是二元的，在阶级之间有着明确的划分；在知识上也是二元的，在心灵的和物质的事物之间、在有关世界的和有关精神的事件之间有着严格的分离”。民主的社会“则意味着对这种二元论的弃绝。它意味着一份共同的遗产，一份共同的工作和一个共同的目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