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辛亥革命前后（1）

1905年12月，钱玄同随兄钱恂到达日本。翌年，进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学习。1910年春回国在浙江省从事教育工作。1913年，又随兄北上，先后任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国文教员，北京高等师范教授，北京大学教授。辛亥革命前夕，钱玄同的政治思想在反满民族革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接受民主革命学说，并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文化上，钱玄同主张保存国粹，提出颇有特色的复古主张。辛亥革命后，钱玄同的保存国粹思想继续发展。从思想发展过程来看，1907年到1908年，钱玄同的思想侧重于无政府主义，1908年到1916年，则注重保存国粹。在国粹派中，钱玄同信仰今文经学。本章主要从无政府主义、保存国粹、经学思想三方面对这一时期钱玄同的思想进行讨论。

第一节 无政府主义的信徒

一

1905年底，钱玄同东渡日本。1906年秋，钱玄同在短期回国后再次东渡。此时正值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领导的反清武装斗争进入高潮之际。钱玄同拥护革命，并于1907年加入同盟会。从思想上看，这一时期，对钱玄同影响最大是革命党人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

20世纪初，日本社会党分裂为软硬两派，软派以片山潜、田添铁二为代表，主张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革命。硬派以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为代表，完全否认议会斗争，主张直接行动，宣传无政府主义。革命党人中的张继、章太炎等受日本社会党中硬派影响，开始接受无政府主义。1907年6月10日，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天义》创刊。1907年8月31日，中国近代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成立。钱玄同于7月11日购得《天义》第1期，读后，觉其思想“精美绝伦”。[1]9月8日，又得到何震所赠第5期。钱玄同看到《天义》把明代思想家李卓吾的思想说成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是中国的巴枯宁，感慨道：“吾国竟有若是通人乎？”。[2]1907年9月15日，钱玄同开始参加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活动。据《钱玄同日记》记载（这一时期，钱玄同日记并不完全，有长时间不记的情况），当年10月6日，翌年1月12日，1月26日，2月16日，2月23日，3月8日，3月22日的讲习会活动，钱玄同都参加了。

在社会主义讲习会中，钱玄同接触到了当时无政府主义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在钱玄同日记中，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如钱玄同第一次参加讲习会后在日记中记道：会议“首由刘光汉演说中国民生问题，述农民之失业及前途之隐忧。次请堺利彦演说，张继翻译，略言社会自有政府富豪而后贵贱日分，贫富日区，今欲平此阶级，宜实行无政府主义至共产主义云。后刘申叔又痛陈立宪之害，言欧、米物质上较我为文明，而政体一切尚以更比我野蛮者，末乃归重无政府”。[3]1908年1月12日日记记载了当日的讲演内容：“日人山川均演说代议政体ト革命，言代议政治之最不堪。”[4]2月23日日记记道，会议“前由申叔述现今上海社会皆以立宪为薮，因前顽固者，今见立宪之手段温和而趋之，前革命者，今以立宪名目之好听，囗囗（原稿空缺——引者注）之容易，亦退而就之。功利主义之《天演论》几为家弦户颂之教科书。凡编教科书者皆以富强功利等说为主干，故吾侪宜亟以无政府主义之书药其毒云”。“次由汪公权讲非军备主义。”3月8日日记记载了听刘申叔述“无中心互助之学说”，汪公权“演述杜尔斯德《致中国人书》，书甚长，大致言支那人不可弃其农业立国之美德而学欧人之立宪、警察、陆军诸邪说”。3月22日日记，钱玄同记录了当天会议，“宫崎民臧到会演说农业与平民的关系。宫崎氏在日本创土地复权同志会，彼系主张共产主义者，后又演述运动农民之方法。申叔演述法律之害人。太炎言人之恶起于有知识，诚欲尽善，非使人野蛮不办”。[5]

此外，钱玄同在讲习会上还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如2月23日，“印度人讲Marx、布鲁东、某氏三人学说”。[6]3月8日会议，末有某君演述《共产党宣言》。[7]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活动，本身就反映出钱玄同的政治倾向，并且，钱玄同明确赞成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世界大势所趋，已至无政府。”[8]他在与人辩论时说：“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其欺平民同，故即有国而富强，而平民终陷苦境，吾侪今日当为多数平民之革命，不宜为少数人之革命。”[9]

钱玄同对在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主办的《新世纪》也极为关注。1907年钱玄同阅读了《新世纪》三、四两号，认为其主张“打破阶级社会，破坏一切，固亦大有识见”。[10]10月3日，钱玄同又阅读了《新世纪》五至八号，“觉其所言破坏一切，颇具卓识”，“于现今黑暗世界中不得谓非一线之光明也”。[11]钱玄同的这一段思想历程，如他后来所回忆：“7年秋-8年春，张溥泉、刘申叔在东京讲演Anarchismo（无政府主义——引者注），而吴稚晖、李石曾诸君在Parizo（巴黎——引者注），作La Novaj Tempoj（新世纪——引者注）亦提倡此主义，余为所感动，颇信仰此主义。8年春夏之交，溥泉往Parizo，申叔归国，降于端方。其时东京留学生之在同盟会者大都诋毁Anarchismo，咸以申叔为口实，余亦渐渐不谈（惟心中实未尝以为非）。”[12]

无政府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它反映了处于不断破产中的小生产者对于迅速膨胀的资本主义的绝望和不满。近代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众多的国家，小生产者内处于专制政府的统治之下，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日趋破产，成为接受无政府主义的沃壤。另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资本主义本身的弊端尽显，矛盾激化，使得正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资本主义对中国来说并非是一条完美的出路。这一点，在海外的知识分子感受十分强烈。因此，无政府主义又被作为一种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学说而被大量的介绍，社会主义讲习会的许多讲演都涉及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就说明了这一问题。钱玄同对日本社会的不平等就极为不满，认为日本的盗贼众多，是社会不平等所造成，“此等事非盗贼之咎也，实由于社会无良教育，而重之社会不平等，金钱为资本家掠夺”。[13]钱玄同的“世界大势所趋，已至无政府”的判断，以及“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其欺平民同，故既有国而富强，而平民终陷苦境，吾侪今日当为多数平民之革命，不宜为少数人之革命”的主张皆是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所产生。同时，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激起广大知识分子对政府的失望。钱玄同对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侵略极端愤慨，1907年9月5日，他在听友人说留美学生电致会馆，“言日法、日露、英露诸条约成后，今将实行保护支那”的瓜分中国消息后。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吾侪之国，自此亡定矣。虽然，吾谓自此以后，宜交结各国无政府党，专以破坏政府为事。”[14]

钱玄同接受无政府主义与其师友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关系。如他的友人刘师培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领袖，他的亲属张菊圃是《新世纪》的撰稿人。他的老师章太炎，也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另外，据钱玄同回忆，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对钱玄同打破对国家的迷信和狭隘的爱国心，接受无政府主义也有影响。[15]

二

任何一种思想的被接受都非原封不动地搬用，都要受到接受者主观因素和当时所处环境的制约。在接受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天义》与《新世纪》各具特色。比较而言，钱玄同更倾向于《天义》一派。钱玄同赞成《新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但不同意《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他在第一次阅读到《新世纪》三、四两号时，肯定其主张“大有识见”的同时，也对其大加批评，“作者于中文太浅，历史不知，每有不轨于理之言”。[16]后来他一再表达这一思想。他在阅读了《新世纪》五至八号后，在日记中又写道：“所言破坏一切，颇具卓识，惟终以学识太浅，而东方之学犹未所悉，故总有不衷于事实之处，较之《天义》瞠乎其后矣（此由《天义报》中之Liu kuang han君诸人中国学问深邃之故）。”[17]对于吴稚晖和刘师培，钱玄同扬刘而贬吴，刘师培“不废旧学，贤于吴朓诸人究远矣！”。[18]如众所知，《新世纪》与《天义报》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与《天义》注重中国历史、文化不同，《新世纪》更注意从历史进化的角度看待中国的过去，他们引进西方近代观念，批评传统伦理观念和国粹主义，倡言“三纲革命”、“祖宗革命”、“男女革命”，“对于旧的一切绝对排斥，主张将欧化‘全盘承受’”。[19]在文字问题上，《新世纪》主张废汉语，采用世界语。在1908年《新世纪》第40号发表了署名为前行的《编造中国新语凡例》一文，吴稚晖加附按语表示支持。由此，在《新世纪》上开始了一场废汉语采用世界语的讨论。前行认为：“中国现有文字不适于用，迟早必废，稍有翻译阅历者，无不能言之矣。即废现有文字，则必用最佳最易之万国新语，亦有识者所具有同情矣。”但作者又恐“持论太高”，“去实行犹远”，为了“因时合势，期于可行”，主张先“编造中国新语，使能逐字译万国新语”。吴稚晖赞成前行的主张，对其具体主张有所修正。[20]前行接着投稿《新世纪》，认为改革中国文字有三种办法：（一）采用一种欧洲语言；（二）用罗马字母反切中国语音；（三）用万国新语。他收回原来意见，主张采用第三种办法，“然则与其采用罗马字母，因陋就简，枝节更张，仍无裨于画一声音之一大烦难”。接着，在《新世纪》第44号上，又发表了一组讨论世界语的文章，并对汉字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吴稚晖认为中国文字不能表达西方文明事物，“今日西洋尤较文明之事理，即西洋人自取其本国之文字为代表，尚再三斟酌而后定，通行甚久而后信。若欲强以中国文字相译，无人不以为绝难。若欲以中国文字治世界较文明之事理，可以用绝对之断语否定之”。另有一新语会的会员也主张直接学万国新语，还有一位笃信子的意见更为偏激，认为“中国文字为野蛮，欧洲文字较良，欧洲新语淘汰欧洲文字之未尽善者而去之，则为尤较良。弃吾中国野蛮之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较改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衣轻裘”。[21]钱玄同当时持保存国粹主义，对于文字和读音，他主张“字音应该照顾亭林的主张，依三代古音去读，字体应该照江艮庭的主张，依古籀篆去写，在普通应用上，则废除楷书，采用草体，以期便于书写”。[22]因此，钱玄同读到《新世纪》第40号后，认为“万国新语代汉语”的主张是“想入非非”，对于“有创中国新语者，其编造之字身，句身，以知字能识万国新语为目的”的想法，认为是“可笑之事，太炎谓其发疯，诚然”。[23]《新世纪》批判封建纲常、反对思想专制，具有思想解放的特色，但有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倾向。钱玄同从保存国粹出发，坚决反对其文化主张，“其时保存国粹之心理颇炽，而《新世纪》则输入欧化，坐是又不以其报为然”。[24]不过，钱玄同也并非一点也没有受到《新世纪》观点的影响，他在1908年2月28日在早稻田大学伦理学考试的答卷上写道：“自我者，对人而生，自有此心而后乃有自私自利心，而帝国主义乃兴。对于身体之义务无他，即求学以改良社会，使人道进化，非为祖国、功名利禄、一己之私等。今之伦理学皆偏重个人（自私自利）、国家（强权功利）伦理，此极不然（反于进化）。二十世纪之时代，宜求社会的平民教育，如孔孟之徒应排斥务尽，以绝忠君爱国之念。”钱玄同承认，“所言皆拾《新世纪》之余唾”。[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