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更为自觉的危机与挑战 反思与重建的意识——2014年中国传播学研究（4）

近年来关于对民国时期西方传播思想的进入的研究开始呈现，刘晓伟的文章针对的是李普曼新闻传播思想在该时期的引介与接受（注：刘晓伟：李普曼新闻传播思想在民国时期的引介与接受，《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5期，第89～97页。）。依据其文《李普曼新闻思想在民国时期的引介与接受》的历史呈现，李普曼的Public Opinion一书在出版当年（1922年）就进入了民国学者的视野，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陶孟和在《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以书评方式做了引介，而在此之前，学者对其著作如《政治学入门》《自由与新闻》等也有所了解。陶孟和在书评中除了对李普曼的思想来源，Public Opinion一书核心观点做了介绍之外，还关注了后来成为美国乃至中国传播研究热点问题的所谓的“李普曼—杜威之辨”。作者分析指出，陶孟和对李普曼的介绍基于社会心理学、特别是与民国现实息息相关的民主与舆论关系，在一定意义上陶明确将李普曼理解为一个真正的“民治者”，认为其思想核心在于解决公众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困境问题。刘晓伟的论文还对李普曼在民国学人中的接受与影响进行了初步总结，并分析了民国社会现实语境在其中的作用。无论在新闻学、政治学还是社会学中领域，李普曼有关舆论的新闻传播思想，都切合了变动时局中的中国现实问题，如何成就健全舆论促进民主政治，对民国学者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大有裨益（注：例如一位学者就借用李普曼的表述指出，“民主政治的危机，就是新闻纸的危机”。语出李普曼的Liberty and news，原文，For in an exact sense the present crisis of western democracy is a crisis in journalism.引见：刘晓伟：李普曼新闻传播思想在民国时期的引介与接受，2014年，第95页。）。

韩鸿对发展传播学近三十余年学术流变与理论转型的分析，指出了发展传播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转向了以参与式传播为中心的多元范式（注：韩鸿：发展传播学近三十余年的学术流变与理论转型，《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7期，第99～112页。）。有学者认为“发展”与“传播”在过去六十年里的重大转型，折射出知识和政治论争的潮起潮落以及理论路径的转换。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1975年檀香山发展传播会议被认为是发展传播研究的“真正转折点”，以勒纳、施拉姆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化范式，以及源于拉美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点的依附范式，被认为存在理论和实践缺陷，基于现象学的对传播的建构性理解，推动发展传播学告别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在新的认识论基础上，以参与式理论为核心，开启了发展传播学向多元范式的转向。作者也简要分析了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背景下，社区力量的崛起，发展传播议题的转换，国家作为行动主体在发展传播学中地位下降，这些因素也都促成了当代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转向。

这些转向包括：从个体变革到社会变革；从扩散到参与；权力问题成为中心化的议题；传播的视域从国家、国际到社区的转变等方面。新的多元范式以文化为重心，区别于以经济和政治为中心的现代化和依附范式，其核心思想是，发展具有相对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各方面都是“充分发展”的，各种理论模式在因地制宜的原则下都可以用来设计发展传播策略。

韩鸿特别指出了当下中国发展传播学存在着的重要问题，例如仍然固守传统的现代化框架，局限于以大众传媒为主体、以新闻传播为主要内容，以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为基本路径，注重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系统对农村系统的单向传播，较少考虑如何加强农村内部的横向传播与互动，以及过于把国家作为主引擎等。作者还强调指出，发展传播学的特点之一就是研究与行动的不可分，当下的发展传播应更倾向于开展田野研究和实践，立足中国问题，介入乡村传播实践，开展行动研究。

四、跨文化传播研究

当下传播学中有关国家形象的研究层出不穷，但鲜有从基础理论层面做出的卓越反思，而且对其他学科的高质量研究似也少见关注。比如周宁教授有关跨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就少成为当下大陆传播学界引用的成果。2014年，围绕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问题，周宁教授做了坦率的反思（注：周宁：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东南学术》，2014年第1期，第83～90页。周宁教授的相关研究可以参见其两部著作：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在其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文从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认为，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这个思维模式作为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直接与中国现代性精神解构以及该结构的致命弱点相关。周文面对这一困境对所采用的理论和路径进行了深入反思认为，跨文化形象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关系，同时又试图解构这套解构理论，由此带来的难题是：如何避免在拆解知识与权力合谋的话语机制后走向制造知识与权力合谋的新话语。一旦走向“拆解一种权力而建构另一种权力”，那么解构的理论初衷就无法贯彻。由此，既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性，更无法由此通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作者认为，这是跨文化形象学的根本困境，其可能否定了跨文学形象学的前提与自觉使命。

单波、肖劲草从比较的视野探讨了《论语》的传播智慧（注：单波、肖劲草：《论语》的传播智慧：一种比较视野，《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6期，第76～91页。）。《〈论语〉的传播智慧：一种比较视野》将近年来中国传播研究对“本土化”的呼吁落在了对先秦传播思想的整理上，并置于与古希腊传播思想的跨文化比较视野之下。具体而言，《论语》传播智慧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对话创造理解、反思和领悟的契机；将亲情推广到各类人际关系中；在互动中注重“礼乐教化”和“忠恕之道”。就对话智慧而言，论文认为孔子的对话较少通过逻辑推导和理性劝服来传播价值，而是调动对话者的情感开启理解和领悟的契机；对“对话”的载体语言也注重“桥梁”和“阶梯”作用，强调借传播者的身体力行，让对话者在生活体验和反思中获得理解，因而鼓励接受者的多闻、分辨和全方位的察言观色——也即接收智慧。此种师生之间的对话方式，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不同，后者被用来探索知识注重表述的清晰，分类讨论和逻辑推理，力求在语言中准确地传达意义，逐步超越纷繁复杂的具体现象；也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用来传递知识的“修辞学”不同，二人追求的修辞学尊重真知、传播真知，为此既要研究受众特点又要知道事物本性。

与孔子在对话中重视情感相一致，对人际关系建构而言，《论语》将源于人伦关系的“仁”作为调节关系的规范，注重世俗社会的政治伦理实践，将生活的意义根植于人伦政治关系中，源于血缘关系的亲情因而使各种人际关系带有一种温情色彩，道德情感也成为对关系的支持。而古希腊与之鲜明的差异体现在，其开辟了在求知活动中超越人伦政治关系的可能，这种“爱智”传统注重理性是构建关系的力量与尺度，“正义”作为规范人际关系的主要德性，更多地体现理性而非情感。东西方先贤在构建关系上选择了不同道路。

与上述起点的差异相应，作者认为，孔子和古希腊哲人在人际互动的规范方面也有相应差异：《论语》多注重情境和情感不同，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偏重理性的指导作用。论文分析认为，“礼乐教化”是《论语》倡导的影响他人的方式，“忠恕之道”则是人际互动的行为准则。“礼乐”的传播功能在于情感塑造，例如祭祀与葬礼的礼仪建立起个人与家族历史的情感联系；音乐在传递美感同时表达人伦道德意蕴，在教化中则强调具体的情境以及该情境中的个性化互动，同情的理解构成了“忠恕之道”的先决条件。相比之下，古希腊先哲对人际交往的诸种规范性概念（正义、友爱、节制、勇敢、慷慨、大度、诚实等）都注重的是在道德实践中通过理性来引导、规范情感和欲望，互动中明确的“尺度感”确立了交往的界限和空间，相比礼仪道德更具强制性、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成为调节人际互动的主要规范。

最后，作者认为《论语》的传播智慧显示的是中国人的精神交往特性，这与西方基于理性的交往精神形成了某种互补关系，创造理解、反思和领悟的契机与意义的准确表达、理性的劝服，人伦政治关系的建构与在求知活动中超越人伦政治关系，在互动中注重情境和情感与偏重理性在人际互动中的指导作用，这些所谓的论语交流智慧，在作者看来其实是人类交往精神的完整性表现，作者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交往体系中，中国人可以通过温习这一智慧，建构交往的主体性，在一个多元文化主义的时代复活“仁”的主体间性的交往精神。

李滨的论文则是从传教士报刊入手探究晚清东西方相遇时的跨文化交流问题（注：李滨：“附会”与中国近代报刊思想的早期建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3期，第99～116页。）。作者认为，来华传教士以“附会”中国近代政治文化需要的方式阐述西方报刊，其后影响到了中国进步士人和知识阶层对报刊的理解和表述。作者首先梳理了“附会”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形态的历史渊源（注：“附会”又称“格义”，最早主要存在于汉魏时代的佛典翻译中，指的是在词语、概念上的对等翻译，用中国固有名词概念对译复交的名词概念。后在晚清时代也成为士人接引西学的流行方式。参见：李滨：“附会”与中国近代报刊思想的早期建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3期，第99页。），晚清面对报刊采取这一解释方式的既有传教士也有早期维新思想家，他们纷纷将报刊与中国传统相关理论资源联系起来，将报刊譬之为“古之乡校”、“谤木”、“木铎”、“谏鼓”等。

作者认为，传教士的“附会”是有选择性地将西方近代新闻理念如出版自由、舆论监督等进行淡化处理，极力强调近代报刊之于清政权及社会既定秩运行和进化中的重要意义；报刊被比附为中国古已有之的政情沟通方式和自上而下的社会教化工具，由此使报刊这一本来具有鲜明的西方近代文化色彩的“异质”事物，很自然融进了本土文化语境与现实政治结构之中。作者也通过对维新士人对报刊的理解分析了上述“附会”话语的承继和消亡，就消亡而言，是由改良派在变法失败后对西方立宪思想的大量吸收及流亡海外的政治环境所促成。

李文分析了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下“附会”对中国近代报刊思想形成的积极意义，它不仅构建了晚清知识界对西方报刊活动、理念的思想桥梁和逻辑媒介，而且成为中国近代报刊文化得以逐渐生发的起点，报刊亦成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思想观念形态。由此作者认为，传教士报刊及其对报刊文化的“附会”，奠定近代中国报刊实践的两个重要特质，即办报议政论政，强调报刊的启蒙、宣传和教育作用。

在另一篇关注近代中国报刊理念生成的论文中（注：朱至刚：“西国”映像：近代中国报刊理念的一项生成因素，《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9期，第84～99页。），朱至刚也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人所型构的西方在其间的作用。与李滨关注的传教士的“附会”中国情形不同，朱文审视的是中国人对“世界”、“西方”想象与报刊理念的关系。朱至刚认为以“甲午战争”和“一战”为界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甲午之前中国士人将报刊视为“异域的嘉物”，甲午之后则看做“彼岸的典范”；而一战之后则作为“将来的镜鉴”。

贯穿这一不同阶段历史背后的，正是士人想象中“西国”与“国朝”地位对等关系的理解。具体而言，甲午之前士人尚未真正认为“西国”在文明上足以与“我朝”并肩，因而“异域的嘉物”未必非得全盘照搬；甲午之后伴随士人对中西关系重新认识，对时局的解释框架由国朝“中兴”陡转为灭国灭种迫在眉睫，西国连同其报刊被想象为“彼岸的典范”，成为国人办报需要“追随”的中心与尺度；一战之惨烈促成了士人对“西国”乃至“世界”的再认识，西方及其报刊作为“文明”代表的地位褪色不少，知识阶层的认知框架由宏大叙事转为具体事务探讨，及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报人在较强的自信下开始审视西方报业的制度缺陷，进而谋划建构中国新闻业未来的特定方略，西方新闻业在其时想象中改当了“理想的镜鉴”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