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新闻理论研究发生结构性变化——2014年我国新闻理论研究（6）
邓海荣在《新闻舆论的内涵与特征新议》中指出新闻舆论的内涵与特征至今尚未形成一个被大家公认的定论。因此，文中“从新闻舆论的构成要素入手，通过比较分析，归纳出了新闻舆论区别于社会舆论的属性，并据此对新闻舆论的内涵做了重新界定；同时，还根据新闻舆论的新内涵，概括出了新闻舆论是集体意见、媒介意见和权威意见等三方面的特征。作者认为要给“新闻舆论”以准确的定义，必须从新闻舆论的构成要素入手来分析。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新闻舆论进行理解：新闻舆论的主体、客体、本体、载体，并认为新闻舆论是指新闻媒介组织通过新闻传播媒介对最新事态的意见反映和表达。新闻舆论是一种特殊的舆论，相较于（社会）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自己的“个性”：新闻舆论是集体意见；新闻舆论是媒介意见；新闻舆论是权威意见（注：邓海荣：新闻舆论的内涵与特征新议，《新闻界》2014年第2期，第25～32页。）。
刘新业在《探究新媒体环境对舆论传播的影响和应对之策》中指出“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媒介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新媒体传播环境对社会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他在文中“从新媒体传播的角度出发，分析舆论传播的特征和影响，遵循新媒体传播的规律，寻找引导舆论传播的对策，使民间舆论走上理性传播的轨道。”（注：刘新业：探究新媒体环境对舆论传播的影响和应对之策，《传媒》，2014年第4期，第69～71页。）他认为，新媒体传播打破了传统的话语权格局并且可形成强大的民意舆论力量。同时新媒体的自传播特性使舆论导向缺乏“把关人”的监督。因此作者提出了新媒体传播对舆论导向的应对策略：首先坚持信息的公开透明；其次遵循新媒体的传播规律，最后是完善法律法规，有效地做好新媒体的监督工作。此文的突出贡献在于，新媒体语境下舆论传播的方式也有了革命性的改变，根据这种新的传播特征提出了对应性的应对措施，对于引导舆论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互联网阶段使得新闻的传播更加便捷和迅速，也为信息的共享性、全球性提供了便利。因此在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中应该力求更好地引导舆论，最终达到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政治民主进程的效果。
刘新业的另一篇文章《新媒体传播对提升政府舆论引导力的思考》指出“长期以来，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主流媒体一直承担着我国政府新闻与宣传工作的主角，尤其是在舆论引导方面更是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随着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信息传播在内容、形式、渠道和效果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革。新媒体以其开放性、交互性和自传播等特征，已经成为公众参政议政的新平台和舆论传播的新领域。”（注：刘新业：新媒体传播对提升政府舆论引导力的思考，《传媒》2014年第14期，第59～60页。）新媒体传播时代，政府应通过关注新媒体舆情动态、发挥民间舆论场的作用、整合新旧媒体资源、加大新媒体传播监管等途径构建更好的舆论环境，促进新媒体自身的健康发展及社会的和谐发展。
刘晶芳在《关于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研究》中指出：“在我国民主化建设的进程中，与公众权利有直接关系的司法公正工作建设也受到了相应的关注，关注途径主要是新闻媒体。因此，新闻媒体舆论也就相应地变成了公众对于司法工作公正程度的一种监督方式，这种方式也是我国每位公民应享有的维权方式之一。”文章对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注：刘晶芳：关于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研究，《传媒》2014年第22期，第79～80页。）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是即冲突又平衡的辩证关系，而新闻舆论监督行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这两者关系的直接因素。所以，正当合理地行使新闻舆论监督权利，加强新闻媒体高素质队伍的建设，使其采取正确的方式对司法活动进行合理监督，促进司法活动的公正运行，完善司法审判的形象以及树立司法审判的权威。司法工作人员也要积极配合新闻媒体的监督，为推动我国法治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夏德元在《媒体融合时代影响舆论引导效果的主因及对策》中指出：“在舆论表达与舆论引导这一对矛盾之中，舆论引导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构建健康和谐舆论氛围的主导力量；舆论引导的效果，直接影响到两者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和持续保持。因而，探寻影响舆论引导效果的主体因素，并进而改进其舆论引导水平，就显得十分重要。研究发现，在以新媒体为驱动的媒体融合时代，影响舆论引导效果的主体因素有舆论引导者的互联网思维水平、舆论引导者的新媒体传播素养、舆论引导者的互联网文化引导艺术、舆论引导者的互联网内容生产质量以及舆论引导者的价值创造能力和意义诠释技巧等诸方面。只有坚持转变思维，更新观念，雅俗共赏，才能达到释疑解惑，近悦远来的舆论引导效果。”（注：夏德元：媒体融合时代影响舆论引导效果的主因及对策，《当代传播》2014年第6期，第29～32页。）
童兵在《舆论引导新格局的建构：体制和机制》中，指出他们承担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完善舆论引导格局的研究”课题思路是：阐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哲学基础、新闻观要点及在中国新时期的创新，论述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意义和路径，然后重点进入中国当下社会情景下的舆论引导现状及格局研究。该研究团队认为，有效舆论引导的前提是民众有充分的、没有障碍的舆论表达权利和畅通的渠道。为此，他们围绕中国舆论表达的主体、公民的利益诉求以及当前表达格局与引导格局的互动状况及机制也进行了有特色的讨论（注：童兵：舆论引导新格局的建构：体制和机制，《当代传播》2014年第6期，第33～35页。）。作者认为，如果舆论引导六方面的构建逐一有所改进，下一步的工作就成为关键：建构同时期舆论引导新格局相适应的体制和机制。
夏德元在《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与舆论表达的良性互动》中指出，“舆论是公众对于社会生活中业已存在和新近发生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新媒体时代，智能手机等移动传播设备的普及改变了舆论形成的机制，也改变了舆论引导与舆论表达之间的博弈关系。如何顺应时代的变迁，更新舆论引导观念，提高舆论引导艺术，实现两者间的良性互动，既是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者及其主流价值传播者的责任，也是每个舆论参与者的课题。”（注：夏德元：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与舆论表达的良性互动，《当代传播》2014年第1期，第41～43页。）该文主要分析了舆论、舆论表达与舆论引导，分析了舆论引导与舆论表达的辩证关系，同时对舆论引导与舆论表达的良性互动提出了展望，进而指出，在新媒体传播日渐取代传统媒体即将成为新的主流媒体形态的当今社会，必须根除传统的舆论操控观念和传统主流媒体唯我独尊的心态，转而运用互联网思维，着力调动舆论引导和舆论表达主体两个积极性，打破网上网下两个舆论场的界限和藩篱，最终构建一个基于全新网络传播环境的全社会平等对话、理性交流、和谐统一的舆论场，真正实现舆论引导与舆论表达之间的长期而持续的良性互动。
张涛甫在《当下中国舆论引导格局的转型》中指出：“当下中国的舆论表达格局是一种多元化的舆论表达格局。新媒体的崛起，颠覆了此前权力与传播高度一体化的传播结构。在强大的外部性冲击之下，一元化的舆论引导格局开始艰难转型。面对主流舆论场与非主流舆论场的结构性失衡，舆论管理者采取多种手段，试图改变主流舆论场的被动局面。目前中国主流舆论场的被动地位已有所改观，中国舆论场上的‘国进民退’趋向也较明显。但中国舆论引导格局还未形成稳定的结构，尚存在不少变数与不确定性。”（注：张涛甫：当下中国舆论引导格局的转型，《当代传播》2014年第2期第36～38页。）
孔洪刚在《传统媒体在负面舆论引导中的误区》中指出：“近年来，负面舆论大幅增加并得到广泛传播，这与传统媒体的错误引导密不可分。政治生态、媒体生态、记者个人认知等三方面因素，是造成传统媒体在负面舆论引导中陷入误区的主要原因。”（注：孔洪刚：传统媒体在负面舆论引导中的误区，《当代传播》2014年第2期，第55～57页。）他认为，传统媒体在负面舆论引导中的误区有，从报道手法说，把事实报道看作和舆论引导无关，非连续地报道未确证的乃至失实的事实；从报道题材来说，重视对显性事件的报道，忽视对隐形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引导；从报道事件的性质来说，重视各类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忽视对其他社会事件的引导。
董子铭在《基于氧化原理的虚拟社会舆论引导探析》中指出：“社会转型期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当前舆论传播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探索和把握虚拟社会舆论运行过程中引发阶段的特征和规律，成为迅速有效引导网络舆论的迫切需要。本文在社会燃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舆论生成途径的缓慢氧化、剧烈氧化（包括自燃和点燃）三种模式以及三种模式相互化合共生的复合氧化模式，并在叠加、多变的复合模式中寻求多元共生、结构均衡的舆论引导路径，为虚拟社会管理带来启发与思考。”（注：董子铭：基于氧化原理的虚拟社会舆论引导探析，《当代传播》2014年第2期，第58～63页。）
师静、王秋菊在《微博舆论要素、效应与民间舆论场特点》中指出：“微博以全天候、无间歇、滚动化和裂变式的信息传播方式建构社会现实，成为当下用户最活跃、影响力最强的信息传播平台，为舆论的酝酿、形成与释放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作为发展势头强劲的社交媒体，微博正在改变着舆情发生、发展和反映的方式，对社会舆论的态势和走向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注：师静、王秋菊：微博舆论要素、效应与民间舆论场特点，《当代传播》2014年第2期，第74～76页。）作者提出了微博舆论的“蝴蝶效应”，包括促发效应、强化效应、围观效应、长尾效应以及震荡效应。微博民间舆论场的特点有发言平民化与群体互动、表达情绪化与信息碎片化，谣言频繁化与机制自净化。
刘行芳、刘修兵在《舆论监督与社会宽容》中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政治经济变革、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革转型，需要社会舆论的坚强支持，而舆论监督则是净化社会必不可少的机制。舆论监督的根本任务是对公共权力运行和公共资源配置的监督，核心是社会公民通过大众媒介对行政当局的工作和国有资产的运行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是对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运行的一定的制约。在开展舆论监督的过程中，既需要讲究方式方法，更需要社会给予必要的宽容。”（注：刘行芳、刘修兵：舆论监督与社会宽容，《当代传播》2014年第2期，第93～100页。）
马凌、苏状在《国际舆论表达与引导策略探析》中指出：“国际舆论既是世界交往的产物，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世界交往。目前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基本态势虽有边缘松动，但没有根本性改变。近年来中国传播实力和传播规模已取得长足进步，舆论引导和传播效果既有笃志耕耘的收获，也有无心插柳的喜悦，更有欲速不达的缺憾。改变国际舆论格局，应从世界交往的角度，以更为宽广的视域看待国际传播。”（注：马凌、苏状：国际舆论表达与引导策略探析，《当代传播》2014年第4期，第34～37页。）他们认为国家形象的重点依托国家利益，国家形象的提升，最终还要看其内政，所谓硬实力最终决定软实力。另一方面，也不能让大部分国家不喜欢中国，我们依然要加强软实力、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即使采取迂回、渐进的方式，要重视巧实力的提升。总而言之，对于改变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不应存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而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坦诚开放的胸襟，以及举重若轻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