卤簿

“卤簿”，指的是皇帝出行时随从的仪仗队。汉代已有关于卤簿的记载，蔡邕在《独断》中记述：“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应劭在《汉官仪》中解释说：“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皆谓之簿，故曰卤簿。”“卤”在古代是“橹”的通假字，意思是“大盾”；“簿”指的是册簿，就是把“车驾次第”和保卫人员以及其他装备的规模、数量和等级记录下来的典籍。后代卤簿制度逐渐丰赡，到明代已经趋于完备，至清代乾隆时期更是发展到顶峰。卤簿的使用范围基本是祭祀、朝会、外出和巡幸，它的主要作用是保障皇帝及随员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彰显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仪，还带有对神显示庄重和虔诚的意味。清代乾隆十三年（1748年），完成了中国古代卤簿制度的最后定例，皇帝卤簿在装备方面的具体内容包括：华盖54个；执扇72个；孔雀雉尾和鸾凤16个；幢16个；幡16个；八旗大纛24个，羽林大纛、前凤大纛共16个，五色销金龙纛共40个，图案相反的80个；旗共120个；旌16个；金节4个；仪氅黄麾4个；金钺、星钺、卧瓜、立瓜、吾仗、御仗各16个；红镫6个；鼓24个；横笛12个；钲4个；铜角大小各16个。每一种装备还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要求，对样式也有着非常严明的规定，例如对旗的要求，需有取材于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案的4个，四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图案的4个，五岳图案的5个，五星二十八宿的33个，甘雨（甘泽、甘澍、甘膏、甘霈）的4个，八风（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闾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的8个等。

出巡与行宫

出巡指的是皇帝为了巡视或游赏而外出，一般指离开京城的远出。皇帝出京后临时居住的官署和住宅被称为“行宫”，有时皇帝会经常性地出巡到某地，这样就会在该地建造专供皇帝出巡居住的宫殿，而这也成为“行宫”一词的正式含义。在商末纣王的时候就已有了行宫的营建，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纣王“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段话概括地描写了纣王的淫乐场景，而“沙丘苑台”也就是纣王的行宫，唐代李泰等撰写的《括地志》解释说：“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253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大肆修建行宫，据说秦时“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秦代行宫的数目为历代之最。到隋唐时期，行宫的营建成为一种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的制度，行宫的所在往往成为国家的临时政治中心，而陪都也是行宫的集中地点，如唐代以长安为都，而洛阳、太原、凤翔、江陵都曾立为陪都，尤其是洛阳，地居天下之中，又距京师长安较近，在诸陪都之中的地位最为重要，与长安一起被称为“东西二宅”或“东西两宫”。隋炀帝、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都曾多次巡幸洛阳，因此洛阳成为隋唐时期行宫分布最密集之处。同时，为了皇帝的往来方便，在长安与洛阳之间的道路上也修建了许多行宫。

金根车和温凉车

金根车和温凉车都为秦始皇时期所创制，为皇帝专用车。《中华古今注》记载：“金根车，秦制也。秦并天下，因三代之舆服，谓殷得瑞山车，一曰金根，故因作金根之车，秦乃增饰而乘御焉。”之所以将其称为金根车，取的是根为载育万物之义，而车又是用黄金来装饰的，天下也只有皇帝才配乘这种车。温凉车，亦作车，是专供皇帝外出巡视的交通工具，车内冬暖夏凉，在内可以自由窥探外面的景象，而外面的人则不能看到里面的情形。皇帝可以在车中召见臣僚，收听奏文，而臣属则在车外聆听皇帝在车里的传话和命令。据说秦始皇在出巡途中即死在温凉车里，后来温凉车也用来做丧车。

乘舆

乘舆特指天子和诸侯所乘坐的车子，秦后成为皇帝用车的专称，后来用于泛指皇帝所用的器物，也借指帝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建立了一套严整而奢华的乘舆制度，这套制度而后为汉朝所继承，《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汉承秦制……乘舆金根、安车、立车，轮皆朱斑重牙，贰谷两辖，金薄缪龙为舆倚较，文虎伏轼，龙首衔轭，左右吉阳，鸾雀立衡，文画，羽盖华蚤，建大旅，十有二游。画日月升龙，驾六马……五时车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马亦如之……所御驾六，余皆驾四，后从为副车。”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汉代的乘舆分为多个种类，装饰是非常豪华的。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指出，汉代以来皇帝的乘舆，“有青立车、青安车、赤立车、赤安车、黄立车、黄安车、白立车、白安车、黑立车、黑安车，合十乘，名为五时车”。这也反映出皇帝乘舆规制的谨严与宏阔。

黄屋左纛

黄屋指的是皇帝车上用黄缯做里子的车盖，引申为皇帝所乘之车，有时也指皇帝居住的房屋；左纛是皇帝车上用牛尾或雉尾做的装饰物，设在车衡的左边，借指皇帝的车辆。“黄屋左纛”合用代指帝王的权位，如《史记·南越列传》记载：“西南诸蛮，虽曰称臣奉贡，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等，尤志士所同愤。”这是在说，西南的蛮族部落，名义上向中央王朝称臣奉贡，实际上却行用皇帝的仪制，与皇帝等同，这是有志之人所不能容忍的。在君主专制时代，君臣上下，等级森严，对于衣饰行用等诸多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有所僭越是非常严重的罪行，作为臣子的如果享用黄屋左纛，就意味着对君王权威的蔑视，或是有意篡位称帝，这当然是为人所不容的。

“五辇”和“五辂”

辇，本义为用人力拉的车，秦汉以后，成为对皇帝、皇后所乘车的专门称谓；辂，原义为安在车辕上供人牵拉的横木，也是古代一种大车的名称。清代前期，皇帝乘坐的玉辂、大辂、大马辇、小马辇、香步辇这5种车，并称为“五辇”。乾隆八年（1743年），对“五辇”的名称进行更改，改大辂为金辂，改大马辇为象辂，改小马辇为革辂，改香步辇为木辂，玉辂仍旧，遂有“五辂”之称。

轩车和公车

轩车是指有屏帏的车，在古代是大夫以上的官员乘坐的。公车，原指入京请愿或上书言事，也特指入京会试的人上书言事，后来变为应试举人的代称。公车最早为汉代官署名，臣民上书和征召都由公车接待，被征应试的人员也由皇家用公家马车接送。到了清代，顺治八年（1651年）做出规定：“举人公车，由布政使给与盘费。”（《钦定科场条例》）即应试举人的路上花费由政府的布政使供给，这是“公车”一词最早的正式提法，由此，“公车”也就成了应试举人的代称。

官员仪仗

仪仗，是指古代用于仪卫的兵仗，包括帝王和官员出行时护卫所持的旗、伞、扇、兵器等。皇帝的仪仗队伍最为庞大、最为显赫，王侯百官的仪仗也各有等级，规定非常详细，原则上是官阶越高，仪从越盛，仪仗越堂皇，至于平民百姓，则没有运用仪仗和仪从的权利。以唐代为例，一品官员有仪从七骑，二、三品官员为五骑，四、五品官员为三骑，六品官员为一骑。再如明代，公爵出行有仪从10人，侯爵8人，伯爵6人，一品至三品的官员6人，四品至六品的官员4人，七品至九品的官员2人。到了清代，官员的仪仗更为繁复，等级差别也变得更大，总督的仪仗为官员之中最盛者，各种仪仗器物如伞、扇、旗、兵器、回避牌、肃静牌等共17种34个，而一般府、州、县官员的仪仗器物只有5种8个。

官员出行

中国古代官员出行，有一套严整的仪式，而且不同等级的官员随行的仪仗有着严格的区别。个别时候的微服出行之外，官员出行需要回避牌、肃静牌、官衔牌、铁链、木棍、乌鞘鞭、金瓜、尾枪、乌扇、黄伞等一套完整的随行仪仗，此外，还要“鸣锣开道”，以提醒前面的百姓避让，这被认为是必行的官仪，并且鸣锣多少也视官员品级而有着明确的规定。州县官员出行鸣锣，打三响或七响，称为三棒锣、七棒锣，分别意为“速回避”、“军民人等齐回避”；道府官员出行鸣锣，则打九棒锣，意为“官吏军民人等齐回避”；节制武官的大官出行，要打十一棒锣，意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回避”；总督以上官员出行，因是极品，要打十三棒锣，意为“文武百官官员军民人等齐回避”。

官轿

官轿，即官员用轿，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同时也是权力和威仪的象征。在封建社会，轿子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乘坐的，例如，唐代规定，士庶不得坐轿，只有仆射（相当于宰相）级别的高层官员在患病时才可以坐轿；其余朝官，一律不准坐轿；即使朝廷命官出差途中因患病需要乘轿，也必须陈请中书门下及御史台，经批准后才能乘轿。北宋初年，只有个别朝廷重臣经皇帝特许后才能乘轿。明代初年，朱元璋规定，京官三品以上方可乘轿，四品以下京官和京外官员只能骑马，不许坐轿。对于准许乘轿者，依照官员品级的不同对其所乘轿子的式样也有严格的规定，没有达到相应的级别是绝对不可以逾越的。以清代为例，皇帝所坐官轿是最为奢华的，为金黄轿顶、明黄轿帏，而且一般是十六抬的大轿，至于官员，“汉官三品以上、京堂，舆（即轿）顶用银，盖帏用皂（即黑色），在京舆夫四人，出京八人；四品以下文职，舆夫二人，舆顶用锡；直省督、抚，舆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职以上，舆夫四人；杂职乘马。……庶民车，黑油，齐头，平顶，皂幔。轿同车制，其用云头（即云状的装饰物）者禁止”（《清史稿·舆服志一》）。按照规定，乘坐轿子的只能是文官，武官只能骑马，年纪过大而行动不便需要乘轿者，则必须事先奏请恩准。

黄帝定服饰

上古先民们创造的服饰文化虽然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服饰文化相比，连沧海之一粟恐怕都算不上，但它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是我们中华服饰文化的初兴。尤其是黄帝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华文化的各种制度大多在这个时期草创，服饰文化也不例外。这个时期的服饰制度初步成型，并较为充分地体现出古人的世界观和文化观，服饰开始成为礼制的载体。黄帝本人及他的大臣胡曹和伯余可以说是最早的服装设计师，他们制作出上衣下裳，上衣如天（天没有亮的时候），用玄色；下裳如地，就用黄色，以此表达对天和地的崇拜。尤其是在拜祭祖先、祭祀天地时，着统一的样式、统一的颜色，使得这些大型活动显得隆重而有秩序，无形中成为一种被人们认可和遵循的礼仪。黄帝时期的“垂衣裳而天下治”，影响了整个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冕旒和龙袍

冕旒是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参加重大祭祀典礼时所戴的礼帽，是礼帽中最尊贵的一种，后来专指皇冠。

冕外面黑色，里面朱红色，上面是一块长方形的版，叫延，延的前端有一组缨，穿挂着玉珠，叫旒。天子有十二旒（排），《礼记·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淮南子·主术训》：“古之王者，冕而前旒。”诸侯有九排，上大夫有七排，下大夫有五排。南北朝后只有皇帝才可以戴冕，所以“冕旒”成为皇帝的代称。龙袍又称龙衮、黄袍，因袍的主要颜色为黄色，上面绣龙纹而得名，是皇帝专用的袍，后泛指古代帝王穿的龙章礼服。龙袍的特点是盘领、右衽、黄色。龙一般为9条：前后身各3条，左右肩各1条，襟里1条。这样正背各显5条龙，意味“九五至尊”。清代龙袍下摆等部位绣有水浪山石图案，称“水脚”，意味一统山河。在封建社会，臣民严禁穿龙袍，否则就是谋反。

十二章纹样

帝王礼服上的花纹共有12种，是以天地山川为代表的“十二章”纹样，是中国儒家学派服饰理论的核心。十二章包括日、月、星辰、山、火、宗彝、粉米、龙、华虫、藻、黼、黻12种纹样，几乎囊括了天地之间一切有代表性的事物。

日月星辰，除了取它们照耀大地，带来光明之意外，更重要的是，古代的人们认为日月和星辰在宇宙中有着主宰一切的意义。日一般是绘在上衣的左肩，而月则在右肩，两者合起来就是“肩挑日月”的意思，显得非常霸气，星辰都绘在日和月的下面。

山也是绘在上衣上的，由于山川显得稳重，用在衣服上有隐喻江山永固的用意。华虫实际上并不是虫，而是禽类，俗称雉鸡，羽毛华美，寓意王者有文采，即有文章之德。由于雉鸟高洁的缘故，通常都被绣在上衣的肩部到袖子外侧的地方，它在古代人眼中是一种祥瑞，又是神灵的象征，还具有神秘性，故而十二章取其随机应变之意。十二章中的火，既有光明的意思，也有旺盛向上的吉利含义。宗彝的解释比较多，一方面认为它是庙堂里用于祭祀的礼器，后来又在礼器上绘了一只虎和一只长尾猿，虎是凶猛的象征，而长尾猿是非常聪明的，用在这里表达了聪慧的含义，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这是表达了一种忠孝之意。至于藻，也是绣在下裳上的，藻在民间往往被用来借喻华丽的装饰，也有洁净的意思。粉米听起来就是和吃的东西有关，实际上也是如此，在衣服上绣上这样的纹样，主要是提醒帝王要注意滋养众生，注意惜福养民。黼实际上就是斧头，在章服上用斧头，无疑是为了增加礼服的庄严稳重，提醒王者“当断则断”；而与黼相似的黻是一种奇怪的图案，表达的是一种明辨是非的含义。

乌纱帽

“乌纱帽”也叫纱帽，它的前身是古代男子裹头发用的幞头。东晋成帝时，都城建康（南京）宫中做事的人，都戴一种用黑纱做的帽子，人称“乌纱帽”。到了南朝宋明帝时，“乌纱帽”传入民间，成为百姓常戴的一种便帽。隋唐时，皇帝、官员和百姓都戴乌纱帽。但为了区别官衔高低，乌纱帽上装饰了玉块：一品有9块，二品有8块，三品有7块，四品有6块，五品有5块，六品以下没有装饰玉块。宋太祖赵匡胤时，为防止大臣在朝堂上交头接耳，下令在乌纱帽的两边各加一个一尺长翅，又在乌纱帽上装饰不同的花纹，来表示官位的高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规定文武百官上朝和办公时，必须戴乌纱帽，穿圆领衫，束腰带。另外，取得功名但还没有授予官职的状元、进士，也可戴乌纱帽。从此，乌纱帽成为官帽。清代官员的乌纱帽被换成红缨帽。至今人们仍习惯地将“乌纱帽”作为官位的代称，“丢掉乌纱帽”就意味着被罢官。

衣冠禽兽和补子

最能衬托大明皇帝的龙形象的，当然就是禽和兽了。所以明代官员的服饰规定：文官官服绣禽，武将官服绘兽。“衣冠禽兽”在当时遂成为文武官员的代名词。明代服制规定：文官一品绯袍，绣仙鹤；二品绯袍，绣锦鸡；三品绯袍，绣孔雀；四品绯袍，绣云雁；五品青袍，绣白鹇；六品青袍，绣鹭鸶；七品青袍，绣；八品绿袍，绣黄鹂；九品绿袍，绣鹌鹑。武将一品、二品绯袍，绘狮子；三品绯袍，绘老虎；四品绯袍，绘豹子；五品青袍，绘熊；六品、七品青袍，绘彪；八品绿袍，绘犀牛；九品绿袍，绘海马。当时，“衣冠禽兽”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赞美词，只是到了明朝中晚期，官场腐败，“衣冠禽兽”才演变成为非作歹，如同牲畜的贬义词。明代官服上的禽兽被绣在两块正方形的名叫“补子”的织锦上，使用时将它缝在官员的服装上，前后各一块，所以官员的服装也叫“补服”。“补子”是明代官服上新出现的等级标志，以后600年为官场所沿用，成为封建等级制度最突出的代表。

顶戴花翎

清代冠帽大致分为礼帽和便帽，而冠帽中最具特色的当属礼帽。影视作品清宫戏中出现的拖着羽毛翎子的圆顶大帽——顶戴花翎就是官员的礼帽。礼帽还叫大帽，按季节分为八月到次年二月之间戴的暖帽和三月到八月戴的凉帽。

暖帽从上面看起来是圆形的，圆顶，四周有一圈宽宽的折檐。它的颜色以黑色为主，材料采用呢子、绸缎、绒布等。帽檐用黑貂皮、银貂皮、海龙皮、狐皮等各种皮毛制成，由于这些皮毛的原料比较昂贵，一般官员便使用黄鼠狼皮染黑了来制作。暖帽的顶上都装着红色的帽纬，有的用丝绦制作，有的用红缎子裁成，通常叫做红缨儿帽。在礼帽顶部的中央装有一颗顶珠，是用宝石、珊瑚、金、银等制成的。顶珠是区别官员职位高低的标志。凉帽则是一个圆锥体的笠帽，是用玉草或藤丝、竹丝编成的，外面罩上罗纱，缀上红色的帽纬，顶珠与暖帽相同。其他的同于暖帽。

不管是凉帽，还是暖帽，在顶珠的下面都插有一根两寸长的翎管，一般用白玉、翡翠、珐琅或者玻璃做成。翎管是专门用来插花翎的，这也是清代官员特有的身份等级标志。花翎通常用孔雀翎，采用的是向后拖垂的插法。由于孔雀翎末梢中央有一圈灿烂的花斑，中心是蓝黑色的，就像眼睛一样，所以清人称之为“眼”。花翎有三眼、双眼、单眼和无眼之分，品级不同，眼数也不同，有眼的叫花翎，无眼的叫蓝翎。清初的时候，花翎是十分珍贵的，只有建立功勋或是蒙有特恩的人才配赏戴。花翎的赏赐制度，在乾隆之后就开始松弛了，不仅品级比较低的官员可以得到花翎，商人也可以被赏赐。

衣和裳

我国的衣裳文化源远流长。据《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可见在很久以前，古人就制定了衣裳制度。古人的衣服以交领右衽为主，也有圆领、直领，无扣系带，宽衣大袖，线条柔美流畅。商代时，上衣下裳的衣裳制度基本形成，帽、冠、发式、鞋子也随之产生。在古代社会，人们出于对天地祖先的崇拜，认为上衣象征天，天未明时是玄（黑）色；下裳象征地，而地是黄色。所以古人祭祀天地、祖先的衣裳（祭服）都是上玄下黄。而在日常生活中，衣裳的颜色要求就不十分严格了。西周时，宗法分封制确立后，等级制度也随之形成，对服饰的要求也严格起来，衣裳也随之出现了不同的等级。

隋唐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上衣下裳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裙子逐渐只限于女子穿用，而男子则穿袍子。但在正式的朝贺或祭祀时，君臣们仍然穿正式的上衣下裳的朝服。

品位和服色

在我国古代，黄色是皇帝的专用服色，象征神圣、权威和不容侵犯。除皇帝外，任何人都不允许穿黄色的衣服。但并不是每个朝代的君主都穿黄色衣服，如夏朝君主穿黑色，商朝君主穿白色，周朝君主穿红色。春秋时，齐国流行紫色，齐桓公穿紫袍，导致齐国紫色丝织品价格暴涨。秦国为了统治天下，按照五德循环理论制造舆论，认为秦在西方，属水德，尚黑色，黑色是尊贵的颜色。而汉高祖刘邦从南方起兵，最终登上皇位，南方属火德，所以红色又成为尊贵的颜色。唐高祖武德年间下令臣民的衣服不得使用黄色，黄色逐渐成为皇室的专用颜色。历朝历代官员官服因品级高低的不同，颜色也不同。以明朝为例：文武官员一至四品都是绯红色，五至七品是青色，八、九品是绿色。

冠、巾、帽

冠是古代专供贵族戴的帽子，是贵族服饰的标志。早在夏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礼服、礼冠的制度，以显示贵族身份。到了封建社会，有资格戴冠的除了贵族外，还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士大夫阶层。

到了汉代，冠的种类非常多。通过冠帽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身份和等级。汉代主要冠帽有：冕冠、通天冠、长冠、远游冠、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却敌冠、樊哙冠、进贤冠、武冠和法冠等。不同身份、不同场合所戴冠都有严格规定。帝王在参加祭祀大典时要戴冕冠；帝王在朝会和宴会上，要戴通天冠；官员在参加祭祀时戴长冠；各级武官在朝会时戴武冠；文官和儒士戴进贤冠等。

贵族和士戴冠，而普通老百姓只能用巾（用丝或麻织成的布）包头或结扎发髻。后来统治阶级也开始佩戴巾。汉朝末年，王公贵族开始流行佩戴巾，巾的种类逐渐繁多。文官佩戴“展脚幞头”巾，武官佩戴“交脚幞头”巾。后来人们发现戴帽子比戴巾方便，老百姓也逐渐淘汰巾而开始戴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