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中国人的迷惘(7)

互助组期间，阿Q 大约就很耍奸。经常装出病歪歪的样子，可怜兮兮地央求别人互助他，在分到他名下的那一小块地里种或收。而互助别人嘛，他往往不见踪影了。即使被动员去了，也肯定拈轻怕重，作演假出力之秀。阿Q 并非名副其实的农民，他对土地没农民那种感情，劳动也从来不能带给他任何愉快。在自己的土地上也不能。

公社化后，阿Q 肯定由农会时期的积极分子变成了消极分子。虽然他对土地毫无感情，但已经分到了自己名下再“公”到一起去，阿Q是一百个不情愿的。

他在心里会这么骂：“妈妈的，早知如此，老子农会那会儿才不积极！……”

但阿Q 很愿意搞“阶级斗争”。尽管从阶级成分上分，他只不过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而已，却一向声称自己是苦大愁深的贫下中农。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虽然已成专政对象变为弱者了，阿Q 仍经常扇他们嘴巴子，那时他心里就很快意，每每这么想：妈妈的，尽管把地又收回去了，但新社会总归比旧社会好！

对于阿Q，新社会的好，主要体现在想扇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耳光时，是完全可以的。不但不会有人干涉，还有人围观，发笑。阿Q 喜欢他扇什么人嘴巴子的时候有人那样。

到了“文革”，阿Q 再次变成了一个神气活现的人。

“妈妈的，造反！造反！这才妈妈的像种造反的样子！只要高呼着万岁，怎么造反都不会被杀头，妈妈的，这种造反才来劲儿！……”

他带头造农村干部的反，因为他们曾很不好地对待过他。

阿Q 造反造得出了名，就被城里的造反派请去，当上了“农宣队”的小头目，趾高气扬地占领城里的文化和教育阵地。

阿Q 从没听说过什么“上层建筑”。城里的造反派们告诉他——就当成当年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的家吧！

于是阿Q 立刻就明白了什么是上层建筑。

那时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已经死了。

阿Q 也很少回未庄去了。

他喜欢城市，喜欢“上层建筑”占领者那种优越感。他很是学会了一些革命的话语，也能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有时手痒难耐，便扇“臭老九”们的嘴巴子。扇彼们的嘴巴子，那种感觉尤其的好。因为彼们以前的地位，比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高多了，而且又都是文人。阿Q 本能地痛恨文化，因为文化是他骨子里压根儿没有的。想有很难，不是能抢得来分得来的。某种据说是好东西的东西，在别人的脑袋里，抢不来也分不来，这使他恨。

“妈妈的，嚓！……嚓！……”

阿Q 时常想砍下“臭老九”们的头，将手伸入他们的头里掏一把，看那种叫作“文化”，据说是好东西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

但只不过时常那么一想罢了。

终究，阿Q 并不特别凶残。有时装出凶残的样子，却是下不去狠手做很凶残的事情的。

他只不过心里面缺乏同情。

他最狠的时候，也只不过就是扇别人嘴巴子。

“文革”一结束，阿Q成了“三种人”，须老实交代他在“文革”中的罪行。

那时的阿Q 又未免可怜了。

他终究只不过扇过别人的嘴巴子，而且没文化，而且又是“翻身农民”，故对他清查了一阵子后，又将他释放了，并没被真的定为“三种人”。

阿Q 自是千恩万谢，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的。

但他其实并无忏悔意识。

没文化的人不一定就绝然没有忏悔意识。忏悔意识也往往是人性善根的枝叶。

阿Q 虽非凶残之徒，心灵里却也没有什么善根。

他的忏悔是一种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明智。连高等动物也有的明智。

如今，阿Q 已经很老很老了。

他太能活了。他没什么养生之道的。但偏偏就是太能活，而且活得还极健康。奇迹之所以是奇迹，是没什么科学道理可解释的。

阿Q 的性能力很强，使他的女人为他生了不少儿女。他的儿女们分散在全国各地，替他生了不少孙儿女。儿女和孙儿女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他的种种基因。

回忆成了阿Q 如今活着的基本内容。

“想当年……”

阿Q 经常对儿女及孙儿女们话说从前。说时表情极庄重，绝无丝毫戏说的意思。

未庄的人生经历他是不说的。

“文革”前他的史事种种他也没多大情绪说。那一时期没他的什么光彩，连与众不同的苦难也没有。

他基本上只回忆他占领“上层建筑”的事迹。

“妈妈的，那年月真过瘾！那才是中国人最好的年月啊！……”

那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却又不说在那年月，他冲锋陷阵地占领“上层建筑”，也主要是为了不再干他从没热爱过的农村劳动——他不再干还给他记全工分，秋后照分粮菜，造反派们且每月发给他两元“革命补贴”。那很划算。

但这种“革命动力”的真相，他是绝不说一字的。

他一开始“想当年”，某些儿女及孙儿女就转身离开了，有的还忍不住与他争论。

他们都是些接受过文化所化的儿女及孙儿女，对于“当年”，颇知道一些了，也都有自己的想法了。

“你们懂什么？那年月就是好！……”

斯时阿Q 就极索寞了。

6.患有“贪占强迫症”的官员

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朋友来到家中，交换过对我即将出版的一部书稿的意见后，话题一转，不知怎么就谈到了中国当下的腐败。据朋友言，网上曾有一则消息流传——某省一不大不小的官员，除了接受行贿现金外，更喜欢接受房产。十余年间，已得房产近二百处。

我大愕。

尽管，对于当下官员之腐败，我的感觉已完全麻木，几亿、十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甚至几百亿的贪污受贿现象，早已无动于衷，连点儿脾气也没有了。人民币也罢，美元也罢。仿佛中国本就是一个大公司，一概财富都属于他们的，所谓贪污受贿，只不过是彼门分配红利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但当时，我竟不由得一愕。

房产又不是鞋子、不是名表、不是金条；面积那么大的东西，不像名画可不时欣赏，珠宝可经常拿在手中把玩——要那么多房产空置着干什么呢？

朋友代答：升值后卖嘛。

我说：那还莫如直接要现金。

朋友代答：人民币不是一直在贬值嘛。继续贬值看来是大趋势。而房产，却是还要升值的。以长远眼光看，要房子肯定比要现金好哇！

我一时无言。

良久，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名下那么多房产，怎么填那份官员们每年填一次的“财产申报表”呢？

朋友代答：二百来处房产，并不全都归在他一人名下啊。老婆名下有，儿子名有下，父母、岳父母，七大姑八大姨，三叔四舅，全家族的人都挂名，每人名下不过才二三十套呀！

那时刻，朋友仿佛就是贪官本人了，他的话替彼们说出多乎哉、不多也的意味。

我又哑口无言。

朋友与我相对苦笑。

送走朋友，独坐发呆。一时想不大明白——我与朋友都是忧国忧民的人，当然也都是憎恨腐败的人。打从何时起，我们这样的两个很爱国的中国人，对于雷人的腐败现象，都变得完全的没了脾气呢？

真的，不但当时我并没听得义愤填膺、血脉贲张；他说得也极平静，就像聊换季时节天气的冷暖。

也联想到了我的一位教授同事对我讲的事，她说——她读大学时，班里有名同学，给大家印象颇佳的一名同学，忽一日被发现有偷窃行为。偷的既不是别人东西，也不是什么贵重之物，而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东西——他专偷食堂里为同学们盛饭菜盛汤的塑料盒、碗。那是校方听了学生会的意见，每天为方便学生免费提供的。集中在一处地方，像纸巾一样随便使用的。食堂的人总是觉得每天被用的塑料盒、碗逐渐变少了，一直奇怪。直至有人意外发现，在那名同学的一切可以藏匿的地方，包括上了锁的箱子里，占为己有的六七百个之多。

那名同学被医院诊断为“占有强迫症”。

毕竟只不过是值不了多少钱的东西，校方并没处分他。老师和同学也很同情他，无一歧视者，患了古怪的病嘛！在大家的友爱和关怀之下，他的病渐渐好了。

又联想到，八十年代初，“文革”中自己也被整得很惨的周扬，平反后痛定思痛，公开发表文章提出了“异化”问题。而胡乔木主动向上边请示，遂发起一场对周扬的再批判，使他至死又丧失了言论自由和自我辩护权。

现在看来，周扬是有深刻思想的。他对中国共产党仍将面临的执政考验是看得准的。而胡乔木当年那场对周扬的再批判，也显然是相当“文革”的。

我们中国在摆脱了“文革”之后，现如今，分明的，又被另一种病魔附体了。仅就干部队伍而言，“异化”之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谓“异化”，借用医学术语来说，叫作“器质性病变”。“器”者医学上指，人体脏器也。病变发生于病灶，久而久之，使之病态严重。若治标不治本，必发展为癌。

从前也病，现在也病，首先都是病在“干部”。区别乃是，今天老百姓不叫他们干部了，而与时俱进地叫他们“官员”或“官吏”了。

于是我又联想到一部外国电影《索多玛120天》，这也是一部由好莱坞方面投资、由意大利导演拍摄的电影，改编自一部同名小说。小说有副书名，曰“放纵学校”。时间背景为18世纪，地点为瑞士山中某城堡。而电影则将时间背景后移为20世纪“二战”末期；地点虚构为意大利北部一个叫作“萨罗共和国”的小国家。

同样是在山区，同样是在一幢古城堡里，接连120天，上演了一幕幕“萨罗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人物、商业大亨们对一些被诓入城堡的青年学生尤其女学生的种种心理的、生理的，包括性的虐待和摧残。

那些政治经济大权在握、总是以正面形象出现于公众眼前的显赫人物们，为什么在特定的时空会有种种的病态行径呢？

原因无非有二：

一、他们的权力是不受监控的，或者这么说，他们拥有绝对的、毋庸置疑的监控一切的权力，但“萨罗共和国”却又绝对不存在任何有资格监督他们的权力。所以，当他们想要或身心需要放纵时，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纵。当然，他们的放纵行径一向不被公众所知。要做到这一点，对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二、“二战”末期，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权临近崩溃，而所谓“萨罗共和国”，乃当时之意大利的附属小国。那么，他们便产生了一种末日迫近之感。他们对于各自拥有的权力还能拥有多久，心中全然无数。正所谓“瞻念前程，不寒而栗”。于是，心理上的忐忑不安，促使他们“玩”出更加违背正常人性的放纵“游戏”。又于是，那“游戏”便呈现出变态的、病态的特征来。

《索多玛120天》一直是目前公认的世界十大禁片之一。

这样一部探讨现代权力对人的异化问题的电影，思想不可以说不严肃，为什么反而会成为世界性十大禁片之一呢？

因为它所展开的情节太过极端，极端到了必然会误导观众，却不可能对观众之思想有什么正面启示或启蒙的程度。

我为什么会联想到这样一部电影呢？

因为我认为——官员贪污受贿几亿、十几亿甚至几十亿元，这分明是病态的、变态的；官员以权谋私到几十套乃至二百来套房产，也分明是病态的，官员的情妇很多，还是病态。我们都知道的，外国的官员们，忽一日曝出绯闻，也不过就是与一位女子有婚外情而已。我们也都知道的，外国的公民们，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公民们，他们对某届政府强烈不满，主要是由于他们无能，断不会因为腐败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

但我们中国人所难以容忍的，则恰恰是日甚一日，似乎遏制没辙了的、病态的、变态的腐败。

官员吸一两千元一条的烟是病态。

烟当然有优劣之分，但贵到一两千元一条，贵得太离谱了。究竟是先有了病态的官员，后有的贵得离谱的烟；或反过来，这需以另一篇文章来分析，暂且不论。

官员隔几日换一块名表戴，这也有点儿病态。

有消费能力的女人每天换一双高跟儿鞋是我们见惯不怪的。

但官员不应该是特享受虚荣的女人啊！

病态是被病毒感染了——好比电影《异形》中那些被外星球怪物之菌感染了的地球人，起初只不过出现红肿溃烂的皮肤征兆。

这时还有救。

变态就没救了。

变态的结果是——面孔忽然从嘴角那儿向两边裂开，紧接着整个面孔被撑破，从人的面皮下，暴露出黏液淋漓、滴答挂丝的狰狞怪物的头。

这时，人已完全异化，不复是人。

患有“贪占强迫症”的官员，便是被完全异化的官员。

不知我们的官员中，有多少正病态着，又有多少即将变态？

不知我们中国是否应该每年定期对官员进行心理测验，而不仅仅是体检……

7.可怜的中国父母亲

窃以为，近代以降，中国有四个时期做父母是很辛苦的，做儿女也是很辛苦的。

一是民国初期。统治了中国260余年的曾似乎固若金汤的一个大王朝，由于自身腐败，打击改良和进步，在外国攻击和国内颠覆之下土崩瓦解，亡于一旦。

这一时期，大批青年，尤其知识化了的青年，反而最不容易找到工作。报国无门，报父母养育之恩也难。而最糟糕的是，国人看不到国家方向与希望。父母看不到，知识化了的儿女们也看不到。当然，这里说的，主要是平民——贫民父母和他们的儿女。富人不同，贪官污吏与为富不仁的富人，即使在很烂的国家里，也照样活得滋滋润润的，幸福指数很高，甚至，国家越烂，他们越如鱼得水。

于是某些知识青年，干脆破釜沉舟地投身政治，以图先救国而后追求个人之人生目标。政治要抛头颅、洒鲜血的，父母们便成天为之提心吊胆。而许多青年，于是用生命祭了国家，或只不过祭了政治。不乏可敬者，亦有可悲者，令今人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