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时代骄子的成长路线图(5)
运作百万民工心为自己架大桥筑高台
万恶的旧社会，不少时候是流氓当道，他们欺弱霸世，敲诈勒索，绑架暗杀。有时，他们也做些散财消灾的好人好事：逢年过节赈济乞丐，给饥肠辘辘者布施稀粥，给死无立锥之地者送副棺材。史家认为，这样的人，其出发点，无非也就是防止结怨太多，目的不外乎掩盖自己的豺狼面目。有时，现实比史家的评论略微复杂。特别是像杜月笙这样成长背景复杂、布施手法复杂的人，更何况他居于那样一个极端复杂的年代。
这一章节，我来花点时间，看看杜月笙是如何玩转穷人的。换个文雅的说法，他这个黑道上的人，如何在最底层的民众那里笼络到人心的。
首先，表面上看，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位把传统道德观念顶在头顶的人（专家说法：
投合传统的道德观念）。
什么样的人才是正人君子？反过来问就是：什么样的人是地痞流氓？这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传统观念里，是有确切答案的：不忘乡土、尊敬父老的人是正人君子；反之，则是地痞流氓。杜月笙狠狠地抓住了这一根本点，一篇接一篇地做出了轰轰烈烈的大文章。
1918年起（当时杜月笙还只是小有名气），每年夏天（注意“每年”两个字），他都要从施德之和雷允上药房购买大量“莎药水”、“行军散”，哗啦啦地送回浦东高桥老家，按家按户免费散发（有时他亲自送，有时他派专人送）。如果他亲自送，在对方接受他的那份药品时，他总是会同时送出一句话：“盛夏时令，易染疾病，要讲究卫生，防止时疫流行。”偶尔送一次两次，说明他只是做做样子，收买人心；而一辈子都这么送，这个问题就复杂了。起码，这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他这么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没有大张旗鼓说，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真实的想法。作者我只能猜测，在他的内心深处，或许与他小时候父亲母亲无钱治病而死有关吧。一个黑社会的人，一个出身极穷的人，一辈子做好事，他的动机是什么，又有谁知道？
这一年的腊月，寒冬时节，杜月笙又回到家乡了。他不是空手回来的，回来前，他已经购置了一批棉衣，到家乡后，立即一件件地分发给高桥故乡的下层贫民。这不是文学描述，而是事实。他花钱购买的棉衣不是一件两件，而是一大批。这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做慈善？动机到底是什么？收买人心呢，还是真心地体贴穷人啊？上帝，这个答案好让人困惑。这段时间在看《新闻联播》，看到主持人讲广州市两个青年人做了N年的馒头，只送穷人，分文不收，我就不停地猜那两个人的动机。结果猜出七八个来，而他们真实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硬是猜不准。所以，我决定，对杜月笙这样做的真实动机，也就不费那个力气去猜谜了。我们还是继续看他的一些做法，或许看得越多，越接近他的内心世界。
在高桥乡间，他出资修建了23座石桥，大大地方便了当地人的出行。要想富，先得有座桥沟通外界，他做到了。赞他一句！仍然是他出资，重建了高桥沙港的观音堂。今天的人可能不知道观音堂这样的地方有什么作用，有的人甚至认为杜月笙在搞封建迷信。
如果用当代人语言来表述的话，那时的观音堂就是当时人们的心理疗养院、精神治疗中心。
失恋的、失家的、失财的、失去亲人的等心灵痛苦者来到这里，能求得一份精神上的安慰剂。
不要说安慰剂不是药，在有的人身上安慰剂是真的能治心病的，能真正发挥药效的。小时候我就多次感受过安慰剂神奇的疗效。我清晰地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山区野兽多，在上学的路上，经常会受到惊吓，之后全身变得软弱无力，腿肚子软绵绵的抬不起来。
老人们照例去观音堂或娘娘庙求副仙丹（黄表纸烧的烟灰），喝下去之后，那些小病居然神奇地没了，人的精神立马就变好了。
只要是上海及周边地区发生天灾，杜月笙必定亲自出面，高高地举起赈济灾民的大旗，而且立即行动，募捐济灾。1922年，浙江杭县、嵊县、金华三县发生水灾。杜月笙迅速出面搞募捐活动，他请来京剧名伶，在上海搞“九班合串”赈灾演出，组建机构，投入人力，“筹款救灾”。或多或少，灾民们陆续收到了经他的手筹集之后送来的善款。比较一下黄金荣：黄金荣才赖得花时间、花精力做这些事。虽然做这样的事，据说既赚钱又赚名声，但总得有人愿意花时间有兴趣去做吧。例如美国的超级大富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发起裸捐活动，他们图的到底是什么呢？真叫人有点费脑细胞。相信不同的读者自然有自己的答案，在这里我同样不想费力，搞什么吃力不讨好的事，非要弄出什么标准答案来。
齐卢战争期间，大批的人因为军阀战争变成流离失所的难民（类似于今天叙利亚的难民潮）。杜月笙没有像其他的流氓势力的领袖们那样对难民潮视而不见，而是找到黄金荣、张啸林，一番沟通之后，三人决定，联合发起“江浙善后义赈会”，定下的目标是为那些战争中失去家园的难民提供帮助。义赈会的事务所，就设在八仙桥钧福里杜月笙家中。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还有不少，如果读者不嫌麻烦的话，我再来讲两个吧。
1926年，他一手创办了“上海乞丐收容所”。这应该算是干起了民政局的活儿。他为什么想到对乞丐这样的弱势群体提供帮助？难道他是要当丐帮的“帮主”？这套做法，与他小时候当乞丐那段痛苦的经历是不是有关系呢？人的动机有时很复杂，除了政治的、经济的动机外，感情上的挂念、冲动，不是重要的动机吗？
1930年，长江中游汉口段江堤溃决，受灾地区达16省，灾民5000万。
在离汉口很远的上海，成立了以杜月笙为领导的水灾救济委员会，委员会的目的是募捐救灾。远在上海的杜月笙为什么对汉口那边的水灾如此关心？真是让人难以琢磨。
在接下来一系列赈济活动中，委员会募集了一部分财物。这些财物，迅速发放到灾民手中。
是不是有一部分落入了杜月笙的腰包，还是杜月笙等人带头掏了腰包，这是很多人特别想知道的问题，我也同样非常的想知道。然而，没有找到有相关记载的资料。至少我没有翻到相应的资料，作者我当然不能私下里乱说。但是有一点是非常确切的，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大批灾民，嗷嗷待哺，对水灾救济委员会送来的来之不易的杯水之惠，个个感恩不尽。在整个救灾活动中，有一点非常清楚，在无数受灾的民众中，杜月笙的“善名”直线上升。比起那些忙前忙后忙于救灾的官员，杜月笙还要出名许多。
能不佩服杜月笙的手段吗？从灾难中，别人啥也没有捞到，而他至少获得了好名声。
不要小看这美丽的名声啊，它能在适当的时候转换成真金白银。有时名人的一句话，抵过官方的一份文件。有名的人，连官员都怕他三分，因为官府往往有求于他。今天的明星不也是为了出名而奔走呼号的吗？无论过去还是当今，好名声是很值钱的。就像商家的商品，包装盒上贴上驰名商标的字样一样，不论它是不是在历史上真的驰名过，很多人就认了这个字样的价值，这样的商品比同类同质的商品，就是好卖些，商家因为这四个字赚得盆满钵满，而他的竞争对手可能因为没有这四个字而倒在了竞赛场上。他的善名，至少标出了他在当时人们眼中巨大的身价。
如果说救济穷人、救济灾民只要出钱出物出力就能搞定的话，下面的事，绝不是有钱就能搞定的，犹如巨浪尖上行大船，计谋、智慧、力量、钱财，甚至个人的热心、耐心、无耻下流的阴谋心，一样都少不得。
杜月笙是一个把舆论的作用放在“桌面”上加以重视的人，换个好听的说法，就叫通过玩社会舆论，他玩转了一个时代。
我们的办公室里常常有很多需要处理的文件，而那些被秘书放在桌子面上的文件，往往是最为重要、需要及时处理的文件。我们的电脑也设计了桌面系统，而放在电脑桌面的软件，是我们经常使用的软件，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没有了这些重要的软件，我们几乎无法用电脑工作。杜月笙才上了四个月的正规学校，照理讲，他没有听过大学里的“舆论、新闻、宣传”之类的讲座或专家的课程，然而，对舆论施以影响甚至控制，在他的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花了他大量的精力、钱财，是他的电脑里最为重要的“应用软件”，他对舆论作用力的重视程度，远远地超过同时代的黄金荣等一批牛人。可以说，在这方面，他简直就是一个奇人、一个天才，一个比较难以清晰地解读其心理动机的人。
下面我来试着解读。
1928年9月16日，上海发生了一件影响力极大的惨案，激起了底层民众非常强烈的愤怒。整个事件的经过很简单。吴同根（法商电车司机），在深夜11点时下班，开着空的公交车回厂。或许是这天出门没有看皇历，当他开着车途经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萨坡赛路（今淡水路）路口时（进入法租界内），五名法国水兵拦住了他的去路。这五个人显然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他们满身酒气，强行登车，然后威逼吴同根驾车兜风。这种玩法吴司机没有玩过。如果是他的私家车，兜兜风也无所谓，然而这是公司的车，是自己的饭碗。兜风必定违犯公司规定，最后的后果，必定是磕掉饭碗。中国人的饭碗不容易，尤其在那样一个四面饥荒的年代。吴司机苦苦哀求法国水兵下车，让他回单位交车。
法国兵大哥坚决不放行，一定要、横蛮无理地要过兜风的瘾。
如果给他们兜风，那自己的饭碗一定会丢掉，吴司机全力地哀求法国兵大哥行行好。
这是一个弱者与一群失去控制的昏者的对话。就在双方坚决不让步时，路上的行人看到这种情况，纷纷围了上来。比起其他城市的人，上海人更喜欢街头围观。有几个围观的人仗义执言。仅仅是言语上发了狠话，没有动手。他们指责法国水兵做的事是文明人的野蛮行径。如果那时的人也像当代北京人拳打在北京街头调戏中国女孩的一位英国酒鬼，或者能阻止一场惨局的发生，然而，那是在法租界，那年头跟今天太不一样，没有中国人敢于出手。
其中的一名法国水兵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文学用词：恼羞成怒），抽出一把锋利的弹簧刀，在所有人的注视中，对着吴司机的左眼猛地刺去。我们一起骂他：畜牲都不如。
这一刀由眼而入，洞穿大脑，可怜的吴同根师傅惨叫一声，当即倒在血泊中，痛苦地扭曲身体。在挣扎一阵后，吴师傅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这个时间段上，应该赶紧救人吧。
可是，这五名法国水兵居然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扬长而去。中国人的命，难道不如一只狗？继续骂这五个人：五只畜生！
第二天，上海的中文报纸，报道了这场惨案发生的经过。是中国人，都受不了了。如果任这样的事发生下去，不管不闻不问，那么，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在法国大兵面前，将会连财产、生命全都毫无保障。记者愤怒了，编辑愤怒了，读者愤怒了，知道了事情真相的人，也跟着愤怒了。能不愤怒吗？连今天作者我看到这样的资料，也愤怒了。紧跟着，又有一群人愤怒了。不好意思，他们不是当时的国家官员，而是生活在最低层的工人。工人们愤激时的办法，只有一个，组织后援队，准备罢工。中文报纸的舆论全都发出一个声音：
要求当局（法租界领导）惩办凶手，赔偿损失。
杜月笙不是聋子，这一系列的事件，全都在他的眼前发生。虽然他看不懂报纸。不能怪他，小时候读书太少，识字不多，他的手下却有人能读懂，他的耳目硬是把情况摸得清清楚楚。杜月笙已经不是当年的讨饭郎，如今已家大业大，成为了时局政治的高度敏感者。
低低地说一句，此时，黄金荣等人全都麻木了。自己身在法租界，与法租界的上层关系密切，而身为中国人，此时的杜月笙与黄金荣完全不一样，他感觉自己想不敏感都不行。流氓大亨们差不多都采取了一致的态度，没有哪个帮会领导想到出面跟洋大人说事，全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当我的流氓大亨，你们底层民众闹你们的事。有个人除外，作者我不说，读者你也明白了。
杜月笙带上翻译，找到自己的老关系户，法国驻沪领事范尔迪。接下来开始的是一场智慧的较量。
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得找到对方的弱点，也叫软肋。杜月笙用的是职场老招，说出了对方最喜欢听的话，也叫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说事。如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说事，在弱势的情况下，事情就会说崩。杜月笙极为体贴地劝告范尔迪，翻翻这几天的中国报纸，派人到街上听听中国人这几天的反应。如果现在省了这些小麻烦，在中国这个地方，只会引来大麻烦。杜月笙的话不重，但是杜月笙的身份却不轻。
范尔迪不是傻瓜，他已经得知工人在做罢工准备的消息，也在担心，这么个屁事儿，如果闹大了，如果闹到无法收拾的地步，连自己的饭碗也可能成问题。好了，我正想如何把这事了结掉呢，你杜月笙正在此时闯进门来，那我就利用你一下了。提醒读者，以最低的成本，得到最好的结果，是范尔迪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最好是不要自己这边花一分钱就把这事了结掉，当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范尔迪迅速在内心里进行了这事的成本估算。当着杜月笙的面，他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赔一千元钱给吴同根遗下的一妻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