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皮博迪
当安斯终于主动派人来请我去时，我说：“他终于把她折磨到头了。”我说这真是一件大好事，最初我不愿意去是因为或许我还能有点办法，借着神的力量或许我还能把她从鬼门关拉回来呢。我寻思在天国和在医学院的道德标准说不定一样愚不可及呢，我琢磨没准又是弗农·塔尔派人来请我的，直到紧要关头才请我去，弗农·塔尔做事一贯如此，花安斯的钱就跟花自己的钱似的。可是天太晚了，我都看不清天气会怎么变，这时，我就明白到这个时候派人来请的只能是安斯。我知道大旋风临头还请医生的事只能是一个倒霉蛋才干得出来的。我还知道如果安斯终于想到要请医生时，就已经为时太晚了。
当我来到泉边下车把两匹马拴好，已是夕阳西落，太阳躲进一片乌云后面去了，那乌云犹如倒置的山脉，又像是有人倒在那儿的一堆煤渣，一时万籁俱寂，丝风皆无。我在一英里之外都能听到卡什锯木的声音了。安斯正站在小路上面的断崖顶上。
“马儿呢？”我问道。
“朱厄尔牵走了，”他说，“别人还有谁能降伏得了它。我看你得自己走上去了。”
“我，足足二百二十五磅的我，要自己走上去？”他站在一棵树旁说道，“要我攀上那堵该死的绝壁？”糟糕的是，上帝真是犯了错误，怎么让树有根，而却让安斯·本德仑一家有腿有脚。要是他让他们互相交换一下，就不用担心这个国家有一天树木会被砍伐殆尽了，别的国家亦是如此。“你打算让我怎么办呢？”我说，“难道待在这儿等暴风雨袭来把我从本县卷走不成？”即便是骑马，那也得花十五分钟的时间才能穿过那片草坡，爬上山脊，到达那幢屋子。那条小路活像不知风从哪儿刮来的一条弯曲的胳臂，紧贴着断崖。安斯都有十二年没进城了。真不知道他老娘当初是怎么爬上那儿把他生出来的，真可谓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啊。
“瓦达曼去拿绳子了。”他说。
过了不一会儿，瓦达曼拿了根缰绳出现了。他把缰绳的一头递给安斯，自己一边放开绳圈一边走下小路。
“你可要握紧了，”我说，“我已经把这次出诊记在账本上了，所以不管我到不到得了那儿，我都一样要收你的费的。”
“我握紧了，”安斯说，“您就放心地上来吧。”
我他妈的也活该，怎么不明白知难而退的道理呢。七十好几的人了，两百多磅的身子骨，还让人用一根绳子拖上去吊下来的。我寻思准是为了在自己账簿里凑满五万元的死账才肯罢休吧。“你老婆到底是搞什么名堂，”我说，“非得在一个该死的山顶上生病不成？”
“太抱歉了。”他说。他一松手把绳子丢了下去，转身朝房子走去。在这山顶上还微微有一些日光，像硫黄火柴那种颜色。那些木板活像一根根硫黄。卡什连头也没回。弗农·塔尔说他把每一块木板都拿到窗前让她看是否合适，那男孩赶上了我们。安斯扭过头去看看他，问道：“绳子呢？”
“还在你扔下去的地方，”我说，“不过先别管绳子了。反正我还要从断崖那里吊下去的。我可不想让暴风雨追上我。要是我被追上了，说不定给卷到他妈的多远地方去了呢。”
那姑娘正站在床前，给她扇扇子。我们走进房间时她回头看看我们。这十天来她已是跟死了一样。我想她的存在已成为安斯生活的一部分太久了，现在她要想改变甚至也无能为力，但愿死是一种改变。我记得年轻时我相信死亡是一种肉体现象；可现在我知道它只不过是一种精神作用——是丧失亲人者的精神作用。虚无主义者说死亡是终结；原教旨主义者则说那是开始；而事实上，死亡不过是一个从公寓或是城镇搬出去的房客或者家人而已。
她望着我们。能动的好像只有两只眼睛了。触及我们的好像不是目光或感觉，而似乎是胶皮管里淌出来的水流，与水流触及的瞬间水流与管子口是完全分离的，仿佛水根本不是从管子里流出来的。她看也没看一眼安斯。她只是看着我，然后又看看那小男孩。她那被子底下的身子骨跟一堆朽木差不了多少了。
“喂，艾迪小姐。”我说。那姑娘的扇子并没有停下来。“你好吗，姊妹？”我说。她的头靠在枕头上，脸色憔悴，两眼却注视着男孩。“你请我来可选了个好时辰，暴风雨就紧跟屁股后面呢。”接着我吩咐安斯和男孩出去。她目光一直送孩子离去。除了眼睛她全身一动也没动。
我从屋里出来时，男孩和安斯都在门廊上，孩子坐在台阶上，安斯靠近一根柱子站着，甚至连靠都没靠，两条胳膊耷拉着，头发捋起、缠结在一起，活像站在水里泡过的公鸡。他扭过头来，眨巴着眼睛看着我。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叫我来呢？”我问道。
“还不是因为事情一桩接着一桩，”他说，“那些玉米我和孩子们得赶紧弄，杜威·德尔把她照顾得很好，乡亲们都来了，主动帮我料理这料理那，所以我想……”
“都是该死的钱的缘故吧，”我说，“你听说过我因一时付不起诊费就难为过哪个人了吗？”
“倒不是因为舍不得钱，”他说，“我只是老在寻思……她反正是要去的，对吧？”那个小淘气鬼爬到最高一级台阶上坐着，在硫黄色的光线下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小。我们这个鬼地方就是有这个毛病：无论气候还是别的啥事情，都拖延得太长了。跟我们的河流、土地一样：浑浊、缓慢、燥烈；所形成与创造出来的人的生命既无情而又阴郁。“我清楚的，”安斯说，“我一直都清楚。她已经拿定主意要走了。”
“也是一件大好事啊！”我说，“只是有点儿——”他坐在最上一级台阶上，瘦瘦小小的，穿着褪色的工装裤，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我走出来时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安斯。不过现在他不再看我们了。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儿。
“你跟她讲了吗？”安斯说。
“干吗要讲？”我说，“为哪门子事要讲？”
“她会知道的。我知道她一见到你就会清楚的，跟白纸黑字一样清楚。你都用不着跟她讲。她的心——”
那姑娘在我们背后喊道：“爹。”我看看她，看看她的脸。
“您还是再赶快过去一下。”我说。
我们走进房间时，她正往门口看呢。她看着我。她的目光就像灯油燃尽前摇曳地闪烁着。“她要你走开。”那姑娘说。
“唉，艾迪，”安斯说道，“他大老远的从杰弗逊赶来给你治病，你倒……”她注视着我。我能感觉出她眼神的含意。好像她在用眼神推我走呢。我曾在别的女人那里见到过这种眼神。看到过她们把怀着同情与怜悯以真心来帮助他们的人从房间里赶出去，却要厮守着那些卑劣的畜生，可是对他们而言，她们只不过是牛和马而已。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超越了理解的爱：一种自尊心，一种想掩盖那种可怜的赤裸裸状态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我们与生俱来，随我们进入手术间的，顽固而又狂热地随我们回归尘土的欲望。我离开了房间。门廊外边，卡什锯木板的声音嗡嗡直响。过了一会儿，那姑娘在喊他的名字了，声音响亮而又刺耳。
“卡什，”她说，“叫你呢，卡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