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鼠疫(1)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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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纪实小说里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某一年的奥兰市。考虑到事件的特殊性，人们都感到匪夷所思。因为奥兰市给人的印象首先是平凡，它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海岸的一个大港口，一个省的省会[1]所在地而已。

我们得承认这座城市是丑陋的。它有一种自以为是的平静气氛，人们往往得花些时间才能发现使它区别于这个世界上其他商业中心的特质。怎么说才好呢？比如说，一个没有鸽子、没有树或花园、绝对听不到飞鸟扇动翅膀和树叶沙沙声的城市——简言之，一个完全让人提不起劲的地方。这里四季的分别几乎只体现在天空里。告诉人们春天到来的是空气里的春意，或小贩从郊区运来的一篮篮鲜花；这是在市场里叫喊的春天。整个夏天，太阳把房屋炙烤得干燥异常，墙上落满灰色的尘土，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关起百叶窗躲在室内，在酷暑的日子里只有这样才能生活。秋天一到，绵绵秋雨又造成一片泥泞。只有冬天才能迎来真正宜人的天气。

要熟悉一座城市，也许最简单的途径是了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如何工作，如何相爱和死亡。在我们这座小城（人们会感到奇怪，是不是因为气候的影响），三者都是以大致相似的方式进行的，被以同样狂热而漫不经心的态度来看待。事实是每个人都很无聊，所以都专注于培养自己的嗜好。我们的市民们努力工作，但唯一的目标是发财。他们的主要兴趣在商业上，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生活的主要目的是“做生意”。自然，他们也不回避生活里的简单乐趣如做爱、海水浴和看电影。只是他们非常明智地把这些消遣安排在周六下午和周日，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赚钱，尽可能多地赚钱。到了傍晚，离开办公室后，他们一成不变地按时相聚在咖啡馆，在同一条马路上闲逛，在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年轻人的激情猛烈而短暂；年长者的爱好则很少脱离保龄球、宴会和“联谊会”，或一张牌落桌后大笔金钱易手的博彩俱乐部。

无疑有人要说，这些习惯不是我们城里特有的；的确，所有我们同时代的城市都大同小异。人们从早到晚工作，然后在牌桌、咖啡馆或闲聊中挥霍余生，没有比这更平常的了。虽然如此，仍然存在着一些城镇，那里的人们时而幻想不同的生活。总体上，那样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然而他们有模糊的期盼，那是很好的。但是奥兰似乎是一个没有期盼的城市；换句话说，是个完全现代式的城市。因此，我认为无须详述我们这座城市的爱情。男男女女以他们所谓的“爱的行为”迅速消费彼此，不然就安定下来过温和的婚姻生活。我们很难在两个极端之间发现折中。这一点，也称不上特别。不管在奥兰市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因为缺乏时间和思考，人们都只能彼此相爱而不加深思。

我们的城市较为特别的是人们经历死亡的艰难。说“艰难”也许并不适当，“痛苦”会更贴切一些。生病绝对不是愉快的事，比如说在你生病的时候，有城市在那里支持你；你可以勉强撒手西去。病人需要关注，希望有所依靠，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奥兰极端的气温，火爆的生意，沉闷的环境，倏然而至的夜晚和各种人生乐趣都需要人有健康的身体。生病的人在那里会感到寂寞。垂死的人被困在无数堵咝咝冒着热气的墙壁后面，其他人都坐在咖啡馆里，盘桓在电话机旁讨论航运、提单和折扣，想想那是什么感觉！伴随着死亡的必定是令人不堪忍受的痛苦，即使是现代形式的死亡，当你在一个如此干燥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里迎来它的时候。这些略显随意的资料也许能让你对我们这个城市的生活有一个清楚的看法。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夸大。事实上，所有这些描述想传达的只是一座城市的外表和生活的平庸。但是一旦形成习惯，在其中生活没有任何困难。既然习惯正是我们的城市所鼓励的，这也没什么不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必须承认它的生活并不让人特别振奋，但至少可以说平安无事。我们讲话坦诚，为人亲切，工作勤勉的市民也总能赢得来访者相应的尊重。没有树木，缺乏魅力，无精打采，奥兰市却给人以恬静的感觉，在这里待上一会儿，你会舒适地进入梦乡。

要补充一点才显得公正，奥兰市所处的地形很特别。它位于一片光秃秃的高地中央，四周环绕着明亮的山丘，下面是一道形状完美的海湾。我们或许会因为这座城市的设置感到遗憾，它背对海湾，所以不可能看见海，你总是得去找海。奥兰市的日常生活正是如此，所以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我们所谈论的那一年春天的事件，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尽管（像我们随后意识到的那样）那是我们将要记录的灾难的先兆。对一些人来说这些事件似乎非常自然；在另一些人看来则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叙述者不能顾及这些观点的差异。他的任务只是在他了解那些密切影响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发生的事件，且那些事件有无数目击者可以做证的时候，对大家说：“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总之，叙述者（他的身份将在这一过程里为人所知）如果不是因缘际会被密切卷入他打算叙述的那些事件的话，他原本是没有能力从事这样一件工作的。那也正是他充当历史学家角色的理由。自然，一位历史学家，即使是业余的，也总是用资料——直接或间接的资料作为指导的。现在，叙述者本人有三种资料：第一，他本人所见；第二，其他目击者的叙述（感谢他扮演的角色，使他能从这本纪事小说里的所有人物那里获知他们的个人感受）；第三，后来得到的档案。他打算在合适的时候动用这些记录，而且用最好的方法利用它们。他还打算……

可是，也许到了结束前言和告诫，进入正文的时候了。最初几天的描写要从一些细节开始。

2

贝尔纳·里厄医生4月16日早晨离开诊所的时候，脚下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那是一只躺在楼梯平台上的死老鼠。他没有多想，把它踢到一边就下了楼。但是当他走到街上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家的楼梯口不应该有死老鼠，就掉转头要求大楼的守门人把它清理掉。等注意到老米歇尔对这件事的反应时，他才意识到他的发现不同寻常。就他自己而言，他只是觉得死老鼠的出现非常奇怪，仅此而已；但是守门人却确确实实动了气。他表现得很直接：“这里没有老鼠。”医生徒劳地向他保证说的确有一只老鼠，大概是死的，在二楼的楼梯平台上；米歇尔毫不动摇。“这栋楼没有老鼠。”他又说了一遍。那么这只老鼠一定是什么人从外面带进来的。很可能是小毛孩子搞的恶作剧。

那天晚上，里厄医生正站在楼梯口摸钥匙，准备上楼回家，这时他看见一只大老鼠从黑暗的过道里摇摇晃晃地朝他跑过来，动作迟缓，浑身湿漉漉。它中途停下来，似乎想找回平衡，然后又向前朝医生方向移动了一下，接着再次停下来，打了个转，发出一声尖细的叫声后躺倒在地上。它微张着嘴，有血从里面流出来。医生盯着它看了片刻，然后迈步上楼。他没有想那只老鼠，那一瞥把他的思想转到一件他记挂了一天的事情上：他病了一年的妻子明天该出发去山区的疗养院了。考虑到她面临的旅途劳顿，他叮嘱妻子好好休息。回家时，妻子正照他说的躺在卧室里。看见他回来，她向他微笑了一下。

“你知道吗，我现在感觉非常好！”她说。医生看着那张在床头灯的亮光下转向他的脸。他妻子30岁，缠绵不去的病痛在她脸上留下了印记。然而里厄凝视她时的想法却是：“她看起来多么年轻啊，几乎像个小女孩！”但也许那是因为她的笑容，笑容抹去了别的一切。

“想办法睡一觉，”他劝告说，“护士11点才来，你还得赶中午的火车。”

他温和地在她前额上吻了一下。那笑容伴随他出了门。

第二天，4月17日上午8点，守门人在里厄出门时不由分说地拉着他唠叨起来。某些小流氓，他说，把三只死老鼠扔在了大厅里。它们显然是被弹簧力道很足的捕鼠器捉住的，因为流了很多血。守门人提溜着老鼠在门口已经站了很长时间，用严厉的目光盯着路过的人，寄希望于那些坏蛋会因为窃笑或说怪话而暴露。然而他的守望没有任何结果。

“不过我会把他们全逮住的。”米歇尔信心十足地说。

里厄更加困惑了，他决定从郊区开始出诊，那里住的是他比较贫穷的病人。那些地区的垃圾清理工作进行得比较迟。当他开着车驶过那些笔直，灰尘扑扑的街道时，他留意了一下摆在人行道边缘的垃圾箱。仅仅在一条街上，他就在垃圾箱里的烂菜叶和杂物里数出了12只死老鼠。

他找到了他的第一个病人，那是一个长期哮喘病例，躺在一个卧室兼餐室的房间里，房间俯瞰着大街。病人是个长着一张严厉而粗糙面孔的西班牙老人。他面前的床单上摆着两盘豆子。医生进门的时候，老人正巧犯病，坐在床上后仰着脖子，咝咝喘着气试图恢复呼吸。他的妻子端来了一碗水。

“咳，医生，”在准备注射的时候，他说，“它们出来了，你注意到没有？”

“他指的是老鼠，”他的老婆解释说，“隔壁家男人发现了3只。”

“它们出来了，你在所有的垃圾箱都能看见它们。它们饿！”

里厄很快发觉老鼠在城市的这一部分是个大话题。出诊完毕后，他开车回了家。

“有一封你的电报，先生，在楼上。”米歇尔告诉他。

医生问他有没有发现更多的老鼠。“没有，”守门人回答，“没有再出现过。我盯得很紧呢。有我在，那些野小子就不敢来捣乱。”

电报通知里厄他母亲次日来。儿媳要出门，她准备代她照看房子。当医生走进公寓的时候，发现护士已经到了。他看看妻子，她穿着一件订制的长裙，还施了胭脂。他笑看着她。

“好极了，”他说，“你气色不错。”几分钟后，他陪着她上了卧铺车厢。她打量了一下车厢隔间。

“这对我们来说太破费了，不是吗？”

“这是必须的。”里厄回答。

“那个到处在传的老鼠的故事是怎么回事？”

“我解释不了，确实很奇怪，但它会过去的。”

接着他匆匆请求她原谅自己；他认为自己本应该把她照顾得更好一点，但他一直以来都很失职。她摇着头，仿佛想让他别说了。他又补充道：“总之，等你回来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说得好！”她的双眼闪闪发光，“我们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但她接着扭转过头，似乎在透过车窗看站台上匆匆忙忙的行人。火车头的咝咝声响起来。他温和地叫了一声妻子的名字；当她转过头来，他看见她的脸上满是泪痕。

“别这样。”他低声说。眼泪背后，笑容又回来了，但略带几分紧张。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出发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拉拉她的胳膊，然后转身走回站台。现在他只能透过车窗看着她的笑容。

“亲爱的，”他说，“照顾好自己。”但她听不见他说的话。

离开站台的时候，他遇见正牵着儿子的手站在出口附近的治安法官奥顿。医生问他是不是打算离开。

奥顿身材高大，皮肤黝黑，有几分像过去习惯说的“一条好汉”，但脸色总是带着几分阴郁。

“不，”治安法官说，“我来接奥顿夫人[2]，她要来探望我的家人。”火车引擎呼啸起来。

“那些老鼠，呃——”治安法官开口说。里厄沿着火车的方向走了两步，然后又朝出口返回。

“老鼠？”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后来，他对那一刻唯一能回忆起的印象是一个路过的铁路工人，那人手里提着一个满满地装着死老鼠的盒子。

那天下午稍早的时候，门诊刚开，一个年轻男子拜访了里厄。医生记得他上午来过，是一位记者。他叫雷蒙德·朗贝尔。他是个矮个子，宽肩膀，有一张坚定的脸和一双目光敏锐、灵活的眼睛，给人一种能在任何环境下处变不惊的感觉。他穿着一套运动型的外衣，说话开门见山。他任职的一家销量领先的《巴黎日报》社委派他做一个关于阿拉伯人口的生活状况调查，主要是公共卫生方面。

里厄告诉他情况并不好。不过，在进一步回答之前，他想知道这个记者能不能据实报道。

“当然能。”朗贝尔回答。

“我指的是，”里厄说，“你能毫无保留地发表谴责当前状况的新闻吗？”

“毫无保留？呃，不行，我做不到那样。但是情况真的那么糟糕吗？”

“不。”里厄平静地说。还没有那么糟。他问这个问题只是想知道朗贝尔会不会含糊其词地陈述事实。

“对那些有保留的东西，我的陈述是毫无用处的，”他补充说，“所以我不会提供支持你的信息。”

记者笑了：“你说话简直和圣茹思特一样。”

里厄平静地告诉他，自己对圣茹思特一无所知。他说的只是一个对所处的世界感到恶心和厌倦的人说的话——尽管他喜欢他的同胞——但就他自己而言，他拒绝和不公正及妥协的真相发生任何关系。

朗贝尔耸起肩膀，无言地盯着医生看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想我理解你了。”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医生送他到了门口。

“你这样说话很好，”他说，“是的，是的，我懂了。”朗贝尔再次说，声音里带着一种似乎是不耐烦的暗示。“抱歉打扰了你。”

在和他握手的时候，里厄提议，他如果想为他的报纸找一些离奇故事的话，或许他们可以谈谈关于目前城里发现的数量惊人的死老鼠的事。

“啊！”朗贝尔叫道，“我当然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