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工业时代

化石燃料群体是什么人？

人类自古以来一直依靠太阳能。阳光普照大地，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换为化学能；动物以植物为食，将化学能转化为动能；人类再以植物和其他动物为食。但近两百年来，人类利用化石固化的太阳能大大增加了能量获取。从大约3亿~3.6亿年前的石炭纪以来，埋藏在地表之下的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等形成了大量沉淀物，成为化石能源存在的主要形式。化石燃料的开发引起了一场能量繁荣，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和人类的价值观。

化石燃料社会是两次创新的产物。第一次是发现煤炭可以燃烧，释放热量，某些西北欧的人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但只有到了大约公元1000年（在中国）和1600年（在英格兰），人们才开始将煤炭作为一种能源与木材相提并论。第二次突破是通过燃烧木材把水烧开，随后用蒸汽为活塞提供动力，热量便可转换成动能，最初是在公元前3世纪由埃及工程师发现的，但埃及人空有想法，无甚作为，只是为他们的神灵奉上了利用蒸汽动力自行开阖的庙门。

直到17世纪，化石燃料和蒸汽动力才以一种高效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西北欧的煤矿工人发现，他们可以烧自己挖的煤来给发动机提供动力，把水泵出矿井，这样他们就能挖得更深，去寻找更多的煤炭。最早的蒸汽发动机烧掉的煤过多，因而只有在不断供煤的矿井边上使用才划算，但在1776年，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和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设法建造了一台加热室与冷凝室分离的发动机，大大降低了煤炭消耗量。实业家们很快就发现了如何在各行各业利用蒸汽动力来补充人力和畜力。生产力突飞猛进，商品价格一泻千里，但因为销量大涨，利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得多。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西方经济体，人均能量获取增长了7倍，从1800年前后的约38000千卡/人/天，大增到20世纪70年代的230000（图4.1）。能量丰富的时代开始了。

人类当然还需要进食，这意味着驯化的动植物仍是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但化石燃料也迅速改变了农耕。19世纪末，火车和蒸汽轮船使得人类运输食物更加方便低廉。20世纪，化肥、拖拉机用汽油，以及抽水灌溉农田所用的电能直接提高了产量。2000年，美国每英亩农田平均吸收的能量是1900年的80倍，产出是那时的4倍。

像觅食和农耕一样，化石燃料的正式使用也在特定的时间（大约200年前）兴起于特定的地点（西北欧）。但工业革命与前两次能量获取方式转变的巨大差别在于，工业化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在短期内大幅增加了可用能量，以至于最早实现突破的英国（我会在第五章讨论原因）在19世纪能够把其势力部署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因此，英国工业革命甫一开始，其他人就没有时间再独立发明化石燃料工业。1914年，地球上的大多数人都是西方主导的化石燃料经济的一部分，依赖于全球市场，而欧洲人及其海外殖民者利用其作为化石燃料早期采用者的优势，控制了全球84%的大块陆地和100%的海洋。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最大的一次中断——至少到目前为止如此。

信息充足的时代

能量获取的爆发推动了信息技术更加突飞猛进的发展，正因为此，关于近两百年的证据比先前所有时代加起来还要多得多。资料分布很不均匀，富国及其人民留下的记录远非穷国可比，不过随着20世纪徐徐落幕，问题越来越变成了如何筛选过滤海量数据，而不再是竭力寻找信息了。

从阿格拉利亚到因达斯特里亚

化石燃料使用者一直在变革能量的获取方式。在利用煤炭实现首次突破后，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新的碳氢化合物（石油和天然气）来源，发明了新的开采方式（如深海钻井和水力压裂法等），学会了新形式的能量输送方法（尤其是电力）。他们还成立了新的商业、法律和金融机构来组织这场能量热潮。这一切发生的速度让当代人目不暇接。“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消失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变化刚刚开始时如是说，“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和早期的几次能量革命一样，最明显的结果是规模上的一次跃升，而化石燃料革命远比觅食或农业能量变革要大得多，也快得多。起初，规模剧增集中于西北欧（图4.2）。欧洲人口在19世纪翻了一番，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形象地称其为“白色瘟疫”，不断有婴儿诞生在蒸汽轮船和火车上，随着这些交通工具跃向其他大陆，像传染病一般蔓延全球。1800~1900年，欧洲和北美（欧洲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的居民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15.8%激增到23.6%。然而，特别是1945年后，随着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区域掀起了化石燃料革命，生产规模的增长蔓延到了全球。2000年，欧洲和北美在世界人口的比例缩减为区区13.7%。

1800年，世界人口还不到10亿，1900年即增长到16亿，2000年为60亿。如今，全球平均每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居住着45人，也就是说世界上宜居部分的人口密度高达100人/平方千米。农业社会的典型人口密度30多人/平方千米，少数城邦（如古雅典）达到了100人/平方千米，而在化石燃料世界，一般整个国家的人口密度就超过了200人/平方千米。孟加拉的国土面积为15万平方千米，平均人口密度超过了1000人/平方千米，某些城市国家（特别是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口密度超过了6000人/平方千米。农业社会最大的城市有大约100万人口，但截至1900年，伦敦人口激增到660万，在我撰写本书时（2014年底），东京拥有3 820万居民（比公元前5000年的世界人口总数还多）。

18世纪末，化石燃料已经在试图冲破农业社会的能量限制，西北欧的思想家们才最终阐释了农业生活的根本原则，这是思想史上最大的讽刺之一。1798年，托马斯·马尔萨斯认识到尽管人口可以呈指数级增长，大约每20年便可两倍三倍地增加，但食物供应却一般只能线性增长。这意味着尽管好运气（农业创新、好天气等）可以暂时提高生产能力，但从长期来看，需要填饱的肚子永远比可吃的食物数量增长得快，这迫使大众退回到贫困状态。然而在1850年，人们清楚地看到，化石燃料可以改变这种状况。蒸汽动力的交通工具方便了从产地运输食物到人们的居住地，供应量大幅增加，以至于尽管需求随着人口爆炸而上升，价格仍然下降了。到1900年，西方人口不仅在数量上比1800年翻了一番，（平均来看）他们个头更高，营养更好，身体更健康，寿命也更长。1900年以来，将化石燃料（以前文提到的化肥、汽油动力的拖拉机和电动马达等形式）直接施用于农田大大提高了产量，而且从1950年以来，化石燃料社会的全球化和绿色革命也将这些收益推广到了全世界。2000年，人类的身高平均比1900年他们的曾祖父母高10厘米，寿命延长了30年，扣除物价因素后的收入高出了5倍。

就在马尔萨斯解释其人口数量与生产力关系的逻辑仅仅几十年前，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也以同样的理性解释了分配的逻辑。他认为，国家的财富并非来自劫掠或垄断，而是来自市场的规模及其所推动的劳动分工。亚当·斯密推断，劳动分工本身是“人性中某种倾向的必然结果……即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和互相交易的倾向”。为了追求利润，人们专门从事自己特别擅长或代价低廉的工作，并用劳动成果换取他人尤其擅长或代价低廉的商品和服务。通过创造这类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他们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质量，皆大欢喜。“我们的一日三餐并非仰仗屠夫、酿酒师或面包烘焙师的恩惠，”亚当·斯密评论说，“而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

“通过全力引导产业，使其产量达到最大价值”，亚当·斯密解释道，一个人“只是为自己赚取利润，在种种情形下，他都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不由自主地去达到并非出于本意希望达到的目的……在为自己谋福利的过程中，他往往能够比出于本意更有效地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其含义很明显：参与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和互相交易的人越多，大家就越幸福。

斯密时代的大问题是，农夫虽然比觅食者富裕，但劳动生产率水平仍然很低（根据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计算，典型的农民每天的收入相当于1.50~2.20美元，而典型的觅食者只有1.10美元）。因为农民的购买力很弱，他们只能支撑得起小型、无组织的低效市场，而因为市场无法聚集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农业社会所需要的一切，国家干预和强迫劳动经常是调动工人和商品的最有效方式。

化石燃料改变了市场的结构，形成了反馈回路，扫清了阻碍规模和整合的旧障碍。如果没有市场来吸收商品，使用蒸汽动力来生产大量制成品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幸运的是，蒸汽动力在产生利润的同时也解决了这个问题：产生的利润可以支付更高的工资，工人们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来购买工厂生产的商品。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蒸汽动力的交通工具推动着交易商品的成本一路向下，让更多的人买得起它们，而高工资也诱惑着越来越多的人去工厂工作而不是留在家里务农，这促成了愈发复杂的劳动分工，制造出更多的商品。

化石燃料把马尔萨斯和亚当·斯密的问题结合起来一并解决了。随着人口爆炸（1780~1830年，英国人口大约翻了一番，增至1 400万），18世纪末的很多农民都面临着贫困和饥饿的威胁。19世纪的资料表明，进入受薪劳动力市场会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工人必须服从严格的时间纪律，适应复杂的工厂环境，一切与他们在乡下的所见所闻有着云泥之别；然而仍有数以百万的人选择这样做，因为另一个选项——饥饿更糟糕。

贫苦的农民都渴望到肮脏危险的工厂工作，以至于1780~1830年，英国工人的工资只提高了5%，而每个工人的产量提高了25%。工资的提高只在19世纪30年代有所加速，且即使在那时也只有城市工人才享受到这一福利。巨大的原动力来自生产力，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攀升，雇主们发现和工人们分享部分利润要比镇压罢工划算得多。（在狄更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述的时代，工资上涨的速度是有史以来最高的，这是另一个巨大的讽刺。）在接下来的50年，工资和生产效率上涨的速度一样，甚至在1880年后超过了后者。到那时，农村的收入也开始上涨。

1955年，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猜想，工业化经济中的收入不均遵循倒U型的模式，在早期阶段上升，而后呈下降趋势，从19世纪的文献中计算得出的基尼系数表明，他大体上是正确的。17世纪，英国的收入不均（图4.3）状况呈现出先进的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但整个18世纪，收入不均程度陡然放大，工人的工资停滞不前，而资本家的利润却持续增高。城市工人的工资在1830年前后开始提高，但资本回报率上升得更快，1867年，基尼系数达到了0.55，几乎与有据可查的最不平等的农业社会一样高。但到1913年，基尼系数——尽管以21世纪的标准来看仍然极高——就已经降回到18世纪的水平。在法国，工业化的步伐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真正启动，收入不均也遵循同样的曲线，在19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1901年回落到0.48；在美国，税后基尼系数从1774年的0.44迅速升高到1860年的0.51。

虽说早期化石燃料社会的收入不均现象持续恶化，化石燃料能量却水涨船高，工资的提高改变了一切。受薪工作足以吸引数以百万的自由工人，工资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强迫劳动的必要性——与日益富裕的受薪工人不同，贫困的农奴和奴隶买不起工厂大量生产的制成品，因而就商业利益而言，强迫劳动就成了经济增长的阻力（特别当使用强迫劳动的是竞争对手时）。社会走向化石燃料的程度越深，对于废除奴隶制和解放奴隶的政治支持也就越多。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到1848年，大多数欧陆国家废除了农奴制度，就连俄罗斯也在1861年跟风废除了农奴制。1807年，英国在其帝国境内禁止奴隶贸易，并于1833年彻底禁止蓄奴。

农奴主和奴隶主们进行了反击，他们自然更关心自己的沉没成本，而不管什么化石燃料经济的逻辑要求。有时人们可以为其人力资本提出优厚补偿，以此来收买他们，但有时推翻强迫劳动的制度则需要暴力。截至1865年，美国的南北战争解放了400万奴隶，外加皇家海军的西非舰队拦截并释放了15万非洲人，当时他们正被装船，准备横渡大西洋去出售。1888年，最大的奴隶制社会巴西废除了人身束缚，但非洲和中东的最不发达地区仍然延续着强迫劳动（毛里塔尼亚直到1981年才禁止奴隶制），21世纪，世界各地都将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视为非法，这一制度只能改头换面，或见于无法无天的穷乡僻壤。

数千年来，强迫劳动是农业社会不可或缺的，但化石燃料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将其一扫而尽；自由的受薪劳动刚刚取得胜利，化石燃料就又开始着手解决农业社会劳动力市场的另一个古老而又不可或缺的障碍了，那就是性别的劳动分工。和强迫劳动的情况一样，供给和需求两者都对变革有所贡献。在需求一方，从19世纪开始，以化石燃料为动力来源的机器不断降低整个经济对体力劳动的需求，但提高了对组织的需求；因为女人在脑力上不输男人，也能提供一样的服务，女工可以为劳动力市场规模翻番提供潜在的机遇。白领变成了粉领。

在供给一方，最重要的因素是婴儿。由于婴儿死亡率过高，农民社会要想维持稳定的人口数量，就需要妇女平均生育六七次。但化石燃料所释放的能量使得女人更高大、更健康，营养更好，因而她们的孩子个头更大、更健康，营养更好，成长得更茁壮。19世纪50年代，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中，大约有1/4在周岁前就夭折了，但到1970年，夭折率降低到1/50，到2014年，每163个婴儿中才有一个。自“二战”以来，化石燃料助力的交通遍及全球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全球婴儿的死亡率下降了2/3，2014年，不少于55个国家的婴儿夭折率甚至比美国还低（在日本这个婴儿最安全的大国，每400个婴儿中只有一个在周岁前夭折）。

在化石燃料到来之前，普通女人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怀孕和生产，一旦这样做丧失了必要性，父母就日益倾向于在小家庭里尽其可能加大投入饮食和教育，而非生得越多越好。在19世纪结束之前，农业社会的低工资—高死亡率—高生育率的制度就已经开始让步于高工资—低死亡率—低生育率的制度（人口统计学家称其为“人口结构转型”）。在20世纪，市场对父母们无须孕育新生的性生活立刻做出了反应，1920年，乳胶避孕套上市，1960年，口服避孕药面世。到2002年，欧盟的妇女平均活产数为1.46，远低于人口替换率，随着1950年后化石燃料遍布全球，总生育率下降了一半以上（图4.4）。在化石燃料时代，妇女平均花在生产育儿方面的时间只有几年，有数十年的时间可以从事受薪工作，提高家庭收入。

在农业世界，妇女留在家中照料众多子女的好处之一，便是她们同时可以完成大量不得不做的家务。这意味着如果家庭决定利用生育率降低的时机让妇女外出从事受薪工作，就必须解决无偿家务由谁来代做的问题，要知道在此之前，那些家务让女人们整日忙个不停。答案是机器，经济学家杰里米·格林伍德、阿南特·塞沙德里和穆罕默德·耶吕克奥卢称其为“自由的发动机”。因为女人当下的收入潜力值得家庭花钱购买节省劳力的设备，市场很快满足了这一需求。19世纪末，商用洗衣服务大行其道，但电力才是真正消除家务苦差的关键。1928年，洗衣机的年销售量将近100万台。1937年，第一台全自动家用真空吸尘器开始打广告，1938年，定价仅10美元的蒸汽电熨斗在商业营销中大获全胜（图4.5）。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外出工作的女人数量慢慢上升，但直到1940年，受薪劳动力市场上的绝大多数女人（甚至在西欧和北美也是如此）仍是年轻的单身女性，薪水较低，工作领域主要是女性独占的内勤、秘书、护理和教育工作。但这种情况在“二战”后迅速发生了改变，1940~1990年，女性从事受薪工作的比例翻了一番（图4.6）。早在1950年，美国工作女性中就有一半是已婚妇女，到20世纪末，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拒绝雇用女性了（尽管女性在大多数职业的顶层人数不足，且平均收入仅为男性的77%）。

阿格拉里亚通过实施差别化来维持社会运转，不仅精英与大众或男人与女人界限分明，信徒与非信徒、好人与坏人、自由人与奴隶，以及其他无数的类别之间全都壁垒森严。在一个彼此之间存在义务和特权的复杂等级制度中，每一个群体均有各自固定的位置，由“旧政”将其联系在一起，并由神灵和暴力威胁予以保障。然而，化石燃料社会则需取消界限才能达到最佳状态。某个群体越能够以图4.7（一个由可互换的公民组成的完全空白的框图）的反结构来取代图3.6的严格结构，其市场就会越大也越高效，这个群体在化石燃料社会中也就会运行得更顺畅。我们可以把这张图称为“因达斯特里亚”，它和阿格拉里亚一样，是一种理想类型，虽然现实中还没有与其非常接近的社会，但它仍然是公元1800年以来整个世界前进的方向。

从阿格拉里亚发展到因达斯特里亚，化石燃料社会找到了两条主要的路径，一条是自由的，另一条是非自由的。两种方式都需要扫清图3.6中的界限才能进行下去，但其去除界限的方法大不相同。自由路径包括宣称阿格拉里亚的界限毫无意义，并给每个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自由和权利，无论其在农业社会隶属于哪个类别。新型的市场需要吸收和利用化石燃料所释放的能量，如果对于礼拜的规程、嫁娶的对象乃至工作的类型都做出了严格限制的传统规则干扰了这种市场的成长，就必须摒弃那些传统。与此相反，非自由路径的目标不是忽略差异，而是消除差异，必要时还会使用武力。因此，与自由的版本相比，非自由的方法往往是在开倒车，常常会依赖暴力、强迫劳动，甚至新版的神圣王权说。这两条路径彼此排斥，任何将其结合的企图都会带来灾难，1867年哈布斯堡帝国分裂为奥地利和匈牙利之后的情形就是一例。历史学家杰弗里·瓦夫罗指出，虽然奥地利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权力“仅仅是要求斯拉夫人用德语和哈布斯堡官场交流，以此来庇护……他们的许可证，匈牙利人认为那根本就是消灭……其他民族的许可证”。自由和非自由路径的不正常妥协最终带来了一场灾难。“奥地利是欧洲的失败者——倒霉蛋，”维也纳的报纸《时代周报》（Die Zeit）在1913年承认道：“谁都不喜欢我们，每一场灾难都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自由路径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17世纪末的北大西洋沿岸，当时市场的洲际扩张把体系所消耗的能量推高了（我会在第五章回到这一主题）。然而自由路径的真正确立则是在1800年前后，也就是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开始之时。近两千年来，基督徒一直都在迫害犹太人和任何歪解耶稣的人，然而一朝之间，信仰突然变成了个人的私事，外人当然也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人们拥有自己的财产和投票权，甚或（最终）通过婚姻融入基督徒的主流社会。实际上在19世纪，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信仰不再是个严重的问题，新的世俗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进化论、民族主义——迅速蔓延开来。世俗化——社会学家史蒂夫·布鲁斯将其解释为“宗教被取代，不再是人类生活的中心”——使得化石燃料世界与农耕者的世界一刀两断。

某些无神论者反对教会干预政治，他们的满腔热情也堪称虔诚。例如，1871年，临时统治了巴黎的极端左翼公社开始抓捕神父，公社革命法庭的政府检察官拉乌尔·里戈（Raoul Rigault）开始审问一名耶稣会修道士，以下便是这段声名狼藉的对话：

里戈：你的职业？

神父：上帝的仆人。

里戈：你的主子住在哪里？

神父：无所不在。

里戈（对书记员说）：把这个记下来。X，将自身描述为一个名叫上帝之人的仆人，这个上帝居无定所。

如果不是里戈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枪杀了那么多神父的话，上面的对话或许显得很可笑。然而，大多数无神论者没这么激进，不过只是想用脚投票来反对上帝而已。在英国，进教堂做礼拜的人从1851年的约60%下降到1979年的12%，1989年为10%，1998年为7.5%。甚至在宗教仍然更为大众所接受的美国，从1939年到20世纪90年代，进教堂的人数大概也下降了一半。

毫不奇怪，随着宗教的撤退，阿格拉里亚社会的一项最显著特性也消失了，那就是神授精英与政治上无能的大众之间的严格界限。我在第三章提到过，古希腊那些能量富足的城邦曾通过允许所有自由男性在重要的集体决策中投票，部分地消弭了这一界限，而当17和18世纪的西欧能量获取激增之时，这个想法重新燃起了人们的兴趣。“我在上帝的律法中没有找到任何一项条款，”1647年，英格兰平等主义者托马斯·雷恩巴勒坚称，“说一个贵族可以选20个议员，绅士可以选两个，而穷人一个也选不了……对于一个完全不能为他代言的政府，英格兰最穷的人不会与之存在任何严格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平等主义者很快就失败了，但1688年后，英格兰的君主们越来越屈服于商业寡头的意志。一个世纪以后，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向大众开放了参政权。

以21世纪的标准来看，这两个体系都不够民主：二者均禁止女人投票，美国革命容忍大规模的奴隶制，而法国革命则先是堕落成为一场大屠杀，随后又沦为独裁。但随着化石燃料在19世纪重新建构市场，按照人们的意愿把他们从实物支付、以物换物中解放出来，老式的统治精英发现，保护自己的政治特权，抵制新贵资本家或日益壮大的工人参政，变得越来越难了。

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英国的缙绅阶层维护旧制度的斗争很有技巧，他们敷衍、妥协，零零碎碎地让步。而说英语的海外移民往往更加决绝，他们一举接受了民主。然而在欧陆，民主的道路却更加暴力和崎岖。1848年的一波革命大体上都失败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取得了成功，随即又遭到了破坏。但是，尽管有种种不和谐的噪声喧哗，到1914年，西方政府还是全都走向了代议制民主，男性广泛拥有选举权，以及定期选举。到20世纪60年代，基于财产、种族、宗教、教育甚至性别的政治参与障碍遭到了攻击，在整个西方几乎处处都摇摇欲坠（奇怪的是，瑞士直到1971年才准许女人投票）。以几乎任何标准来评价，走向民主的国家都胜过了那些不民主的国家。

在欧洲及其殖民地之外，民主化的进程更加缓慢。率先工业化的非西方国家日本在19世纪80年代也走向了民主，但保留了天皇，当时的人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天皇是神圣的。只有在20世纪末，化石燃料经济和开放市场渗透了亚洲和拉丁美洲后，民主才开始茁壮成长。而就算到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非洲大部分地区、中东和中亚的化石燃料经济依然孱弱并带有试验的性质，那里的民主也是如此。

虽说具体情况始终千差万别，但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或称“古典自由主义者”，这是他们通常的称呼，以示与20世纪的同名者的区别）往往会将小政府看作实现因达斯特里亚的最佳途径。其基本的原则——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拉萨尔嘲讽其为“守夜国家”——是政府应尽可能地不作为，除保证财产权及保护国家免受攻击之外，政府应将改善大众福利的事情留给自由市场。然而化石燃料社会本身复杂重重，很难严格坚持这些原则。早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政府就已经觉得有必要为工作环境立法，到19世纪70年代，大多数自由政体都已将工会合法化并推广了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到19世纪末，很多欧洲人言及“新自由主义”，它与“古典”版本截然不同，并且为了实现更大多数人的福利，它不仅依赖操纵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也同样仰仗国家权力的“看不见的拳头”。

政府干预之所以能铺平因达斯特里亚的竞技场，原因是国家能够使用武力来压制反抗，有些时候——最著名的案例要数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美国南部废除种族隔离的运动——民主选举的领导人的确会使用武力来镇压自己的公民。但总体而言，通往因达斯特里亚的自由路径远离国家暴力——这与非自由路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就连最自由的政体也会以不合时宜的手段对待自己国民中的某些群体，认为该把他们隔离起来，以保护可互换公民的同质社群免受传染。例如，英国把贫民聚集到习艺所，而美国先是把很多美国原住民赶出其不断推进的国境线，随后又限制他们住在保留地中，声称其原则是——按安德鲁·杰克逊总统1832年所说——“独立的农民在各处都是社会的基础，也是自由的真正朋友”。沙俄等自由受限的政体在其自身的工业化革命中拘禁了更多成员。但20世纪出现了更明显的分裂，英国、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变得更加自由，抛弃了此类政策，而俄罗斯和一些其他国家偏离了轨道，寻求更不自由的解决方案，以驱除出境和斩草除根等政策进一步加深了拘禁。

自由政体与非自由政体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两种社会的国家力量都大举扩张，因为政府企图动员国家意志和资源。这一趋势直接与19世纪的守夜人传统背道而驰，却与利用激进主义的大政府解决阿格拉里亚遗留下来的差别的“新自由”倾向完全相合。结果便是自由的“新政”在20世纪中期加速前进，彻底取代了阿格拉里亚的“旧政”。

5000年来，政府一直管理着国防、法律与秩序、财产权和宗教崇拜，但在20世纪中晚期，大多数“新政”政体（或多或少）也负责教育、卫生、就业和环境。某些政府还制定了工资和价格政策，用公务员取代了市场；其他一些政府则对从煤矿到银行等重要产业实施了国有化。官僚作风和税单激增，过高的累进所得税制把收入不均的状况推回到觅食者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基本上是个化石燃料富国俱乐部）国家的税前基尼系数平均为0.40，但政府实施的从富人到穷人的净转移把这一系数降至区区0.26的平均值（图4.8）。就连对财富重新分配没有很多经合组织成员国那么感兴趣的美国人，其税后和转移后的基尼系数也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近0.50降到70年代的0.36。几乎在世界各地，税后基尼系数最急剧的下降都始于“二战”期间，经济学家经常把20世纪40~70年代的这段时期称作“大压缩时期”。

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原因目前仍然争论不已——很多化石燃料国民收入分配的压力降低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税后基尼系数在2012年回升到0.31，而美国的分数爬升到0.38。化石燃料国家内部收入不均的加剧刺激了针对收入最高的1%人士的大规模抗议，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预测了可怕的后果：“当资本收益率超过了生产和收入的成长率，这种现象在19世纪发生过，看来很有可能会在21世纪再次发生，资本主义会自动产生专制而不可持续的不均，这将彻底破坏民主社会赖以存在的知识精英价值观。”

然而大局更加复杂。最明显的是，尽管很多国家2012年的转移后基尼系数比1970年的对等系数高，2012年的系数依然低于农业社会贫富不均的典型基尼系数（0.48左右）——通常要低得多，并且因为自农业时代以来人均产出大幅提高（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研究，从公元1700年的全球平均615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7 614美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民收入解压甚至还没有开始削弱工业革命最重要的遗产——其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用以购买化石燃料经济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最后，甚至可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当库兹涅茨在1955年确定他的曲线时，大压缩还主要发生在19世纪就已开始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所以，尽管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内部的基尼系数下降了，如果在全球范围内测量，该系数则是升高的，因为化石燃料的西方国家和农业社会的其他国家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加宽。据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估计，1820~1950年，全球范围的基尼系数几近翻了两番。但1955~2002年，化石燃料时代走向了全球——结果是，虽然国内的基尼系数如今仍在上升，但全球不均现象的加深如果不是逆转，就是急剧放缓了，取决于2002年的分数是如何计算的（图4.9）。2002年以来，不管以任何方式来衡量，全球基尼系数都是下降的。

自由化伴随着化石燃料经济蔓延到全球的大部分地区，以至于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多激进主义分子言必称全球范围的人权革命。阿格拉里亚内部界限的消除始于19世纪的欧洲及其海外殖民地，现在已经走向了全球，权利被推到了上一代人也无法想象的疆域。20世纪90年代，美国军队里的同性恋问题仍然引起争议，就连自由派政客都同意采取臭名昭著的“别问别说”政策来回避这个问题。然而到了2011年，一切禁令都解除了，2013年的一份报告结论是，这些变化对军队的战备状态毫无影响。从那时起，逾半数美国人赞成同性婚姻，目前已有16个国家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

如今的权利革命也不仅限于人类。1789年，杰里米·边沁觉得有必要提醒英国人如何善待动物：“问题不是‘它们能否思考’，也不是‘它们能否说话’，而是‘它们能否忍受’。”两百年后，革命如此深化，以至于法律要求瑞士公民在养狗之前必须参加一个为时4个小时的研讨班，讨论有关动物陪伴的原则。1982年，我遇到乔治先生的时候，对待动物的无法形容的残忍行为在希腊并不罕见，但2009年在我暌违将近10年之后重返希腊时，我惊讶地发现，雅典人把水碗放在人行道旁，供走失的动物饮水。然而，像化石燃料世界屡屡发生的情况一样，人类对待其他动物的方式也充满了矛盾。瑞士人在举办研讨会的时候，亿万动物正在忍受痛苦，在工业化农场里面临屠杀。“以他们对待动物的行为来看，所有的人都是纳粹，”196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如此写道，“对于动物来说，这是一个永恒的特雷布林卡灭绝营。”

然而，在我们自己的物种内部，模式要简单得多。“我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加宽容、更加温和。”这是乔治·H·W·布什在1988年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时对党派成员说的话，在他发表此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他得到了想要的结果。甚至在1988年以前，化石燃料社会（特别是自由派的社会）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平静了下来。1900年，西欧的谋杀率已经下降到低于每1 600人一起，就连在当时谋杀率高出7倍的美国，以此前任何时代的标准来看也是安全的。化石燃料社会参与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史上最血腥的战争，20世纪非自由路径的独裁者们也是最杀人不眨眼的，但当我们把战争、种族灭绝、国家人为导致的饥荒和谋杀的所有伤亡人数加起来，1900~2000年死于暴力人数为1亿~2亿，仅占那段时期在世上生活的100亿人的1%~2%。化石燃料的20世纪比觅食者的世界要安全10倍，比农夫的世界也要安全2~3倍。

但那仅仅是开始。自1989年以来，战争（国际战争和内战）的数量直线下跌，全世界95%的核弹头已被销毁，暴力犯罪率暴跌，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的暴力致死率已经下降到区区0.7%。世界如此和平，以至于在2012年11月26日发生了无法想象的事情：一整天（实际上将近36个小时）过去了，纽约市没有一个人死于枪击、刀刺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暴力。暴力并没有远离，但世界从未如此安全过。

化石燃料社会在通往和平、民主、开放市场、性别平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它们就越繁荣昌盛。因此，在短短两个世纪（在整个历史上那不过是昙花一现），大部分世界远离阿格拉里亚，走向了因达斯特里亚。当然，要达到图4.7所示的真正开放的社会空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经济精英和有组织的商业群体对社会政策的影响仍然远大于普通公民，近期一项对社会地位高的职业中姓氏的现况研究表明，因达斯特里亚仍然存在着可清晰界定的血统决定身份的现象。即使如此，人类史上从未出现过发生如此迅速、受众如此广泛的巨大变化。

科学的发展与更自由的世界

近250年来，道德体系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工业革命释放了大量的能量，那些从阿格拉里亚走向因达斯特里亚的社会从中获得了回报，数十亿人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价值观。在不到十代人的时间里，政治、经济和性别等级制度在人的观念中早已不再是完全自然和公正的，而是或多或少地代表着邪恶。这一转变始于北大西洋沿岸，并在那里发展得最快、传播得最远，但随着化石燃料能量和组织在20世纪遍及全球，其影响已经波及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角落。

300年前，这样的结果根本就是海市蜃楼。从中国到地中海，反动力量看似打败了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平等主义者”，恢复了阿格拉里亚的传统社会和宗教秩序。只有西北欧是个例外，而就算在那里，例外起初看来效果也相当有限。

欧洲知识分子的古怪非凡早在16世纪便初见端倪。在我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认为新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北大西洋沿岸新型经济兴起的反应。这种经济很像是早期让某些城邦繁荣起来的超级版本，将西北欧推离了阿格拉里亚。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从解读经典或圣经文本转向试图解释风和潮汐何以来去匆匆，茫茫夜空又为何会有斗转星移，这些问题不久就汇集成为宇宙的力学模型了。

哥白尼、伽利略和笛卡儿等人到处宣讲，说树木的生长并不比钟表的转动更加神秘，或者说太阳，而不是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让各地的掌权者深觉他们都是可疑的人物。但随着17世纪逐渐逝去，从大西洋经济中获益最多——并因而从解释世界如何运转中获利最大——的阿格拉里亚社会的精英为新式自然科学开辟了越来越大的空间，他们被允许去寻找证据，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意大利的教皇法庭在1633年觉得有必要胁迫伽利略，让他闭嘴时，英格兰的统治者们却在1687年很放心地容忍牛顿发表他的《数学原理》。

西北欧的知识分子很快便把自然界的力学模型扩展到社会秩序中，他们将政治看作一种机械结构，探索哪些类型的机器在其中运行最佳。但直到1700年，新思想对“旧政”的质疑仍然非常有限。甚至连约翰·洛克在其《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中的著名主张——因为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其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也没有要求废除王权、贵族政治或英国国教，而在1688年，英国精英并不是靠废除了“旧政”，而是靠妥协，才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冲突，把君主羁绊在宪法的大网之中。

对于阿格拉里亚最持久的挑战始于法国。“我们必须检查并搅乱一切，毫无例外也无须谨慎，”1751年，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如此写道，“我们必须把一切旧式愚蠢行径踩在脚下，推翻那些非理性设置的障碍。”伏尔泰在被流放瑞士期间正是这样做的，他公开谴责教堂和国王的特权，为其贴上“败类”的标签，然而勇敢激进如伏尔泰，尚未一并否认阿格拉里亚的皇权和神权基础。他坚称，结束这些丑行的方法不是把法国建成一个共和国，而是向中国学习。他声称欧洲人会看到中国的乾隆皇帝才是一位真正的明君，与倾向于理性而非迷信的儒家文官共商治国之道。

起初，18世纪的欧洲君主们与启蒙运动批评家的合作，就像古代皇帝驯服轴心时代思想之最令人不安的暗示一样顺利。174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向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勉强承认：“哲学家应该是全世界的老师，也是王公们的老师，”但他补充说，“他们必须用逻辑思考，我们必须按逻辑行事。”18世纪的国王们自认为是开明的君主，他们以“旧政”的眼光来看待新思想，就像第三章中提到的顿悟人生的农民克莱因乔戈一样。

直到18世纪下半叶，“旧政”本身才受到了真正的压力。1762年，当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宣称，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人民的“普遍意志”

时，他仍然是个离经叛道者（尽管他是个著名的文人），不仅被他的故乡日内瓦，也被法国和伯尔尼城邦流放在外。但仅仅25年后，美国的国父们——深深沉浸在大西洋新经济中的人们——就已经远远偏离了阿格拉里亚的价值观，认定自己可以用“我们人民”的名义，而不是以上帝或国王的名义，来书写他们的新宪法。在那之后不过两年，在法国发表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the Citizen，1789）的资产阶级绅士便直截了当地声称：“法律是普遍意志的表达。”

到18世纪80年代，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变得与古希腊发明民主的人一样激进，但当化石燃料的能量遍布整个北大西洋世界之时，对“旧政”的挑战就真正开始了。到19世纪中期，那些重新组织、看起来很像图4.7所示结构的社会获得了巨大的回报，适合这一无界结构的价值观亦盛行一时。到19世纪60年代，在《社会契约论》出版一个世纪之后，在最工业化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发生了转向。精英们逐渐认识到，基于普遍意志而非传统或神授的政治权力不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实际上他们发现，在一个由可互换的公民组成的社群中，普遍意志真的是合法的政治权威唯一安全的存在基础。

20世纪第一个10年，在《社会契约论》出版两个半世纪之后，普遍意志已经打败了几乎所有敌对的政治权威。“民主，”哲学家暨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指出，如今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价值观”，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受访者告诉民意调查人，他们更喜欢民主，胜过其他任何政治体系。2007年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全世界有80%的人支持民主，这一比率在地理、性别、宗教或年龄上几无差别（图4.10）。单就“民主”的含义尚有很大的辩论空间，但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可能是大部分世界），它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一种信仰，即森严的政治等级是邪恶的。

无政府主义者、自由论者和共产主义者共同持有的对政治等级制度最极端的批评认为，适宜的因达斯特里亚完全不需要统治者。早在1794年，美国的自由主义就已足够强大，认为“政府本身将会毫无用处，而社会则会继续存在，因摆脱枷锁而愈加繁荣”，以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觉得他必须保护这个羽翼未丰的国家免受这种观念的危害。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恩格斯主张，在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然而事实上，无论是美国政治精英还是共产主义者都没有废除政府。法西斯主义者更是一意孤行，把个人崇拜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对此乔治·奥威尔发明过一个著名的标签：“双想”（doublethink）。通过造就史上最森严的政治等级，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非自由路径声称，这样做真的可以消除政治等级。

这些对于普遍意志的独创诠释没有一个是长期可行的。1956年，斯大林去世后仅仅三年，尼基塔·赫鲁晓夫便公开谴责个人崇拜。5年后，他试图玩个新花招，提议说苏联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个“全体人民的国家”，而党就是普遍意志的具体表现。

激进的无政府主义也处于劣势，这一次是输给了更加实用主义的自由论观点。例如，1974年，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在其影响广泛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建议自由意志主义者：“一个权力仅限于履行契约和保护人民免受武力、盗窃和诈欺所害的最小限度国家是合乎情理的。任何权限更大的国家，”他认为，“都违反了个人不能被迫行事的人权，因而是不正当的”；但没有国家显然也不是个办法。

然而，国家虽然不会自行消失，化石燃料对于森严的政治等级和逞能者的态度还是要更接近于觅食者而非农耕者的观念。政治学家很久以前就已指出，即使民主也必然会产生隶属于固化政治特权阶级的强权精英，但由普通人组成政府、而不是天生统治阶级的观念一贯是民主主义者偏爱的视角。

这些观念之间的斗争可以回溯到现代民主的早期。18世纪80年代，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如果必须和“无以复加的无知和堕落，不可一世的顽固和狂妄”之人分享权力，他一定会大惊失色，这倒不足为奇，但就连大平等主义者托马斯·杰斐逊也承认，他相信只有一个“拥有天赋的才智和美德”的精英小集团才可以“在通才教育之下变成杰出之人，有能力保卫同胞的神圣权利和自由”。然而在第一任总统的人选上，美国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一方面，很多观察家认为乔治·华盛顿是个天生统治阶级的绝对化身，但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明确地表示过自己对任何形式的实际统治都毫无兴趣。1783年在战场上大获全胜之时，华盛顿向国会交出了佩剑，宣誓“从此以后不参与任何公共事务”。1789年，他勉强暂停闲适的退休生活，出来接受总统的职务，完全是出于责任感，期满后——一位仰慕者将华盛顿比喻成骄傲的罗马英雄辛辛纳图斯，他终于可以得体地“带着满足和快乐回到乡间，继续不受约束的平静劳作生活”，便毫不犹豫地辞官归田了。

华盛顿时代以来，很多美国政治家声明以他为榜样不再恋栈，但也有一些人采取的做法有些细微差别，他们坚称尽管自己显然属于特权精英，但实际上和普通人一样。拥有巨大财富（如1992年的罗斯·佩罗），身处政治王朝（如2000年的乔治·W·布什），甚或两者兼有（如1960年的约翰·肯尼迪），都无法阻止一个总统候选人声言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这些由于大众不信任森严的等级制度而迫使总统候选人不得不采取的策略有一个副作用（当然并非刻意为之），便是顺从观念的崩溃。1998年，世上最有权力的人比尔·克林顿在一场婚外风流之后几乎被赶下总统的职位；2011年，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在被《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称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犹太人第6位之后仅仅一年，就因涉嫌性侵一名饭店女服务生而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职位上被赶下台。这些可不会发生在罗马皇帝身上。

在森严与浅表的等级制度间进行各种妥协作为化石燃料政策的特征，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因达斯特里亚似乎需要一个（以阿格拉里亚的标准来看）地位较低但又不致过低的富有阶层。一方面，拥有富裕中产和劳工阶层，从而为化石燃料经济所产生的所有商品和服务创造有效需求，是因达斯特里亚繁荣的必要条件；但另一方面，它还需要一个生气勃勃的企业家阶层，这些人期望着自己的领导和管理才能能够实现物质回报。作为回应，化石燃料价值观近两百年来发生了演变，变得有利于政府干预来减少贫富不均现象——但变化并不是太大。

根据1990年以来的民意调查，大多数美国人——人数变化不定，高值出现在1990年的67%，低值在2008年的58%，而最近的数字为66%（2011年）——希望财富的分配更加平均一些，在2013年的调查中，中国（52%）、欧盟（60%）和印度（高达82%）的大多数人说，他们认为收入不均“是个很大的问题”。然而，这些人都认为经济不平等并非他们的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欧洲人和中国人将其排在第3位，印度人排在第5位，而美国人将其排在第12位。在被问及减少财富梯度的最佳方法是不是对富人征收更重的赋税时，美国人的意见分布相当平均，52%的人持肯定态度，45%的人持否定态度。至少从1999年以来，人们的态度几乎没有变化，当时有45%的人持肯定态度，51%的人持否定态度。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歧往往反映了更深刻的地区或党派分歧。2013年的调查发现，在欧盟内部，84%的希腊人认为贫富不均是个很大的问题，而只有50%的英国人这么认为；在美国，75%的民主党人说他们希望对富人提高税赋，而只有26%的共和党人持此观点——尽管在2014年，几位共和党的领导人都愿意支持提高最低工资。

要想理解近两个世纪以来思想界和文化界就经济等级制度发生的骚动，一种方式是将其看作关于这一主题的论争：在涉及财富时，“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某些人强调机会的平等，也就是每个人都享有均等的机会在市场上自由地交易和交换，而不必过于在意利益的分配；但另一些人强调结果的平等，他们赞成监管市场行为，以免有人过于超前。大体说来，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论者拥护机会的平等，担心监管会抑制自由（及经济成长）；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般拥护结果的平等，他们更担心为非作歹的富人会破坏自由（及经济成长）。

幸好，近两百年的可用证据十分丰富，我们可以详细追查在通往因达斯特里亚的道路上，自由路径和非自由路径是如何作为两个伟大的试验来解读化石燃料价值观的。20世纪最重要的非自由政体——纳粹德国和苏联——都声称寻求经济结果的平等，但在实践中，没有一个能够摆脱两种不同的经济不平等观念之间的紧张。纳粹——毕竟他们对自己正式的叫法是“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在其执政初期，强烈拥护结果的平等。“劳工阵线”

的活跃分子强烈要求雇主提供带薪假期、工资协议以及均等的工资，威胁要把持不同意见者送到集中营。但这不能长久；甚至在1933年结束之前，党魁们就已经开始站在老板一边，因为他们需要这些老板支持希特勒野心勃勃的重整军备计划。“我们都是劳工的士兵”，同年11月，“劳工阵线”的新领导人在柏林的西门子工厂对工人们说，但“某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从令如流。服从和责任都必须是有价值的”。工资在1934年便停滞不前了，接下来的10年，贫富差距高企难下。

社会主义国家跌入了同样的陷阱。面对1921年的大饥荒，列宁放弃了他的战时经济政策，开始鼓励生产。关于列宁对这一政策有多认真，一直众说纷纭；列宁在苏联政治局的同事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坚称：“［‘新经济政策’］只是临时的偏离，是一次战术撤退，是为对抗国际资本主义阵线发起一次全新和决定性的劳工阶级进攻铺平道路。”但列宁本人怀疑，“用资产阶级的双手来建设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唯一可行的道路。然而，“新经济政策”的后果尽人皆知。“店铺和商厦一夜间迅速出现，里面神秘地堆满了俄罗斯多年未见的精美货品，”1924年，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注意到，“面庞消瘦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带着渴望的目光凝视着橱窗，谈论着这一伟大的奇迹。”几年后，斯大林以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名义彻底改变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结果又是一场灾难。20世纪30年代，随着农业产量的下降，数百万人饥饿致死，由于不合理的政策制造了黑市经济，工资和住房的差别继续扩大。苏联日益成为世上最不安定的社会，经济不振，但财富的等级差别变得更加荒唐。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试图重新引进经济机会平等时，整个体系瞬间分崩离析。

在森严和浅表的财富等级之间寻求完美平衡，对自由政体也是一项挑战，但他们的试验却没有那么痛苦。在对19世纪自由主义的经典叙述中，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认为：“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但是，如果将其推至逻辑的极端，这就意味着国家的财富重新分配永远是错的。实际上，自由主义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指出：“从劳动所得中课税与强迫劳动不相上下”，是自由的因达斯特里亚的对立面。“强夺某人劳动的成果，”诺齐克解释道，“相当于夺走他的时间，并指挥他从事各种活动。如果人们强迫你在一段时间内去做某种工作，或是无报酬的工作，他们决定你该做什么，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而不由你自己决定。这……会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你的主人；他们因此而拥有了对你的所有权。”卢梭更加直言不讳，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写道：“我相信奴隶们关心自己的收入远甚于自己的自由。”

然而，拒绝（以税赋的形式）从富人身上榨取强迫劳动，似乎常常意味着（以长时间工作挣取生活工资的形式）从穷人身上榨取另一种强迫劳动，而在整个19世纪，强调结果平等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欧洲占据了优势。在那个世纪末，很多政府同情新自由主义，断定利用国家力量来重新分配财富会产生更大的总成长。这一趋势在“一战”后有所上升，“大萧条”时期更加快了速度，最终在1945年后被奉为准则，产生了各种自由主义的“新政”。1942年，英国政治家威廉·贝弗里奇预言，战后政府的任务将是让世界“尽人类力量之所能，摆脱匮乏、疾病、愚昧、卑劣和懒惰这五大罪恶”。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应该做好准备，只要有必要，就不加任何限制地使用国家的力量来消灭这五大罪恶”——同时还要记住，贝弗里奇补充道，“个人高于国家，是国家存在的目的”。

这个计划需要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玩些复杂的小把戏，“战”后的自由经验表明，对于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之间的矛盾，世上根本没有一体适用的完美解决方案。化石燃料价值观的演变也反映了这一矛盾，认可了程度较低但又不致过低的财富等级制度。这里“低”和“过低”的真实含义看来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相对于富有但增长缓慢的经济体，在贫困但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人们更能够容忍森严的财富等级存在。在里根—撒切尔时代，从很多经合组织国家的投票人对待财政保守主义的热情来看，0.25左右的税后基尼系数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可能过低了，但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从很多同样的国家对于最富有的1%的普遍愤怒来看，超过0.35的基尼系数可能又过高了。相反，在经济快速成长的印度，人们牢骚满腹，但到目前为止还能容忍持续的高分（2009年为0.50）。

和这些对待经济等级制度的复杂态度相比，化石燃料社会对性别不平等的看法似乎就要直白得多。近至1869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自觉激进地写下“规范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性别，其本身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没有一个奴隶像一个妻子那样是竭尽一切所能的奴隶，是体现了‘奴隶’这个字眼的全部含意的奴隶”。但从那时起，阿格拉里亚的态度就完全崩溃了。2009年一次在16个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中，86%的受访者认为性别平等很重要，这一回应的国别差距不大，从印度的60%到英国和墨西哥的98%。伊斯兰国家处于这一分布的顶端。尽管在伊斯兰世界，对妇女的法律保护通常较弱（例如埃及在2014年才通过了一部定义性骚扰的法律），仍有78%的伊朗人，91%的印度尼西亚人和土耳其人，以及93%的巴勒斯坦地区居民认同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81%的受访者赞成通过政府干预促进性别平等，53%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政府目前做得还不够。

跟自由社会比起来，非自由社会在性别等级问题上培养了更加极端的态度，共产主义者一般都会积极促进女性的平等。列宁在1920年指出，“琐碎的家务摧毁、压制、愚化和贬低了”女性。1959年，赫鲁晓夫确信，就女权而言，共产主义已经埋葬了资本主义。“你们想把妇女困在厨房里，”在著名的“厨房辩论”中，他对理查德·尼克松说，但“我们不那样看待女人。我们认为她们更出色”。不用说，现实情况要混乱得多。20世纪20年代确定妇女权利的重要立法通过之后，斯大林在30年代又退回到鼓励生育的政策上；在赫鲁晓夫与尼克松摆好架势准备互攻之时，跟美国相比，的确有更多的苏联妻子们在外工作，但苏联妻子们做家务的时间通常也比美国的妻子们长（也比苏联丈夫们长得多）。而纳粹德国则走向反面，他们挑衅性地将男女分成两个阵营，并坚称生育才是女人的本分。

起初，自由社会对于性别平等比较谨慎。前文提到过，1918年前，几乎没有哪个妇女有投票权，女性从事受薪工作在1940年后才真正开始。1937年，当民意调查者问美国人是否会考虑为一名女性总统候选人投票时，只有1/3的人回答“是”，64%的人回答“否”。到1949年，两种态度平分秋色。但到2012年，95%的人回答“是”，只有5%的人回答“否”。人们对其他问题的态度发生改变的时间更长：1977年，在被问到是否最好由男人赚钱养家，女人照顾家庭时，人们的态度是一半一半，而在2012年，只有19%的人回答“是”，75%的人回答“否”。

总的来说，战后变化的速度异乎寻常。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我的少年时代，常常会有喜剧演员在电视黄金时段讲“男女平权论者”和“女权主义者”（被贬称为bra burners，“烧胸罩的”）的笑话。然而到2005年，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提问说，男人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最高层占多数是否有生理原因，就算那是学术场合，大众也觉得难以接受。萨默斯指出，某些实验看上去像是在暗示男性的认知能力在平均值周围的分布范围比女性更广泛，如果这是正确的话，可能意味着男人更多地见于分布的两个极端。“这可能会刺激到你们，我的乐观估计，”他若有所思地说，

在科学和工程这个特例中有天分的问题，特别是资质的差异性，而那些因素又被社会化和持续的歧视这两个事实上不那么重要的因素进一步巩固了。要是有人能证明这是错的，我当然是最高兴不过了，因为我当然最希望只要每个人都能理解这些问题是什么，并尽全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由此导致的骚动显然影响了萨默斯发表这段讲话两个月后的哈佛教授投票，大家纷纷表示对其领导能力没有信心；大概也影响到了萨默斯本人的决定，不到一年后，他辞去了哈佛校长的职务；他在2013年退出了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候选队伍，可能也是受此影响。

主流的自由价值观并不以消除性别等级的名义否认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所有差别。然而自1945年以来，想当然地因生理差别而区分男女两性的阵营显然大大缩水了，而且，我的分析类别中的最后一个——暴力，是迄今尚存的少数几个承认男女两性有巨大差异还算是政治正确的行为领域之一。全世界范围的警方统计数据表明，无论宗教、文化，或其他任何因素，男人参与暴力犯罪的概率是女人的将近10倍。其解释尚存争议，但有可能是因为使用武力的天然倾向是一种进化适应，在男性中很常见，而在女性中就少见得多。因此，阿格拉里亚对于男性统治普遍持正面评价的突然崩塌与其对武力有限容忍的突然崩塌相伴相随，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农耕者像觅食者一样暴力，那么，让阿格拉里亚运转顺畅的复杂劳动分工和长途贸易就无法发挥效用了。同理，如果人们还是像农业时代那样用暴力解决纠纷，因达斯特里亚可互换公民的开放空间也是枉然。化石燃料社会有赖于极度和平，强制促成这种和平的列维坦们远比霍布斯想象的还要强大得多（第一支现代警察部队始建于1828年早期工业时代的伦敦，这可不是巧合）。一如既往，人们调整其价值观来反映他们生活其间的新现实。农业社会减少了合法使用暴力解决争端的空间，而化石燃料群体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

历史学家马丁·查德尔认为在18世纪之前，“宿命论”一词准确地描述了全世界对待暴力的普遍态度。反对暴力的人很多（特别是轴心时代的宗教领袖），大多数文明在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之间做了细微的区别，且这种区别往往对其自身有利，但人们一致认为，合法权威使用武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颇值得歌颂。直到18世纪，我们才看到这一价值观模式有了真正的突破，即使在那时，突破也仅限于欧洲及其北美殖民地。就在更多的人开始批评政治、经济和性别等级之时，新的观念——战争是邪恶的，人的自然状态是和平的——浮出水面，而18世纪90年代，在正处工业化期间的英国，一个和平协会公然宣称在原则上反对与法国开战。

随着因达斯特里亚是可互换公民的开放空间这种观念逐渐普及，和平运动——例如对政治、经济和性别等级的抗议——在19世纪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到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大量受过教育的欧洲自由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场战争是畸形和不道德的；1899年，26个国家委派代表参加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和平会议；而1919年，人们一度燃起了希望，满心指望国际联盟能够从此根除战争。接下来的25年是和平主义的艰难岁月，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西欧和北美的学者们成立了思想库（1952年成立于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的冲突解决研究中心，以及1959年成立于奥斯陆的国际和平研究所），创立了期刊［1957年创刊的《冲突解决杂志》（Journal of Conflict Rosolutio）和1964年的《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将武力几无正义的论断奉为圭臬。

和平运动的学者们往往能辨认出被他们称为“和平主义者”的人，这些人“并非排斥一切武装力量：他们允许防御性地使用军队保护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以及被他们称为“绝对和平主义者”的更为教条主义的倡导者，这些人“无条件地反对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鼓吹不抵抗”。在20世纪，绝对和平主义者相当罕见，但近期的民意调查数据表明，情况在21世纪发生了变化（或者至少是如今有许多人希望告诉民意调查者，他们完全拒绝暴力）。

2008~2010年，盖洛普公司就对个人和国家暴力的态度，在非洲、美洲、亚洲和欧洲进行了民意调查。69%的受访者声称自己在人际暴力方面是绝对和平主义者，认为武力永远是不正义的，而只有13%的人说使用暴力有时是正确的（其他18%的人要么不予置评，要么说“得看情况”）。然而，对待国家暴力的态度就更加复杂了。在被问到是否可以接受政府在战时屠杀平民时，60%的人回答绝不接受，而21%说有时可以接受。2011年一次皮尤的调查向西方人询问了一个更加笼统的问题，即政府是否有时需要使用武力来维护世界秩序，结果发现接受国家暴力的群众基础很大，德国有50%的人同意，美国的这一比例高达75%。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民意调查者发现西方人还是有所保留：大多数欧洲人（66%的法国，76%的德国）和45%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在使用武力前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批准。

某些战略家的结论是，西方现在进入了一个“后英雄”时代，这个时代的公民不再认为有任何国家目标重要到造成人员伤亡（无论是施还是受者）也在所不惜的地步。然而，与其说化石燃料使用者的后英雄主义完全避免杀戮，毋宁说它也跟西方国家自1989年以来参与的冲突性质有关。一旦面对生存威胁，受访者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拥有核武器的民主从未选择哪一个保证单方面裁军的政党入主当政，2007年的一次调查发现，至少有些人愿意考虑核战争。在被问及有没有哪些情况政府（或无核国家的盟国）可以合理地使用核武器时，70%的意大利人和77%的德国人回答“没有”，而只有49%的英国人、43%的法国人、40%的美国人和22%的以色列人持同样看法。人性从未像如今这样和平，反对以武力解决问题；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还不是一个绝对和平主义者的世界。

阿西罗斯之后：塔利班枪击事件

我相信，本书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我在1982年感受到的文化冲击。阿西罗斯至少还有一只脚留在了阿格拉里亚；而我生长于斯的英格兰中部地区自然不同，早在200年前，因达斯特里亚就在那里诞生了。

表4–1总结了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讨论。表4–1是简化版，这一点我乐于承认，它简化了复杂得多的现实情况，当然会对现实有所扭曲，但我认为这张表格的确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论点：觅食者、农耕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的道德体系截然不同。属于不同的能量获取类别的人很难在道德问题上彼此认同。

图4.11更加精简，它进一步简化并无疑进一步扭曲了复杂的文化世界，但我认为，这样做可以为表4–1补充第二个重要的论点。我们在这张图中不仅可以看到所有的价值体系均存在差异，而且还能看到某些价值体系之间的差异比其他的更大。把农业价值观与觅食者和化石燃料时代区隔开来的鸿沟，远大于觅食者价值观与化石燃料价值观之间的差距。

心理学教授想要测试其有关人脑如何工作的理论时，他们经常会组织自己的学生作为志愿者，向他们提问——不过心理学家自己也经常承认，他们的学生都属于WEIRD群体。心理学术语WEIRD是西方（Western）、受过教育（Educated）、工业化（Industrialized）、富有（Rich）和民主派（Democratic）的首字母缩写；一言以蔽之，它是指完全准备好适应因达斯特里亚的那些人（讽世者甚至会说，大学的全部意义就是确保学生在毕业时体面地归属于WEIRD群体）。

讲授近代史近30年，我最有体会的事情之一便是，学生们往往会觉得阿格拉里亚及其价值观很难理解，遑论热爱。相反，在这些WEIRD年轻人看来，觅食者及其价值观倒是颇有魅力。当然，世事总有例外；觅食者的行为有时很像野蛮人，而像古雅典这样的贸易城邦却能引起共鸣，至少在我们开始讨论奴隶制和对妇女的压迫之前，大体如此。但总体而言，我们在《尼萨》（人类学家玛乔丽·肖斯塔克所著的一位昆申人妇女的传记，在第二章提到过）一书中读到的那些觅食者很像我们会在监狱里碰到的人，而11世纪史诗《罗兰之歌》中的人看起来更像是来自外星球。

关于这一点，我在1996年有过一次特别有趣的经历。那是我在斯坦福任教第一年即将结束之时，我办了一次主题为古代和现代奴隶制的本科生研讨会。有一天在课堂上，得知几位学生的祖先——高祖（四世祖）或天祖（五世祖）——在美国南北战争前曾是南方各州的奴隶主。我的学生无一例外都认为奴隶制是邪恶的。但是，当我问到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的亲戚在道德方面落后于时代时，他们大都看上去不大自在，而且就这个问题闪烁其词。随着讨论的扩大，班里的其他学生也提出了他们的解释。有些人认为，拥有奴隶的亲戚或许知道奴隶制是错的，因而他们都是伪君子。又或许奴隶制根本就没有错，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两种观点让同学们更不自在了。

课堂辩论本来就是学术性的，其结论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有时农耕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会因为无法理解对方的价值观而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2012年10月9日，就在我开始最终形成本书的系列讲座之前一个星期，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一个男人爬上一辆校车，问马拉拉·尤萨夫扎伊是否在车上，然后拔出一把柯尔特45式手枪，对着这个16岁女孩的脸部扣动了扳机。塔利班的一名发言人说马拉拉的罪行是：“亲西方，抨击塔利班，还说奥巴马总统是她理想的领导人。”当时尤萨夫扎伊并没有死，塔利班发誓要再次刺杀她（还要杀了她父亲）。

在我的普林斯顿讲座之后，这次枪击事件被讨论了好几次。对于因达斯特里亚的WEIRD归化居民（我怀疑世上没有比普林斯顿更WEIRD的地方了）来说，这次刺杀企图的唯一解释，似乎是塔利班对其深刻的道德缺失感到心虚。女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世界也需要受过教育的女人。尤萨夫扎伊的博客以及对塔利班禁止女孩上学的抗议，在那次袭击之前就已经让她成了一个女英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提名她为国际儿童和平奖的候选人，巴基斯坦致力于现代化的总理也授予她该国的国家青年和平奖。那次遇袭之后，尤萨夫扎伊成为诺贝尔和平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塔利班刺杀她的行为的确践踏了最高的道德。

然而塔利班的视角显然有云泥之别。他们关于阿格拉里亚价值观的强硬版本强调女性要服从，人要尊重神灵认可的政治权威，以及使用暴力是正义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尤萨夫扎伊似乎才是那个践踏最高价值观的人。持这种看法的可不只塔利班：2014年4~6月期间，正当我完成本章写作之时，宗教极端组织“博科圣地”，（豪萨语名称，大意是“西方教育是邪恶的”）在尼日利亚绑架了逾250名女学生。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该组织的创始人说，其使命是拒绝民主和现代教育（尤其是进化论和地球是圆的这些思想），实施宗教法，回归传统的性别角色。一个发言人说，被绑架的女孩们应该结婚而非上学，他还说，针对她们犯下的罪行，理应将其卖身为奴作为惩罚。

在第三章提到的阿格拉里亚世界中，人们很可能会认为塔利班和博科圣地很极端，乃至误入了歧途，却并非邪恶组织。一万年来，农业社会经常使用暴力来制止或惩罚对神圣秩序的公然对抗，其中很多可要比尤萨夫扎伊的行为轻得多。就连开明的雅典人也在公元前399年处死了苏格拉底，罪行是腐蚀年轻人和信仰本城不信仰的神灵。博科圣地和塔利班依照阿格拉里亚的规则行事，并依照相应的规则来解释公正、尊重和正派等经过生物演化的人类价值观。关于应该暴力惩罚想上学的女孩这一点，他们丝毫没有道德败坏的心虚，但他们的确落后于时代了——就像乔治先生一样，只不过乔治先生要温和得多。

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需要塔利班式价值观的时代如今早已逝去。近两百年来，坚持阿格拉里亚价值观的社会几近灭绝，随着工业化的无情扩张，最后的抵抗者也会消亡。WEIRD将继承这个世界。

我希望本书第二章到第四章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能够解释我在1982年在阿西罗斯遭遇的文化冲击的，是自冰河期以来人类价值观的剧烈演变，推动这种演变的并不是生物变化（动物人在近15000年来实际发生的变化很小），而是人类的能量获取体系的演变以及这些体系所要求的社会组织类型。不过，我还没有解释为何会发生这种能量、组织和价值观的剧烈共同演变，也没有提出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随着能量获取体系和组织结构的持续演变，人类价值观未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下一章会讨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