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送葬人之友

23岁那年，我差点死于战火。

那是1983年9月26日的夜晚，大约9点半。我当时正在英格兰剑桥一间租来的屋子里，俯身在一台手动打字机后面，敲着我考古学博士论文的第一章。此前，我刚刚在希腊群岛上实地考察了4个月。我的工作做得不错。我正在恋爱中。生活很不赖。

我根本不知道，远在2000英里之外，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正在做一个抉择：是否杀掉我。

彼得罗夫是苏联谢尔普霍夫–15预警指挥中心作战运算方面的副负责人。他是一个做事有条不紊的人，一名工程师，还会编写计算机代码。对我而言，十分幸运的一点是，他不是一个容易惊慌失措的人。但当警报在莫斯科时间刚过午夜的时候响起，就连彼得罗夫这样的人也不禁从椅子上一跃而起。那张占据了控制室一整面墙的北半球巨型地图被红色的灯泡点亮了。地图上显示，一枚导弹刚刚从美国蒙大拿州发射了出来。

在那张地图的上方，一些红色的字母跳出来，拼成彼得罗夫所知道的最糟糕的词语：“发射！”

计算机检查了一遍数据，紧接着又检查了一遍数据。红灯再次闪烁，这次的“语气”更加肯定：“发射——高度可信。”

从某种意义上讲，彼得罗夫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早在6个月前，罗纳德·里根指责“祖国母亲”是一个邪恶帝国。他威胁说，美国人将建造基于太空的反导弹防御体系，打破维持了近40年和平的恐怖平衡。他还宣称，要加速部署新的导弹，这些导弹可以在5分钟之内打击莫斯科。接着，仿佛像是要嘲弄苏联的脆弱似的，一架韩国客机飞到了西伯利亚上空，看上去“迷了路”。苏联空军花了几个小时才找到这架客机。随后，就在这架客机终于开始向中立空域返航时，一架苏联战斗机将其击落，机上所有人员全部遇难，其中包括一名美国议员。现在，这块屏幕告诉彼得罗夫，帝国主义者开始最后的行动了。

可彼得罗夫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看起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美国人要先发制人地发动打击，此刻就应该有1000枚“民兵”导弹呼啸着掠过北极，带来火焰与辐射的地狱。它们应当疯狂地倾巢而出，把苏联导弹摧毁在发射井内，让莫斯科方面无力反抗。仅仅发射一枚导弹？那简直是疯了。

彼得罗夫的职责是按照规定进行所有必要检测，以排除错误的可能，但现在没有时间做这些了。他必须做出决定，是否终结这个世界。

他拿起了电话。“我向您报告，”他对电话另一头的值班军官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这是个假警报。”

值班军官没有问任何问题，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不安：“明白了。”

过了一会儿，警报解除了。彼得罗夫的下属放松了下来。技术人员开始按照既定的方案，系统地检查线路错误。但随后——

“发射。”

红色的字样又出现了。地图上又亮起了一个红灯：又一枚导弹飞了出来。

接着，又一个灯泡亮了起来。又一个，又一个，直到整张地图都好像烧红了一样。彼得罗夫曾经参与编写的算法发挥作用了。有那么一会儿，地图上方的屏幕暗了下去。它随即又亮了起来，带来了新的警报。它宣布了“世界末日”。

“导弹打击。”

苏联最大的超级计算机开始自动将这条信息在指挥体系中传递，每过一秒钟，这条信息都会更接近整个体系的顶端。年老体衰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即将需要做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决定。

托洛茨基曾经说过，你或许对战争不怎么感兴趣，但是战争对你很感兴趣。就像今天一样，那时的剑桥也是一座安静的大学城，远离权力的宝座。不过，在1983年，剑桥的周围环绕着空军基地，它们可都在莫斯科的打击目标名单之上。一旦苏联总参谋部相信了彼得罗夫编写的算法的运算结果，那么在15分钟之内，我就会沐浴在比太阳表面还要炽热的火球中，被彻底蒸发掉。国王学院和它的唱诗班，吃着草的奶牛，漂过的平底船，穿着长袍在高桌宴会上递着甜酒的学者，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化为放射性尘埃。

如果苏联人仅仅发射那些针对军事目标的导弹（核战略专家将其称为军事力量打击），并且美国人以同样的方式予以还击，那么包括我在内的大约100万人会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被炸死、烧死或是毒死。不过这种情况很可能不会发生。就在彼得罗夫迎来生死攸关的抉择前的3个月，美国战略理念发展中心刚刚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试图探寻核战争的开始阶段可能会发生什么。他们发现，没有哪个演习参与者能够坚守军事力量打击的底线。每一次，他们都会将核打击等级升级到民间目标打击，不仅会摧毁导弹发射井，也会向城市发难。如果情况演变成这样，那么战争前几天的死亡人数将上升到大约5亿；而在随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核爆炸留下的放射尘、饥荒和后续战斗将再导致5亿人死亡。

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彼得罗夫止步了。他后来承认说，当时已经吓得腿都软了，但他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而不是他的计算。他鼓起勇气，告诉值班军官，这次仍然是一个假警报。导弹打击的信息在抵达最高统帅层之前被截了下来。12000枚苏联核弹头仍然留在它们的发射井内。地球上的10亿人得以活到了下一天。

彼得罗夫拯救了世界，但他没有得到挂满胸前的勋章。他得到的“奖励”是一份正式的批评，因为他递交的文书不符合规范，而且没有按照规章办事（决定是否毁灭这个星球是总书记的职责，不是彼得罗夫的事）。他被调到了一个没那么重要的岗位上，后来提前退休。他经历了一次精神失常，随后在苏联解体之后陷入贫困，因为再也没人付给他养老金了。

就这样，拙劣的工程设计和计算机程序员的瞬间判断就能决定末日之战是否会打响，这样的世界显然是疯了。当时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在美国及其盟国的这一方，数以百万计的人走上街头，要求禁止核武器，反对本国政府的侵略行径，或是投票给那些承诺实行单方面裁军的政客；在苏联的这一方，人们并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自由，因此只有比平时稍微多一些的持不同政见者站出来表明立场，随后便被出卖给了秘密警察。

但这一切并没有能带来太多改变。西方的领导人带着更高的支持率重掌权力，却买回更先进的武器；苏联的领导人则制造出更多的导弹。1986年，全球核弹头的库存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总数超过70000枚；而苏联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泄漏事件，让这个世界略微领教了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人们怒吼着，想要寻求解决危机的答案。铁幕两侧的年轻人都抛弃了那些年老昏聩的政客，转而聆听更嘹亮的声音。作为“婴儿潮”后新一代的代言人，布鲁斯·斯普林斯廷（Bruce Springsteen）选取了越南战争时期最伟大的反战歌曲——埃德温·斯塔尔（Edwin Starr）在摩城唱片公司推出的经典之作《战争》（War），并推出了一个封面充满能量的版本，使这首歌再度打入榜单前十：

战争！

哈，上帝啊。

它有什么好处？

它一无是处。

说啊，说啊，说啊……

哦，战争！我唾弃你

因为你只能毁灭

那些无辜的生灵

战争意味着眼泪

闪动在无数母亲的眼中

当她们的孩子走向战场

当她们的孩子丢掉性命……

战争！

它一无是处，只能让人心碎。

战争！

它只是送葬人之友……

为我们时代的和平

在这本书中，我要提出些不同意见——在某种程度上。

我认为，战争并非送葬人之友。战争确实是大屠杀，但战争是殡仪工作者最大的敌人——这或许是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了。与那首歌里唱的不同，战争是有好处的：从长期来看，战争使人类更安全、更富庶。战争是地狱，但从长期来看，其他的选择可能更糟糕。

我知道这个观点颇具争议，所以请容我解释一下。

我的观点包括四点。第一点是，通过战争，人类创造出更庞大、组织更完善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减少了社会成员死于暴力的风险。

这一观点的建立基于20世纪一项重大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发现：石器时代的社会规模通常很小。由于找到食物很困难，人们通常生活在几十人的团体里，或是几百人的村庄中，或者（很少见地）生活在几千人的小镇内。这样的社区并不需要太多的内部组织，而且通常对外来人持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抱有敌意。

通常来说，人们会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彼此间的分歧。但一旦有人决定诉诸武力，他（或者偶尔是她）所面对的束缚要比现代人少得多。虽然偶尔会有一整个小团体或是村庄的人死于暴力及其带来的疾病和饥荒，但是大多数杀戮都是小规模的，比如家族仇杀或是持续不断地劫掠袭击。不过，由于总人口数量也很少，持续不断的低水平暴力也会导致惊人的伤亡。据估算，在石器时代的社会中，至多有10%~20%的人死于其他人类之手。

而20世纪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世纪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一系列的种族灭绝以及多次政府行为引发的大饥荒。这些惨剧难以置信地导致了1亿~2亿人的死亡。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15万，这一数量比公元前5万年的人类总数还要多。但在1945年，地球上共计有25亿人口；而在整个20世纪，地球上生活过大约100亿人。这就意味着，20世纪与战争有关的那1亿~2亿的死亡人数，仅占整个地球人口的1%~2%。如果你十分幸运地出生于工业化的20世纪，那么平均而言，你死于暴力（或暴力间接导致的死亡）的可能性仅为石器时代的人的1/10。

这一数据如果让你吃惊，那么对这一数据的解释就会让你更加吃惊了。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的东西，正是战争。我将在第一至五章详细解释这一观点。在大约10000年以前，战胜者开始融合战败者，从而组成更大的社会。这一现象从地球上的一些地方开始出现，随后遍及整个星球。而唯一能让这些较大的社会运转起来的方法，就是发展出更强有力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如果想要持续掌权，那么它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镇压社会内部的暴力。

政府的统治者采取措施，维持和平，并非出于心中的善意。他们镇压杀戮行为，是因为那些“表现好”的臣民比那些愤怒的、杀气腾腾的人更易于统治和征税。而不经意间，这样的举措使得暴力死亡率在石器时代和20世纪之间下降了90%。

这一过程并不美好。无论是在不列颠的罗马人，还是在印度的英国人，那些“维持和平的人”可能跟他们想要消灭掉的那些“野蛮人”一样残暴。这一过程也并不顺利：在一些地方，短期内的暴力死亡率可以飙升到石器时代的水平。例如，在1914~1918年，几乎有1/6的塞尔维亚人死于暴力、疾病或饥饿。此外，很显然，并非所有政府都擅长缔造和平。民主制度或许是一团乱麻，但民主制度极少吞噬自己的子民；独裁体制办事高效，但经常枪毙、饿死或是用毒气杀死大量人。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变数、政府的能力不同和例外事件，从10000年这样一个长期跨度来看，战争缔造了政府，而政府实现了和平。

我的第二点是，要达到创造更大的、更和平的社会这一目的，战争是我们可以想到的最糟糕的方式，但也几乎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方式。“上帝知道，一定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埃德温·斯塔尔在歌曲中这样唱道。但显然，并没有那么一种更好的方式。如果罗马帝国的崛起不需要造成数以千万计的高卢人和希腊人的死亡，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可以不建立在数以千万计的美洲原住民的尸骸之上，如果人类在类似的情况下没有选择使用武力解决冲突，而是靠商讨解决问题，那么人类的确可以在不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的情况下享有大社会的益处。但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这令人沮丧，但是证据确凿。除非被强迫，人们总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这其中也包括互相杀戮和剥削的权利。事实上，唯一可以让人们放弃这些权利的，就是在战争中失败，或是对迫在眉睫的失败的恐惧。

我认为，政府的存在让我们更加安全，而战争几乎是已知的唯一塑造政府的方式。如果这一观点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战争确实是有好处的。不过，我的第三点还要更进一步。我认为，由战争创造出的更大的社会，不仅让人们生活得更安全，从长期来看，它也让人们更富有。和平为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可能。这一过程同样混乱不堪，充满波折。战胜者经常奸淫掳掠，把数以千计的幸存者贩卖为奴，并且霸占他们的土地。战败者或许要世代遭受盘剥。这一切既可怕，又丑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是几十年，也许是几个世纪——更大的社会往往会使所有人都过上更富裕的生活。这其中，既包括战胜者的后代，也包括被征服者的子孙。这一长期趋势同样是显而易见的。战争创造出更大的社会、更强有力的政府和更安全的环境，从而让世界变得更富庶。

如果我们把我的这三个观点整合在一起，就只会得出一个结论：战争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这一社会由更强有力的政府统治，而这样的政府用强制力确保了和平，并为繁荣奠定了基础。10000年前，地球上仅有约600万人口。平均而言，他们只能活到大约30岁，每天供养自己的物质的价值，折算成今天的美元，仅不到2美元。而今天，地球上的人口是那时的1000倍（实际上有70亿），寿命比那时的人长1倍还要多（全球平均寿命为67岁），每天赚的钱是那时的12倍多（全球平均水平为每天25美元）。

因此，战争是有其好处的。实际上，我的第四点是，战争正在自我终结。千载以来，战争（在长期内）缔造了和平，破坏创造了财富。但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已经太过擅长战争了——我们的武器变得如此具有破坏力，我们的组织机构变得如此高效。正因如此，战争正使得自身在未来越来越不可能发生。在1983年的那个夜晚，如果事情的发展走上了另一条轨道——如果彼得罗夫发了慌，如果总书记按下那个按钮，如果10亿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丧命——那么20世纪的暴力死亡率会迅速飙升到石器时代的水平。如果那些核弹头的长期危害真的像一些科学家所担心的那样可怕，或许今天地球上已经没有人类存在了。

好消息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而且几乎永远不太可能发生。我将在第六章具体解释这一点。基本的一点是，人类已经证明了，自己十分善于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历史上，我们打了难以计数的战争，因为战争会带来好处。可是到了20世纪，随着暴力带来的收益减少，我们学会了在避免末日决战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没人能保证末日决战一定不会发生，但是就像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将阐明的那样，我们仍然有避免其发生的希望。21世纪将目睹太多的剧变，其中就包括暴力的角色转换。长久以来的消灭战争的梦想或许终将实现——尽管那时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将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这么直白地提出这些观点，或许已经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疑问。你也许会奇怪，我说的“战争”到底指的是什么？我又怎么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战争？我到底把什么样的东西视为“社会”，我又怎么知道一个社会何时开始变得更庞大？还有，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政府”，我们又怎样衡量一个政府究竟有多么强大？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我也将在本书中努力回答这些疑问。

不过，我的核心观点，即“战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大概会引发最多的质疑。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14年，恰好是“一战”爆发（1914年）100周年，也是“二战”爆发（1939年）75周年。这两次世界大战共导致1亿人死亡。在这样的时机抛出一本书，告诉人们战争让世界变得更安全，看起来像是一个病态的玩笑。但同时，2014年也是冷战结束（1989年）25周年。冷战的结束让世界不再需要面对彼得罗夫式的梦魇。在这本书中，我将讲述最后一个冰河期结束至今10000年来的战争史，并最终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这个世界变得前所未有地安全而富庶的过程之中，战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这一观点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那是因为战争中的一切其实都是反常的。战略家爱德华·鲁特瓦克（Edward Luttwak）曾绝妙地总结了这一点。他说，在日常生活中，“无矛盾的线性逻辑会发生作用，其本质仅是尝试。但在战略的领域……发挥效果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这种逻辑经常性地违反常规的线性逻辑”；战争“通常会青睐那些充满矛盾的行径，而挫败那些符合逻辑的行为，从而导致充满讽刺意味的结果”。

矛盾贯穿战争始终。20世纪坦克战术的奠基人之一巴塞尔·李德·哈特（Basil Liddell Hart）曾说，根本的一点是“战争一直是这样的一桩事情：做下坏事，并寄希望从中会收获好的结果”。从战争之中收获和平，在损失中得到收获。战争引领我们透过一个窥镜看去，看到一个是非颠倒、似是而非的世界。本书中提出的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观点，而这就是一种经典的矛盾形式。要列出战争的坏处是很简单的，首先就是杀戮。但战争仍然是“次要的恶”，因为历史表明，战争之外的那种选择更加糟糕——持续不断的、石器时代式的、充斥在每天生活之中的暴力，这样的暴力会夺去生命，并让我们陷入穷困。

对“次要的恶”的思想最显而易见的反驳是，这一思想无疑有着良莠不齐的记录。狂热的理论家喜欢“次要的恶”的思想：一个又一个极端主义者向他们的追随者保证，只要他们烧死那些女巫、毒死那些犹太人或是肢解那些图西人，就可以把这个世界变得纯净而完美。这些邪恶的说法貌似有道理。如果你能够回到过去，把阿道夫·希特勒扼死在摇篮中，你会这样做吗？如果你选择了“次要的恶”，那么你犯下的微不足道的杀人罪行或许可以阻止未来大规模的杀戮。“次要的恶”的思想可以让人们更容易地做出艰难的抉择。

伦理学家对“次要的恶”观点的复杂性格外感兴趣。我想起曾经听到，我所在大学哲学系的一位同事曾经向一整间讲堂的听众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抓住了一个恐怖分子，他安放了炸弹，而且不肯说出究竟放在了哪儿。如果你折磨他，他或许会说出来，因而拯救许多人的生命，那么，你会不会拔掉他的手指甲呢？如果学生们面露踟蹰之色，这位哲学家就会提高筹码。他说，你们的家人也在可能遇害者之列。现在你会不会拿起钳子？如果他仍然不肯开口，你会不会去折磨他的家人？

这些令人不舒服的问题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在现实世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做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做这样的选择是痛苦的。就在最近几年，心理学家已经开始研究进退两难的局面会对我们造成怎样的影响。如果，一个实验者把你绑起来，放进一台核磁共振成像仪中，再问你一些在道德上让人感到纠结的问题，你的大脑将表现出惊人的反应：当你想象自己折磨一个恐怖分子时，仪器上你的额眶部皮质部分会亮起来，因为血液正流向大脑中掌管不愉快想法的部分；而当你计算你能拯救多少人的生命时，你的背外侧皮质部分则会亮起来，因为大脑中另外一部分被激活了。这些充满矛盾的情感和智力刺激会表现为激烈的内心挣扎，此时你的前扣带皮质也会亮起来。

由于“次要的恶”这一观点让我们感到如此不舒服，所以这本书读起来可能会让人困扰。不管怎么说，战争都是大规模屠杀。什么样的人才会说这样的事情会有好处？我现在要说，我，作为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对我自己的这一研究发现也感到震惊。倘若有人在10年前告诉我，有朝一日我会写出这样一本书，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或她）的。但我懂得，历史的证据（以及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证据）是确实的。虽然这种说法让人感到不舒服，但从长期着眼，战争确实使这个世界更安全、更富庶。

我并非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大约75年前，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bert Elias）写就了两卷高度理论化的专著《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他在书中指出，从他所生活的时代回溯历史，在过去的5个世纪中，欧洲已经变得更加和平。他认为，从中世纪开始，欧洲的上层社会（曾经是野蛮暴力的主要来源）逐渐放弃了使用武力，而欧洲整体的暴力程度也降低了。

埃利亚斯所指出的事实，其实早就应当是有目共睹的。像很多人一样，我在中学时代最先体会到了这一点。那还是在1974年，中学时代的英语课要求我研读莎士比亚的某一部戏剧。吸引我的注意力的并非这位诗人美妙绝伦的词句，而是他笔下人物极易动怒的性格。他们动辄就陷入暴怒，然后互相捅刀子。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自然也有这样的人，不过他们很可能会锒铛入狱，或是接受治疗，或是在狱中接受治疗。而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些暴徒们则不会受到谴责，往往还会因为他们“先打再谈”的勇气而受到赞扬。

不过，埃利亚斯认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比以往更安全，这一结论真的是正确的吗？用莎士比亚的话说，这也是一个问题。埃利亚斯的回答是，在莎士比亚写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16世纪90年代，他笔下那些嗜杀成性的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的人们早已成了不合时宜的存在。

这样的理论本应成为大新闻，可就像出版商经常告诉作者的那样，合适的时机是最重要的。埃利亚斯的时机简直是一出悲剧。《文明的进程》于1939年问世，就在同一年，欧洲人开始了一场持续了6年的惨烈战争，导致5000万欧洲人丧生（其中还包括埃利亚斯的母亲，她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到了1945年，已经没有人有心情听什么“欧洲人在变得更文明、更和平”的鬼话了。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已经退休的埃利亚斯才得到了为自己辩驳的机会。社会历史学家在经过几十年辛勤的工作，翻遍了琐碎的法庭记录之后，开始承认埃利亚斯的观点原来一直是正确的。他们发现，在1250年前后，每100个西欧人中就会有一个死于他人之手。到了莎士比亚的时代，这一比率下降到了1/300。而到了1950年，这一比率则是1/3000。而且，就像埃利亚斯坚持的那样，上层社会在引领这一潮流。

到了20世纪90年代，事情变得更复杂了。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出版了一本与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同样引人注目的书：《前文明战争》（War Before Civilization）。在书中，基利用数据告诉我们，那些生活在20世纪的石器时代社会有着令人惊讶的暴力程度。仇杀和劫掠通常会杀死1/10的人口，有时甚至是1/5。如果基利是正确的，那么这将意味着石器时代的社会比纷乱的中世纪欧洲还要暴力10~20倍，比20世纪中叶的欧洲则要暴力300~600倍。

要测算史前的石器时代社会中的暴力死亡率显然更加困难。但基利找到了在遥远的过去发生的凶杀、屠杀和大骚乱的证据，足以证明欧洲人的祖先就像人类学家研究过的其他同时代人群一样嗜杀。我们看到了沉默的证词：肋骨间的石质箭头、被钝器击碎的颅骨、墓葬中堆放的武器。这些都告诉我们，通向文明的进程要比埃利亚斯想象的更漫长、更缓慢、更波折。

基利意识到，即便是世界大战也没有让现代社会变得像石器时代社会那样危险。另外，又有第三种学术力量支持了他的观点。这一流派于1960年发轫。那一年，一本引人注目（但也有些枯燥乏味）的书出版了。这本书就是《致命争吵的统计数字》（Statistics of Deadly Quarrels），其作者是离经叛道的数学家、和平主义者以及气象学家（后来他意识到气象学有力地帮助了空军，于是他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刘易斯·弗莱·理查德森（Lewis Fry Richardson）。

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理查德森一直在试图寻找杀戮的混乱表象背后的统计学模型。例如，在1820~1949年，发生了大约300次伤亡惨重的战事，其中包括美国南北战争、欧洲人的殖民征服，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理查德森惊讶地发现：“在这一时期，从谋杀到世界大战，不同规模的致命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约1.6%。”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和凶杀之中丧生的人数相加，我们会发现，在1820~1949年，大约每62.5个人中会有一个人死于暴力，这一比例仅是依靠采集狩猎生存的石器时代人类暴力死亡率的1/10。

还不只如此。理查德森发现，“在1820~1949年，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并没有随着人口总数的增长而出现相同比例的增长，这说明战争的频繁程度下降了”。这就意味着，“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人类变得不那么好战了”。

在理查德森的著作出版50年之后，为死亡人数建立数据库已经成了一个小的学术分支。新的数据库要比理查德森的数据库更精细，胃口也更大，其时间范围已经上溯到1500年，下行则到了2000年之后。像所有的学术领域一样，这一领域也充满了争议。即便在有史以来记录最为完全的战争——在从2001年开始的、由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中，对于死亡人数的统计也有多种方法。不过，即便如此，理查德森的核心发现仍然成立：被杀死的人类总数并没有能跟上全世界总人口的增长步伐。其结果是，我们当中的任意一员死于暴力的概率已经呈数量级降低了。

这一学术领域在2006年达到了其顶峰。那一年，阿扎尔·盖特（Azar Gat）出版了他里程碑式的著作《人类文明战争》（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这本书令人惊讶地横跨多个学术领域（这应当与盖特本人在以色列国防军担任少校军官的经历也有关系），把新的观点整合成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人类如何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驯服了自身的暴力。盖特的思想已经成了当今思考战争问题时不能绕开的一部分。如果你曾读过他的书，你会发现我的这本书也深受其影响。

人们对战争的思考经历过巨大的转变。就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前，人类的暴力水平在下降这一假说，还仅仅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社会学家的狂想，甚至不值得对那些苦读莎士比亚的学生们一提。不过，今天仍然有不同的声音存在。例如，在2010年，克里斯托弗·瑞安（Christopher Ryan）和加西尔达·伊塔（Cacilda Jethá）出版了《人类性的起源》（Sex at Dawn），这本畅销书极力否认早期人类社会充满暴力；2012年，约翰·霍根（John Horgan）整理了其几年中在《科学美国人》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上发表的文章，出版了《战争的终结》（The End of War）；2013年，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弗莱（Douglas Fry）将31名学者的论文结集成册，出版了《战争、和平和人类本性》（War，Peace，and Human Nature），对暴力死亡率在长期内的下降提出了质疑。上面提到的这些书都很有趣，信息量丰富，也很值得一读。但在我看来（在本书中我也将详细阐释），这些书都有选择地搜集了证据，并且被那些支持埃利亚斯、基利、理查德森和盖特的研究所压倒。就在我写这一前言的第一稿时，在一个月内就有两篇阐释暴力水平下降的著作问世：政治学家约书亚·戈德斯坦（Joshua Goldstein）的《用战争赢得战争》（Winning the War on War）和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年之后，普利策奖得主、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著作《昨日之前的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中，用最长的一章表达了相同观点。不断有新的观点涌现出来，但在基本的那一点，即暴力死亡率确实下降了这一方面，正在汇聚越来越多的共识。

不过，我们如果问，为什么暴力水平下降了，就没有那么多共识了。

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实现和平

在这一问题上，人们有着深层分歧，争论激烈，由来已久。实际上，这一分歧可以追溯到17世纪40年代。那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意识到暴力水平在下降。在那10年之中，欧洲和亚洲都充斥着血雨腥风。也正是因此，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才把这一关键问题提了出来。当霍布斯发现自己的祖国英格兰正在陷入内战时，他就逃离了那里，来到巴黎。数以十万计的英国人在内战中丧生，这一事实让霍布斯相信，如果任由人们肆意妄为，那么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会不择手段，包括使用暴力。

霍布斯看到，英格兰中央政府的崩溃导致了那么多人的死亡，他不禁自问，在人们尚未创建政府的史前时代，情况会有多糟糕呢？他在其政治哲学著作《利维坦》（Leviathan）一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霍布斯解释说，在政府出现之前，必然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为敌。“在这种状况下，”他做出了著名的推断，“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需费巨大力气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的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都将不存在。而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一生是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

在霍布斯看来，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人类社会将充斥着凶杀、贫困和无知。霍布斯认为，政府应当像利维坦一样令人敬畏。利维坦是《圣经》里记载的如同哥斯拉一般的怪物，它曾经使约伯感到惶恐不安。（“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约伯说，“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做王。”）组成这样的政府的，可以是一个独自统治的国王，也可以是一个决策者的集合体。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利维坦都必须彻底威服它的子民，使他们甘愿臣服于它的律法，而不敢相互杀戮、劫掠。

但不守规矩的人类如何建立起一个利维坦式的政府，从而摆脱了暴力的无政府状态呢？在17世纪4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人类学，更遑论考古学知识可以用来解释这一问题，但这并没有阻碍霍布斯抛出强有力的观点。霍布斯宣称，“美洲许多地方的野蛮人”为他的观点提供了例证。不过，比起寻找证据，霍布斯总是更热衷于抽象的推断。“取得这种主权的方式有两种，”他解释说，“一种方式是通过自然之力获得的，例如一个人使其子孙服从统治就是这样，子孙要是拒绝的话，他就可以予以处死；这一方式下还有一种情形是通过战争使敌人服从他的意志，并以此为条件赦免敌人的死罪。另一种方式则是人们相互达成协议，自愿地服从一个人或一个集体。”用暴力建成的利维坦，被霍布斯称作“以力取得的国家”；而用和平手段建成的利维坦，被霍布斯称为“按约建立的国家”。不过，霍布斯总结说，无论是采取哪种方式达到这一目的，都是政府让我们获得安全和富足。

这下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曾经庇护霍布斯的巴黎人十分厌恶《利维坦》一书，这使得霍布斯不得不逃回英格兰。可他刚到英格兰，又要面对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到了17世纪60年代，如果有什么思想被称作是“霍布斯式的”，那么一个体面的人就应当敬而远之。1666年，要不是刚刚复辟的国王出面干预，霍布斯险些被当作异端接受审判。

巴黎人并不满足于赶走霍布斯，那里的知识分子很快开始着手反驳他那令人沮丧的观点。从17世纪90年代开始，一个接着一个法国思想家宣称，这个英国佬把事情完完全全地本末倒置了。在霍布斯去世75年之后，瑞士裔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整合了这些批评意见。卢梭总结道，政府并非问题的答案，因为在自然的状态下，人“对战争和任何社会联系都没有认知，他对于同类既无所需求，也无加害意图”。利维坦并没有驯服我们好战的一面，相反，它腐蚀了我们的质朴。

但事实证明，卢梭比霍布斯还不受欢迎。他不得不逃离了瑞士的法语区，躲到了德语区。他刚到德语区，又遭到一群暴徒朝他的住所扔石头。紧接着，他逃到了英格兰，发现自己不喜欢那儿，于是又不顾已经被法国正式驱逐的事实，溜回了巴黎。尽管如此，卢梭仍然是霍布斯强有力的对手。在18世纪晚期，卢梭对人类内在善良的乐观信念征服了诸多读者，他们都认为霍布斯的思想是反动的。到了19世纪晚期，霍布斯又卷土重来，因为在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映衬下，霍布斯所描绘的互相残杀的世界看起来更符合自然本质。可到了20世纪，霍布斯又输了一阵。出于某些原因（我们将在本书第一章中探讨这个问题），埃德温·斯塔尔的《战争》中展现出的理想主义大获全胜。到了20世纪80年代，霍布斯那“强有力的政府是积极的力量”的思想全线溃败。

批评霍布斯的人遍及各个意识形态领域。罗纳德·里根在他的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对美国人说：“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之道，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但里根最大的担忧——膨胀的政府会剥夺个人的自由——让我们看到，我们当代关于大政府和小政府的辩论，已经从霍布斯所担心的那种恐惧中走出去了多远。对于我们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来说，我们今天的争论都毫无意义。对他们来说，要么只有一个极小的政府，要么干脆就没有政府。极小的政府意味着会至少有一些法律和秩序，而没有政府则意味着没有这些东西。

里根曾经开玩笑说：“英语里最可怕的10个词是，‘嗨，我是政府派来帮忙的’（Hi，I’m from the government，and I’m here to help）。”但实际上，最可怕的10个词应该是“没有政府，我是来杀你的（There is no government，and I’m here to kill you）”。我猜想里根可能会同意这一点。还有一次，里根说：“有一个立法者指责说，我对法律和秩序的观念停留在19世纪。这根本就是荒谬的指控。我的观念停留在18世纪……我们的开国之父说得很清楚，保障守法公民的安全应当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1975年，就在里根发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前几年，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曾说，如果抛开欧洲历史中那些乱七八糟的日期和细节，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个核心，即“战争缔造国家，国家招致战争”。他注意到，战争催生了强有力的政府，而政府则利用它们的力量打更多的仗。我非常喜欢蒂利的作品，但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遗漏了真正的主题。事实就像霍布斯所理解的那样，在过去的10000年中，战争缔造了国家，而国家实现了和平。

在里根发表演说30多年之后，学术观点又回到了霍布斯的一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超越了里根，拥抱了17世纪的法律和秩序观念。大部分最近出版的、认为暴力水平在下降的书籍都用赞成的态度引用了霍布斯的话。盖特在《人类文明战争》中说道：“比起卢梭式的伊甸园，霍布斯距离真相更近。”

不过，对于霍布斯“政府的力量使我们获得安全和繁荣”的直白观点，霍布斯的新拥趸们似乎无法完全接受。人类学家基利显然更喜欢霍布斯，而不是卢梭，但他认为“如果说卢梭那原始的黄金时代是想象中的，那么霍布斯的永恒混战则是不可能发生的”。基利总结道，石器时代的人们并不会真的展开一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而政府的崛起不仅带来和平，也带来痛苦。

社会学家埃利亚斯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他在其《文明的进程》中并未真的提到霍布斯，尽管他在书中分享了霍布斯的观点：政府在抑制暴力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与霍布斯把吓倒所有子民的利维坦当作主动的因素不同，埃利亚斯把主动权交给了被统治者，认为他们之所以对暴力失去了兴趣，是因为他们为了更好地融入华贵的皇家殿堂，而接受了更文明的方式。霍布斯猜测，普遍的和解发生在遥远的古代，而埃利亚斯认为这一切从16世纪起才开始发生。

心理学家平克在他2002年出版的《白板》（The Blank Slate）一书中说得很直白：“霍布斯是对的，卢梭是错的。”但在他最近的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平克稍微后退了一点，削弱了利维坦的主题。平克认为，暴力的衰减并非是由于利维坦，而是“包含6种趋势、5个内心的魔鬼和5种历史的力量”。平克说，要想好好地理解这一过程，我们需要将其分解为几个阶段：文明的进程、人道主义革命、长期和平及新的和平。我们还要认识到，每个不同阶段都有其使命，有的已经持续了千年，有的则从1945年（甚至1989年）才开始。

政治学家戈德斯坦走得更远。他认为，重大的变化都发生在战争结束之后（“二战”后），而要想理解这些，我们必须比霍布斯更“霍布斯”。戈德斯坦认为，对暴力最猛烈的一击并非像霍布斯说的那样来自政府的崛起，而是来自超政府的崛起，即联合国这样的形式。

很显然，在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更富庶的过程中，战争和政府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专家们存在很大的分歧。根据我的经验，这样的分歧通常意味着我们看待这一问题的方式有误，因此只能找到部分的、有争议的答案。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视角。

战争猪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最不可能提出这样一个视角的。除了我跟彼得罗夫的那点儿“小摩擦”之外，我从未参加过战争，甚至都没看到过大屠杀的场景。我距离战争最近的一次是在2001年的特拉维夫，当时一个自杀式爆炸者引爆了距离我几百码之外的一家迪斯科舞厅，炸死了21名青少年。我觉得我听到了爆炸声，但我不太确定。我当时正坐在酒店的吧台旁，那里正在举行一场中学毕业派对，挤满了运气更好的一些学生，他们玩得正开心呢。不过，所有人都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

我也并非出身于显赫的军人家庭。我的双亲均于1929年在英格兰出生。“二战”的时候，他们的年纪还太小。朝鲜战争爆发时，我父亲在矿井里工作，因此没有参战。我的祖父在“二战”爆发前死在了煤矿里，而我的外祖父是炼钢工人，因此也没有被征召入伍。（而且，他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过这点在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之后就没那么重要了。）我母亲的叔叔弗雷德倒是曾经去过北非，在蒙蒂手下为国效命。但他没开过一枪，甚至连一个德国人都没见过。据他讲，战争的内容对他而言就是跳上卡车在沙漠里追击看不见的敌人，再跳上另一辆卡车被赶回出发地。他经常说，他本人距离危险最近的一回，是在一场沙尘暴中丢掉了假牙。

我也没有为国服役，而是在摇滚乐团里虚度了青春。20世纪70年代，我或许不像我的同龄人那样追寻“和平与爱”，但是在内心深处，拙于表达的我大概也是赞同《战争》那首歌的。实际上，我学会的第一段吉他乐曲，就是黑色安息日乐队的经典歌曲《战争猪》中的那段非凡的吉他连复段，及其不朽而压抑的开场唱词：

将军们召集了他们的部众，

如同安魂弥撒上的女巫。

我在乐团度过了快乐但谈不上收入丰厚的几年，鼓捣出一些听起来特别像《战争猪》一样的歌曲。我最终意识到，比起做一个重金属吉他手，还是做一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更加适合我。

历史写作的鼻祖们——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以及中国古代的司马迁——都把战争当作他们的写作主题。如果只看历史频道上播放的纪录片，或是机场书店所销售的书目，你很有可能认为后世的历史学家一直在追随这些先行者的足迹。但实际上，在过去的50年中，专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基本上忽视了战争（我会在第一章里讲述具体原因）。

在入行的前20年里（我在1986年拿到了博士学位），我也基本上遵循了前辈的做法。直到我写作《西方将主宰多久》时，我才终于意识到战争也是有好处的。我的妻子平时更爱看当代小说，而不是历史书，不过在我写作那本书时，她逐章进行了阅读。但当我把特别长的一段文字递给她看时，她终于承认：“好吧……我挺喜欢你写的东西的……但是讲了太多的战争。”

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那本书里写了很多战争。要说起来，我一直以为我把战争故事当作书中的背景。但当凯茜指出这一点时，我意识到她是对的。我确实写了很多战争。

我为此感到苦恼。我是否应该删掉这些战争？我是否应该做出一个详细的解释，说明一下为什么写了这么多的战争？或者是，我根本就写错了方向？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那本书中必然会出现这么多的战争，因为战争确实就是历史的中心。在我完成那本书的写作时，我又意识到，战争不仅是曾经的中心，还将是未来的中心。我非但没有写得过多，反而是写得太少。

就在此时，我明白我的下一本书必将是与战争有关的。

但我马上就感到害怕了。当莎士比亚要写到战争时，他这么祈祷道：“啊！光芒万丈的缪斯女神啊。”我很快就明白他的用意了。就连他在写这样一个伟大的题目时都感到绝望，我又有什么希望呢？

部分原因是，已经有太多关于战争的思考和著作了。尽管专业历史学家对这一话题敬而远之，但是依然有数以百万计的书籍、论文、诗歌、戏剧、歌曲是关于战争的。据基利说，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有超过50000种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书了。没人能读完这么大量的东西。

不过，在我看来，这些海量的著作其实可以归纳为四种思考战争的方式。第一种，也是近年来最为普遍的，我称之为个人经历。它讲述战争中的个人经历——在战场上的感受，强暴或者被强暴，折磨或是被折磨，为死者而悲伤，与伤者一同生活，或者是忍受火线后方的贫苦生活。不论采取何种体裁，是新闻、诗歌、歌曲也好，是日记、小说、电影也罢，或者只是喝上一杯时讲的故事，这种题材的优点在于发自内心，而且很直接。它经常能同时让人感到震惊、兴奋、伤心或是受到启迪。

个人经历试图告诉我们在战争中的感受。就像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在那些真正经历过暴力的人面前，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但个人层面的故事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战争需要知道的所有东西，最终只能对这个问题——战争有什么好处——做出部分回答。除了战争中的感受之外，战争还有其他的内涵。而我总结的第二种思考角度——我姑且称之为军事历史——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个人经历和军事历史之间的界限有时未必那么分明。至少，从约翰·基根（John Keegan）于1976年出版的具有开创性的《战斗的面貌》（The Face of Battle）一书之后，士兵们在以往的战争中的个人经历就成了军事历史中令人饶有兴味的一部分。但军事历史学家也会讲述更宏大的战争场景，描绘整场战斗、战役甚至整个纷争。战争的迷雾总是浓厚的，没有哪个人能看到事情的全貌，或理解事件的全部意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在战士和平民的个人经历之外，还会使用官方数据、军官的战地报告、对战场的实地考察以及难以计数的其他资料来源，以求能获得凌驾于任何个人之上的全貌。

军事历史的角度经常会渗入第三种视角，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技术性研究。几千年来，职业军人、外交官、战略家们经常会基于自身的经验和对历史的了解，从实践中抽象出战争的原则，并试图解释何时应当采用武力解决争端以及怎样运用武力最为有效。技术性研究几乎可以说是站在了个人经历的对立面：个人经历自下而上地看到暴力，通常看不出它有什么好处；而技术性研究自上而下地看待暴力，经常能看出它有很多作用。

然而，第四种视角会把我们更远地带离个人视角，它把战争视作更广阔的演化图景中的一部分。生物学家早已认识到，暴力是生物争夺资源和繁殖机会的一种有效工具。诸多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总结，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人类暴力的进化功能时，我们才能解释人类暴力行为。通过对比人类行为和其他物种行为的特点，他们希望可以找到战争背后的逻辑。

从未有人能掌握全部这四种思考战争的方式，或许以后也不会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在长年的阅读和与专业人士的交流之后，我痛苦地意识到自身背景的欠缺。但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凭着我在落满尘土的图书馆里的多年苦读，以及我在尘土弥漫的考古学发掘现场的工作经历，我应当可以尝试把这四种思考战争的方式融为一体，解释战争有什么好处。至于我的结论是否正确，需要你自己来判断。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先从全球的、长期的角度看待战争，再聚焦某些关键点以仔细观察细节，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战争。对我而言，看待战争就像看待其他庞大的事物一样，如果你站得太近，你就只能看到树木，而看不到树林；如果你站得太远，你又看不清楚树木。我认为，大多数个人经历和许多从军事历史角度的观察，都站得太近而看不到全盘的图景；而大部分演化论视角和许多技术性研究的作品，都站得太远而错过了暴力的细节。

如此往复可以让我们看到，长期的后果与那些导致它们发生的短期行动之间可能有多大的不同。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而在短期，也就是我们真实生活的时期，战争只能加速我们的死亡。但在过去的10000年中战争的累积效果却让人们活得更长久。就像我前面提到过的，矛盾贯穿战争始终。

凯恩斯的大部分生涯都在用经济手段帮助英国参加世界大战，而他仍然在1917年写道：“我为我唾弃的一个政府工作，为了一个在我看来是犯罪的目标。”他或许比大多数人都更明白，很多政府都是在犯罪。但矛盾在这里仍然生效：10000年来的这些利维坦带来的累积效果创造了更和平、更繁荣的社会。我们可以称之为“希特勒（或是伊迪·阿明……随你挑）反例”这样的反例呢？纳粹政权是一个怪物，既热衷于保护它的子民，又热衷于屠戮它的子民。看到这样的例子，你怎么能说政府的总体作用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富裕？你可能会很高兴地总结说，希特勒的例子驳倒了霍布斯。

但这个“希特勒反例”本身也有问题。希特勒的例子不仅可以驳倒霍布斯，就像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曾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希特勒的例子似乎也驳倒了埃利亚斯，但后来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1933~1945年，纳粹利维坦吞噬了在它统治下的年轻人，把暴力死亡率推高到令人惊骇的程度。但如果我们把观察的眼光稍微放长远一些就会发现，在1945年夏，这头怪兽就被其他利维坦打败了，暴力死亡率也因此而恢复了其下行趋势。

我会在第五章里更详细地讨论“希特勒反例”。现在，我要说的是，挑出一个暴政或是德政的极端例子，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战争有什么好处”这样更加宏大的理论。因此，希特勒的例子并没有驳倒霍布斯。事实是，没有哪两个政府是完全相同的（实际上，考虑到那些不体面的政治上180度大转弯的历史，同一个政府甚至都无法在很长时间内保持原样），因此，我们只有从尽可能长期的角度观察政府和战争，才能真正得出有关利维坦的作用的结论。

表前1是由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设计的，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思考这一问题。弗格森解释说：“你应该把它看作一个菜单，而不是一个网格。”每个社会都从一列中选择了一个或多个选项，然后拼凑在一起。这里有超过10000种可能的组合。比如说，希特勒的德国实际上采用了独裁制。它的目标包括安全、原材料、财富以及最重要的土地（即著名的“生存空间”）；它提供的公共福利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应当包括健康；它的统治主要通过军事手段；经济上采取计划经济（尽管计划得很糟糕），主要的受益者是统治层精英；至于社会特征，则无疑是种族灭绝。

没有两个社会做出完全相同的选择。在希特勒之前的2000年，罗马共和国是贵族政治统治形式，而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攫取可以用于军事的人力。罗马共和国主要的公共福利是贸易和法律，大体上通过当地精英的代表机构来统治，造福于其大部分居民，其社会特征在漫长的岁月里由等级制度演变为同化。

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从弗格森的菜单里随机抽出不同类型的社会是件很有趣的事，但我们从这个表格中还能得出更重要的东西。在有文字记载的5000年历史中，有些政府的作为更接近霍布斯的利维坦，有些则更像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但我在这本书里要说的是，其总体趋势是向霍布斯的方向前行的，这也是为什么暴力死亡率下降了这么多。

唯一能看到这一趋势的方法，也是我将在本书中追求的方法，就是从细节上后退一步，从长期角度看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听那些理论家或是自封的伟人们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或是应该发生什么）。总体来看，政府会追求那些它们认为最符合其利益的东西（具体原因我将在第六章讲述），而不是遵循哲学家为它们准备的蓝图。希特勒向欧洲开战，并且清除他所谓的“亚人类”，并非是因为有伪科学家告诉他这么做。事实上，他先决定要开战，再去找伪科学家为他的行为提供佐证。当希特勒与斯大林在1939年签署了协议，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结成了“友谊”时，欧洲的舆论界震惊了。“所有的主义都过时了。”英国外交部的一些有识之士讥讽道。但他们不应该感到震惊。事情的真相是，主义一直都是过时的。充满矛盾的战略逻辑一直胜过其他东西。

因此，我在这本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工人、士兵、经理，而讲述思想家或意识形态理论家的篇幅则要少得多。我们将看到，那些使得男人、女人为之付出生命或是为之屠杀无辜者的伟大理念，都像是波涛表面的泡沫，由更深层的力量驱使着。我们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看到战争究竟有什么好处，以及它将如何发生改变。

进攻计划

本书的前五章将讲述战争的故事，从史前打猎、采集的人群所处的充满暴力和贫困的世界，写到彼得罗夫的时代。这个故事千头万绪，因为当我们埋首于细节中时，历史就是这个样子的。但这个故事展示出一种强大的趋势。在某种情况下，就像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观察的那样，战争可以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它创造出利维坦，而利维坦让人们更安全、更富有。在其他情况下，就像我在第三章中所观察到的，战争可以走向建设性的反面，让更大、更富有、更安全的社会倒退回更小、更穷困、更暴力的社会。但在其他情况下，就像我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观察到的那样，战争可以变得比以往更具建设性，它不仅创造出利维坦，还打造出“世界警察”。它们像巨人一样称雄世界，用一种在过去会被视为魔法的方式改变人们的生活；而它们也握有极具毁灭性的武器，有可能会把所有的生命一扫而尽。

在第六章，我将从故事中跳出来，把这个故事置身于更宏大的进化论环境之中，以让它变得更具意义。随后，在第七章中，这个故事将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在21世纪将走向何方。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既让人警惕，又让人感到轻松。说它让人警惕，是因为接下来的40年将是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说它让人感到轻松，是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不仅有可能在这一时期内幸存，还可能在这一时期内取得辉煌的成就。关于战争的漫长故事正接近其非同寻常的终点。但要想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深入观察我们充满暴力的过去。我们现在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