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慕尼黑悲剧：被出卖的不只是捷克(1)

1938年9月13日—9月14日深夜，达拉第与张伯伦取得了联系。

法国政府认为，假如英法两国领导人一起去见希特勒，也许会有转机。但张伯伦主意已定，他主动给希特勒发了一封电报，想去访问他。当天下午，他接到希特勒的回电，受邀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于是，他在9月15日早晨乘飞机到达慕尼黑机场。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一举动都有失妥当。无论是希特勒在9月12日发表的挑衅性演说，还是其随后鼓动苏台德的亨莱因党徒叛变，都没能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亨莱因已经逃到德国去了，苏台德的日耳曼党失去了领袖，显然已无法采取直接的行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其提出的“第四次计划”中，正式向苏台德的日耳曼党领袖提出地方自治的行政计划，内容不但超出了1938年4月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提出的要求，也完全符合张伯伦在3月24日演说时提出的意见，以及西蒙爵士8月27日演说中发表的声明。

消息传到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简直无法相信。在他们第一次控制住苏台德区形势的时候，英国首相竟然亲自到访德国会见希特勒，这必然会削弱捷克与德国打交道时的底气。张伯伦此行使苏台德的日耳曼党有机会提出更多要求，他们依照柏林的训令公开要求苏台德归入德国。

张伯伦首相在9月16日下午到达慕尼黑机场，随后乘火车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与此同时，德国所有的电台都在转播亨莱因要求苏台德归并到德国的声明。这是张伯伦下飞机后听到的头条新闻。显然，这是有预谋的，目的是为了让首相在见到希特勒之前就知道这件事。对于归并的问题，无论德国政府或亨莱因本人都没有提出过，而且就在几天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宣布这一要求不是英国政府所能接受的。

张伯伦和希特勒会谈的现存记录，已由法伊林公布了。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张伯伦当时的感受：

我想，尽管我从他的脸上看出这是个残酷无情的人，但我觉得，这还是个作了保证之后可以信赖的人。

事实上，早在几个月以前，希特勒就已准备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等待的只是最后的信号而已。张伯伦首相在周六，即9月17日返回伦敦，立即召集内阁会议。那时朗西曼勋爵已经回来，他的报告当然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些日子以来，勋爵的健康状况一直很不好，执行这项使命又使他的精神极度紧张，身体也更加消瘦。他建议采取“一项直截了当的行动政策”，即“把以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移交给德国”。

首相和朗西曼勋爵坚信，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劝阻希特勒不下令进犯捷克斯洛伐克。在和希特勒会谈时，张伯伦强烈地感受到希特勒身上“充满斗志”。他的内阁则认为法国毫无斗志，根本谈不上抗拒希特勒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要求。还有大臣甚至提出“民族自决权”“少数民族要求公正待遇”等论调，表现出一副“支持小人物反抗捷克暴徒”的态度。

是时候同法国政府采取一致后退的步骤了。9月18日，达拉第和博内到达伦敦。张伯伦已决定原则上接受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提出的要求。剩下的只是拟出建议，由英法两国驻布拉格代表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法国内阁送来了一份比较周全的草案。他们不赞成公民投票，因为这样一来，斯洛伐克和露西尼亚地区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赞成直截了当地把苏台德割让给德国。不过他们也建议，英国应该和法国、苏联（他们从来没有与之磋商过）共同为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支离破碎的新国界提供保证。

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那些不在内阁圈子里的，都认为博内完全就是个失败主义者，他所有的花言巧语，其目的无非是一句话——“不惜任何代价来谋求和平”。他在战后所写的一本书中，竭力把责任都推到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身上。当时他心里的想法，大家都很清楚。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法国不用履行不久前还被重申的庄严而明确的义务，即为了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战。这时，英法两国的内阁从表面看来，就像两个熟透了的西瓜在一起被压碎了。实际上，它们需要做的应该是刀剑出鞘。当然，在不与捷克斯洛伐克人商量这一点上，英法两国是完全一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应该听从保护人的决定，这些孩子般头脑单纯的人受到了不能再坏的待遇。

英法两国在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他们的决定或最后通牒时说：“英法两国政府都认识到，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的牺牲是多么的巨大。他们都觉得有责任坦率说明这些条件对国际安全是如何必要……首相最迟应在周三同希特勒先生再次举行会谈，如有可能还会提早，因此我们认为应请你方尽早给予答复。”于是，在9月19日下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接到了立即把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移交给德国的建议。

无论如何，英国没有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也没有提出过非正式的保证。而法国的确为这样的条约所约束：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必须对德作战。20多年来，捷克斯洛伐克始终是法国的忠实盟友，几乎成了法国的附庸，在国际联盟和其他场合都支持法国的政策和利益。如果世上还有所谓神圣庄严的义务，那么现在的法捷关系就是了。勃鲁姆和达拉第的声明犹在耳边，法国政府竟自食其言，这可以看作大劫来临的预兆。我始终认为贝奈斯的屈服是错误的，捷克斯洛伐克应该保卫自己的防线。

按照我当时的看法，一旦战争爆发，法国在全国人民热情澎湃的情况下，一定会起来帮助的，而英国也会立即同法国采取一致行动。在这次危机高潮时（9月20日），我在巴黎待了两天，拜访法国政府中的朋友雷诺和曼德尔。

这两位部长都非常苦恼，甚至想退出达拉第内阁。我反对他们辞职，因为就算他们辞职，也无法改变事态的发展，反而会让法国政府失去两个能干、果断的人，从而变得更为虚弱。在这次痛苦的访问之后，我就回到伦敦。

9月20日深夜至9月21日凌晨2时，英法两国驻布拉格公使拜访了贝奈斯总统，告知已无法根据1925年的德捷条约进行仲裁，“在法国和英国无法承担责任的状况还没有出现之前”，极力敦促他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也许法国政府也对这一通知感到羞愧，所以只是由法国公使口头提出。

9月21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迫于压力接受了英法的建议。当时在布拉格有一位名叫富歇的法国将军。他从1919年起就是法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成员，1926年升任团长。他马上向法国政府申请离职，随即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还取得了捷克斯洛伐克国籍。法国曾提出以下辩解，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拒绝屈服，并由此发生战争，法国当然应该履行其义务。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受到压力而屈服，那就无损于法国的荣誉。对此，我们只能交给历史来评判了。

同一天，即9月21日，我向伦敦新闻界发表了一篇关于此次危机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下被分割，这无疑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或安全。相反，这会让两国的处境更为危险。仅仅使捷克斯洛伐克中立，就能让德国抽出25个师的兵力来威胁西线。此外，这将为胜利的纳粹打通一条向黑海的道路。

受到威胁的不只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所有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以为把一个小国送入虎口就可以获得安全，这绝对是个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得到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英法两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快得多。

在9月21日的国际联盟大会上，李维诺夫提出正式警告：

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正受到邻国的干涉，而且受到公开的咆哮式的攻击恐吓，说什么要以武力相加。欧洲最古老、最文明、最勤劳的民族之一，历经数个世纪的压迫后才获得独立，今天或者明天，也许就要决定是否拿起武器为保卫独立而进行战斗了……

对于奥地利被吞并的这一重大事件，国际联盟竟然毫不在乎地放过去了。

苏联政府深知这对于欧洲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重要性，所以在德奥合并之后就立即向欧洲各大国提出正式建议，为应对这一事件可能发生的后果应立即进行集体磋商，以便采取集体性的预防措施。遗憾的是，苏联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果实行这一建议，我们不至于受到现在全世界为捷克命运所感到的这种震惊……在我动身来日内瓦的前几天，法国政府第一次询问我们：一旦捷克斯洛伐克被攻击，我们将采取什么态度。我以政府的名义提出以下毫不含糊的答复：

我们准备根据条约履行义务，将同法国一起尽己所能地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我国国防部准备立即参加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代表举行的会议，商讨采取适时的措施……

两天以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曾向我国政府提出以下正式询问：如果法国恪守其条约义务，给予捷克斯洛伐克直接而有效的援助，苏联政府是否愿意根据苏捷条约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同样的援助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国政府给予肯定答复。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不附带条件的公开声明，竟对张伯伦所进行的谈判和法国处理此次危机的举动没有丝毫影响。我听说从地理上，苏军不可能把部队开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即使发生战争，苏联的援助也只限于小规模的空军支持。而且，这需要征得罗马尼亚同意，还要取得匈牙利同意，才能让苏军通过它们的领土。麦斯基先生表示，至少对罗马尼亚来说，如果在国际联盟支持下的一个大同盟对它施加压力和提出保证，很可能取得它的同意。从苏联经过喀尔巴阡山脉到捷克斯洛伐克有两条铁路：北面由切诺维兹经过布科维纳，南面由德布勒森经过匈牙利。利用这两条与布加勒斯特和布达佩斯有一定距离的铁路，苏联就可以转运30个师的兵力到捷克斯洛伐克去。这些可能性就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将使希特勒受到很大的阻碍，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几乎可以肯定会导致更大的后果。

有人竭力说苏联口是心非、毫无信义，因此苏联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苏联不但没有被放在对付希特勒的天平上，还受到冷漠的（不必说是蔑视的）对待，这在斯大林的心里留下了一个阴影。事态的发展，就像苏联这个国家并不存在世界上一样。因为这一点，我们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屈从英法的联合建议被迫解散，另成立了一个由赛洛维将军领导的无党派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赛洛维是驻西伯利亚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司令。9月22日，贝奈斯总统对全国广播，严肃地呼吁人民保持平静。当贝奈斯准备广播时，张伯伦已飞往德国，和希特勒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是在莱茵兰的一个城市戈德斯贝格举行的。英国首相带着已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的英法建议的细节，作为同“元首”进行最后讨论的根据。两人在戈德斯贝格的旅馆中会晤，这个旅馆是四年前希特勒为了肃清罗姆而匆匆离开的那一家旅馆。会谈一开始，张伯伦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种完全意外的形势”。他后来曾在下院描述当时的情况：

在贝希特斯加登时，我听说如果接受民族自决原则，希特勒先生就会同我讨论实施的方法和步骤。他后来告诉我，他根本没有想到我竟然又来表明已接受这一原则。我不希望下院以为他有意欺骗我——我自己一点也不那么想，但对我来说，我本以为当我回到戈德斯贝格时，只要安静地同他讨论我带去的那些建议，事情就可以顺利解决。令我大为震惊的是，会谈一开始他就表明无法接受这些建议，而应以另一套我根本没想到的建议替代。

我觉得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我该怎么办，所以我就退场了。对于我能否完成我的使命，我心中充满着不祥的预感。但在退场前我先得到希特勒先生的保证，即在谈判没有得到结果之前不调动军队。在我这方面，我则答应请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避免采取任何足以引起意外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