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摩登时代？足球与旧共和国的灭亡（1922-1937）

发动机的轰鸣欢庆着这场胜利。

足球场仿佛成了被排空了的水箱。

米奎琳娜沉浸在忧伤里，容颜憔悴。

——安东尼奥·阿尔坎塔拉·马查度，1927年

Ⅰ

就在十年前，巴西的诗人们一直笔耕不断，创作诗歌来赞美足球的超凡力量，将足球运动员塑造为南方新生的希腊神明形象。1927年，安东尼奥·马查度发表了短篇小说/散文诗《科林蒂安（2）对阵帕莱斯特拉（1）》，在其作品中，他用机器时代的隐喻——发动机和水箱来描绘足球。工业城市里的足球运动不再是史诗般的宏伟叙述，而是变成了含蓄婉转的片段描述。在工业化城市及文化方面与之相关的“现代主义”的形态下，现代性已经来临，并开始重塑巴西足球文化。1923年，弗吉尼亚·伍尔芙发表了《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一文，她这样写道：“大约在1910年12月，人性发生了变化。”随后，D·H·劳伦斯在文章中将旧现代时期的终止时间定义的稍晚了一些：“旧时代是于1915年结束的”。作为大西洋现代主义的大祭司，埃兹拉·庞德则坚称现代性的到来是在1922年，也就是他所说的“元年”，即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新历启用之前。当时，鉴于巴西显著的前现代时期的种植园经济和周边地理环境，人们料想巴西很有可能会落在时代的后头。然而，在巴西最发达的地区——里约热内卢和日渐发展起来的圣保罗，巴西在科技与文化方面明显表现得早熟。

世纪之交，也就是卢米埃尔兄弟初次进行电影试验后的几年内，法国的电影技术和设备传入巴西。当时无线电广播早已在欧洲许多国家得以实现和推广。1922年现代艺术周在圣保罗的市政剧院开展，彼时圣保罗已在全球新兴先锋派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成了那个世纪自巴西独立以来文学和艺术界唯一的重大事件；这也是同年圣保罗随后开展的一系列活动的开端，这些活动宣告了巴西社会现代化的诞生，同时也暴露了旧共和国政治文化结构的局限性。

1922年9月，独立一百周年国际博览会在里约热内卢拉开帷幕，现代艺术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对此次展览会的刻意还击。这次活动由政府发起，既是交易会，又是文化艺术节，还是城市发展规划，试着将独特的欧洲怀旧之光照进巴西。圣保罗的艺术激进派希望能够展现与众不同的一面。但在分出伯仲之前，巴西还得经受6个月的变化和动荡。当年4月旧秩序似乎还牢不可破，在总统大选中，候选人阿图尔·达·席尔瓦·贝纳德斯获得了前任总统以及咖啡产业巨头的青睐，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共和党对手尼洛·佩萨纳。然而反对派操纵选举，破坏胜利的果实，进一步给联邦政治和总统制抹黑。尽管贝纳德斯赢得了多数选票，但在其执政的4年里，大多数时候他不得不动用军队来维持统治，在里约热内卢实施戒严，还建起了关押反对派的亚马逊拘留营。而实际上仅有不到5%的成年人参与了总统选举投票，而且两位候选人都不是巴西广大新兴城市阶层的代表，也不以他们的利益为己任。

1922年，为了代表广大市民的利益，人们做出了三次不同的尝试。首先，巴西共产党（PCB）在里约热内卢海湾对岸的尼泰罗伊市成立，尽管规模较小，在一段时间内也不具备合法性，但日后却成了颠覆共和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次，长期仅服务于富人的巴西天主教会开始宣扬一种更加激进的神学理论，通过开办天主教工人阶层的社交俱乐部并开展一系列的社会活动，试图在工业化的巴西确立一种物质与精神一体化的身份。最后，同年7月各种极端民族主义及对巴西超现代化的渴望已经深入人心，军队里憋着不满情绪的底层士兵终于爆发了公开的起义。驻扎于里约市科帕卡巴纳要塞的部队迅速将现代化起义的标准进一步升级，他们随后在大街上遭到了武力镇压。此后诸如此类事件还将发生。

1922年，伴随着《尤利西斯》和《荒原》的问世，全世界的现代主义艺术创作达到高潮。同年二月中旬，圣保罗现代艺术周作为全球现代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市立剧院开展。但活动展示出了独特的现代主义特征，并向欧洲中心主义发起了挑战。活动的组织者是画家艾米利亚诺迪·卡瓦尔康蒂和知识渊博的混血儿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二者在圣保罗的艺术家、音乐家、雕塑家和诗人圈子里交友甚广，后来的几十年里，这批人成了国家精英文化阶层的核心人物。这个圈子中的主要人物都曾游历欧洲，并将部分现代主义运动精髓带回了巴西：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汲取了意大利未来主义中的野性主义宣言和机械美学，画家安尼塔·马尔法蒂先后将德国表现主义和立体主义的手法与风格引入巴西。安德拉德、迪·卡瓦坎蒂等人带来了民族主义的激进形式，重视艺术灵感来源于巴西本土而非欧洲的理念，将这些引入世界主义的先锋潮流。安德拉德已开始投身于他一生的事业——汇编巴西本地的民间传说和音乐；作曲家海特·魏拉·罗柏斯尝试着将现代主义融入现代古典音乐；诗人梅诺蒂·德尔·皮齐亚辩证地提倡“巴西本土的巴西化”，并极大地认可了非洲对巴西文化发展所起到的巨大而又时常不容易被发觉的影响。现代艺术周的内容包括朗诵、展览、讲座和音乐会。这可把许多思想陈腐的观众吓坏了，有的嘘唏不已，有的夺门而出。里约热内卢的保守派感到震惊之极，巴西学术界唯一参加艺术周的格拉萨·阿拉尼亚因此遭到了他的保守派同僚的抛弃。

当这些艺术家们采用由欧洲现代主义演变而来的手法来创作新作品时，他们潜意识里会试着将其应用到巴西文化背景中，以达到各自的目的。两大主题脱颖而出：其一，从今以后巴西艺术的正常主题都必须包含都市语言与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二，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提出的巴西食人文化观。巴西食人文化观更多是一种修辞手法，而非条理清晰的人类学理论。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认为巴西文化是吸收与消化的产物，是咀嚼欧洲、非洲以及当地土著文化的血肉而后自我改造而成的结果。如果说一开始时足球并不能显而易见地成为巴西现代主义文化的缩影——1922年时足球在他们眼中还是外来物——那么足球可以成为他们笔下的绝佳题材。创作真正的巴西艺术需要艺术家们走出画室，来到大街上，审视市民阶层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件。这必然会涉及城市中的地方特色词汇，以及转述别人的话时的一些古怪的腔调和字眼。这两条规定在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和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的诗歌作品中均有所体现——二者的诗歌并无关联——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足球是都市景观中随处可见的特征。在长诗《幻觉之城》中，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将城市中足球比赛日的一些微小片段、场上场下一闪而过的动作以及关于球赛的断断续续的交谈拼接到一起，而此前诗人自己都未曾想过这么做是否有意义：

今天谁在踢球？园林美洲队的保利斯塔，

那是一片玫瑰与足球的花园！

弗雷登里希进球啦！角球！

那个裁判！

你问我喜欢比安科吗？我爱死他了。

巴托怎么样……

那位不可思议的与我同名者！

徒劳与开化……

在小说《若奥·米拉马尔激动人心的回忆录》中，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将足球描绘成都市梦境中的一景，在那儿进球如电车般飞驰而过，空气中弥漫着足球颂歌，足球比赛呈现出了歌舞厅的风采。

进球如电车呼啸而过，

加油啊！

锦标赛的梦游者

和尘埃。

伴随着午后的欢愉

网球少女摊开裙摆

在保利斯塔跳起了

斗牛舞

马里奥和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都曾对足球运动有过疑虑，事实上，他们都认识到了足球的发展恰好契合了他们对食人文化的定义，在这种文化中，巴西能够吸收、消化和重塑欧洲与非洲文化。马里奥像参加狂欢节和舞会般庆祝足球比赛的进行，奥斯瓦尔德在其随后的著作中将足球描述为现代主义的宗教形式。梅诺蒂·德尔·皮齐亚甚至还为巴西第一部虚构的足球电影《足球冠军》（Campeão de Futebol）写剧本，影片于1931年上映，由阿图尔·弗雷登里希和那个时代的其他球员主演。毫无疑问，这部电影并非现代主义诗歌，而是一部简单的流行喜剧，反映出作者正稳步迈向巴西政治文化生活的超民粹主义右翼。或许涉及足球最著名的作品要属安东尼奥·阿尔坎塔拉·马查度的短篇小说/散文诗《科林蒂安（2）对阵帕莱斯特拉（1）》，虽然他并未参加现代艺术周，但也属于同一个圈子中的人物。德·安德拉德的小说只有简短的描述，而马查度则记录了整场足球比赛，捕捉下了在帕尔克·安塔克蒂卡球场帕莱斯特拉主场比赛中的一举一动，以及围绕比赛的复杂社会和心理过程。

球落在左边很远的地方。

看台上的球迷站起身来。

她屏住呼吸。叹了口气：啊！

米奎琳娜把指甲掐进约兰达胖胖的手臂。

方形绿茵场的四周，两万人渴望胜利。

杀红了眼。触电般神经紧张。

身上的衣服有黑的，白的，蓝的，红的。

在帕尔克·安塔克蒂卡球场，足球令人生恨。

短短的十年内，在支持者的想象中，足球的形象从科略·内托所描绘的充满清新空气的狂欢节变成了一种集体精神崩溃。

Ⅱ

1919年举行的南美足球锦标赛决赛被认为是整个民族的胜利。然而，尽管黑白混血前锋阿图尔·弗雷登里希参加了决赛并攻入制胜球，巴西足坛和政治界名流们仍然拒绝接受巴西是一个各民族混合国家的观念。1920年，比利时的阿尔伯特国王对巴西进行了国事访问，为了向其表达敬意，巴西安排了许多正式场合的活动，其中最隆重的一项活动是各个体育俱乐部在拉兰热拉斯球场的游行。不像1919年的国家队，这次代表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圣保罗或巴西其他地方。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头的绝大多数是由白人球员组成的俱乐部代表——弗卢米嫩塞、弗拉门戈、博塔福戈和美洲队，而来自郊区的小部分偏向于工人阶层的俱乐部，甚至是多民族混合的俱乐部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摄影师记录下了当天的情景，足球与赛艇队的队员穿着各自俱乐部传统颜色的队服在比利时国王和众多巴西内阁成员前面站成排，手持划桨：一个清一色由白人男性组成的国家绽放着欧式的生命力。

次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1921年美洲杯前夕，巴西总统埃皮塔西奥·佩索阿下令，国家队不会征召黑人球员参加锦标赛，以免整个国家因非洲人和黑白混血儿蒙羞。

正是一种类似于这样的冲动，要向全世界展示巴西种族血统健康的改善，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升国家形象。这也推动了1922年举办独立一百周年国际博览会的计划。巴西的政治联盟和利益集团对此抱着一个显而易见的期望，博览会被与都市环境转型的宏伟计划紧密地连在一起，巴西在21世纪成为许多大型体育活动的主办方，都是抱着这种期望。1917年，博览会将要举办的消息被首次公布时，《纽约时报》报道了主办方试图“为巴西里约热内卢市的物质与美学转型做出令人满意的计划，从特殊的视角来看待谋求发展的可能性”。

世纪之初里约热内卢已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变革是由激进主义市长佩雷拉·帕索斯发起的。为了摆脱城市传染病的威胁，建造一座符合上流社会野心的首府，里约热内卢得以重建。一条条隧道穿过崇山峻岭，延伸至人迹罕至的科帕卡巴纳海滩更远的地方；沿海的路面铺设了城市的鲜明标志——黑白镶嵌的拼花地砖。在旧城区中心，大片底层人民居住的破房子和建于18世纪的狭窄小巷被拆除，采用欧斯曼风格建造了公共广场和宽阔的林荫大道，两旁则是宏伟的市政大楼。举办1922年博览会的地方位于中心区的西南角，方案如出一辙。离海岸线不远的卡斯特罗山被铲平了，连同被清除的还有那些年代久远的贫民窟自建房，这些仅仅是当时因城市重新规划而被迫搬迁的居民中的一部分，此后搬迁成了承办大型活动的一个显著特征。经过合理的清理，里约热内卢向全世界展现了一座欧式风格现代都市，一座对投资人和旅游者而言都很安全、卫生的目的地，而不是一座充斥着危险和疾病的热带港口城市。

巴西历史上首次有了影像的证据，记录下了这种转变，同时也记录下了拥有足球的城市。早期巴西对电影的接纳意味着，在新世纪的头二十年中许多短片已被制作出来，这其中就包括超过12部的足球比赛录像。1922年，巴西电影向时间更长、结构更好的纪录片迈进了一大步。这个过程中的领军人物是摄影师西尔维诺·桑托斯，他受政府机构的委托，制作关于他位于亚马逊州的家乡玛瑙斯市以及关于百年博览会的片子。他所制作的关于里约的影片名为《梦幻之地》（Terra Encantada）。影片气高志远并且富有新意。不同于往日一两盘的短片，该纪录片在巴西全线上映，播放时长达两个小时。影片拍摄了一辆行驶中的汽车作为都市场景，采用了淡入淡出的手法，摄像头似乎在捕捉这座新兴城市川流不息的动感。虽然只有13分钟的原片留存了下来，但在这段残缺不全的短片中仍然可以看到，足球自然而然地成了城市画卷的组成部分。除了熙熙攘攘的林荫大道、时尚的咖啡馆、狭长的白色沙滩和带着装饰物的建筑，桑托斯的影片中还包含了拉兰热拉斯球场进行的一场足球赛。弗卢米嫩塞的先生们对着一大群拥挤而且似乎也很嘈杂的球迷高举着旗帜，上面写着标语：弗卢米嫩塞足球俱乐部降临里约，这是人类的巨大进步。

博览会的镜头大多数是国内外的展馆，这些展馆几乎都采用了葡萄牙新殖民主义豪宅的旧式风格，还有的风格好似法国美好时代的甜点。当时欧洲和北美的博览会主要尝试性地以现代建筑、工业产品、机械科技和消费者创新为特色，而里约热内卢的主导产业则是食品加工和出口。除了水上飞机圣克鲁斯号以外，博览会上最先进的科技元素就是游乐园里的过山车和旋转木马。主办方把最大的精力放在了健康、保健和卫生主题上，展览和讲座也都旨在展示里约近期重建的成功，和宣扬共和国的优越论保持统一步调，期待通过创造体育文化来促进一个健康国家的发展。这些内容促使巴西除了承办博览会外还举办了南美洲竞技锦标赛：包括篮球、游泳、水球、田径、拳击和帆船。巴西做了一次罕见的让步，一群帕雷西印第安人被带到里约，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他们或许能对民族文化做出一些贡献的考虑。帕雷西人独创了一种球类运动，名叫兹努卡提（zinucati），1915年首先被一名巴西军官偶然间发现。玩法是用头部不停地去颠一个充气橡胶球。帕雷西人身穿弗卢米嫩塞球衣，头发打上了厚厚的发胶，梳成欧式风格、甚至是爱德华时期的发型，他们在拉兰热拉斯球场进行表演，而大多数观众都对此感到迷惑不解。

这些活动在1922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南美足球锦标赛上作为演出的一部分而呈现，然而这并未给比赛带来更多的力量或是赋予比赛更广泛的意义。为了迎接参加1919年锦标赛的各类人群，拉兰热拉斯球场扩建至能容纳25000人，但前来观看决赛的庞大球迷数量仍超过了预期。大约35000人挤进场内，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拥堵在街道上，或不顾安危跑到体育场附近的山上观看比赛。像此前一样，银行和商店提早关了门，人们为聚集在城市主要街道和广场上的球迷搭建了广播。相比1919年的锦标赛，本届比赛更热闹，也更具争议性。在巴西队的一些比赛中有少量球迷闯入球场，同样的情况在巴西对乌拉圭的比赛中也发生了，媒体将此役形容为“真正的破坏性场面”。里约警方不得不张贴告示警示公众，他们将动用一切合法职权来维持秩序。

本届锦标赛拥有5支参赛队，在所有比赛踢完后出现了3支球队积分相同的局面——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的积分均为5分。乌拉圭队强烈抗议，认定在球队对阵巴拉圭一役中巴西裁判的执法带有偏向性，拒绝继续比赛。在决赛中巴西以3比0的比分一举击溃巴拉圭队，在巴西政治家和足球人士的眼中扛起了巴西国家大旗。在决赛中阿图尔·弗雷登里希的缺席（尽管他参加了此前的几场比赛），事实上巴西足球圈中任何其他非洲裔球员的缺席，都让本届大赛变成一届不完满的赛事。此役球员主要征召自里约和圣保罗，获胜方球员姓氏中包括了孔茨、帕拉莫内、多明戈斯、 巴托，正如这些姓氏所揭示的那样，巴西的德裔、意大利裔、西班牙裔和葡萄牙裔球员均参加了比赛。报纸《公正报》认为这是一次全国性的胜利，报纸的头条标题印着：“所有巴西人为这次实至名归的胜利而欢呼雀跃”。报纸《日志》也祝贺了巴西在水球和帆船项目上的胜利，写道：“巴西——称霸水陆的冠军”。参议员本哈明·巴罗佐提议应将对阵巴拉圭一役的门票收入平分给巴西队员，也就是50000多美元，虽然15位球员平分后每人并不能得到一笔巨款，但这仍相当于一位普通劳动人民周薪的20倍。该提议通过了巴西国会的批准，虽然招致广大媒体的抨击，也打破了巴西足协此后对非正规球员的严格要求。一则漫画为球员得到的酬劳而辩护，漫画中4位球员全身伤痕累累，缠着绷带，拄着拐棍对化身为女性的共和国说道：“现在我们想要养老金，因为毕竟我们是在‘为国征战’的过程中受的伤。”

有人担心足球会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过度重要性。尤其是在与乌拉圭比赛中的积怨和暴力冲突为某些人敲响了警钟，考虑到巴西政府努力动用外交手段抢先于小邻国乌拉圭一步获得国际联盟席位，双方的交锋也明显带上了政治色彩。联邦副主席卡洛斯·加西亚干脆提出停止所有国际赛事的提议。与此同时，在一则名为《新内阁》的漫画中，总统佩索阿坐在办公室内，一行字显示：他将在午餐时间“越位”。他的垃圾桶上挂着“进球”的标签。一位足球运动员站在他的办公室里问道：“为什么政府不成立一个足球部？这难道不比其他任何部门都更管用吗？”

对于继佩索阿之后的总统阿图尔·贝纳德斯和华盛顿·路易斯而言，这样的一个足球部，这样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失为一种令他们满意的分散民众注意力的方式，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两位继任者一直不断对付着军事叛变。最严重的是发生在圣保罗的一起叛乱，一群极端民族主义的底层军官占领了城市，随后撤退到丛林中，联邦军队花了三年时间一直无法将他们抓获。当前形势摇摇欲坠，上层社会的政体受到了攻击。业余足球圈子将会是下一个目标。

Ⅲ

20世纪20年代，在巴西几个最大的城市，人们对足球狂热程度的一种表现就是报刊对足球报道的版面不断增加。在许多报纸中，报道足球的版面稳步从半页至一页扩展到了六七页，通常足球新闻会出现在头版和末版，并且成为了无数评论、纪实作品和漫画的主题。足球在城市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中越来越普及，为了迎合这种形势，报社的语言也开始有了转变，许多英语单词和短语融入了巴西葡萄牙语中。最明显的是“足球”的写法采用了“football”或“foot-ball”而非“futebol”，“射门”则用“shoot”代替了“chutar”，“后卫”用“backs”代替了“beques”，粗略的翻译中用“corners”代替了“escanterios”，用“forwards”代替了“atacantes”。一段时间后巴西葡萄牙语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丰富、复杂的习惯用语：迪迪的任意球从弧线最高点急速下坠，踢出了一记落叶球（folha seca）。

巴西最早的无线电广播是在1922年百年展览期间播放的，由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工程师搭建。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在里约和圣保罗搭建的广播台一直用来播放五花八门的歌剧、古典音乐和教育讲座。这项新科技被巴西的足球热潮所占领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931年，圣保罗保利斯塔教育电台的尼古劳·图马首次在佛罗雷斯塔球场通过现场直播解说了足球比赛。图马用高级宴会上司仪般的嗓音向收听这场足球比赛的女士们先生们表示了欢迎，他描述了比赛的一些细节以及足球比赛的现行规则，这对于对许多人来说都是头一次。

体育版面的扩张与广播技术的应用本身正是劳动人民对足球的兴趣日益增加的产物，一场比赛到场的观众开始稳定在10000人，在地区德比大战中观众人数将会更多。这样的球迷群体意味着财路，金钱和竞争不可避免地让球队掏钱支付各自球员接受训练和参加比赛的费用。早在1913年上流社会的俱乐部圣保罗在这方面就已十分明智，他们不愿同无产者和科林蒂安、帕莱斯特拉的意大利新移民者混在一起，故而脱离了保利斯塔联赛，成立了自己的赛事。事实上，他们的态度非常强硬，1916年他们将搞分裂的苏格兰流浪者排除在外，当时苏格兰流浪者队公开为球员支付薪水。1917年这座城市恢复到仅有一个联赛。在随后的几年间人们开始对私底下为球员支付薪水的情况视而不见，随后在1924年，上流社会豪门球队保利斯塔人竞技最终决定开始努力创建一个真正的业余联赛。这个联赛持续了5年，但是球迷和球员一直在向前看。1929年联赛土崩瓦解，保利斯塔人竞技连同这座城市的足球创始人一起退出了足球比赛。

职业联赛在当时仍然不合法，并且被里约足坛会议上的人士认定为不道德行为。兼任弗拉门戈俱乐部主席与城市竞技体育协会（AMEA）主席的里瓦达维亚·迈耶代表与其同一阶层人士发表了讲话。巴西以里约业余球员组成的阵容出战1923年美洲杯遭遇了失利，反思该事件时他说道，输球总好过“征召保利斯塔的那些为了金钱而踢球的唯利是图者”。在随后的十年间，随着以踢球为职业的情况如潮水般涌现，他几乎濒临暴怒的边缘。他认为，“职业球员就是与妓女厮混的小白脸。俱乐部给了他们踢足球所需的所有物质条件，让他们享受足球，他们却还想赚钱？我不会让这种情况在弗拉门戈发生。足球的职业化有辱球员品格。”

业余联赛仍然保留了一项传统，那就是上流社会的封闭足球圈不会接纳巴西贫民，包括非白种人。这种情况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体育层面来看，都不是乐观的发展前景。里瓦达维亚及其家族都不愿意和平民球队混在一起，而最重要的是不能输球给他们，但数十年时间过去了，这两种情况均变得越来越有可能发生。重要的时刻来临了，1923年瓦斯科达伽马派出了最好的黑人球员，踢出了完美的足球，吸引了大批球迷的关注，一举夺得了里约市联赛的冠军。阵中拥有4位黑人球星：赛西、尼克利诺、博劳和内尔森·达·孔赛萨奥。

瓦斯科达伽马并不是里约唯一的一支乐于派出黑人球员踢球并为他们支付薪水的俱乐部，但他们却一直是最有可能让这种情况变为现实的俱乐部。俱乐部由葡萄牙社区的一小部分商人创建，他们及其子孙们渴望参与运动，但空闲时间又无法与南区海湾的足球俱乐部的贵族和大学生踢球。因此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从社交圈以外去招收球员。葡萄牙社区正好处在城市的新兴工业区中心，而瓦斯科达伽马的主场也在那儿。在路面上、工厂里和大街上，瓦斯科达伽马的球员经常与穷人们接触。鉴于他们的劳动生活中所带有的强烈商业性质，他们认为支付薪水给球员并不是道德败坏。葡萄牙社区也希望能在这座城市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他们也乐意投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瓦斯科达伽马曾是里约最低级别联赛的球队，此后他们步步升上了顶级联赛，并获得了冠军。

那些豪门俱乐部感到震惊、羞辱和威胁，纷纷退出联赛，强烈谴责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暗地里的职业化做法，并于1924年建立了自己的AMEA联赛。然而没有了瓦斯科达伽马，球迷数量和俱乐部收益也有所下降，广大球迷都涌向了瓦斯科达伽马以及他们所在的联赛。美洲队、班古、博塔福戈、弗拉门戈和弗卢米嫩塞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邀请瓦斯科达伽马以及另外两家受欢迎的俱乐部圣克里斯托弗和安达拉伊加入。重新加入的条件就是必须引进AMEA联赛卡片，每位球员在监督下每场比赛前都必须亲手填写档案卡片，内容包括球员全名、地址、出生日期和出生地，以及他们工作和上学的地址。事实上联赛还成立了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确保审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就像操控巴西的选举权一样，信息卡片就是一种粗暴的工具，试图将文盲驱逐出去，这样做的效果等同于将穷人和半职业黑人球员排除在外。瓦斯科达伽马的应对措施是将他们的球员送到夜校培训。

随后联赛开始调查球员的经济和就业状况，但是瓦斯科达伽马的董事们为了掩护他们的球星，在公司中给他们安排了有名无实的工作，而薪水却是真实的。瓦斯科达伽马的支持者们尽一切可能买下每一张彩票，都争着想赢得一辆新车，这一切都是以俱乐部一位球星的名义而做的，这位球星受了重伤只能坐轮椅。1929年瓦斯科达伽马再次夺得冠军，当局做出让步，废除了信息卡片，但仍然将职业化的做法保密。

黑人球员并非在所有的俱乐部都受到欢迎：圣保罗一直暗地里将他们排除在外，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有了改善。早在1914年就已有了关于黑人球队和黑人联赛的报道，但直到1927年才举行了首场黑人球队和白人球队之间的比赛，当天进行了一系列的比赛，以纪念奴隶制的废除。阿雷格里港的格雷米奥俱乐部依然坚持使用清一色的白人球员；里约的美洲队则就派出俱乐部史上首位黑人球员曼特加参赛而完全分成了两派。弗斯托在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深受爱戴，但是媒体却依然将他形容为饥饿的黑鬼，他在追逐皮球的时候“就像在追着一盘食物一样”。

真正能够衡量瓦斯科达伽马崛起的标志是新体育场的落成。圣热拿利奥体育场由葡萄牙流亡建筑师里卡多·塞维罗设计，短短的10个月就建好了，于1927年4月开放。一时间，这个城市的足球重心从弗卢米嫩塞的拉兰热拉斯球场转移到了北部。圣热拿利奥球场成了巴西最大、最现代的足球竞技场，能够容纳50000名观众。看台呈马蹄形阶梯状，其中一边的专区设有座席，供俱乐部董事和投资合伙人使用。两边看台和顶棚清晰简单的线条与主外墙交相辉映：建筑风格混合了新殖民主义细节、山墙、厅台、顶尖和马耳他十字架、彩色玻璃窗以及装饰性的蓝色瓷砖，将巴西过去欧式殖民风格同都市现代风格恰当地结合在一起。巴西政界、教堂代表以及一些名人出席了瓦斯科达伽马球场的落成仪式，包括总统华盛顿·路易斯和另外五名内阁部长，这突显了瓦斯科达伽马的地位。此前的四年里，里约一直处于戒严状态，直到最近才解除戒严，政治家们因此赢得了观众3分钟的起立鼓掌。球场得到了里约大主教莱米的祝福。葡萄牙飞行员萨尔门托·德·贝莱斯在瓦斯科达伽马和桑托斯比赛开始前为球场象征性地剪彩，贝莱斯近日刚刚横跨南大西洋在里斯本和里约之间进行了首次夜间飞行。桑托斯在这场疯狂的比赛中以5比3的比分获胜，瓦尔德尼尔·卡尔达斯在报道中提到球队中锋时称：“他们建造了一个舞台，而我们则上演了一出好戏！”

Ⅳ

20世纪30年代初，巴西的政治正如巴西足球一样陷入了僵局。上流社会俱乐部仍主宰着足球比赛，并且坚持声称，于共和国时期形成的赛事业余化的意识形态在道德上完好无损，声称商业主义的力量和来自底层阶级的社会挑战是可抵制的。在国家政体中旧秩序似乎一直在运转，1930年3月总统候选人胡里奥·普列斯特斯当选，当时全球咖啡价格下跌，他计划将仅有的一点公共资金用于支撑几家挣扎中的咖啡巨头，而不顾其他地方经济上的困境。自前一年华尔街经济崩盘后，巴西经济下滑了差不多5个百分点，随后的一年相同的情况又发生了。尽管动员了南部和东北部结成广泛联盟，共同对抗圣保罗，但南大河州州长赫图里奥·瓦加斯发现，咖啡大亨对总统位置的控制力不可动摇。

选举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1930年7月由政府出资赞助的巴西国家队前往蒙得维的亚参加了首届世界杯。巴西代表队又一次以清一色的白人球员出战，首场比赛中他们就爆冷输给了南斯拉夫队。虽以3比0的比分完胜玻利维亚队，但巴西还是从本届大赛上空手而归。

瓦加斯及其同盟已意料到选举会失败，并不认同选举中臭名昭著的腐败行为具有任何的合法性。有这样想法的人不止瓦加斯一个。巴西的法学家、律师、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大都已放弃捍卫国家政体，越来越多地抵制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民族身份，并已开始致力于揭露暴政体的多处局限。军事叛变和暴乱的接踵而至表明，现如今应募入伍的士兵已不再为当初作为共和国建国之本的体制而战，军官们也不再相信其价值。旧共和国的根基越来越不稳固。

瓦加斯原本计划在选举结束后立即发动一场政变，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等待时机成熟。他的竞选伙伴佩索阿因为卷入一起桃色事件而遭暗杀，瓦加斯抓住了时机，和一群志趣相投的州长们一起动员武装力量，并说服一些联邦部队加入他们的行列。1930年10月他们在里约举行了游行。时任总统的华盛顿·路易斯被里约军事部队的最高长官说服了，辞去了总统一职。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占领了里约，其中的一两个人还幻想过建立自己的政权，但当瓦加斯抵达后，他们便将总统之位移交给了他。接下来的两年，瓦加斯开始建立中央集权的巴西联邦政府，这也成了他未来15年中的统治特征。他解散了国会，遣散了军队高层中冷淡的支持者和地方主义者，在他统治的大多数时间内他都启用了紧急状态法，仅保留了一个州长，其余的全都被解雇了，取而代之的是起初忠心于他的行政官员。

旧共和国的灭亡有三大重要原因：首先是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施加的外部经济压力；其次是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和合法性统统遭到了破坏；最后是新兴的上流社会群体坚定不移的改革行动。足球业余化与巴西上流社会对足球垄断的终结也可以归结为与上述类似条件的综合作用。来自日益富有和开放的外国商业足球文化背景下的俱乐部争相签约球员，这种竞争是全球性压力的表现形式。这个过程开始于1925年，当时意大利实业家、扎诺饮品公司和都灵足球俱乐部的老板恩里科·马罗诺·扎诺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差，途中他看到了前锋胡里奥·利博纳蒂为纽维尔斯老男孩踢比赛，当场签下了他。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足球比赛的决赛在两支南美球队之间进行，这使欧洲各国对南美洲人的足球天赋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他们提供的汽车、公寓和惊人的薪水具有令人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具有意大利血统的球员尤其受到俱乐部以及意大利法西斯当局的青睐，意大利法西斯预谋让运动员化身为祖国的代表。1930年曾效力于帕莱斯特拉意大利队的伟大前锋阿米尔卡和梵尼兄弟离开了圣保罗，加盟罗马城的拉齐奥队。1931年意大利经纪人再次来到巴西寻找运动员，尤其是圣保罗，那儿聚集了大量的意大利移民。有一次他们从科林蒂安和帕莱斯特拉意大利总共挖走了9位顶级球员。对于某些人而言，这也不完全是为了钱，还关乎骄傲与尊重。其中一名叫里泽蒂的球员说：“难道剧院里的艺术家们不该受到尊重，享受掌声吗？嗯，我也会成为一名用双脚来创作的艺术家。” 阿米尔卡对于自己将要做的事情以及原因丝毫没有怀疑：

“我即将前往意大利。我已经厌倦当一名业余球员，非职业化的情况很早以前就不复存在了，在虚假体制的遮掩下，俱乐部只是支付小费给球员，而他们自己则留下了大部分的收益。20年来我为巴西足球已经倾尽全力。但是发生了什么呢？俱乐部越来越富有，而我则一无所有。我即将去一个知道如何按球员技术水平来支付薪酬的国家。”

圣保罗新闻界普遍对他们的处境表示同情，一位作家声称，公众无须去关心那些足球巨头的想法，“半打足球巨头是完全依靠这些卖力的球员才能存活下去”。

虽然并没有一家意大利俱乐部愿为新一代巴西黑人球星抛出橄榄枝，但他们还是找到了赚钱的方式。1930年瓦斯科达伽马在伊比利亚巡游时，福斯托和加瓜雷在巴塞罗那下了车，在那儿受到雇佣并拿到工资。来自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的威胁迫使乌拉圭和阿根廷加快了商业化的步伐。随着终将到来的合法职业化足球的日益迫近，顶级球员的工资标准也不断攀升。1932年当时巴西的两位一流黑人球员里奥尼达斯·达·席尔瓦和多明戈斯·达·吉亚前往乌拉圭，分别加盟了两支死敌球队佩纳罗尔和乌拉圭民族队。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诉求并没有起到作用，不仅上流社会业余化的足球模式无法继续维持，而且众所周知所有旧的上流社会俱乐部现如今也都开始采取措施。1932年里约市美洲俱乐部的主席安东尼奥·戈麦斯·德·阿弗拉打破了沉默，他主动承认为球员支付薪水。他号召更多的人坦白承认，并加入职业化联赛。1933年卡里奥卡和保利斯塔锦标赛均公开职业化，不久米纳斯吉拉斯州、巴拉那州和南大河州等新兴地方足球中心也纷纷效仿。

与旧共和国在政治上决裂，需要的不仅仅是外部压力和主动坦白。反对瓦加斯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的斗争在圣保罗最为激烈。1932年7月，里约发起反对政府的武装起义。圣保罗号召发动战争，建立起了自己摇摇欲坠的军火工业，并将阿图尔·弗雷登里希以及其他一百多名球员派上前线。圣保罗广播电台的先锋足球解说员尼古劳·图马从记者席转战散兵坑，在战场上为城市带来战况汇报；这种局面撑了不到半场球赛的时间。圣保罗弹药不足，寡不敌众，最终向瓦加斯投降。瓦加斯既是大方的胜利者，也是无情的对手。他解除了城市武装，但是并没有摧毁这座城。这次占领行动的影响十分平和，因此被这次短暂的冲突粗暴打断的保利斯塔锦标赛很快恢复了比赛，并得以在圣诞节前收官。更妙的是在新赛季的揭幕战中，38岁高龄的弗雷登里希帮助圣保罗以5比1的比分击败了桑托斯，这也是巴西足球史上首场公开化的职业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