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家人的破产与意淫下的狂妄

“元寇袭来”之前的倭寇，出发地多为对马、松浦两地，在“元寇袭来”的背景下，这两地成为了应对“元寇袭来”的军事最前沿。“元寇”之前倭寇的主要根据地、集结地、出入口全部被幕府控制。为了避免刺激元朝和掌控地方，除了防备元军登陆的“异国警固”之外，镰仓幕府还严格的执行着倭寇禁压的“海贼警固”政策，从而第一次垄断了本国的船只和港口。垄断，从来都是高额利润的代名词。镰仓执政北条氏借着元寇袭来，独占了中日贸易，从中攫取了高额利润。为了能更好赚取利润，镰仓幕府此后一直都非常努力压制倭寇的出现。于是东北亚海域，迎来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安全期。

也就是说，“元寇袭来”反而使得早就出现的倭寇暂时消失了。前文中新安冲沉没的北条得宗所属商船，上面那成千上万的陶瓷和几十吨的铜币就是最好的铁证。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任何企图将倭寇行为，说成是为了反击“元寇入侵”。妄图将倭寇的掠夺和杀戮披上一层正义化外衣的行为都是可笑和可耻的。

不光是镰仓幕府从垄断中获利颇丰。在越来越兴盛的中日贸易影响下，新商品、新技术，以及大量货币不断涌入日本，日本的商品经济得到了急剧发展。但日本传统的庄园公领制，也被冲击得摇摇欲坠了。而因“元寇袭来”而产生的沉重军役负担，则最终宣告了日本庄园公领制的死亡。结果在“元寇防御战”中，未能得到多少好处的御家人纷纷破产。御家人是镰仓幕府的军队，而军队是政权的基础。于是，北条時宗死后，幕府于弘安七年（1284年）和永仁五年（1297年），两次颁布德政令。法令规定：御家人不得将领地出卖或典当给非御家人，非御家人已经取得的御家人领地必须无偿返还，幕府不再受理与御家人借贷相关的诉讼纠纷。

这种政府以行政命令，公然为御家人赖账的行为，在解决了一时燃眉之急后，带来的是更大的恶果。应对元朝的大规模军队，幕府必然要相应的扩大军队规模。而在庄园公领制下，军队的支出是由领地提供的。军队的扩张，使得越来越多的庶子、非御家人进入军队。军事贵族——御家人的领地不可避免的被细分化，以至于最后无法支持，产生大量无足御家人。而元朝大规模集团作战模式，又迫使镰仓军队改良军制，削弱御家人每个大小军事团体的独立性，从而提高军队整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元朝军队的外在压力，使得镰仓政权的集权达到了空前。

然而这个辉煌是建立在本身统治基础瓦解上的，经济和政治上双重崩溃后，吃不饱饭的御家人就成了“恶党”。后世日本著名的军神楠木正成，便是这时的其中一员。在日本“恶党”逐渐泛滥的同时，镰仓幕府也逐渐走向了灭亡。

元弘元年（1331年），元弘之乱爆发，后醍醐天皇联合“恶党”，以及不满镰仓的御家人们，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倒幕运动”。失去领主支持的盟主在短短两年内迅速灭亡，北条氏一门在各地的嫡系被纷纷逐杀。元弘三年（1333年）七月四日，大势已去的镰仓幕府第十四代执政北条高时，及其幕府中枢800余人自尽，镰仓幕府灭亡。

镰仓幕府的灭亡，本质上是经济和政治的双重破产。日本国内重新洗牌后再次分配资源，是这场倒幕运动的本质所在。然而后醍醐天皇并没有认清这一点。当时日本国内，因为商品经济发展对庄园公领制度的冲击，以及几十年长期战争和备战的原因，在维护军事贵族利益这一块的资源上的空缺，并不是消灭了一个镰仓所能填补的。因此后醍醐天皇在根本的土地再分配上，试图重新建立天皇权威的“建武新政”，遭到了武士阶层的反对，仅仅进行了三年就维持不下去了。1336年，足利尊氏拥立光明天皇，成立北朝，室町幕府建立。后醍醐天皇逃到吉野，建立南朝。自此日本分裂为南北两个朝廷。

由于北朝代表着武士阶级的利益，拥有多数武士支持的北朝，在军事上自然有了压倒性的优势。正平三年（1348年），日本南朝吉野行宫被北朝攻占，军事上的敌人败逃之后，战争之下被掩盖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又再一次凸显。希望打破庄园制的革新派，和希望维护旧秩序的保守派矛盾日益激化。说白了，经济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于是1350年～1352年，室町幕府的内讧达到了顶峰，“观应之乱”爆发。

绵延不断的战乱严重损害了政权的控制力，崩坏中的庄园制又进一步加剧了基层的动荡。战争破坏生产，生产不足则粮食不足，粮食不足又进一步的推动着战争。这是一个近乎无解的循环，但以日本武士看来，高丽国就是打破这个循环的关键。

日本南朝正平四年（1349年），室町幕府的足利直义在政治斗争中落败，其义子足利直冬逃亡九州肥后，使得本来就已经相当复杂的九州各地方势力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刚到九州的直冬与太宰府少贰赖尚为相互敌对。日本南朝正平五年（1350年）二月，足利直冬进攻太宰府和博多两地。四月三日，镇西管领一色直氏军队出发进攻肥后，少贰赖尚当时处于被两军夹击的状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少贰赖尚身为武将，这点也不例外，然而有个奇怪的地方是，他要求兵粮米确保的任务，却是交给了对马岛的代官宗氏。

“始度一海千余里 至対马国 其大官曰卑狗 副曰卑奴母离。所居絶岛，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険、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余戸。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籴。”这是魏书里对对马岛的物产形容——“无良田”。自己粮食都不足的对马岛，如何确保少贰赖尚所领有的，筑前、丰前、肥后等地的军队粮食供应呢？对马作为日本朝鲜之间的贸易中心，距离朝鲜半岛又近，熟知高丽地方租税漕运过程中调达的港口和航线。近百年前的对马海盗就抢劫过高丽的漕运粮船，少贰赖尚要求对马确保粮草供应的潜台词昭然若揭。

就这样，日本人把手里的刀，对准了隔壁的高丽人。消失了数十年的倭寇再次出现了。他们将以更加庞大的规模，重返朝鲜。这次倭寇的出现无关所谓对元寇的仇恨，仅仅处于对于掠夺的渴望。

为什么一开始是朝鲜？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元寇袭来，当时的室町幕府两次试图渡海反击高丽，因财力、国力有限而被放弃。现实中的日本不能拿朝鲜怎样，只能在自己的想象里，狠狠地羞辱朝鲜。早在公元七世纪，唐朝和新罗联军，在白江口之战中将大和军队打的海水尽赤，也就在这个时间段，日本历史上并不存在的神功皇后被虚构出来。日本在现实中被大陆和半岛军队打的落花流水。日本当然不敢惹庞大的中华帝国，于是便将新罗在神话和文献里至于朝贡国的地位，除中国外日本最高。“日本乃日出之国，就算不如华夏，也不能比隔壁邻居差吧。”这种为了填补在现实中惨败，导致精神上的空虚而造就的虚妄言论，成为了日本人的精神寄托。日本在一边把自己置于中国朝贡国地位的同时，也学习中国构筑日本自己的朝贡体系，现实中没朝贡国，那么就在神话里编一下。于是蔑视邻国的思想，在日本政府的刻意推动下迅速在日本上层普及。

752年，距白江口之战过了大约一百年，日本在宴请新罗使节时，对新罗已经这样说了：“新罗国来奉朝廷者，始自气长足嫒（皇太后）平定彼国，以至于今，为我番屏。”第二年，在唐朝含元殿朝贺礼上，日本与新罗争前后席位，日方使节古麻吕也是这个调子：“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久矣”。这种莫名其妙的把新罗至于日本朝贡国的行为，当然引起了新罗的不满，作为对日战争中战胜国之一的新罗，也绝对不会因为日本嘴上说几句，就行朝贡礼节。因此，日本经常在奉祀那位神功皇后的神庙里状告新罗无礼。

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行为一直被延续到新罗的后继者高丽身上。1079年底，中风的高丽王文宗因中风致书国外寻求良医。而日本在接到国书后，直接予以拒绝，高丽国正常的国书致辞在洗脑的日本人眼里成了无礼之词。“抑牒状之词，颇睽故事，改处分而曰圣旨，非番王所称，宅暇陬而跨上邦，诚彝伦攸斁”。《续古事谈》中将这件事中日本人的优越感，借源经信之口表现的淋漓尽致：“高丽王患恶疮而死，对日本有何不妥？”

这种外交犹如儿戏一般的态度，很大程度是因为日本与大陆隔海相望，即便是侮辱了邻国，对方也因为距离太远而无法拿日本怎样。随着这个无赖一般的态度被元寇袭来所打破，虽然神风的“天诛”打败了敌人。不过日本在恐惧之余，再一次加强了这个令人不知道该说什么的“自我拔高”，只是这一次连中国都没能逃过。而这类思想，也随着当时绝望之下的全国神风祈祷中，从国家上层正式的普及到了民间底层。

1300年前后，赫赫有名的《八幡愚童训》成书，里面有传说中的神功皇后的三韩征伐，三韩是朝鲜半岛的古称。里面有这么一个意思，我们日本国征服了三韩，三韩的国王归顺我们日本国，而且“新罗国王，是日本国的一条狗”，当时的蒙古也没能逃过，“蒙古是犬之子孙，日本则神之末裔，贵贱相别，天地悬隔也”，同时也用“吾朝未属他国”，把日本从原有的朝贡体系的朝贡国地位中剥离，与天竺、中国并立，用神之后裔的日本隐隐置本国为三国第一。《太平记》也这样写道：“高丽王我日本之犬也”。这种在现实里欲求不满而扭曲出来的自我安慰，伴随着普及加强了几代人的日本乃神佑之国思想。相对1350年，距离第二次元寇的1281年，有近乎七十年的时间，而这么长的时间，足够让当年日本国内，交战过遮海而来大陆军队的人，全部寿终正寝。

当年绝望到只能祈祷神风的人不在了，而新一代的日本人，从小是在听着日本神国、他国秽土；蒙古人是蛮夷、是鬼；高丽国王是我们日本人的狗，这种在极度自卑中所反弹出的自豪言论中长大的。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时，随军禅僧宿庐俊岳在其《宿庐稿》中写的更为自白：“昔时，神功皇后欲治异国，异国忽乞降。皇后听焉，自忠州而归本朝，直以弓化石曰：唐土王者日本犬也。至今脍炙世俗之人口矣。”高贵的神国武士拿点秽土之犬的东西，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类似以上帝之名出去烧杀抢掠的十字军，神国武士们也有自己的上帝——八幡大菩萨。八幡大菩萨也叫八幡神，是日本武家的守护神，倭寇就这样以八幡神为旗帜，肆掠着朝鲜半岛和大陆沿岸。“以神佛之名，行恶鬼之事”对于武士来说，这应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圣战”。于是由狗急跳墙的少贰赖尚发起，广大豪强恶党景从，声势浩大的早期倭寇运动就这样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