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之役与第一期大陆政策

日本对外战略的两种可能性与外部推手

今日提起日本明治时代之大陆政策，似乎只意味着由征韩论起始之侵略、征服大陆的一系列扩张性战略举措，并导致日本向朝鲜、中国、沙俄发起挑战并引发战争，最终使获胜的日本帝国成为远东殖民地霸权国家。但是，大陆政策并不是自诞生之时便是彻底的侵略性战略。

大陆政策的萌芽，最早见于幕末长州思想家吉田松阴于1854年所著《幽囚录》：“于群夷争聚之帝国主义争霸时代为保持独立自主，绝不可坐而待毙，应先行进取、向外扩张，然后可坚固后退防守之基盘”。这其中“先行进取、向外扩张”乃“开国进取”之早期版本，其实际含义即可以用吉田自身所谓的“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北则割据满洲，南则掠取台湾及菲律宾群岛，然后爱民养士”来解释，也可以用胜海舟曾向木户孝允（当时名字是桂小五郎）所言“向亚洲各国君主游说合纵连横，共同壮大海军，互通有无，研究学术，免受西洋之蹂躏。应首先说服邻国朝鲜，其次是清国”之理念来解释。

这一左一右的理念拼合起来，才是真实的大陆政策思想源头，而联合中国、朝鲜对抗西洋的理念还是占上风的。如果站在当时维新人士的立场上向西看：朝鲜虽然封闭落后，却与日本通商交好数百年。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虽然连败于两次鸦片战争并遭太平天国重创，但太平军与西洋雇佣“洋枪队”血斗、曾国藩等创建的湘军与太平军血斗之景象，也令武士出身的维新人士惊愕、大受启发。

对奠基不久之明治政府来说，中国并未完全丧失加以拉拢、共同对抗西洋的资格。明治政府在外交方面所做成的第一件实事，也正是派遣全权代表伊达宗诚赴天津与李鸿章谈判，最终于1871年9月基本按照清政府方案签署《大日本国大清帝国修好条约》。

1872年7月发生的“玛利亚鲁士号”事件，使中日两国关系扶摇直上至顶峰，但随后便急转直下。在此之前，1871年已经发生“牡丹社事件”，一艘来自表面为中国藩属、暗地里也向日本萨摩（此时成为鹿儿岛县）进贡的琉球王国船只漂流至台湾南部，登陆船员误入原住民住地，遭遇“出草”被杀54人，剩余12人由清朝台湾府官员送回琉球。

1872年年初，该事件由鹿儿岛县上报东京，萨摩藩出身的桐野利秋、野津镇雄等随即向西乡、坂垣等留守政府首脑建议“征伐台湾”，虽得到口头赞许，但西乡隆盛实际所采取的行动却是先册立琉球王尚泰为日本帝国的琉球藩王，列为华族。日本此举并非忍气吞声，而是准备先行吞并琉球，再以“牡丹社事件”为由头，向清王朝发难。不过这一举动被琉球国王尚泰所拒绝。而就在此时，一直试图在东亚搅混水的西方势力终于跳了出来——美国率先承认琉球为日本领土。

9月美国公使德朗与副岛会谈时鼓励道：“美国向不占有他国土地，但我友邦如占他国土地而有所扩张，则为我所好。”（记载于《日本外交文书》第七卷）这就是美利坚，从大西洋扩张至太平洋，至今口口声声不侵占他国一寸领土，专注煽风点火一百年不变。德郎并推荐曾率水兵登陆台湾震慑原住民的前美军军官李仙德为日本外交顾问。李仙德曾率部袭扰过台湾沿海，对当地的人文地理颇有了解。因此到任之后便将台湾地图、海图、照片等倾囊相授，全力鼓动征台。以至于时人均认为副岛成为李仙德的傀儡，其主政期间日本外务省事实上由李仙德控制。

当副岛于1873年年初就交换《日清修好条约》事宜，率领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和李仙德再次前往中国时，便将“牡丹社事件”摆上台面（尽管事件已经过去了一年半）。李鸿章全力维护“琉球乃我藩属，与台湾冲突并不与日本相干”主张，但是总理衙门大员毛昶熙面对柳原质问时却回答台湾原住民是“化外之民”，为清朝“政教所不及”。这一典型的出自传统华夷之辩观念而发出的不当言论（并未付诸文字），被副岛当作日后能够利用的把柄抓在手心，心满意足回国。得意的副岛回日本后，却深深卷入征韩论之争，失败后与西乡一同下野了。

征韩论之争与首次对外侵略

1873年4至5月间，朝鲜王国单方面断绝釜山草梁倭馆的生活物资供应，在倭馆门口张贴禁止走私告示、并称日本人“变形易俗”不可交往，是为朝鲜“辱日”事件。消息传到日本，立即引发了日本朝野的一片激荡之声，最终酿成了改变日本政坛格局的“明治六年政变”。

如果倒退数年，明治政府初诞之时，积极主张把握朝鲜内部不稳时机、发兵征韩的代表人物是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则是主张谨慎行事的。岩仓使节团考察欧美、开了眼界，以为日本武力昌隆的热情进一步降低——这个现象是很清楚的：打开国门之后，越是眼界开阔、看清楚世界与日本真相之人，便越是反对莽撞行事。

美、英等列强确于幕后推动日本向周边扩张，但这股推力也并未成为固定政策、持之以恒——后来大久保政府决心要侵台之时，新任美国公使宾汉反而撤销对该项行动的支持。至于过往的征韩论旗手木户，在一切对外政策主张之上，首先需要保住长州派大佬的地位，而他的党羽山县、井上被穷追猛打，即将酿成威胁他本人政治生命之大危机。木户离开岩仓使团，1873年7月先一步回国，到处奔走以平息党羽们的贪腐案件（却不回到政府里去），所以他的关注点根本不在于朝鲜，而是眼前的政斗。

作为木户政斗的主要对手，西乡隆盛对待征韩问题的态度毋宁说仍然是小心翼翼的，疑问“先派军队是否得当？”，并担心“大违初意，酿成战争”，由此可见西乡并不赞成贸然出兵。西乡的主张是“派出使节，明确宣布其（朝鲜）违理”，并愿意自任使节，朝鲜“必然采取轻蔑举动，杀害使节”，那时再派征讨大军不迟。

后世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西乡试图自任使节、前往朝鲜谈判之意图：也许西乡确实是以武士之意志，为了全日本百万因为封建制度破除、征兵制实施而失去优越地位的士族找一份在海外杀伐的工作，而自愿去惹怒朝鲜、牺牲性命。这场战争实在太过冒险，既然你们非要打，我西乡就替你们开路，以后你们自个看着办。但还有更大的一种可能性：西乡这番慷慨激昂之词，只是为了稳住叫喊立即出兵的激进分子，他本人如果能够抵达朝鲜进行谈判交涉，虽然也肯定会采取一些恫吓手段，但最后所取得成果，未必会与时隔两年之后大久保政府同样对朝鲜采取恫吓手段所取得的《江华岛条约》有很大差异。总而言之，8月17日内阁做出决议，三条太政大臣委托西乡本人作为全权大使前往朝鲜，次日已得到天皇批准，但需待岩仓回国后再正式宣布。9月13日，岩仓、伊藤率团回到日本，形势急转直下。

返回日本的岩仓、大久保面对的形势是：政府、军队中长州派势力均大受打击。大久保的老巢大藏省，被丑闻搞得一塌糊涂。副岛出使中国取得外交成果，岩仓使节团原本要修改条约的使命却完全没有达成。推行征兵制、设置陆军六镇台之事业也在留守政府主持下得以推进。如果再让西乡取得对朝外交之成果，岩仓、大久保将被边缘化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们必须展开反击。

西乡自己给对手留下了把柄，毕竟他在使节团出航前曾承诺不在大政方针上自行其是。西乡为安抚出兵派的言论中，也确实说过如朝鲜轻举妄动、便可派兵征伐。这样，岩仓、大久保便将西乡一派打成“外征派”，而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内治派”。大久保以崇高之立场，纵论世界形势，说到横滨还有英、法驻军，政府则身背外债五百余万两，贸易入超年超百万两，如此境况下轻启战端，为了外购武器势必使外债更加增多，何等无谋！西乡对此亦无可辩驳。天皇于10月23日“圣裁”推翻遣使往朝鲜一事，由此争斗了结。西乡与坂垣、副岛、江藤、后藤均递交辞呈，近卫军中桐野利秋以下萨摩派、片冈健吉以下土佐派，大多亦掷冠而去。真可谓政治、军事之大地震。

政斗失败之前，征韩派已经在组织部队准备对朝鲜动手，而陆军卿山县有朋与海军卿胜海舟是被西乡给抛在一边的。胜海舟得知出兵计划后表示海军军备根本就不足，如果政府强命海军出战，他就只能辞职。山县在8月去巡视各地镇台时仍然被完全蒙在鼓里，至大阪时才接得有关内阁决议的消息，还以为事态并不严重，至10月间听闻征韩之事已决，顿时大吃一惊（《公爵山县有朋传》）。征韩派用于侵朝的地面部队本就不想依靠山县正在征召的“泥腿子”，“鬼石曼子”军团可谓信心十足。可是没有海军支持，如何跨海作战？事实上，征韩派所能依靠的只有“友邦”之支援，副岛被李仙德灌了迷魂汤以后，以为一定能够获得美国军舰和运兵船。但上文已述，外部势力对日本向外扩张的鼓动仍然是不明确，也不连贯的，再加上日本国内各种复杂问题纠结，最终导致征韩论受挫。然而受挫只是暂时的——需要注意的是，外务卿副岛辞职了（他加入坂垣的民权运动中去了），但李仙德这个美国佬可没滚蛋。他继续其鼓吹事业，于是仅仅半年之后，贪腐案件不了了之，“内治派”政府各位大员弹冠相庆，日军竟于明治时代首度跨出国门，侵略中国台湾了！

1874年年初，大久保（此时任内务卿，掌控新建的、掌握全国治安权的权势机构内务省）与大隈重信（大藏卿）拟就《处理台湾番地要略》，事隔两年之后才宣称“我藩琉球人民遭受杀害，为之报仇，乃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4月，西乡隆盛的从弟西乡从道（先前拖延阻碍了侵朝出兵计划的制定）任台湾藩地事务都督，李仙德随同顾问。新任美国大使宾汉如前所述，表示反对日本出兵台湾，英国大使巴夏礼也表示反对——与美国某些势力推动日本侵台不同，英国主要是想推动日本侵朝，并不希望更多势力去中国南方插一脚。

虽然大久保就此失去了英美的海上支持，但西乡从道明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否则他也压不住军队不满情绪了，随后擅自率三千人的军队5月6日由长崎出港，大久保只得事后加以承认。日军登陆台湾南部后虽然很快迫使原住民退往深山，战亡人数稀少，但死于热带疾病者却很多，军费消耗更是庞大。大久保于8月亲赴北京展开艰苦谈判，几番濒临破裂，最终于10月签署《北京专条》。清廷不但以抚恤难民、购买日军在台建造房屋名义赔偿了50万两白银，还承认日军出兵行动是“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即间接承认琉球属于日本）。所换来的不过是日本对此前并无异议的事实之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

直到西乡从道出兵时，清政府仍然沉浸在“玛利亚鲁士号”事件所形成的对日友好印象中，得知日本竟不顾《日清修好条约》、悍然出兵大清领土，自然震怒，且并没有在军事上处于不利形势，却为何要签署不败而败的条约呢？其实看一看是谁在幕后发挥作用就明白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日军还未出兵前便向清政府发出警告，但后者并不相信。待到日军入侵消息传来，中日双方军队在台湾岛上形成对峙局面，即将全面开战时，又是威妥玛从中周旋，甚至对李鸿章用语极其粗暴，终于逼迫清廷让步，签署《北京专条》。他如此忙前忙后所为何事？大久保来到北京后，威妥玛终于将真实目的向其合盘托出——强烈建议大久保对朝鲜用兵，并道“日本经略朝鲜有利，如果日本有此举，欧洲没有异论，我英国将给予帮助”云云（摘自《大久保利通日记》）。就这样，东亚各国联手抗击西方列强的希望毁于萌芽状态，而日本很快侵犯朝鲜的举动，将引发中日两国围绕朝鲜不断升级的对抗，直至甲午战争。

西南之役

1875年2月，由于日本在对朝外交文书中持续使用“大日本、皇、赦”等字眼，违反朝鲜所坚持的“华夷秩序”规则，日朝交涉再次停滞，已经明了清政府软弱的大久保政府决定对朝鲜动手。5月，日本海军炮舰“云扬”号擅自开入釜山港。9月20日，“云扬”号又擅自驶进汉江河口，并以补充淡水为名向江华岛派出小艇——这活脱脱就是当年英舰“菲顿”号擅闯长崎港之翻版。朝鲜开炮将其轰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已经下野的西乡隆盛听闻消息，批判大久保政府的做法“实属背离天理之可耻行为”，还追问大久保是否“以奸计使过去种种情况化为乌有，另启战端？”问题提得很好，可惜已经下野，说了等于白说。大久保派遣黑田清隆为正使、井上馨为副使实施威压谈判之后，日朝两国签署《江华岛条约》（即《大日本国大朝鲜国修好条约》），朝鲜单方面向日本开港、设立“特别居留地”并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日本的侵略性“大陆政策”就此迈出第一步。

这第一步对于中国是警钟，对于朝鲜是晴天霹雳，对于日本近代史是罪恶里程碑，但在当时日本社会上反响不大，只因日本国内形势几乎可用“烽火连天”来形容了。1876年3月，政府颁布《废刀令》剥夺士族佩刀之自由，8月士族家禄制度被完全废除（代之以“金禄公债”和士族银行贷款等救济措施）。社会地位的优越感、持续数百年的铁饭碗都被打破，成为士族大举叛乱的导火索。为了安抚士族，政府所付出的公债数额不可谓不大，人民百姓头上的负担不可谓不重，事实上绝大多数士族如何落魄，亦不至于会马上饿死，这就使得士族叛乱不可能如同战国乱世那般在全国普遍发生，对政府形成致命威胁。1876年10月间，连续发生了熊本神风连之乱、福冈秋月之乱、山口萩之乱。特别是荻之乱，其发生所在地区乃是过去毛利家长州藩核心区域（因其藩厅设于萩城长达260年左右，长州藩因此也称“萩藩”），前任兵部大辅前原一诚也参与进去，兵败身死。

1873年年初，山县有朋主导实施国民征兵制充实陆军，但仅仅半年之后，全国到处发生反对征兵的农民“一揆”暴动。面对手中仅仅只有“竹枪”的对手，手中握着步枪的陆军进行镇压自然并不费力，而且山县还故意偏向于依靠地方士族为主的镇台兵去搞镇压。另一方面，山县又以陆军兵学寮培养的新军官取代西乡下野时带走的近卫兵士族军官。西乡搞征韩计划时完全甩开山县，这给山县很大的刺激，从此之后他便开始追求“统帅权独立”，即令全民征兵组建之“皇军”名义上只服从于天皇，事实上则控制于军部手中。

而在山县的对面，政斗中失败的西乡则将另一套陈腐的军事体系付诸现实，即建立士族专制政权。早在拉队伍进京组建“亲兵”之前，西乡便在家乡鹿儿岛将土地分给低级士族，然后每个乡都以庄头为首的士族武装团实施管辖。下野后再度回乡，西乡以下一干人等依靠维新功臣所得的“赏典禄”资金（西乡个人有2000石），开设士族私学校与附属炮队学校，至西南战争打响时“私学校党”集结起13000人的队伍。县中的区长、警察署长都由西乡派人担任。就这样，鹿儿岛士族专制的“西乡王国”建立了起来。

大久保试图学习的是德国俾斯麦，建立中央官僚专制的政府，而西乡追求的则是乡间士族专制，类似于战国前期由大大小小地方“土豪”所支撑的“大名共和国”。山县要学习的是老毛奇麾下纵横披靡的普鲁士军队，所谓“不是普鲁士国家拥有军队，而是普鲁士军队拥有国家”，以及“大总参谋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柄，而士族军队有事才集结起来，没事就耕田并看家护院，很少关心县外的事情，作战主要依靠个人刚健精神。西乡鄙视昔日至交大久保一味浅薄地西方化、满身铜臭气，但问题的关键是西乡所作所为根本就是开数百年的历史倒车，绝不可能成功。鹿儿岛地方政权与东京政府之间裂痕越来越大、不可弥补，终于1877年2月爆发全面战争，史称“西南战争”。

从战术上来讲，叛军充分展现了其个人战力的优秀，兵力与武器装备处于极端劣势的情况下仍然与政府军血斗至9月末才被彻底歼灭，以西乡隆盛为首的一干叛将几近全灭。而从战略上来讲，叛军一开始就犯下了久攻熊本城不克的巨大错误，而即使攻下这座城池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政府军方面则策动海上登陆配合陆上进攻，形成多路合围的有利战略态势，并在野战中充分利用火力优势，虽然也吃过几场败仗，但战略上一直处于不败之地。

赢得战争胜利，大久保的政府首脑地位更加巩固，但他却于1878年5月遭遇士族浪人刺杀身亡，再加上一年前木户因病去世，维新三巨头的时代遂告结束。全国士族尽管不满，但也不再怀抱重建武家政权的梦想，许多人转投于自由民权运动——后来的日本民权论者往往同时鼓吹亚细亚殖民扩张，便是此时遗留之毒素。

新一代的“御用商人”如三菱会社趁着战争发展起来（政府为这场战争支付军费4150万日元，三菱会社赚得其中1500万日元），成为财阀。但最关键的变化来自于经受了战火考验的庶民军队。数万名应征兵坚韧不拔地进行战斗，怀着对士族阶层数百年作威作福的痛恨，最终将其彻底打倒。一批军官将佐获得了近代战争的实战体验，这些宝贵的经验将沿用于甲午、日俄战争。明治维新起始已经十年了（西南战争又称“十年之役”），日本在外交上受英、美之影响，已经彻底放弃对朝、对华友好的想法，并初步品尝到向外扩张的甜头。如今内部已平，日本将开始铸造对外征服之剑。

敌人就是大清国

1939年年初，平沼骐一郎上台组阁，面对日本陆军深陷中国战场泥潭，进不得、退亦不得之状况，曾由衷感叹道：“明治时代的元老大半为武士阶级出身（平沼本人出身于冈山县津山藩士家庭），当时的武士是军人，也是统治者，同时还是行政官、司法官。也就是说（明治元老）身上同时具有政治、军事两方面的知能与资质，因此可以于日清、日俄战役取得辉煌胜利。对此不加注意，是陆大教育之误啊！”

如果按照平沼以上标准，推翻幕府的第一元勋西乡隆盛自然武功卓著、主持留守政府时期把各项事业也搞得有声有色，武士本色更是不容置疑，此等人物正应该领导日本沿着康庄大道走下去，却被排挤后遭打击至灰飞烟灭，死后魂魄都没资格进入东京镇魂社（西南战争后改名“靖国神社”）去配享冷猪肉。伟大的西乡不在了，“皇军”头号首脑毫无疑问便是山县有朋，他将倾力打造出心目中理想的“东方普鲁士军”——创建被平沼痛恨的陆大（陆军大学校）只是打造过程中的一项举措。

明治政府创立以来，军政大权由太政大臣总揽，而陆军卿与海军卿隶属于太政大臣，没有直接辅佐天皇之权。1878年11月，前身不过是清水衙门的陆军省参谋局被独立出来，成为日本陆军的参谋本部，规定参谋本部长不仅不受陆军卿管辖，也不受太政大臣管辖，而是作为陆军军令（对内对外的陆军作战准备与指挥）方面辅佐天皇的最高机关，直属于天皇——所谓天皇的直接指挥当然只是徒具形式，实质是军令机构从此得以按照自身意志行事。

1879年10月，在重新划分全国陆军为7个军管区的同时（增加北海道为新军管区），公布陆军组织条例，其第一条便规定“日本帝国陆军一律直属天皇陛下”，第七条规定“有关军令之事项，由参谋本部长负责上奏和策划，经天皇亲自裁决后，由陆军卿执行之”。—也就是说作为政府一部之陆军省，实质上沦为参谋本部的附属执行机关。首任参谋本部长自然由山县亲任，从德国考察军事归来、时任中佐的桂太郎被委任调查从朝鲜至中国沿海地理及社会情报。各种情报经过综合研究之后，1880年山县提出《进邻邦兵备略表》上奏文，基本主张是：虽然日本财政状况严峻，但世界列强均“论兵之多寡急于论国之贫富”，清政府也在大力强军。日本实施强兵策刻不容缓，应优先于一切政治课题。

1881年5月，时任陆军卿大山岩（旧萨摩藩出身）和山县参谋本部长联名向天皇申诉说修筑东京湾炮台的经费不足，争取到天皇直接赦令拨款。这是参谋本部长（1889年起称参谋总长）直接行使上奏权、跳过政府来取得军费之首个恶例，但实事求是地讲，山县本人并不赞同延续这个恶例，要让军队获得足够令他满意的军费，显然不能依靠每次都找天皇诉苦。而且必须要注意的是：明治时代由于维新元老威望极高，行使“直接奏请”权力的不仅是山县。后来甲午战争时，基于“统帅权原则”首相伊藤博文是没有权力加入作战计划审议会议的。但是伊藤直接奏请天皇得到同意，强行列席，于军事战略以外将政治、外交战略完美与之结合而形成较为平衡的整体战略计划。

多年之后平沼感叹陆大没有培养出“文武全才”的好学生来，却对于引发军部独走的“统帅权原则”不置一词（事实上他完全赞同各项军国主义原则），何其谬也！1882年《陆军大学校》条例颁布，陆大于1883年4月开设于东京赤坂的参谋本部院内，首任校长是儿玉源太郎，从德国聘请梅克尔少校授课，日本陆军就此开始由学习法国全面转向学习德国（梅克尔同时也担任桂太郎等主导的“临时陆军制度审查委员会”顾问）。

改变经费现状的机会很快就来了，朝鲜被日本打开国门之后，又连续被美、英、德等国强迫签署不平等条约，终于1882年7月发生了“壬午兵变”，起义士兵杀死了日本教官，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跑至英国军舰上，把持朝政的闵妃政治集团被推翻。8月，日军数艘军舰运载150名士兵侵入仁川，山县取得天皇批准后向全国军管区下达了集结令，并在福冈编成临时混成旅团准备开战。清政府随即也派出数艘北洋水师军舰前往对峙威慑，最终以逮捕大院君送往天津软禁、扶持闵妃归位之举措，解决了事态。

日朝两国随后签署《济物浦条约》，朝鲜政府支付赔款并进一步开放国门，日本甚至取得了驻军权（名义上为了保卫使馆），为甲午战争留下最直接的祸根。壬午兵变使得中日之间仅存的一点好感完全丧失殆尽，互相确认为未来必定开战之对手。中朝两国随后签署《通商章程》，明确朝鲜对中国的宗属关系，清政府也在朝鲜取得租界、驻军权，并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协助朝鲜实施改革。如此一来，日本对朝鲜的渗透远不及清政府来得快。这便使得日本朝野上下产生莫大危机感。既然庞大的中国已经成为明显的假想敌，那么日本必须付出百分之百之努力扩张军备也就势在必行了。

1883年，为明确扩军之必要性，山县提交《对清意见书》。11年前山县提出第一份“国防方针”建议书，当时日本的国家军事战略还只是模棱两可的“要从国内镇压向对外防御转移”，至此终于以积极筹划对朝、对中实施大规模军事侵略为根本性战略。并非偶然，又过11年甲午战争爆发。

山县之《对清意见书》中对于清军威胁认识是：清国陆海军军制均在进行变革，模仿西洋形制，西式军舰已经拥有百余艘之多……以此可宇内争雄。即对于清军的实力评价为亚洲之雄者，而日本现状则难以企及。因此具体有四项提案：第一，需要迅速建造装甲军舰以提升海军实力。第二，通过整备海峡炮台以强化沿岸防御。第三，对清外交需维持和平方针。第四，应加强万一对清作战的准备工作。军备大扩张运动就此开始，而作为陆军军头之山县在意见书中视为最紧要之事，却是海军之大举扩军。

击沉定远的游戏

“壬午兵变”解决之后，日本尽管逼迫朝鲜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却对于清政府派遣更为强大的北洋水师与其对峙，深以为羞辱——其后百年直至今日，此种情况屡屡发生，只要在外交、军事、经济各种冲突中，日本没有占到便宜（甚至是没占到大便宜）就一定会自觉深度受辱。昭和时代的日本军史学者对此评论道：“国际关系中一切以力量为准绳。深为遗憾的是，当时我国国力实在不足。虽以尚武为国是，征兵令实施已过十年，国军却只堪国内使用，于国际上实不堪用。且现状是相对陆军，海军形势更为严峻。虽然维新以来，在我国海军的建设扩张乃一般国论……然而唯独海军处于不振之态。”

虽然海军在1882年仍处于“不振”状态，由接收幕府海军起家的这支可怜的明治海军，却早已做起侵略海外的梦想。1870年5月，后因主张征韩论下野、造反而亡的兵部大辅前原一诚向太政官提出《关于创建大海军之提议》，纵论世界列强皆为海军强国，日本是孤悬于大洋之上、四面皆可能受敌攻击之岛国，因此“今日之事，唯需尽快振兴强大之海军，以护卫数千年岁月之我赫赫皇国，于内地尽驱外兵及开疆至北海尽头，更将朝鲜收为属国，西连支那，强压俄虏”。（由此可见前原主张“征韩”的同时也主张“日支提携”）紧接着前原便要求建造军舰大小200艘，其中蒸汽厚铁舰（当时只有一艘“甲铁”勉强算包铁舰）50艘，常备人员25000名，为此需支付的费用是金千万两、米20万石，以20年为期建成大海军，每年费用大约折合150万石。

不过明治初年根本没钱建立如此大海军，提议遂不了了之。三年之后，海军省独立出来，海军卿胜海舟又提交一份新造舰提案：甲铁舰26艘、大舰14艘……总计140艘作为海军总体战力，期待18年整备完成。尽管数字已经大大缩水，但这份提案同样无资金去实施。因此，1873年征韩派叫喊要出兵朝鲜时，胜海舟便表示海军无力配合，政府如强令他出兵，只能辞职了事。

1874年入侵台湾时的海上窘困状况，终于迫使政府拿出一些钱来（310万日元），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叡三艘巡洋舰，1878年加入日本海军。1882年清政府派北洋水师超勇、扬威等军舰威慑在朝日军，海军卿川村纯义借机争取到海军第一期扩军经费（当然这也得益于山县为首元老的谅解），总额2400万日元，向外国购买筑紫、千代田（取代神秘失踪的亩傍）、浪速、高千穗等具有世界准一流水准之军舰。

1884年，在朝鲜又发生了日本支持的开化党政变（甲申事变），日本焦躁于对朝鲜渗透远不及清政府来得快，又看到清廷南洋水师在中法战争中被一举歼灭，便鼓动在朝鲜的爪牙发起无谋政变，结果迅速被清军镇压。中日之间对抗情绪更加激化。随后中日签署的《天津条约》规定今后朝鲜有变，清日两国如要出兵须事先相互通知，为日本侵朝留下了最大的借口。受此事件刺激， 1885年日本政府发行海军公债1700万日元，变更原先扩军计划，申请新造54艘新式军舰，达66300吨。1888年，官制改革之后就任海军大臣的西乡从道（原陆军中将）沿袭此扩军方针，请求自下一年度起追加更多海军军费（第二期扩军），计划购买建造16艘大型铁甲舰，由此海军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例年年超过10%。

同年5月，海军参谋本部与陆军参谋本部分道扬镳，前者于甲午开战前改名海军军令部。8月，海军大学校设立，井上良馨任校长。1890年时，日本海军舰艇总吨位达到58000吨，而同一年中国海军总吨位是65000吨左右（此后北洋海军发展停滞），已经相当接近了。

以上日本海军扩军过程中，曾有一桩虽然事出偶然、却很能成为日后甲午战争胜负注脚的事件——1886年，北洋海军造访长崎，清军水兵下船后逛烟花柳巷、与当地警民发生冲突，双方互相赔款了结此事。日本社会上下掀起捐献资金买军舰的高潮，民间对中国愤恨情绪直冲云霄，小孩子普遍开始玩“击沉定远、镇远”的游戏。日本海军高层自然不会以游戏态度来对待拥有远东头号巨舰的北洋海军，除了继续大力买舰造舰以外，海军作战战略也在研讨制定中。1890年，继任海军大臣的桦山资纪又提出更大规模的扩军案（12万吨！），最终使得甲午战争打响前日本海军总吨位达到62000吨。

同时，桦山阐述日本海军战略如下：“维持我之国权即防止他国侵扰，将敌击退而守卫之策必导致前进攻击之事实，军舰于海上之势并无攻守差别。”此话含义就是海军总体战略虽然是于国土周边之海上采取守势的“邀击”战略，但具体作战战略是必然需要采取攻势的。此“攻势主义”思想，后演变为“舰队决战战略”，成为日本海军支配性战略思想。众所周知，此时世界海军中开始盛行美国海军学者马汉的理论。

1902年，海军少佐佐藤铁太郎写成《帝国国防论》，由山本权兵卫海军大臣上奏于天皇，其主张要点是：一，日本是与英国相似的海岛帝国；二，海岛帝国的国防以防守自卫为宗旨；三，为此海军要以保护通商为任务夺取制海权作为主要任务来整顿军备；四，为此海军要采取攻势，于海上邀击敌舰队并将其击破，才能圆满达成国防目的。此份浸透马汉思想的文件虽然是写于甲午之后，但实质是对甲午以来日本海军已实行战略成果之总结，并将通过其后的日俄战争进一步加强至固若金汤的地步。

中日对决已迫在眉睫的1893年，山县再度上奏《军事意见书》（他的意见书不止一份），提及海军状况称：“于要港防卫之任务亦不足，更不用说对应东洋之危机，如欲夺取东洋之霸权，最大急务仍是整顿海军。需用八九年时间，整顿海军军力应达到十五万吨。”山县没有想到的是翌年日本海军便击败了中国海军，而15万吨这个目标将在对俄扩军运动中去实现。由文中“如欲夺取东洋之霸权”这番话语，倒可充分明了日本海军真正战略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