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氏篡陈、遂越铜柱

黎季犛全面掌权后，开始树立安南的民族特点。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四月，他将《尚书·无逸篇》译成字喃教育陈日焜；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十月，他不按朱熹的解释，以字喃作《诗义并序》，命令女师教授宫中后妃与宫人；他甚至下令，寄往各路的敕令和诏书也必须用字喃。

陈叔明与黎季犛以上的这些做法，显然是对明朝“不恭”，使明朝与安南关系蒙上阴影。

安南与占城两国争端，是明朝与安南关系趋冷的另一诱因。安南独立后，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但其北面是强大的中国，西面是高山密林，东面是大海，因而只能南下，占城首当其冲。洪武二年十二月，占城首次指控安南侵略其边境，朱元璋即时派遣翰林院编修罗复仁、兵部主事张福等分别赍诏谕安南、占城国王，劝他们息兵养民。也许是当时两国均未完成册封的缘故，皆表示服从。

洪武三年末，陈叔明发动政变，废掉陈日熞，自立为王。陈日熞之母出逃占城，并请求占城为其出兵复仇。洪武四年闰三月，占城大举进攻安南，攻破其都城。安南深以为耻，陈叔明决定向占城复仇，他让位于弟陈煓，令其统领军队，并加封黎季犛为忠宣国上侯，命其参谋军事，大举扩军备粮。

洪武九年十二月，安南国王陈煓亲率十二万大军报复占城。次年春正月，陈煓不听谏言，冒险攻打占城都城阇盘，结果遭埋伏阵亡。此役，安南将士战死者十之七八。占城乘胜北伐，至六月，再一次劫掠安南都城。

朱元璋对安南与占城纷争不断十分不满，并把责任归咎于陈叔明：“尔叔明自临事以来，国中多故，民数流离……安南与占城忿争，构兵将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怨未消，其仇未解，将如之何？”希望安南能息兵养民，免遭亡国。又传谕占城国王：“朕尝戒尔两国，毋深构仇雠，以安生民。今一胜一负，终无休息，果何为哉？……连年苦战，彼此胜负，固不可知。鹬蚌相争，渔人获利，他日悔之，不亦晚乎！”朱元璋采取“一视同仁”的原则，不让明朝卷入两国纷争，但其努力调处并没有奏效，两国边界依然烽火不息。

当时，影响明、安关系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明、安两国边界的纠纷。洪武十四年（1381年）六月，广西思明府向明朝廷投诉安南骚扰其永平等寨。安南在受责时，却反告思明府攻其脱、峒、陆、峙诸处。朱元璋查明安南欺诳，令广西拒绝安南纳贡。

明朝的绝贡威胁产生了一定效用。《明太祖实录》记载，此后安南于洪武十五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年均有进贡，而且与明初相比，增加了奄竖、象马、金银器皿等。当时，安南仍由陈叔明掌控，对明朝还表现出一定的“恭顺”。但黎季犛掌握安南的实权后，对明朝的态度日趋强硬。

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广西思明府土官知府黄广成上奏：“本府自故元设置思明州，后改思明路军民总管府，所辖江左一路州县洞寨，东至上思州、南至铜柱……元季扰乱，交人以兵攻破永平寨，遂越铜柱二百余里，侵夺思明属地丘温、如嶅、庆远、渊、脱等五县，逼民附之……乞令安南以前五县还臣旧封，仍止铜柱为界，庶使疆域复正，岁赋不虚。”思明府上一次的投诉只限于两国边界的骚扰，而此次的控诉则涉及领土治权的问题，这自然引起了明朝的高度重视。朱元璋派行人陈诚、吕让出使安南进行交涉，要求安南归还思明府的故地。

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陈诚、吕让使团抵达安南，与安南政府交涉归还五县之事，但无法达成共识。陈诚以为翻译没能准确表达他的意见，于是写信给安南国王晓以利害，依据典册与舆图从历史沿革的角度证明五县之地乃思明府所有。但由于黎季犛阻挠，陈诚与安南国王的谈判并未获得结果。黎季犛以国王名义复书，力争不让，认为历史图籍的记载均是虚文，思明人所言亦不可信，强调安南管治现状，使谈判陷入僵局。

陈诚回国后，黎季犛担心明朝会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直接上书明朝礼部，为侵占事实狡辩，甚至攻击思明府土官，丝毫没有归还之意。对安南如此傲慢的挑衅，朱元璋没有忘记祖训，继续采取容忍态度。

朱元璋早在洪武四年便制定了明确的对外政策，主要是防止北方蒙古人卷土重来。只要南海诸国不挑事，就不会有战争。在此后的二十五年里，安南先后出现篡夺、侵邻、扰边事件，对明朝时常表现出不恭和傲慢。虽然朱元璋气愤时会在给安南的诏书中说“十万大军，水陆俱进，正名致讨，以昭示四夷”，但实际上其最严厉的惩罚也只是断交绝贡。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朱元璋在明、安关系日渐恶化的情况下，仍毫不迟疑地将安南收入十五个不征之国，并将这一策略列之于祖训之中：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度量来扰我边，则彼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以干天和，此甚不可。

这说明朱元璋一直在坚持“不征”的南海政策，从未有过要征讨包括安南在内的南海诸国的想法。明人高岱的评论就体现了朱元璋的治国理念：“夫以当时熊虎之将，席百战之威，其于蕞尔小夷，岂为难克？然于敝中国多矣。彼既不足为中国患则已，又何必涂炭吾赤子而邀无益之功邪？”

但朱元璋的宽容却被黎季犛理解为年老软弱，于是更加肆意妄为。洪武三十年，黎季犛推行了财政币制、官制、地方行政等一系列的改革，又借改革教育制度收买人心树立自己的威信。十一月，他逼陈日焜迁都清化。次年三月，又逼其禅位于年仅三岁的世子，史称陈少帝，黎季犛亲自辅政，自称德兴烈大王。

随后，朱元璋的崩逝更加速了黎季犛篡位的步伐。建文元年（1399年），黎季犛先逼陈日焜出家，指使范可永将其杀害；又诛杀太保陈沆、上将军陈渴真，以及其僚属、亲戚三百七十余人；随后自称国祖章皇，服蒲黄色，入居仁寿宫，出入用黄盖十二柄。建文二年（1400年）二月，黎季犛废陈少帝自立，年号“圣元”，国号“大虞”，改姓胡，史称“胡朝”。

有意思的是，黎季犛篡位后却称先世是浙江人，本姓胡，乃“舜裔胡公满之后”。他称五代南汉时，其先祖胡兴逸任演州刺史，遂定居安南，至十二代孙胡廉徙居清化，为宣尉黎训义子后，方才以黎为姓。

如前文所述，从黎季犛独揽大权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是一位强调越族特性的人。然而他在夺取政权后却称先世为中国人，自己不是越族人，这种做法十分令人费解，对其后统治安南也毫无益处，可谓一个谜团。据郑永常先生考证，司马迁曾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评论：“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虞吴兄弟也”便是黎季犛的心思所在。因为朱元璋“先世家沛”，建立明朝前曾称吴王，黎季犛这种做法是有预谋的，目的是为了拉近与明朝的距离。

黎季犛篡陈后，不出半年便让位给次子黎汉苍自称太上皇，实际上仍掌控实权。黎季犛有两子，长子黎元澄、次子黎汉苍，为何立次子汉苍而不立有军事才能的元澄呢？这也是为了赢得明朝的信任，元澄与汉苍是同父异母兄弟，汉苍是陈明宗女儿徽宁公主所生，是陈氏的外甥。当年，安南陈朝开国皇帝陈日煚就是靠女婿的身份得李朝“禅让”，因此，黎汉苍亦想利用陈氏甥的身份向明朝求封。安南史臣吴时仕认为黎季犛传位黎汉苍，是为了方便向明朝请封，可谓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