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特稿(2)
康同璧除我行我素之外，最乐于做的事莫过于济困扶危。黄绍自杀后，他的寡妹（我们称为“黄姑太”）失所凭依，无人敢于收留。康氏母女怜老惜贫，把她接到家中，解衣推食，直到政协在西黄城根给了她一间平房，才搬离康家。
1968年春节前夕，罗仪凤托我给黄姑太送去一个包裹。那时黄姑太和她的孙女住在一间阴冷的偏房里，室内虽有一个蜂窝煤炉，但还是冷得像冰窖，几件不成套的高档旧家具胡乱摆放着，与零乱的衣物药瓶、锅碗痰盂为伴，暗示着主人家昔日的荣华。
姑太是女人男相，长得颇像其兄。她患有肺气肿，白发披散，衣衫不整，蜷缩在被窝里不住地喘气。小孙女是个美人胎子，见到生人不免羞涩，躲在一旁望着我默不出声。我把包裹交给姑太打开，里面除了送给姑太的棉毛衫裤和药物外，罗仪凤还给小孙女缝制了一件蓝色棉袄。临行前她嘱托我，一定要让她试一下合身与否，不合身就带回去改制。于是我只好站在一旁，尴尬地看着女孩更衣。
试衣完毕，姑太哆哆嗦嗦地捏着我带来的罗仪凤便函，有些惶惑地问是否还带了钱来？我接过中英文“合璧”的便函一看，内有隐语提及带来了姑太最需要的东西。经过一番紧张查找，我从女孩的棉袄口袋里翻出夹带的二十元钱，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对于没有收入的黄姑太而言，这可是过年的救命钱。
从姑太家出来，我心情沉重，觉得自己真正懂得了“老来苦”是怎么回事。更令我感慨的是，她可是国民党桂系领袖之一、北平和谈代表黄绍的亲妹妹。翌年开春后罗仪凤告诉我，黄姑太已不在人世了……
侠义慈悲的康老和罗仪凤，关照的故人家属还不止黄姑太。北京一位有名的外科专家莫大夫，打成右派后又加“反革命”罪名，被判刑送到山西的煤矿劳改，康氏母女多年来对他的孩子们一直有物质帮助（后来我在被关押时听说，莫大夫于刑满释放前十一天，在狱中上吊自杀）。长年寄住在康家的，有章诒和文章提及的那位神秘的林女士，她面上有几个麻点，除了会卜卦外，还懂得医道，有时给康老针灸和拔火罐；还有一位小脚的孤老太太，经常坐在康同璧客厅外小过厅的一张床上，从不与客人打招呼。猜想起来，她们可能是康家收留的一些落难故旧的亲属。
父亲曾向我谈起，“文革”前经常在康家见到一位中年仆佣，似乎是被收留的一位败落世家的遗少。冬天他会穿上一件做工考究的老式貂皮领大衣，但油污破旧程度非同一般。客人们有时会取笑他的大衣，但他从来不以为忤。
总之，这座老宅里充满了神秘的气氛，或许每张面孔的后面，都有不止一个的悲惨故事。不过我从不打听其来历。在那个年月，知道旁人的事情越少越好。
除林女士有一份菲薄的工资外，这么多人（包括两名老仆）过日子，如今全靠文史馆每月发给康老的一百五十元薪水。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的罗仪凤，如何精打细算才能维持没落贵族的生活和体面，我始终猜不透。不过据我所知，府上的衣物乃至窗帘椅套，全是她一手剪裁缝制。
据罗仪凤讲述，1949年以前，康老的社会身份是慈善家。她特别向我解释，慈善家自己是没有钱的，但会向有钱人募集善款救助穷人。康老也经常向我谈起，1948年北平围城的时候，这一带的城墙外堆满了死尸，于是她发动红字会、蓝字会等慈善团体，募集钱米棺木施舍，救活的，埋死的。有一回她误说成“救死的，埋活的”，惹得罗仪凤咧嘴大笑，康老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她认为当年自己保护古都免遭兵燹，拯生民水火之中，是平生最足以自豪的功德。按其父的佛学思想传统，她其实是一位佛教徒。
四、称谓掌故
康老有气喘多痰的毛病，据她说是从“南海先生”（她习惯于这样在客人面前称呼其父，形诸文字则为“先君”）那一代起，家族传下来的“火体”，容易上火生痰。有次罗仪凤托我买阿司匹林，买得越多越好。她说母亲和自己有个习惯，像吃菜一样，每天要吃上一两片。我心想：这肯定是她们从洋人那里学来的怪癖，美国不就是一个吃药的社会么？据说这种药吃多了会有依赖性，北京一般药房不肯卖这么多，多买就有瘾君子之嫌。我在一家小杂货店里找到九瓶半，斗胆全部买下，罗仪凤很高兴，说可以吃上几个月。直到近几年我才懂得，每天服用少量阿司匹林，可以预防心脏病，但不知究竟与“火体”有何种制衡关系。
老人叫罗仪凤时，称呼她的英文名字“Andy”；罗仪凤谈及康有为及康同璧，辄称“我外祖”、“我母亲”。康老和她对我一般都呼小名，但有一段时期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罗仪凤。大约是一直没有出阁的原因，过了不惑之年的她，平时仍只许人称她“罗小姐”，这是父亲早就告诉过我的。但以我的年龄而言，如此称谓实难启口。
我虽年纪不大，但由于父亲的关系，在很多场合的辈分并不低。前些年一位年长我二十岁左右的老“右派”跟我论辈分，希望我叫他“叔叔”。我抗议道，毛主席教导说“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是右派的老祖宗”，我的辈分，本应比你高，至少是平辈。于是他后来称我“小弟”。章士钊长父亲十七岁，父亲派我给他送信，信封上写着“面呈行严宗伯”（章士钊字行严），指的是行老与我的辈分关系。康同璧长父亲八岁，我跟着父亲胡乱叫“康老”也就过去了，但如何称呼罗仪凤，我始终没想好。罗仪凤似乎察觉到这一点，有天小愚姐悄悄告诉我，罗阿姨叫我告诉你，可以称她“姑姑”。我想了一下，她曾与罗隆基恋爱，如果嫁了过去，我的辈分肯定比她小，于是便默认了。
说过人类的称谓，再说动物之得名。“上天有好生之德”，老人的仁爱，不仅施与无依无靠的孤寡，还泽及禽兽。老宅中有一老猫，是毛色黄白相间的波斯猫，名唤“前来”，已经十六岁，在同类中属于高龄。平日行动迟缓，冬天经常偎在客厅的壁炉旁打瞌睡。罗仪凤说它之得名，是因多年前先后有两只流浪猫到此投奔寄食，为分别起见，一名“前来”，一名“后来”，不过“后来”先殁，“前来”犹存。近年家中经济拮据，“前来”之名又添新义，取其谐音“钱来”。
康同璧有时会抱着“前来”，喃喃地对它说话。如果我在场，她会吩咐老猫“跟章少爷去说说话”，于是“前来”会转移到我膝上，请求按摩搔痒，并以舔手作为回报。猫有灵性，老猫更被视为“成精”物种。康老逝世前的那个冬天，“前来”失踪，猫很懂得主人的感情，一般不会死在家里。对此康氏母女都很伤感，我更有一种不祥之兆。
老人在有访客或仆人的场合，也往往称我“章少爷”，令我很不习惯，总是联想起电影中那些提笼架鸟的公子哥儿。但由于平生只被康同璧这样称呼，倒成了一种独特的记忆。
五、女界先驱
康同璧比较自豪的事情，是建国之初毛泽东对她这个妇女解放的“支那第一人”的尊重。她时常绘声绘色地谈起五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她时的情景：那天她一走进房间，就听见周恩来说：“‘第一人’来了！”毛、周等人趋步上前与她握手，态度十分恭敬。毛泽东一边握手，一边对老人翘起大拇指，朗诵起康老十九岁那年孤身到印度探望其父时所作的名句：“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说到此，老人还会跷起大拇指对自己比划一下，显得十分得意。
新政权草创之际，中共领导人敬老尊贤的风范，使不少遗老都有知遇之感，愿为新朝效力。毛泽东早年曾是康有为“大同”思想的信徒，当政后自然对康氏后人心存敬意。他注意到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毛泽东提倡“从孔夫子、康有为到孙中山，我们都要认真地加以总结”，但他又认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其实在这一点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道路，也是一条失败之路。
康同璧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支那第一人”的称号的确当之无愧。女权思想本是其父康有为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同书》中，女权思想部分约占全书七分之一，从天赋人权理论出发，主张“男女同为人类同属天生”，压迫妇女是“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1883年，康有为在家乡成立中国第一个不缠足会，他要求从女儿做起，带头不缠足，因此康老姐妹都是天足。不缠足运动逐渐成为中国最早的女权运动，到戊戌变法时，不缠足会在全国已经拥有三十万成员。康同璧和姐姐同薇，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为中国妇女界最早倡导女权的先驱。她是中国早期赴美的女留学生之一，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以家学渊源，学贯中西，曾担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会长、中国全国妇女大会会长等职务。
康同璧以才学胆识，深得父亲宠爱。关于她1902年从北京出发西行入疆，越帕米尔高原长途跋涉到印度大吉岭省父的故事，当时被国外报纸炒得沸沸扬扬。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也说：康有为之第二女公子同璧，“以十九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其实这是误传，连梁任公都被蒙蔽了。据康老自己记述，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母亲妻女避居香港。1901年康有为在南洋槟榔屿患病，“同璧以髫龄弱女，远涉重洋，天伦重聚”。同年夏历十月随康有为乘船至印度，居大吉岭。事见其所撰《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
但梁任公所记同璧与父同游舍卫林（释迦牟尼曾居此弘布佛法）时所作两首绝句无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是：
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
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康同璧由是以“支那第一人”闻名中外，我曾见到她有一方白文印章，文曰“康一人”。
她在1902年遵父命“赴美演说国事，为提倡女权之先声”，康有为写了十首诗赠别女儿，并以“女权发新轫，大事汝经营”勉励。据说她的两个弟弟庸碌无才，弟子徐勤私谓康氏曰：“师弟不贤何以传父业？”康氏笑曰：“子孙贤，明吾德；不贤，犹我身生一虱虫而已，何必细问？”[3]
康老早年随父游历欧美各国，由于康有为是保皇党，各国王室都欢迎他们，结识了不少王公贵族和名流政要。康同璧曾对我说：“我一生主张和平，反对暴力。欧战后期荷兰女王呼吁和平，北洋政府曾借重我与欧洲王室的友谊，作为和平使者，游说各国王室政要，表达中国人的和平愿望。”
康老的和平反战主张，也曾对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及文物古迹保护，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毛泽东都承认的。[4]
六、妄论古今
由于主张非暴力，老人晚年对“文化大革命”那种祸及全国的广泛暴力，是十分愤慨的。有次我不小心多说了一句话，惹得老人动了痰气。
那天正与康老及罗仪凤谈论社会上种种无法无天的乱象，老人激动起来，说：“我要写信问问毛主席，这样搞下去，国家会成什么样子？！你要打倒刘少奇，是你们两个人的事，不要害得全国老百姓跟着遭殃！”
康同璧说出这等惊人之语时，那种气雄万夫、为民请命的神态，仿佛回到了其父“公车上书”的时代。当时若被外人听见，肯定够得上“现行反革命”资格。我见罗仪凤紧张得直吐舌头，便劝止说：“这信您还是不要写了。”“为什么？”老人瞪着眼睛问我。“写了人家也不会理你。”我脱口说了句大实话。
老人勃然变色，目光犀利，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人。她停顿了一下，面色由红而紫，由紫而黑，哆哆嗦嗦地抓起茶几上吐痰用的雪花膏瓶子，啐出一口浓浓的白痰，然后伸出食指，上下抖动地点着我说：“你奶奶（指她自己）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
这句话她盯着我连说了两遍。我知道自己闯了祸，一时不知所措。罗仪凤连忙过来用广东话打圆场，扶老人回卧室休息，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愣。
过了好一阵，老人又慢慢从内室踱出来，脸色变得平和了。她坐到沙发上，望着我说了第三遍“你奶奶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接下来又把当年毛泽东接见自己的情形，重新讲述了一遍，便云收雨霁了。
罗仪凤悄声向我解释：“跟我母亲说话，你只能顺着她。”此刻心中聊以自慰的是，一直没见过隔辈亲人的我，突然有了一位“奶奶”。与儿孙远隔重洋的老人，已将我视同自家小辈，否则也不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
对于周恩来，康氏母女心中敬意犹存。虽不至于像不少中老年女同志那样，一提到美男子周总理就热泪盈眶，但罗仪凤常说“总理太不容易了”，康老也认为“我们现在只有靠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