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人物(1)
司徒雷登校长与傅泾波
贺宝善
我早在1945年就听说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二位长者的大名，那时我寄居在北平我外公、戏剧家齐如山先生家。外公听说我考取了燕京大学，十分高兴地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是我好朋友，他的秘书（查实不确）傅泾波为梅兰芳去美国演出，帮过很多忙。”
七八十年代，我先后在美国华盛顿认识了傅老两位女公子暧泠（Aline，祖父为纪念司徒校长之夫人命名，暧泠二字出自《诗经》）及铎若（Dora），暧泠为英国文学士，对烹饪有研究。铎若是著名画家及雕刻家。由于我们同在北京长大，兴趣相近，不久即成为好友。1986年夏，暧泠安排，由我驾车前去华府28街傅老府上拜访。二老年逾八旬，精神矍铄，傅老高高瘦瘦，伯母慈眉善目。见我们来到，说了不少老话，临行傅老惠赐签了名的《司徒雷登日记》。又说，司徒雷登校长遗愿是把骨灰安葬在他一手创办的燕大校园，还有一个花瓶是当年周恩来送司徒的，希望可以带回中国，还给国家。
1999年4月是燕京大学成立八十周年校庆，其实燕大早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已和北京大学合并，不过旧时燕园的未名湖、水塔仍在。我和外孙子姚刚及一些老校友，不远千里回去参加校庆，表示燕大校友凝聚力强，燕大精神仍在。近年老校友们创办了燕京研究院，为国家培育人材。又再接再厉恢复了停刊多年、学术性极高的《燕京学报》。在为纪念校庆出刊的《燕京大学人物志》，其中铎若长谈，抽丝剥茧，令她们回忆起不少往事。有关司徒校长及傅老一生行迹，报章杂志及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已发表甚多，现仅就所知其二人四十四年之感人情谊、为中国和平统一所投入之精力，拉杂写来，虽嫌琐碎，也算是表达我对长辈们的怀念与敬意吧！
司徒雷登博士（Dr.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弗州人出生于中国杭州，父母是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Missionary）传教士。少年时，司徒常与邻居中国儿童为伴，由母亲亲自教课。母亲是教育家，在杭州开办学校，教育中国儿童。司徒十一岁返美受正规教育，十七岁得文学士，1904年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后，偕新婚妻子Aline返中国杭州，研究中国语文，读四书五经。台湾《传记文学》二十一卷第六期赵效沂《学人琐事一束》中之《司徒雷登背诵四书》内一段记述：“司徒是杭州出生的美国人，能说流利国语，但有杭州土腔，有一次他在燕大礼堂演讲，他老先生笔直地站在台上，双手背在背后，头一仰，脚一蹬，用国语大讲其治学做人的道理。演讲过程中，二三度引用了我国典籍辞句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等，他懂得‘引经据典’，相信听众中还有搞不清的学生。他对燕大出身的学生们备极爱护，有事请他帮忙，总是尽力而为。”的确是传神之笔。
司徒平生认为荣幸的事是可讲有音律的南宋首都临安的杭州话，他与当地人士坦然相处，对当时乡里市镇的生活、晚清政府的腐败、中国传统习俗及百姓意念等都有深刻之了解。三年半后，前往南京金陵神学院执教，教授希腊文及希伯来文，前后十一年之久。同时研究中文及写作，其授课及演讲悉用中文。
1919年1月，美国基督教会召他去北京，负责合并北京汇文大学及通州协和大学。他冒着寒风，坐洋车到北京北城长老会暂住，着手创办燕京大学。当年4月开学，仍在盔甲厂汇文旧址。初有学生百余人，多靠奖学金维持。第一年有学生冰心及傅泾波等。这时好友Harry Luce（Life Magazine创办人Henry Luce之父）首先赞赏他的办学宗旨，极力响应，亲自返美筹款。可怜当时Luce之路费也颇费周章，我们今日求得学问，不应忘记他当年对发展中国教育之支持。Harry Luce返美，到各地演讲筹款，司徒则在北京物色校址及邀请著名学者前来授课。1920年，购得西郊海甸明代米万钟淑春园旧址，1926年秋，由“盔甲厂燕大”迁至海甸。校舍外形为宫殿式建筑，内部采用最新西式设备。铎若说她父亲当年建议用虎皮墙围住燕园，今日这些围墙仍在，确实美观。
傅泾波先生（Philip Fugh，1900-1988，英文名是司徒所赐），名永清，北京满族正红旗人。祖父在“太平天国”之乱中立功，封为镇国公、建威大将军，曾任甘肃镇守使。傅老大名“泾波”是他祖父为纪念当年在甘肃为官多年而取，因为泾水、渭水流经甘肃，波澜壮阔。父瑞卿公官居五品，常在宫中行走。一日，傅仅两岁，瑞卿公带他入宫见慈禧，慈禧见他眉清目秀，甚喜，赐名永清，意永远忠于大清。瑞卿公思想新颖，见国势积弱，立志维新，信仰基督教，鼓励子女接受新学，课余补读中文，故傅老旧学根基扎实，在他纪念司徒诗文中可见一二。1917年，傅十七岁，一日，随父在天津青年会听司徒博士阐述“教育兴国”之伟论，大为信服，随即由北京大学转入盔甲厂燕大攻读，不幸患肺病，疗养期间，司徒夫妇及司徒老太常来探望，并携来牛油、牛奶及面包等营养品，傅老得以恢复健康，继续学业。司徒老太又在课余教授他英文，1924年，傅老在燕大政治系毕业。傅家长辈以司徒一家热心照顾，时时告诫傅老“受人一恩，终生图报”之中国固有美德，自此两家过从渐密，俨如一家人。
先是瑞卿公见清廷腐败，立志革新，剪去长辫。镇国公虽也对朝廷不满，但见瑞卿公剪辫，大怒，认为附逆，将他一家逐出家门。家遭此变，瑞卿公以食指浩繁，除任职谘议局外，开设一瓷器厂，提倡工业，傅老常去帮忙。铎若记得她祖父工厂制出之瓷器，瓷质薄细而绘图优美。可惜以一介书生，不善经营而失败。其祖父脾气渐趋急躁，嫉恶如仇，见贪污或不合法之事，即在报端披露，以正民风，文章多在当年北京管翼贤主编的《小实报》上发表。
铎若外祖父，河北昌黎人，有商业头脑，常川来往关外做生意，思想维新，也是基督徒，反对女子缠足，故铎若母亲刘倬汉女士（字云洁，1898-1996）从未裹过脚，十二岁入离家六十里的昌黎慕贞女校住读。稍长，入北京著名女校慕贞中学。当年铎若之祖父及外祖父，同时参加东城灯市口大街之基督查经班，兴趣及思想相近，成为好友。瑞卿公不喜满族女子娇生惯养，希望傅老与汉族女性结婚。得知刘有女在北京读书，竟亲往相见。当时傅伯母正在学校替低班同学补习。瑞卿公见她温柔娴静，知书达理，当即提亲，故当年傅老夫妇仍是旧式婚姻。1925年，结秦晋之好，结婚六十三载，同甘共苦，令人称羡。
傅老毕业后，在中国文化经济学会工作，地址即今日之中南海。傅老英文好，活动力强，很快便结识了不少当年北京之美商及中国政界人士。他曾兼多个省政府之顾问，同时义务协助司徒校长，为他处理私人业务。一般人（包括我外公）总以为傅老是司徒校长秘书，据暧泠说，她父亲从未支取燕大一文薪金，司徒另有秘书，这个误会不能不在此一提。那么，为什么大家有此误会呢？因为傅老总不忘回报司徒一家之恩，同时也相助燕大筹款。他曾介绍军阀韩复榘及阎锡山等给司徒，这些人也都慷慨解囊，帮助燕大经费。傅老又介绍美国在北京的大商家。现在讲起，人们可能不相信，怎么司徒还需要傅老介绍美国人？其实司徒未掌燕大前仅是一位教授、神学家，未有机会认识北京的财经及官绅名流。
铎若回忆说，当年她父亲曾替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介绍某省政府购买汽车数十辆，公司送他一辆新车。他周末常带一家大小去燕大临湖轩与司徒共进午餐，孩子们称司徒为“洋爷爷”，饭后有巧克力糖吃，至今回忆都觉甜蜜。司徒搬入的临湖轩（冰心老人命名）是美国捐款者指定为校长建筑，当时司徒夫人及司徒老夫人已过世。傅伯母常叹息说，司徒夫人一向身体不强，司徒为了校务，东奔西跑，未能好好照顾夫人，去世后葬在燕大校园，司徒未再续弦，每日到夫人墓前祈祷，可见伉俪情深。当年司徒住在临湖轩，无女主人，由燕大教授之夫人们轮流管家。傅伯母又说，司徒校长从来俭省，薪金全部捐给学校，皮鞋已穿露底也不肯买新鞋，袜子破了，有时傅伯母带回家补，或由佣人带回家补。教授夫人们为司徒管家，未曾想到这些小节吧！
司徒初搬入临湖轩时，客厅空无一物，他只动用了两间卧室。铎若记得卧室内家具极简单，衣柜内只有一件旧大衣及少数西装，衣柜上面摆着司徒老太及司徒夫人之遗照。傅老觉得临湖轩既是校长居第，不可空无一物，只好由自己家中搬来些祖传家具。有一对大立柜，上面镶着玉石的山水人物，极精细。还有些小茶几及桌椅，这些家具一直用到1946年司徒南下。1973年，傅老及伯母应周恩来邀请再到北京时，曾在临湖轩与冰心、吴文藻及周学章夫人等共叙。伯母回忆说，当年她家搬来的家具已不在，只见到些破桌烂椅。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大家精神紧张，冰心也烟不离手，这些乃后话。
当年司徒在南京神学院任教授时，已注意到北京大学由蔡元培主持校政后，聘请受过西方教育之学者如胡适等来讲学，十分钦佩。他还阅读该校出版之旧书籍刊物，这对他以后创办燕京大学帮助甚大。他虽在传教士家庭长大，但建立燕大宗旨，首在教育，与宗教分开，和以前老汇文大学注意宗教者不同。
我外公齐如山口述、七姨齐香笔录的《梅兰芳游美记》中，提到傅泾波为梅剧团访美帮助不少。傅老在中国文化经济学会工作，首先认识齐如山及梅兰芳，再介绍给司徒。当年中国教育界并不重视京剧，司徒看过梅兰芳表演，与齐如山多次交谈，为京剧的高尚艺术所吸引，曾请齐如山到燕大演讲。又屡向北平外交界人士介绍中国戏剧，这时才引起中国学界对京剧的注意。当齐如山表示有意介绍中国京剧艺术到美国时，立刻得到司徒与傅老的鼓励与支持。这时傅老常去美国接洽事务，顺便替梅剧团安排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及洛杉矶等地演出。同时又多次来齐如山家，义务教授团员英文及详细解说在国外一切应对的礼节。
改革开放后，暧泠在北京一宴会上见到梅夫人福芝芳，还提到当年傅老教梅英文一事。1986年，我去拜访傅老时，老人家讲起约五十年前往事历历如昨。《游美记》中又提到傅老曾负责为访美事，与美国各界书信往来，前后二三年之久。后经齐如山与各界人士之努力，梅剧团终于在1930年到美国演出一年，美国人士始有机会欣赏中国的传统艺术。
我外公齐如山，一生研究戏剧。他与梅兰芳年龄相差二十岁，加以梅兰芳年轻俊美，好事之徒，横加讽刺，令我外公晚年常提蒙“不白之冤”。虽然他是形容他年高而无一根白发，但这句话是有双重意味的。这种事同样发生在司徒与傅老之间，二人相差二十四岁，又亲如家人，屡遭人们嫉妒毁谤，燕大教授们也不例外，令人叹息。外公常说，不必理会这些，历史自有公论。此言不虚，如今已无人记起当年人们的蜚短流长，而四位老人家为中国文化、艺术及教育等方面所作的贡献，则仍为人称道呢！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对美国不宣而战，司徒校务长（当年因政府不准外国人任中国大学之校长而改称校务长）当日由天津返回北平，在火车站被捕。这天萧正谊（台湾人，会说日文）带了日本宪兵去砖塔胡同傅家问傅老：“司徒在哪里？”傅回说：“你是他燕大秘书，你应该知道校务长今天在哪里？”明显的，他们已去过临湖轩，未找到司徒，即进城去傅家。司徒被捕后与协和医院的Dr.Holton及财务主管Mr.Bowen同时被囚在东城一大院之后罩房，傅老也被软禁在家。随时有日本宪兵队荷枪来傅家，带傅老去日本宪兵队（今北大红楼地下室及二楼）问话。铎若回忆，一次她父亲又被带走，一两天不见回家，家中老小怕他受酷刑，正值小雪，天寒地冻，家中鸦雀无声，苍凉气氛至今不忘。司徒与傅老监禁在不同地方三年八个月之久，幸有义仆沈世淇（原Dr.Holton之仆人，监禁时为Dr.Holton及司徒烧饭），借每月回家一次之机会，悄悄夜访傅老互传消息。当年傅老无工作，软禁在家，幸有好友支援送米送面，得以渡过难关。司徒在遭日人拘禁期间，完成几篇学术性著作如《孔子相互依存论》、《中文四言成语诠释》、《中英希（希腊）合解辞典》，又撰写早年部分的回忆录。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胜利后仅两个月，燕大即在北平复校，不可谓不神速，那时成都燕大仍未复校。我们读书时，未名湖畔男生宿舍住着日本伤兵在养病。男生借住女生宿舍一、二、三院，女生住四院及部分教授住宅。我清楚记得，1946年学校运动会时，司徒在台上致词，学生们坐在草地上听他老人家训话，他谆谆善诱，和蔼慈祥，中国话说得清晰、流利。郑介初学长记得1949年圣诞节还吃到司徒着人送给同学们的苹果呢，那时司徒已离开南京，仍不忘燕大的同学们。郑学长又说可惜吃了这苹果，后来竟遭到了批判，令人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