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回顾与展望
商品权益的类型
赵远
在大宗商品交易链上，相关商品的权益和类型还缺乏科学化的、系统化的研究和分析。在商品交易模式方面、商品金融服务模式方面，经济学界也都缺乏对商品的诸多权益和类型的认识和了解。以商品交易为目的的产品形成的过程中和形成之后，其商品就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权益，也可称之为货权权益。然而货权是一种什么权？货权包括哪些内容和类型？货权在市场上的表现及应用形式如何？货权研究对大宗商品交易领域转型和升级的影响，货权研究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服务业的影响，都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到目前为止，产业界和学术界还缺乏科学化的及合理化的对货权的定义和认知，甚至许多研究也还缺乏有效的研究思想、研究体系和文献知识体系。一些研究还不了解货权所具有的权益内涵和权益类型。由于缺乏有效的知识体系、缺乏有效的概念和研究思路，以至于在大宗商品领域也同样缺乏关于货权的规则化的市场业务体系和规则化的金融业务体系。在某些情况下，货权与商品的仓单也有所混淆，而仓单只是货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之一，是一种在商品处于特定保管及仓储条件下的表现形式。而其他重要的货权内涵和权益在大宗商品交易的实践中，并未得到系统化地研究和有效地应用。
目前，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市场管理机构和大型的商品生产商及商品交易商都在积极推动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商品定价权的竞争。但如果不能对商品复杂而多元的权益类型和规律进行系统化地研究，建立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就无从建立所谓大宗商品定价权的高能级的规则体系。
在作者看来，商品是一种集成各种货权权益的承载体，尽管许多类型的大宗商品是一种物理性的表现形态，但承载着相对复杂和多元化的规则性权益，这些规则性权益往往还属于不同的市场领域和市场服务体系。有些商品本身就是一种非物理形态的金融商品，如收益权商品或专业性科技商品等。在相关类型的商品上，也同样可以产生复杂及多元化的商业权益及社会权益。商品权益或货权至少包括：商品准入权、商品买入权、商品卖出权、商品投资权、商品抵押权、商品租赁权、商品信托权、商品报价权、商品交换权、商品运输权、商品仓储权、商品收益权、商品合约权、市场挂牌权、仓单注册权、权益追索权、专业服务受理权、其他商品处置权、主权性货权及特征、货权的附加责任和义务。
商品权益或货权在其存在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形态中，也具有着不同的附加责任与义务。商品权益方或货权所有者拥有着某种商业性的责任、社会性的责任和法律性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商品权益方或货权方的这些责任与义务也成为商品权益或货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谓完全商品权益是指某种商品的权益所有者对该产品拥有完全的处置权、完全的所有权，以及通常需要履行完全的法律责任、政策责任、社会责任和市场责任。不完全商品权益是指某种商品的权益持有人对该产品拥有不完全的处置权、不完全的所有权，通常只需要履行不完全的法律责任、政策责任、社会责任和市场责任。
应当看到在大宗商品的交易链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复杂的合约形式、交易形式及商品的交割形式，商品的买方和卖方在同一时间内可能进行多元化的商品权益交易形式。因此，就大宗商品现货交易而言，许多市场的参与机构在未能获得完全的商品权益或货权的条件下，也可以进行商品处置，包括商品卖出以及进行商品投资或商品的抵押等。因此，不完全的商品权益及不完全的货权也应当是商品权益及货权研究中重要的类型。我们必须研究、分析和整理不完全商品权益及不完全货权的特征、性质和规律，才能够更为有效地把握商品权益及货权的知识体系，才能够真正推动大宗商品交易的规则能级，才能够真正推动商品金融的规则能级。
应当看到，不完全商品权益及不完全货权也是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上常见的类型和业务，这是商品的金融属性及商品属性的必然表现。
商品买入权
商品权益首先是包括商品的买入权和采购权。商品买入是获得一系列商品权益以及货权的基础和手段。无论何种类型的商品，多元化权益的形成或多元化货权的形成，必须基于商品的有效买入。而有效的商品买入需要有效的买入合约以及符合商品买入的其他法律条件、政策条件、市场条件和社会条件。
鉴于商品买入是一个过程，其间有着不同的买入的条件，以及具有时间的持续性。买入合约的履行过程也是商品权益及货权转移的过程。根据合约的类型，买入方在买入过程中可能会持续形成部分商品权益及货权，直到最终完成交易而可能形成完全的商品交易或完全的商品权益。
由于某些商品买入的同时也在进行某些卖出或其他形式的商品处置，因此，商品的买入方在没有形成完全的商品权益条件下而实施商品卖出或其他类型的商品处置，对该商品买入方而言，其拥有的权益则是一种不完全的商品权益或不完全的商品货权。商品的买入可能形成完全的商品权益，也可能形成不完全的商品权益，甚至可能在合约条件限制下不能产生任何商品权益。
商品卖出权
商品的卖出是商品权益及货权所有者的基本权益之一。但不是所有的商品都是为了卖出，只有投资性的商品权益所有者以及贸易性的商品所有者，主要以卖出为目的而实施对商品权益及货权的持有。其中，贸易型商品权益所有者更可能倾向于持有完全的商品权益及货权，而金融类和投资类的商品权益所有者，可能更倾向于持有不完全的商品权益及货权。因此，不同类型的商品交易商对商品权益与货权的持有目的以及商品管理及处置的类型有较大的区别。
另外，对于产业性商品权益的所有者而言，其获得商品权益的目的是为了生产另外类型的商品。因此，他必须形成对买入商品的全部权益及货权的控制权。这样，才有可能在进行其他类型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取得对新商品的完全所有权。然后由于生产融资的需要、生产成本及次级商品交易条件的需要，有些生产商在所生产的商品完成市场交易之前也需要对其买入的生产材料实施不完全的商品权益及货权的持有。完全商品权益及货权的持有需要买入方实施完全的支付条件和其他的履约条件。因此，对于生产型的商品权益所有人而言，对于原料型商品的卖出权是一种间接的商品卖出权。
商品品牌使用权
某些商品具有着某些品牌价值及商标价值。在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上，品牌及商标价值的合理使用，也会增加商品权益及货权的价值。比如在开展商品市场营销和商品市场推广的过程中，有时合理应用商品的品牌商标和相关权益可获得较好的市场效果。但商品品牌及商标的使用权的使用效率也是相对的，因为品牌和商标在市场上也有着某种竞争环境，也会随着政策变化、法律变化、市场模式变化、技术变化、产品变化及市场需求变化而持续改变。
不同类型商品的商品权益所有者应根据不同商品市场的特征，以及品牌及商标使用的市场环境和使用条件来决定行使条件。
商品投资权
任何类型的商品都能以该商品权属为基础而形成投资类资产。在不同的商业项目的运作中，商品权益的所有者可以用其所拥有的商品价值作为商业性的投资的资产。在这种类型的投资交易中，商品的权益可以转化为其他类型资产的份额，包括股权份额和收益权份额等。
在某些情况下，商品可以作为商品所有者的投资资产，而且在相关合约方同意的情况下，商品资产的投资功能可以等同于货币资产的投资功能。如果某种类型的商品在某种商业约定范围内，形成了投资性资产，其商品权益及货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有些类型的商品权益的形式发生了转移和变化，如原商品权益所有者将失去对该批商品的卖出权和其他处置权，而获得的是某种类型资产的份额，其商品卖出权转为对其他类型资产，如股权和收益权的卖出权，其适用的法律规则和市场规则也发生了相应改变，商品权益的所有者对该批次商品的卖出权及其他的处置权转为由其他类型商品资产的所有者获得。
根据市场规则的变化，投资资产的类型、资产处置策略的类型、相关项目管理团队的类型以及在商品投资过程中各种业务资源整合的条件，以及商品投资权的实现条件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商品抵押权
一般来说，商品所有者只有拥有完全的商品权益及完全的货权才能实施具有实际意义的和有商业价值的商品抵押。商品的抵押往往出自于融资的用途、特定的履约的用途和某种法律的用途。完全的商品权益才能获得完全的商品抵押权，而不完全的商品权益也可以获得不完全的商品抵押权。
完全的商品抵押权是商品权益及货权所有者需要履行相对较多的法律责任和商业责任，而不完全的商品抵押权也要求商品权益所有者不完全的法律责任和不完全的商业责任。
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商品权益的不完全，而导致了商品抵押运作的复杂性。在某种情况下，由于商品权益属于不同的机构和个人，因此在商品抵押过程中，需要进行较为复杂的合约条件、商品保管及仓储条件、商品监管条件等。
商业银行在实施对贸易商的贷款时，也经常使用商品抵押的业务模式。但由于对抵押品的商品权益或货权缺乏科学化与合理化的分析和相应的产品体系，因此，常常无法实施有效的商品监控和商品管理。在许多情况下，商业银行无法提供对商品权益的合理性业务体系，而往往形成以商品权益或货权所有者个案化为核心的银行业务。
商品租赁权
商品租赁权也是商品权益的类型之一。同样的，不同类型商品也会生成不同类型的商品租赁形式。在不同商品类型条件下，完全的商品权益与不完全的商品权益同样也会对应不同的商品租赁的业务体系和商品租赁的产品体系。
由于不同类型商品的商品属性不同，其金融属性也不相同。因此，在实施商品租赁权的过程中，可能产生不同的商品的商业形式与合约条件。在金属类商品中，贵金属、有色金属、黑色金属与稀有金属等，也存在不同的商品租赁模式和商业条件。商品租赁权实施条件的不同，也与不同类型的融资租赁机构、商业银行机构、合作方的信用条件紧密相关。
除了金融性的商品租赁权，商品权益的所有者也可行使产业性的租赁权，以持有的商品用于某种生产型的或其他产业型的商品租赁。
商品信托权
商品权益还包括商品的信托权，商品的信托权还分为商品管理型信托，以及商品融资性信托。商品融资性信托还可以分为商品的集合信托和商品的单一信托。商品信托权还可以用于理财产品的资产支持业务。
商品的信托权并非在商品交易链的所有阶段都具有实际意义，商品信托权的使用往往与商品在特定的保管及仓储条件下，以及特定的商品交易条件、处置条件和履约条件下，才可以有效地实施。而且，商品信托权需要与其他相关机构形成新的信托合约，这些信托合约又受到了不同产业领域、法律及政策条件的限制。
商品信托权的行使还要考虑到信托的时间性、信托的合约条件、信托参与方的管理条件和信用条件。信托所对应的资金提供方的相关情况还要考虑到完成商品信托所需要的风险条件及风险控制的措施。
商品报价权
任何商品的权益都包括对该商品价格的调整权。在大宗商品领域，其商品价格的调整权是交易商完成市场交易的重要前提。商品价格的调整权是商品权益或货权体系中最核心的权益之一，因为，商品报价权的行使也意味着交易商可以促成商品权益或货权价值的变化。
简言之，一种商品的涨价将使商品权益及货权价值提升，一种商品的跌价也会造成某种商品权益及货权价值的降低。但这只是从商品单边交易角度的一种认识。由于某些类型的大宗商品其交易的运作是一个连续性的和双边的运作过程，即商品的买卖根据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间节点和不同的合约条件而具有某种连续性和波动性。
因此，对商品价格的调整权只有在连续性的交易的条件下，才具有某种完全的商业化意义。而个别商品报价权对多数生产商和贸易商而言，则具有常规性的商业化意义。对于投资型交易商而言，个别和单次的商品价格调整对其业务体系并不构成决定性的商业意义。这类型机构需要在连续的和多元化的商品交易体系中进行不断地价格调整。才可以取得其投资交易的成果。
因此，商品报价权对于不同的商品权益所有者而言，有着不同的商业意义和不同的价值类型，也必然会导致商品价格调整的策略不同。
商品交换权
商品权益包括商品的交换权或商品的易货权。由于在大宗商品市场上，特别是国际化和国家间的贸易合作方面，正在出现新的商品交换形式，而且某些类型的商品交换也正在成为商品交易市场的重要事件。
由于国际汇率的变化、货币政策和货币使用规则的变化，由于不同产业风险因素的变化，由于不同类型的货币结算的变化，由于不同国家主权政策及规则的变化，由于不同商品市场准入政策与条件的变化，都会造成某种类型的商品需要以易货的形式来完成交易。因此，商品的交换权或商品的易货权是商品市场上的必然的类型。
由于不同商品有着不同的商品属性、金融属性、法律条件、政策条件、税务条件，因此在进行商品交换或商品易货过程中，应该考虑到其合约的履行条件。而且商品的交易可能发生在不同类型的商品之间，如中国与泰国之间曾经启动的高铁换大米的项目。所以，必须考虑不同商品之间进行交换过程中合约条款和履约条件的复杂性。
在中国大宗商品领域，由于不同类型商品市场特征不同，价格规律不同，以及在同一种商品生产链和交易链中，存在着上下游的市场价值关联及风险关联。因此，也可能存在某种商品交换的新型业务形态。
商品运输权
将商品采取何种运输方式，使用何种运输工具，与何种类型的运输管理机构合作，以及选择何种运输路线，停靠何种港口和码头，以及选择何种铁路或公路货运站点，这些都是商品运输权的组成部分。商品权益及货权的所有者拥有对不同类型运输方式的选择权和决定权。
商品的运输权是商品权益所有者的一种有效的权益。尤其是大宗商品领域，由于大宗商品的交易具有持续的和规模化的特征，因此，运输的选择权与商品的管理成本及物流成本紧密相关。合理化商品运输权的行使，会增加商品权益的价值，会降低商品权益及货权的持有成本。因此，不同类型的商品交易模式、不同类型商品的交易规模都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商品运输权的行使策略。
鉴于商品的运输权的行使也会产生一系列商品权益的内容，包括商品的融资条件、商品的抵押条件、商品的保管及仓储条件、商品的法律条件，以及商品的监管条件等等。因此，对于大宗商品运输权的实施应当有更为专业和有效的规划，才能达到合理化的目的，才会规避相关商品的运输及流通风险。
商品仓储权
商品的仓储权是指相关商品权益所有者有权选择仓储的地点、仓储的设施、仓储的管理机构、仓储的合约条件、仓储服务的规则、以及仓储的保管条件等。由于不同类型的商品，其需要的仓储设施不同、仓储的规则不同、仓储的区域不同，因此，在大宗商品仓储的业务中，也形成了一些适用于不同类型商品的专业化的仓储业务。
在一些港口和码头及在某些交通枢纽城市，可能会形成一些综合性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如在同一个港区内，可能会有粮食仓储、煤炭仓储、有色金属仓储、黑色金属仓储和白糖仓储等仓储设施。而在不同类型商品交易市场和交易核心区内，则会有着单一品种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
由于商品仓储是有效从事商品交易的基础，将涉及到货物保管的可靠性及风险性、商品交割的可靠性和风险性、商品仓储和保管下的金融业务的可靠性和风险性。因此，商品仓储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具有某种金融化的意义。商品仓储业务也是最容易发生风险的业务类型之一。
目前，对中国大宗商品的交易商以及对从事大宗商品业务的银行而言，最主要的问题和风险之一在于中国还缺乏科学化和低风险的商品仓储服务商和商品仓储的服务体系。因此，尽管商品权益的所有者有着商品仓储的选择权和决定权，但事实上却难以挑选出规范化、标准化和形成系统化风险控制的仓储设施及规则体系。
商品收益权
在商品权益体系中，其权益之一是商品的收益权。因为在商品交易、流通、仓储和实施不同类型的处置过程中，都会产生一些商业化的收益类型。有些收益属于商品的基础性收益，有些收益属于商品的衍生性收益，还有些收益则完全属于另类资产收益。如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和利用商品所进行的投资过程中，都会产生另类的商品收益权。
商品收益权涵盖了在商品的载体上所生成的各种收益的可能性。其中也包括了商品的差价收益、商品的对冲收益、商品的投资收益、商品的租赁收益、商品的交换收益等。
关于商品的多种类型的收益权，我国还缺乏一些必要的研究，必要的知识体系和业务体系及产品体系也都有些欠缺。但由于商品，特别是大宗商品具有较为多元化的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因此，针对大宗商品收益权及收益模式的研究和挖掘则具有现实意义。
某种类型的商品在某种交易体系中，或在某种时间阶段内，可能存在减值的风险性，但如果改变商品交易模式、商品交易体系或交易合约的实现条件，反而可能会增加某种商品升值的机会。
同时，应当看到若商品的收益权由不同类型的机构使用不同的策略，也会有不同的结果，这一过程当然需要专业化机构的规划和指导。
商品合约权
商品权益所有者可利用商品与其他相关方进行权益交易，因此，具有了商业合约的选择权和决定权。而商品则成为这些合约签订和实施的基础价值条件。在某种情况下，完全的商品权益和完全的货权拥有者对于合约方的选择权、合约的履行条件的制定，以及合约的利用范围有着更多的空间和权利。而不完全的商品权益和不完全的货权所有者，则在合约方的选择、合约的履行条件和合约的使用范围方面，会相对受到合约的限制。
商品的合约权也必然会受到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限制，一种商品根据怎样的合约模式形成交易，根据怎样的合约形式而完成怎样的融资，经过怎样的合约形式而形成资产处置模式，通过怎样的合约而形成商品价格的调整，这些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法律限制、社会因素限制和政策限制。因此，合约的决定权是一种相对的决定权。是一种基于市场规则、法律规则、政策规则和社会道德传统的有限的决定权。
商品准入权
在许多产业领域中及在许多行业管理体系中，某些商品或某种品牌的商品被赋予了某种市场准入权。在一些工程招标过程中，一些工程机构对该工程所使用的商品的型号、质量、品牌都有着一定的准入要求。在建设项目中，或工业制造业体系中，大宗商品必须在符合不同类型的准入要求的情况下，才准许发生商品交易。某些商品的市场准入权也是一种商品权益及货权的类型。
由于在大宗商品生产和制造领域，存在着复杂的发展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因此，许多制造商在采购某些大宗商品时，为了保证商品质量、商品品质以及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都会选用特定的商品。因此，商品准入权在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上有着相当的重要性。
此外，商品的市场准入问题包括在国际交易和许多跨境交易的过程中，许多商品必须通过与国外相关机构的技术合作、加工合作和管理合作，才能获得符合某些国家的准入权。
目前在许多大宗商品领域，都缺乏商品准入的研究和应用，许多商品在生产和贸易环节中，交易商也缺乏对中国商品准入权的运用。这种情况正随着中国大宗商品市场的转型而逐渐得到改变。
市场挂牌权
商品权益也包括其所有者可以具有在不同的商品交易场所进行挂牌交易和撮合交易的权利。在不同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中，对所交易的商品也有着不同的权益认证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挂牌交易商品的权属。一般来说，只有提供符合要求的商品权益的凭证或货权的凭证，才能够进行有效的商品挂牌交易。随着中国不同类型大宗商品交易平台规则能级的提升，相关商品交易平台将更加重视挂牌商品的权益凭证。随着相关评级业务的推广，商品权益所有者所拥有的商品权益的类型和程度，也将会成为评级体系的重要参数。因此，完全的商品权益和完全的货权，在标准化、集成化、金融化和指数化的商品交易的体系中，将会获得更为有效和全面的交易资源和金融资源。
由于中国绝大多数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还未能够实施科学化和标准化的仓单交易，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商品权益和货权的所有者而言，比较容易符合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相关的准入要求。
仓单注册权
仓单注册也是商品权益及货权的一种权利及权益类型。只有商品权益及货权的所有者才有资格在相关的商品交割库或标准化商品仓储体系中，获得仓单注册权。
一般来说，大宗商品仓单也可实施标准仓单注册和非标准仓单注册。其中标准仓单的注册适用于大宗商品标准化的仓储金融业务的仓储服务体系，适用于具有更便利流通条件的仓储服务体系，适用于以标准化评级及保险业务为要素的仓储服务体系。标准仓单将发展成为中国大宗商品交易中最重要的发展内容之一。随着中国大宗商品交易体系行业化评级业务、中国科学化仓储金融、中国商品指数化交易的发展、中国商品金融业务体系和产品体系的不断发展，标准仓单必然会成为中国大宗商品交易新类型的新趋势。而标准仓单的广泛运用也会增加中国在国际大宗商品领域的定价话语权和增加影响价格趋势的能力。
因此，商品权益及货权所有者的标准仓单注册权将会在未来大宗商品市场的转型及升级过程中取得更为广泛的商业机会。在目前条件下，商品权益所有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规划及方案制定的基础上，参与更为国际化、更为标准化、更为行业化和体系化的商品仓单注册，既有利于规避商品交割风险，又增加了市场交易的机会。
权益追索权
商品交易完成后，有时相关的商品权益也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大都是由商品交易的合约的相关条款来决定的。比如由于质量或其他履约条件的变化，而约定的商品退货或相关的违约赔偿。也就是说，商品权益的所有者对所完成的商品交易有着某种类型或某种程度的追索权。有时这种追索权会导致原有合约的失效，即通过退货和退款而交易的双方又恢复到了交易前的状况。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商品权益的追索权也是一种改变商品交易合约条款的申请权，甚至是撤销合约的申请权。由于任何合约条款的改变或撤销，均需要交易双方的共同约定、共同理解和持有共同的意愿。因此，商品的追索权是一种有条件的追索权，是基于一种对合约条款的共同理解和对合约处置方式的共同意愿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
商品权益的追索权也得根据商品交易合约的条件和合约参与方的信用状态，以及相关追诉违约的法律条款及政策条件而实施。无论如何，商品的追索权也是一种商品权益的衍生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证商品权益所有者的利益及对风险的控制。
在大宗商品交易领域，尤其是在制定较为复杂的商品交易方案和商品交易策略的机构，在形成商品交易合约时，应当制定有效而低风险的商品追索方案。而对于商品权益追索权的行使，也包括对商品交易合约的参与者或合约保证者。包括商业保险机构、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投资担保机构等。
其他商品处置权
商品权益所有者根据市场的特征和收益的需要，还可策划诸多的商品处置方案和收益方案。一般来说，商品权益的相关处置权还包括商品的拍卖权、销毁权、赠与权等。无论何种类型的商品处置权，一般均以完全的商品权益及货权为前提。但由于在实际的运作中，一些不完全的商品权益也可以行使商品的拍卖权、销毁权、赠与权等。一般来说，也需要适用于相关法律规则、政策规则和商品权益相关所有人的意愿。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还会出现更多的商品处置的方式，这意味着商品权益所有人拥有着更多的商品处置权，但行使某些商品处置权，必须以以下的条件为前提：第一要符合相关法律的约定；第二要符合相关政策的约定；第三要参与相关方的意愿。
主权性货权及特征
在大宗商品交易领域中，有一些特殊的商品交易事件，即主权性的商品交易和政策性的商品交易。这种商品交易的特征是由交易商代表国家或代表地方政府进行某种商品的买进和卖出，而买入的方式和资产处置的方式都会按照政府机构特定的渠道、方式和政策来执行。比如国家近年来持续进行的对粮食、棉花、有色金属、畜产品、黄金等贵金属的收储，这种类型的商品投资有着较为特殊的主权因素商品权益。
商品权益的类型、商品的交易方法和商品权益的行使，都会受到多元化的政策制约和限制。主权性的商品权益，在实际市场参与方面也包括了一些民营企业的参与，比如商品期货交割库的建设及相关的仓储业务等。随着中国大宗商品市场能级的提升，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竞争的需要，主权性商品权益的投资、管理和处置也将会鼓动更多民营机构参与政策性商品交易。主权性的商品交易市场也会产生专业化、标准化、金融化和指数化的商品交易体系。
货权的附加责任与义务
商品权益无论包含何种权利及权益，但必须遵守承载在相关商品上的相关社会和法律的责任与义务。商品的权益和商品的某种责任与义务紧密相关，商品附加的责任与义务也是商品权益的一部分。
首先，商品权益所有者应遵循相关的法律规定，商品的保管与仓储、商品的运输、商品的认证、商品的使用都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执行。某些特殊的商品也有着特殊的法律规定。其次，商品权益所有者也要遵守相关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的规定。因为某些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对某种类型的商品的交易、商品的市场准入、商品品质的保证、商品的运输、商品的保管责任均推出了一些具体的法规。而商品权益的所有者只有在遵守相关政策规定的前提下，才能更有效地保全商品权益，而避免商品权益由于违规而带来的损失。
相关商品权益的责任和义务也包括了一些社会道德的责任和一些商业的责任，以及履行与商品权益相关的审计、法务、资产评估等方面业务的约定责任及履行责任。只有在有效履行商品权益及货权附加责任与义务的条件下，才能真正拥有合法的、完全的商品权益。
摘自《商品金融》
《21世纪资本论》 导言
【法】托马斯·皮凯蒂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公共利益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
——法国《人权宣言》（1789）第一条
财富已成为时下最广泛讨论和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但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呢？私有资本的不断积累真如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预言的那样，将导致财富被少数人掌握吗？或者如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所设想的那样，增长、竞争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博弈将会逐渐降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促进社会更加和谐地发展？我们对财富和收入从18世纪演变至今又真正了解多少？当下，我们从中又可以汲取怎样的经验？
以上问题我都将在本书中一一进行解答。我也必须承认，书中的这些答案并不完善，但相比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答案采用了更加广泛的历史资料和对比数据，覆盖了近三个世纪、20多个国家，同时运用新颖的理论架构进行尝试解析。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虽然规避了马克思理论演进结果的发生，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至少不像“二战”之后十年中一些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尽如人意。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以民主社会为基础的精英价值观。然而，民主可以重新控制资本主义并且保证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保持经济开放度，同时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在本书后面的章节，我从这个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这些观点是基于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本质上是对事实的一种客观陈述。
无数据之争？
关于财富分配的学术争论和政治争论，长期以来总是充满偏见并且缺乏事实依据。
每个人都会对所处时代的财富收入水平有自己的直观认识，哪怕他缺乏理论框架或数据分析。可以肯定的是，绝不应该低估这种直观认识的重要性。电影和文学作品，尤其是19世纪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关于不同社会阶层财富和生活水平的详细描述，尤其是对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合乎情理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个人生活影响的刻画。简·奥斯汀和巴尔扎克的小说生动描绘出1790～1830年英国和法国社会财富的分配情况。两位小说家敏锐地捕捉到各自所在社会阶层的财富层级，他们抓住了财富隐藏的轮廓，及其对男性和女性生活必然的影响，包括对于婚姻的态度、个人的期许和失望。他们和其他小说家用逼真而有力的笔触描绘了社会不平等的影响，而这些都是数据统计和理论分析无法相比的。
当然，财富分配问题如此重要，因此不可能只扔给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哲学家来解决。幸运的是，每一个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那些具体的、真实存在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也自然会激发尖锐但又矛盾的政治评判。农民和封建领主，工人和雇主，员工与资本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都对其他人的生活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权力与支配存在的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察，并依据这些观察形成自己的是非判断。因此，这种对于社会不平等的主观和心理维度的认识，必然会造成科学分析无法缓和的政策纷争升级。所幸，民主永远都不会被共和所代替。
然而，分配问题也应该进行系统和规范的研究。如果没有精确定义的数据来源、方法、概念，我们可能会看清一切，也可能一无所获。在些人认为不平等总是会加剧，整个世界因此变得更加不公平；还有人认为不平等呈自然衰减态势，和谐会自动慢慢生成，我们无须做任何事来冒险打破这份完美的平衡。每个阵列营都在指责其他阵列营的思维惰性，却同时也暴露出自己的思维惰性，相互之间完全是一种“聋子式的对话”。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研究工作——即使不是完全科学的，但至少是系统的、有条理的研究——将非常有用。专业分析不会因社会不平等导致的暴力政治冲突而终结。社会科学研究总是会充满试验性和不完美因素。没有人会要求将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转化为精密科学。但如果我们能够耐心地搜集安全和样本，冷静地分析相关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机制，就可以宣传民主辩论，聚集正确的问题。并且这样有助于重新定义辩论框架，廓清先入为主或欺骗性的观点，对所有观点都保持严格审视的态度。在我看来，这是所有学者（包括社会学家）应该扮演的角色，而那些很幸运能比其他人有更多时间致力于此研究的普通人（有的甚至为此领取薪水——一种显著的特权）也同样应该发挥积极作用。
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财富分配的社会科学研究经过长时间发展，多是基于各种各样的纯理论推测，而确定的事实依据支撑则相对有限。在深入探讨之前，我为了写这本书搜集了大量相关信息，我希望可以为以上这些问题给出一个直接的历史性观点。
马尔萨斯、扬和法国大革命
经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法两国，关于社会分配问题的讨论贯穿始终。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以前不曾出现的情况——再加上农村人口的外迁以及工业革命的来临，每个人都深深意识到激烈的变革正在进行。这些剧变又是如何影响财富分配、社会结构以及欧洲社会政治稳定的昵？
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原理》中明确指出：人口过剩是影响财富分配的首要因素。尽管他的材料支撑略显单薄，但他还是极力去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是阿瑟·杨的游历日记，这位英国农学家在大革命爆发前夕的1787～1788年游历了整个法国，从加来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布列塔尼到弗朗什孔泰地区，扬描绘了法国乡下人民的贫苦生活。
他栩栩如生的描写绝不是随意捏造。当时的法国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也因此成为最令人向往的国度。该国在1700年可能就已经拥有2000万人口，而当时的英国只有800万人口（其中英格兰只有500万）。从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到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整个18世纪法国人口平稳增长，直到1780年人口总数接近3000万。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几年，这样快速的人口增长趋势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收入水平的停滞以及地租的大幅上涨。尽管人口水平的大幅度波动不是造成法国大革命的唯一原因，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贵族权威以及当时政治统治的日益弱化。
然而，扬发表于1792年的著作也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偏见以及误导性的比较，这位著名的农学家发现他很不喜欢他所居住的客栈，也很反感客栈里女服务员对待他的方式。尽管他的所见所闻多是道听途说，但他仍然坚信可以从中提取普遍真理。他最担心的是他亲眼看见的这些民众疾苦将导致政治动荡。特别是，他坚信只有英国的政治体制（即由贵族和公众分别组成两个独立议会而贵族拥有否决权）才可能给广大民众带来和谐的生活以及稳定的发展。1789～1790年，法国允许贵族和平民组成单一立法主体，这让杨坚信法国即将走向灭亡。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讲，他的著作中充满了他对法国革命的恐惧。无论谁提出财富分配的话题，政治都是躲不开的考虑因素，人们很难忽视阶级偏见以及利益区分。
当传教士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他著名的评论文章时，他得出了比扬更加激进的结论。和扬一样，马尔萨斯非常害怕法国出现新的政治思想，并不断说服自己，这里不会发生像英国一样的政治剧变，他建议要立即停止给穷人的所有福利资助，严格控制贫困人口的增长速度，否则这个世界将会因人口过剩而变得混乱和痛苦。如果对18世纪90年代欧洲精英社会曾遭遇到的恐惧没有深入了解，我们将无法理解马尔萨斯这种夸张的悲观预测。
李嘉图：稀缺性原则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末日预言显然是很可笑的。然而，真正重要的是要认识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经济和社会的变革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对于那些亲身经历的人们来说，甚至可以说是巨大的创伤。实际上，大多数当代观察者——不仅马尔萨斯和扬——对于社会财富分配和阶层结构的长期演化都抱着相对黑暗甚至是末日的观点。尤其是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作为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两位经济学家，他们都相信，社会的一小部分群体——李嘉图称之为地主，马克思称之为工业资本家——将不可避免地要求稳步增加产出和收入的份额。
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主要关注的是土地价格和土地租金的长期演进。和马尔萨斯一样，他写文章时几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统计。尽管如此，他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知识非常精通。由于其出生在一个有着葡萄牙血统的犹太商人家庭，他似乎也没有像马尔萨斯、扬和斯密那样抱有那么大的政治偏见。他受到马尔萨斯模型的影响但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以下逻辑悖论十分感兴趣：一旦人口和产出开始稳步增长，相对于其他商品，土地会越来越稀缺；根据供需原理，这意味着土地的价格会不断上升，支付给地主的地租也会上涨，如此一来，地主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提供给其他人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破坏社会平衡。李嘉图认为，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政治上来说，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稳步增加对地租的税收。
这一悲观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地租在较长时间内仍居高不下，但最终，随着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下降，相对其他财富形式，农田的价值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在19世纪初期，李嘉图没有办法预测未来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或工业的发展。和马尔萨斯、扬一样，他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
然而，他对土地价格的洞察仍是有趣的：他提出的“稀缺性原则”意味着某些价格可能在几十年后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这可能足以动摇整个社会。价格体系在协调数百万个体（实际上，现今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有着数十亿人）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问题是，价格体系既没有考虑极限问题，也没有考虑道德因素。
在21世纪，对于理解全球财富分配来说，忽略“稀缺性原则”的重要性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更具说服力，我们可以用世界主要国家首都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或者石油的价格，来代替李嘉图模型中农田的价格。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将这一发生在1970～2010年的趋势推导至2010～2050年或2010～2100年，将导致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失衡——这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想起李嘉图的预言。
可以肯定的是，原则上有一个相当简单的经济机制，可以使经济恢复到平衡的轨道上：需求和供给机制。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不足，价格太高，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抵句话说，如果房地产和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搬到乡村或者骑自行车出行（或两种都做）。不用担心这种调整可能令人不快或太过复杂；这种调整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地主和油田所有者对其他人的债权会越积越多，从而可以轻松拥有一切，包括农村房地产和行车，一劳永逸。与之前一样，最坏的情况并不一定会发生，所以现在警告读者到2050年他们可能要支付租金给卡塔尔的酋长，还为时尚早。我之后会更加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虽然也只是让人相对安心一些。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某商品相对价格的巨大变化可能会导致财富分配的长期严重不均，而供给与需求的相互影响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这是李嘉图稀缺性原则的主要含义。
马克思：无限积累原则
在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也就是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发表后的一个半世纪，经济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问题不再是农民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或是土地价格将疯狂地上涨，而是如何理解现在正迅猛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在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大环境下，大批农村人口外迁，导致大量工人涌入城市贫民窟。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新的城市悲剧发生了，更为明显，更让人震惊，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旧制度造就的农村悲剧更加悲惨。《萌芽》、《雾都孤儿》和《悲惨世界》等文学作品并不是来源于作者们的想象力，而是来源于那些根据法律限制仅大于八岁（1841年的法国）的工厂童工或仅大于十岁（1842年的英国）的矿山童工们的真实生活。维菜姆博士的著作《制造业工人的现状》于1840年在法国发表（推动了1841年一个尝试性的新童工法律的颁布），描述了与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中描写的同样肮脏的现实。
事实上，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历史数据表明，直到19世纪下半叶——甚至是到最后30多年——才出现了工资购买力的显著上升。从19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十年中，工人的工资一直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18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据我们的观察，英国和法国在这漫长的工资停滞阶段停留得更久，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经济增长正在加速。利用目前可用的不太完整的资料进行合理估算，两国的资本收入（工业利润、土地租金和房屋租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世纪上半叶大大增加了。随着工资部分赶上经济增长，这一比重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略有减少。然而，从我们整合的数据中并不能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平等的结构性下降；我们在1870-1914年看到的充其量是稳定在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不平等，以及在某些方面不平等程度的螺旋上升，尤其是财富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很难说如果没有因战争引发的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冲击，这个轨迹将会向何处发展。借助历史分析和远景预测，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冲击视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减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
无论如何，在19世纪40年代资本繁荣发展，工业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当时还没有出现完整的国家统计数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了。他们的中心论点很简单：如果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业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是和之前一样悲惨，而立法者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工厂雇佣八岁以下的儿童，那么工业发展的好处在哪里？技术创新、辛苦工作以及人口流动的好处又在哪里？现在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破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想知道其后的长期演变：你们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设定的任务。1848年，在“民族春天”运动（即在那年春天爆发的欧洲革命）爆发前夕，他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一篇简短而强有力的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后来大家耳熟能详：“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文章以同样著名的革命预测结尾：“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马克思撰写了多卷的论述文章对这个结论进行论证，同时第一次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及其崩溃的原理。马克思没有完成这本著作的撰写，《资本率》的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而马克思于1883年带着两卷未完成的遗憾与世长辞。他的朋友恩格斯将其遗留的手稿片段进行整合，在其死后将这部大作出版供世人瞻仰。
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将他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上。他因此寻求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认为市场是具有自我调节系统的，就是说，系统内部可以通过自身调节，在不出现重大偏差的情况下达到均衡，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和让·巴蒂斯特-萨伊生产创造需求理论有异曲同工之意）、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Proudhonians）区别开，马克思认为这些人只是一味地谴责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却不曾为解决他们的实际经济困难提出真正的科学分析。总之，马克思将李嘉图的资本价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则作为强化资本主义动态分析的基础，当时资本主要是工业设备（比如机械、厂房等）而非土地资产，因此原则上资本累积数额没有限制。事实上，他的主要结论可以被称为“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分析依据：资本收益率稳步降低（这样将遏制资本积累，并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或是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这迟早将变成工人运动的导火索）, ——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
同李嘉图的预言一样，马克思的悲观预言也没有实现。在19世纪后1/3时期，工资终于开始慢慢增加：工人阶级的购买力显著提升并不断扩大范围，这一现象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即使极端不平等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层面直至“一战”前依然有增无减。共产主义革命正式拉开序幕，但主要集中在欧洲和苏联经济落后地区，这些地方几乎没有开始工业革命，然而大部分先进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寻找其他利于社会民主的途径——他们的公民是幸运的。如他的前辈一样，马克思完全忽视了持久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以及稳定增长的生产率，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平衡私人资本积聚进程的重要因素。无疑他缺乏足够的统计数据去支撑他的预言。他决定于1848年发表这一论断时可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也就是在为了证明其结论开始着手进行必要研究之前。显然，马克思在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进行写作，这从他偶尔做出的轻率声明中可见一斑。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理论需要搜集完整的历史资料，而在这方面马克思并没有做到挖掘全部可利用资源。而且，他也没有花心思研究没有私人资本的社会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是如何运行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那些取消私人资本、实行极权主义的国家的悲惨现状就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尽管有这样的局限性，马克思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首先，他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资本积累），然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获得启发。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罕力，它对于21世纪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其在19世纪的影响。从某个角度看，这个原则比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更加让人担忧。如果人口和生产率增长水平都相对较低，那么财富积累自然会引起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如果它增长到极致，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时候。换句话说，低增长不会完全抵消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由此产生的均衡状态尽管不像马克思预言的那么严重，但仍然十分令人烦扰。如果积累终止于有限水平，那这个有限水平恐怕会高到足以影响社会安定。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某些欧洲发达国家和霉本，私人财富水平在国民收入中呈现的高水平，直接辅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马克思到库兹涅茨，从末日预言到理想主义
从19世纪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到20世纪西蒙-库兹涅茨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说，经济学家已经从对末日预言的过度阐述逐渐转变为对理想主义或者至少是对圆满结局的过度偏好。库兹涅茨的理论认为，不管经济政策如何选择或者不同国家间的其他差异，收入不平等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自动降低，并最终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1955年，确实有人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法国战后将经历一段被称为“辉煌30年”的神奇阶段，即1945～1975年的30年黄金时期。库兹涅茨认为，这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而且过不了多久增长将使每一个人受益。当时的理论可以浓缩为这样一句话：“经济增长的大潮会使所有船只扬帆远航。”罗伯特·索洛在1956年研究实现经济“平衡增长路径”的必要条件时，提出了类似的乐观观点，即经济增长路径需要同时考虑所有变量（产出、收入、利润、工资、资本、资产价格等）按照同一速率变动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个社会阶层都可以享受到相同基准（或偏差很小）的经济增长红利。库兹涅茨站在了与李嘉图和马克思关于不平等螺旋式增长针锋相对的立场上，同时反对19世纪的末日预言。
库兹涅茨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至今仍然为人们所推崇。要强调的是，这是第一个依赖庞大统计工具所形成的系统理论。事实上，直到20世纪中叶，库兹涅茨在1953年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高收人群体在国民收入与储蓄中所占份额研究》中，首次运用了历史序列的收入分配数据进行分析。库兹涅茨在1913～1948年的35年间一直对一个国家（美国）进行数据处理。他使用了两个在19世纪无法被普遍使用的数据源：美国联邦所得税申报表（1913年开始征收所得税时使用）以及库兹涅茨根据历史数据对美国国民收入的测算，这不得不说是一项重大的贡献。这是第一次有人试图从这样大的维度来测量收入不平等问题。
必须认识到，当时如果没有以上两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数据支持，根本无法测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或衡量其随时间变化的演进过程。英国和法国首次尝试测算两国的国民收入需要追溯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这一方法在19世纪得到发扬光大，但都停留在孤立的预测阶段。直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美国的库兹涅茨、约翰．w．肯德里克，英国的阿瑟·鲍利、科林·克拉克以及法国的L·杜克·贝农维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真正意义土发展了国民收入的时间序列统计理论。此类数据可以用于测算一个国家的总收入。为了计量国民收入中高收入的比重，我们还要用到损益表。“一战”前后很多国家普遍征收累进所得税（其中，美国在1913年，法国在1914年，英国在1909年，印度在1922年，阿根廷在1932年），这使得损益表更易于获取。
关键是要认识到，即使一个地方不征收所得税，在某一给定时点还会有其他各税种的税费统计数据（比如，在19世纪的法国，房间门窗数量的分配都是要额外收费的），但这些数据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国家的收入水平。而且，在要求向税务行业申报收入水平被写入法律文件之前，人们往往不关注自己的收入金额。企业税和财产税也是这样。税收并不仅仅意味着要求公众为公共支出以及公共建设项目融资，尽可能公平地分摊税负压力，同时也有效建立了分类，增长了知识，还增强了民主透明度。
无论如何，库兹涅茨收集的数据让他得出了当时美国各阶层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百分比）的变化过程。他到底发现了什么？他注意到，1913～1948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突然减少。更加奇怪的是，在此期间伊始，高收入人群（即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年收入总额占中国年收入总额的45%～50%，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这个数字骤降30%～35%。将近10个百分点的跌幅足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这基本相当于美国最穷50%人口总收入的一半。这样看来，收入不平等显然减轻了。这个现象相当重要，它对学术机构以及国际组织之间就战后经济进行辩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以及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在数十年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讨论中，从未采用过任何数据或不同时期相互比较的方法。这是客观数据第一次成为主角。尽管信息并不完全，但仍然有其可取之处。而且编制工作变得有据可查：库兹涅茨在1953年发表的那篇有分量的著作中，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有明确的数据来源以及方法依据，这样他的演算过程就变得可以复制。除此之外，库兹涅茨还得出了一个喜人的结论：收入差距在缩小。库兹涅茨曲线：冷战期间的福音。
事实上，库兹涅茨自己也对美国1913～1948年高收入人群的减少表示非常意外。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大萧条”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多重冲击造成的。他在1953年的著作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同时警示读者不要轻率地进行归纳。但是作为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在1954年12月的底特律会议中，相比于1953年，他给出了对这一结果较为乐观的解读。此次演讲在1955年公开发表，名为“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这使得“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受到广泛关注。
根据该理论，任何情形下的不平等都可以用“钟形曲线”来解释。换句话说，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收入不平等必然会出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库兹涅茨认为，第一阶段收入不平等的自然增长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相关联（对美国来说大概是19世纪），紧随其后的是一个不平等大幅臧少的阶段（对美国来说是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
库兹涅茨1955年的文章很有启发性。他提醒读者谨慎解读各项数据文件，注意外部冲击对于近期美国收入不平等减缓的重要作用。同时，库兹涅茨还透露，撇开任何政策干预和外部冲击不谈，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果。工业化早期，收入不平等情况的加剧是因为只有少部分人从工业化带来的新财富中获益；后来，随着进一步发展，收入不平等自动减缓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分享经济增长的丰硕成果。
工业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被认为是起源于19世纪末是20世纪初的工业化国家，而可以看到美国收入不平等在1931～1948年出现减缓，这因此被描绘成一种理论上可以被其他国家复制的普遍现象，包括那些在后殖民时期陷入贫困的欠发达国家。库兹涅茨在1953年书中使用的数据，突然间变成了强有力的政治武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推断只是纯理论性的。然而，在主席演讲中，对在场所有美国经济学家展示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乐观理论，每位听众都会愿意去相信这位德高望重的领袖并将他的理论广为传播。库兹涅茨本人也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库兹涅茨曲线”从此诞生了。为了保证每一位听众能够完全理解自己的理论，他认真地提醒他们，此次乐观预测的主要意图非常简单，仅仅是为了推动欠发达国家“并入自由发展的轨道”。库兹涅茨曲线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冷战的产物。
为了避免误解，这里要强调的是，库兹涅茨建立的第一个美国国民账户数据和第一个历史序列不平等测量模型都是极为重要的，通过阅读他的书（而非他的文章），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出他所分享的真正的科学伦理。另外，“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高增长率是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现象，另一个更加重要的现象是社会各个阶层都充分享受了此次增长的红利。不难理解，“辉煌30年”培养了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情绪，而19世纪关于财富分配的末日预言则变得无人问津了。
然而，神奇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错误的原因，并且它的实证基础十分薄弱。1914～1945年我们所观测到的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发生的收入不平等的锐减，总体上都是源于前文所述的世界大战和这些国家（尤其是当时那些国家里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们）所遭受的剧烈的经济政治冲击。这与库兹涅茨所描述的跨行业流动这一平静的过程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
这一问题很重要，而且不仅仅是基于历史原因。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其在21世纪头十年的收入集中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因此，理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收入不平等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关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贫穷国家和新兴国家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在全球层面减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这与1945～1975年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类似。但是这一过程在新兴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在发达国家产生的焦虑则更甚。此外，最近几十年在金融、石油、房地产市场观察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失衡，自然引起人们对于索洛和库兹涅茨“平衡增长路径”必然性的怀疑，他们认为所有经济变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变化。到2050年或2100年，世界会被交易员、高层管理者和超级富豪所拥有，还是会被石油生产国抑或中国的银行所拥有？又或者世界可能将被避税天堂所拥有，因为上述角色中会有许多去那里寻求庇护。如果不问谁会拥有什么，而只是从一开始便假定经济增长在长期是自然而然“平街”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21世纪初所处的阶段就好似我们的先辈在19世纪初的状况：我们正在见证全球经济的骄人变化，并且很难知道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十年之后全球财富在一国内或多国间将如何分配。19世纪的经济学家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长期趋势，这一做法值得称道。他们的答案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但至少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我们从很早起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并提出19世纪就已经出现的类似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部分是由于库兹涅茨的乐观结论，部分是由于对以所谓“代表性行为人”为基础的简单数学模型的过度热情，如果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的历史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只有通过耐心地梳理事实，建立样本，再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比较，我们才有希望识别出发生作用的机制并对未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预见。
摘自：《21世纪资本论》
2014年展望
矿产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4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将有极小幅度的放缓，整体预计比2013年的4.7%下降0.1个百分点，降至4.6%。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中国。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从2013年的7.5%放缓至7%，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而言，体制和政策依旧是艰难的挑战。
在其他新兴市场中，印度、拉丁美洲和其他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2014年都会实现小幅增长，但这些国家2013年的经济增长实在乏善可陈。
供应方面：钼矿山供应不会激增，但库存问题犹存。从中国钼矿山的运行情况来看，由于钼市场整体运行低迷，价格偏低，因此目前为止矿山停产、半停以及未满负荷生产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而且今年的产量较去年同期已经明显下降。今年钼市场需求的持续低迷和原料的滞销情况加剧了库存积压，如果后期需求情况还是不能明显改善的话，那么估计对明年的整体供应情况仍将造成不利影响，并影响未来市场的持续稳定和有效反弹。
需求方面：作为典型的经济周期性行业，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钢铁行业遭受的压力首当其冲。目前中国钢铁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难以彻底扭转，在原料价格、钢材价格、产能释放的相互联动和制约下，明年中国钢材市场价格不会大幅波动，中国钢铁市场有望呈现温和上升的趋势。
从上述预测来看，2014年钼市场的需求情况还是不容乐观，参与者对明年市场普遍看淡。不过俗话说，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也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如果中国钢市出现明显恢复的情况的话，估计还是会给钼行业运行带来有利支撑的。
2014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仍面临许多问题，例如结构性缺陷、投资的政策限制和生产率增长率低等。在此背景下，加之2014年智利Sierra Gorda矿和中国伊春鹿鸣矿投产，将对全球供应面造成巨大压力，需求面难有重大改善，因此全球钼价面临下行压力。由于钼价已经跌破了大部分矿山成本，预计2014年钼价降幅有限。因此， 2014年钼价总体将呈窄幅下行趋势。
金属产品
工业和信息化部：2014年，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期，总体态势趋于稳定并开始缓慢增长，但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以及发展中国家同质竞争将加剧贸易摩擦。从国内情况看，我国经济基本面依然较好，支撑有色金属工业运行的环境将进一步改善。初步判断，2014年，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生产、消费、投资仍将小幅增长，价格走势仍以低位震荡行情为主。行业发展面临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产业结构调整将进一步深化。总体看，2014年有色金属行业运行将略好于2013年，但不会有太大改观。
国际铜业研究机构：全球大型新矿及扩产矿场将在2013和2014年相继投产，预计2014年全球精炼铜产量将进一步增长5.1%，产量或达2205万吨。ICSG于2013年11月20日表示，2014年全球铜需求将增长4.5%，主要因全球主要铜消费国——中国炼铜需求增加。2013年4月，ICSG曾预测2013年全球铜过剩39万吨，2014年铜供应将过剩68.1万吨。
中国科学院预测研究中心：总体上2014年，在美国QE缩减购债、全球经济复苏进一步企稳、通胀压力温和的大环境下，整个大宗商品市场的不景气，加之美元和美债收益率逐步走强，原油价格下跌，避险资产将继续失宠于投资资金。尽管工业需求稳定，但因缺乏投资买兴， 2014年的银价将跟随金价向下找底。
预计2014年白银平均价在21.7美元/盎司，在17～27美元/盎司范围内波动。中国银价平均在4450元/克，在3560～6000元/千克区间震荡。
预计2014年全球白银的总供应量将在2013年的水平上略有萎缩，至32310吨，同比下滑0.3%。其中矿产银部分，虽然部分国际大型银矿山减产，但同时也有一些新矿山投产，全球产量将依然保持稳定，略有增长，至24800吨。再生银则承压于低迷的银价，产量将进一步下降，至7310吨，同比下滑4%。
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以及价格下跌带领的生产成本的下降，制造业需求进一步恢复，同比增长1.9%到27725吨。其中工业需求显著恢复，同比增长2.9%，至15134吨。预计银币银章需求在近几年快速增长的趋势中，略有放缓，至3650吨。2014年全球白银市场仍然过剩，随着供应放缓以及制造业需求的回暖，过剩量逐步减小，至4584吨。预计2014年的中国市场将继续维持供需双双增长的态势。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预计2014年粗钢产量8.1亿吨，表观消费量为7.5亿吨，增长3.1%左右。但受产能过剩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趋缓，下游行业需求增中正常回落的影响，供大于求的局面难有很大改变。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际贸易保护加剧，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趋缓，中国钢材出口连续两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的状态难以维持，出口形势不乐观；受原燃料价格仍处高位、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环保成本上升的影响，企业降成本难度加大。同时也要看到，下游行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给钢铁工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石油化工
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初步预测，2014年石油和化工行业主营收入约14.56万亿元，同比增长9.5%；其中，化学工业主营收入约为8.93万亿元，增长10.5%。
2014年，预计全行业利润总额约9400亿元，增幅约8.5%。其中，化工行业利润总额约4800亿元，增幅约11.5%。
2014年，预计原油表观消费量约5.1亿吨，同比增长4%；天然气表观消费量约1840亿立方米，增幅13%；成品油表观消费量约为2.96亿吨，增幅3.5%。预计主要化工产品表观消费总量增幅约5%。其中，化肥表观消费量约7100万吨，增幅4.5%；乙烯表观消费量约1954万吨，增长9%；甲醇表观消费量约3530万吨，增长7.5%；烧碱表观消费量约2800万吨，增幅6%；合成材料表观消费总量约为1.48亿吨，增幅4.5%，其中合成树脂表观消费量约9100万吨，增幅7.5%。
中国油气产业发展研究中心：预测2014年，中国原油供需缺口将进一步扩大，对外依存度将超58%，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方面，将加大内陆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在保证石油增储稳产的同时推进天然气快速发展，优化开发常规化石能源，巩固能源供应基础；加快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坚持储近用远原则，重点提高深海资源勘探开发能力；加快发展非常规油气资源，以煤层气和页岩气勘探开发为着力点，增加天然气产量。预计到2015年，新增石油探明地质储量65亿吨以上，产量稳定在2亿吨左右；新增常规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3.5万亿立方米，产量超过1300亿立方米；页岩气探明地质储量达到6000亿立方米，产量达到65亿立方米。
农产品
中国科学院预测研究中心：预计2014年粮食播种面积仍将小幅增加，初步预测2014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12600千公顷左右，比2013年增加650千公顷，即增加975万亩左右。在天气正常情况下，预计仍将会继续增产，预计增产180亿斤左右。但2014年夏秋季节天气存在较大变数，如果夏秋季节中国粮食主产省出现气候恶劣的情况，则中国粮食可能减产。
预计2014年棉花播种面积将继续减少，在天气正常情况下，产量也将进一步下降。
2013年全年棉花价格在低位徘徊，再加上植棉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提高较快，棉农收益减少。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影响，近年来对纺织品的需求减少，造成棉花生产相对过剩。
联合国粮农组织：2013年11月7日发布的报告《粮食展望》显示，2013年世界谷物产量预期将增加8%，达到24.98亿吨，比10月预测值提高近1000万吨。2013年谷物产量大幅增加，其主要原因是美国的玉米收成和独联体国家的小麦收成回升。2013/2014年度世界谷物利用量估计为24.18亿吨，比2012/2013年度增加3.5%。谷物信用总量预报为10.99亿吨，比2012/2013年度增加1.7%。2014年期末的全球库存量预计也将增加，增幅约为13%，达到5.64亿吨，仅粗粮就增加30%，主要是在美国。小麦和大米库存量预计也将增加，分别增长7%和3%。世界谷物库存量的增加将使全球谷物库存量与利用量之比达到23.0%，大大高于2007/2008年度出现的18.4%的历史最低。
国际谷物理事会：2013年11月1日发布的月报显示，2013/2014年度全球小麦产量调高到了6.6亿吨，这要比9月底的预测值高出300万吨，主要因为加拿大及哈萨克斯坦产量前景改善，比2012/2013年度的全球小麦产量6.55亿吨高出6.26%。IGC预计2013/2014年度全球小麦消费量为6.90亿吨，比上月预测值高出300万吨，也高于上年度的6.73亿吨。2013/2014年度全球小麦期末库存预计为1.82亿吨，比上月预测值高出200万吨，比上年的1.75亿吨高出4百分点。
2013年，受全球小麦较大幅度增产拖累，国际小麦行情一路震荡走低。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国的小麦现货价格连续跌破前期低点，如美湾二号软红冬小麦FOB报价，年初为314.2美元/吨，1月中旬达到年内最高点323.8美元/吨，8月下旬降至年内最低点258.5美元/吨，年末259.5美元/吨，较年初减17.4%。从期货市场看，年初CBOT近交割期小麦277.49美元/吨，1月中旬达到年度高点290.72美元/吨，年末降至222.74美元/吨。
美国农业部：2013年12月份发布的供需报告，预计2013/2014年度世界小麦产量7.114亿吨，比2011/2012年度创下的前期历史纪录高出1410万吨，小麦单产也比上年创纪录水平高出0.09吨/公顷，增幅2.9%；消费量为7.045亿吨，年度消费量同比增加2519万吨，消费量增长极大消化了因产量增加给市场带来的压力；预计2013/2014年度全球小麦期末库存量约1.828亿吨，较上年度增长700万吨，但库存消费比仍低于26%，与上年度保持一致，也是自2007/2008年度以来的最低水平。
展望2014年，弱势下行或将是国际小麦行情的主要趋势，而这应归因于全球小麦供应提高。分析认为，如果2014年北半球不出现极端的气候问题，全球小麦供应量将保持历史高位，这将使得除美国外的其他出口国积极抢占市场份额，促使国际小麦价格继续走低。
2014年中国小麦行情将主要由“供需关系”引领，平稳前行。在全年价格走势中，“市场需求程度高低”对小麦价格形成的影响越来越大，尽管“政策属性”依旧存在，但经过2013年“市场化”的洗礼，小麦行情更加趋于理性。
预计2014年中国小麦价格将呈“上半年平稳运行，下半年温和走高”的态势。预计全年市场价格底部将是小麦托市收购价格，6月份之前，主产区陈小麦入厂价格将在1.28～1.35元/斤之间运行；6～9月新小麦收购价将在1.22～1.32元/斤之间运行；10月至年底，小麦入厂价将在1.30～1.40元/斤之间运行。高价地区集中在河北、山东、河南北部，低价地区主要集中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北部等地区。
德意志银行：2013年11月4日发布的预测报告显示，2014/2015年度美国玉米和大豆期末库存将增加，并创2006/2007年度以来的最高。预计2014年美国玉米产量为137亿蒲式耳，仅次于2013年度创纪录的水平。2014年美国玉米播种面积为9200万英亩（1英亩=4046.86平方米），比2013年度低了400万英亩。不过玉米单产可能达到162蒲式耳/英亩。预计2014年美国大豆播种面积将达到创纪录的8210万英亩，比2013年度高出550万英亩。预计2014/2015年度美国玉米期末库存对用量比为16.6%，这将是2005/2006年度以来的最高水平。2014/2015年度美国大豆期末库存可能恢复性增至5.24亿蒲式耳，库存对用量比估计为16%，是2006/2007年度以来的最高。
汽车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2014年全年需求量为2385～2429万辆，汽车全年销量为2374～2418万辆，增长率为8%-10%。
轿车销量保持稳定增长。2014年轿车市场预计将保持稳定增长，预测2014年轿车销量为1270～1294万辆，增长率为5.7%～7.7%。
SUV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由于SUV车型功能多、空间大、通过性好等特点，成为近几年中国市场热销车型。目前SUV市场需求依旧旺盛，销量会继续保持较高增速，加上2014年部分企业SUV车型大量上市，预测2014年SUV销量为385-392万辆，同比增长28.8%～31.1%。
MPV销量将保持快速增长。2013年由于车型升级的变化，使得MPV的增长幅度较大，在经过一年的调整后，2014年MPV市场将回复到平稳、快速的增长水平。预计2014年MPV销量为155-158万辆，同比增长18.3%-20.6%。
交叉型乘用车需求仍然维持较低水平。预计2014年交叉型乘用车销量为145～147万辆左右，增长率为-11%%～-9.8%。
乘用车销量预测。在综合乘用车市场细分车型的具体预测情况的基础上，2014年乘用车销量为1955～1991万辆，增长率为9%～11%。
载货车市场销量略有增长。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同时注重经济增长质量政策的影响下，预测2014年载货车销量为360～366万辆，同比增长2.9%～4.6%。
客车市场将稳定增长。受中国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的影响，会进一步增加对城市公交客车和校车的需求，而且随着产品各类更加丰富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客车市场2014年及以后一段时期内将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预测2014年客车销量为59～61万辆，增长率为5.4%～8.9%。
商用车市场整体较上年有增长。商用车的市场与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法规的走向息息相关，结合各个车型的预测， 2014商用车销量为419～427万辆，同比增长3.2%～5.2%。
预计2014年进口汽车114万辆，与上年持平。出口汽车103万辆，同比增长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