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历史上的谍战秘闻(3)

人间蒸发

4月27日，陈赓同样是心急如焚，但最终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后，顿时惊呆了。平时不抽烟的周恩来，破例点燃了一支烟。

难度太大了，中央机关数百人不是集中居住的，分散在上海市内几十个住所。最要命的是，顾顺章是负责保卫工作的，很多领导人的住处都是由他安排的。此外，这些机关全部转移后，还得迅速安顿，同时又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而且所有人都必须改名换姓。时间紧迫，难度很大。但为了保全上海党中央，难度再大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将问题妥善解决！还得必须抢在徐恩曾之前，把整个中共上海的地下组织全部转移。

27日傍晚，南京。徐恩曾知道将上海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计划已经不可能秘密行动了，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抢时间，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召集人手，采取行动。如果有所耽搁，一切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久，大批军警特务迅速集合，连夜赶往上海。英法两个租界的巡捕房也得到通知，同意与国民党联合行动。

与此同时，身在天津的胡底也收到了李克农发来的电报：“胡底，克潮病笃。”克即李克农，潮即钱壮飞的化名钱潮，病笃就是情况危急，立刻撤离。

28日清晨，上海的大搜捕开始了。大批军警和特务冲进了上海中共秘密机关，但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因为这一大帮人已经“人间蒸发”了。

红色电台案

叶剑英一直在考虑一件事：不久前，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国民党的核心要害部门发展了两名党员：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张蔚林、重庆军统电讯总台报务主任冯传庆。他们的情报很重要，但也不能频繁往“八路军办事处”送情报，否则必将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应该是时候找一个人来代替他们送情报了。

牛角沱七人小组

1939年深秋的一天，叶剑英正在为寻找新的情报人员犯愁，一个18岁的小姑娘走进了“八路军办事处”。她的出现让叶剑英眼前一亮——就是她了！

这个小姑娘叫黎琳，父亲是川军军长，在四川有一定的社会根基，这次从延安来到重庆，本来是受中央组织部、社会部派遣，利用自己的家庭关系，赴四川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

叶剑英看到黎琳后，决定对她的工作做一下调整——中共西南局要在国民党军统电讯中心设立一个特别支部，派黎琳担任这个支部的书记，由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单线联系。黎琳坚决服从安排。另外，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还决定让黎琳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将名字改为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盯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地点也从曾家岩50号周公馆转移到了四德里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张露萍传递情报或者接受任务，就到那里完成。

张露萍小组建立起来之后，工作表现极为出色。他们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呼号、波长、图表、电台分布等绝密情报，一一送到了南方局，使党组织很快掌握了军统的许多核心机密。张露萍小组还不断壮大，到1940年时，除张蔚林、冯传庆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4人为地下党员，这便组成了后来轰动山城的“红色电台案”的“牛角沱七人小组”。

粉碎戴笠阴谋

一天午夜，一个黑影匆匆地走进了张露萍居住的牛角沱。

通过敲门发出的电码声，张露萍知道来人是冯传庆。这么晚了，他跑来干吗？张露萍打开房门，冯传庆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闪进了屋。张蔚林听到动静后，也急忙从另一间屋子里走了进来。还没等他们开口，冯传庆便从身上掏出了一份电报——戴笠发给胡宗南的一封绝密电报。三人立刻开始破译这封密电，直到天色渐亮时，电文才被译出来——戴笠派遣了一个潜伏小组，携带小型电台混入陕甘宁边区。情报很快通过南方局发到延安，延安立刻捕获了由戴笠亲自派遣潜入延安的特务小组。

这封情报是戴笠亲自发出的，任何人都不知道，没想到这么高级别的情报还是被延安截获了，戴笠又惊又怒。面对一连串的“泄密”事件，戴笠立刻意识到是军统内部出现了内奸。想到这里，他立即将督察室主任刘培初找来，商量对策。两人密商一番后，决定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排查，无论是谁，只要形迹可疑，一律先拘捕再审讯。

就是在这几天，张露萍在上街意外遇到了久别的大姐，两人喜不自胜。张露萍碍于身份，编谎说自己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但从大姐口中得知了母亲因中风瘫痪在床。而她的大姐正是来这里为母亲抓药的。张露萍心急如焚，回去后便提出想回成都看望母亲的申请。组织考虑再三，最后同意了她的申请。

然而，就是在这时，张蔚林出事了。

小失误导致身份暴露

张蔚林被关了禁闭，原因是收发报机里的一支真空管被烧坏了。本来这事不算什么，但监察科科长肖茂如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说这是张蔚林有意破坏。实际上这是肖茂如有意整张蔚林，因为两人关系一直不好，想借机报复一下。就这样，张蔚林被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

糟糕的是，张蔚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以为自己的身份已经败露，所以在禁闭室里越想越害怕，趁着看守不备，便从禁闭室逃了出来，一直跑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组织上听完他的汇报后，当即批评他行事太鲁莽。这不过是工作上的一点儿小过失，最多受点儿处分罢了。但因这点儿小事就跑了，反而会出现危险。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戴笠听手下报告后也意识到了里面的问题：一支真空管烧坏了不算什么大错，怎么会吓成这样呢？于是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一个记录本被搜了出来，里面记录着军统局在各地电台的配置和密码，还有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小组的名单。

此时，张蔚林听从组织上安排，回来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承认错误，正好赶上戴笠派人搜捕，被抓了起来。

戴笠命人按名单去搜捕其他成员，七人小组完全暴露。正在发报房值班的冯传庆获知身份败露后，迅速从后墙翻过去，逃出了电台大院，跑到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情况紧急，叶剑英让人将冯传庆化装成商人，连夜送去延安。但冯传庆最终没能逃脱。他刚刚渡江就被等在那里的特务抓住了，落进军统之手。

同时组织还向成都发出紧急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不要再回重庆。但在成都的张露萍提前接到了“电报”：兄病重，速返渝。由于没有任何征兆，张露萍没有怀疑这封电报。然而她刚一离开，南方局的电报才发过来，仅仅晚了一步。

南方局军事组收到张露萍临行前由成都发来的电报后，知道她中了军统的圈套，紧急派人到车站守候，希望能够抢在敌人前救走她。但还是没能赶得及，张露萍一下火车，就被守在车站的军统特务抓走了。自此，“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捕。

坚贞不屈

被捕后的张露萍知道敌人的行动肯定不会就此结束——中二路四德里的秘密联络站就非常危险了，必须想办法通知同志们抓紧撤离。然而现在她和她的战友们都身陷囹圄，还会有谁替他们去送信儿呢？

张露萍很快想到了一个人——稽查处看守所所长毛列。毛列是戴笠的小同乡，但办事有些鲁莽、不知轻重。关键是他对案情背后的真实情况不清楚，以为张蔚林兄妹被捕，就是因为烧坏了一支真空管而已。

张蔚林听了“妹妹”的计划后，立刻让人找来了毛列，在他手心里放了50块钱，说有一件事想请他帮忙，然后递给他一张纸条。毛列没看出什么异样，以为是小事，便乐呵呵地收下了。

第二天，大批特务赶到四德里抓人时，却扑了个空。戴笠得知情况后，非常吃惊，要求彻查中共抢先知道秘密的原因。最终的结果落在了毛列曾送去的一张条子。条上写着：表姐，姑母住院病危，望速去照顾，妹萍。uc2抢毫无疑问，中共秘密机关人员就是看到这张条子才转移的。戴笠暴跳如雷，也不管什么小同乡了，立即下令处决毛列。

戴笠知道事情出现了重大变故，但还想在张露萍身上做些文章：假装释放张露萍，让她出现在曾家岩附近。张露萍当然明白他们的意图，没有进去，甚至连周公馆都没看一眼。虽然她多么想再看最后一眼。

特务们跟踪、监视了一路，一无所获，只得再次将她抓回看守所。

张露萍被捕后，戴笠亲自主持了对她和张蔚林、冯传庆等七人小组的审讯。戴笠认为这七个人的突破口应该是这个不到20岁的小姑娘，也许只要吓唬吓唬，她就什么都招了。但出乎戴笠意料之外的是，这个他认为最脆弱的环节却是如此坚定——威逼利诱、酷刑拷打，各种办法使尽了，张露萍始终咬紧牙关，坚决不说。

1945年6月下旬，被转移到贵族息烽集中营的张露萍和她的六个战友，被全部杀害。

刺杀中共叛徒白鑫

1929年11月11日深夜，上海市霞飞路上的几声枪响刺破了夜幕。当警察赶到现场时，只留下几具尸体，其中一个就是中共的叛徒白鑫。当时此案轰动上海，各报争相报道，有的报纸甚至称之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出卖中央高层

大革命失败后，白鑫被调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任秘书，在周恩来、彭湃等军委领导人身边工作。但没过多久，白鑫就在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处长范争波兄弟的策动下，秘密叛变，出卖了中共中央领导人。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秘密开会，却被白鑫引领的国民党军警包围。与会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珍、张际春等领导人，全部被捕。而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临时因故未参加而幸免。

周恩来等人闻讯惊讶不已，紧急部署对策——准备组织“红队”劫囚车，没有成功。

1929年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珍四人被害。

至此，叛徒的无耻行径彻底激怒了革命志士。随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人民书，发誓严惩叛徒。

自彭湃等人被捕就义后，白鑫就深知中共绝对不会饶过自己，于是在范争波的保护下躲了起来。9月14日，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故意放出烟幕弹，声称白鑫已经转移至南京。但中央特科很快就了解到，白鑫此时还没有到南京，仍然留在上海。不过，时间已经不多了，一旦让这个叛徒到了南京，再想处决他就要困难得多。但是，这家伙确实藏得很深，中央特科打探多日，还是没有找到他的藏身之处。

然而就在这时，白鑫突然出现了。

白鑫现身

1929年9月下旬，上海威海卫路，白鑫带着一帮人走进了上海达生医院，去找医院的柯达文大夫看病。

原来，自从告密导致彭湃等人被杀后，白鑫就知道中共是决不会放过自己，整天疑神疑鬼，处于极度惊恐之中，不想没几天就被吓出了头疼的毛病。这天来医院，就是因为疼得实在受不了。柯达文大夫果然医术高明，很快就给他确诊了。不过白鑫不知道，眼前这位医术高明的大夫就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真名叫柯麟。但是因为做了亏心事，他谁都不敢相信，看到柯达文下楼取药，害怕会出意外，就带着几名贴身特务悄悄溜掉了。

柯达文并非真的取药，当然是借故去通知中央特科人员。陈赓得知消息后，认为白鑫很可能还会找他看病，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设法稳住他。果然不出所料，过了几天，头疼病又犯了的白鑫打来电话，请柯达文过去给他看病，只是没有告诉他具体地点，只说到了法租界自然会有人告诉他的。

接到柯达文报告后，周恩来和陈赓决定“放长线钓大鱼”，既要让白鑫的病慢慢减轻，让他更加相信柯达文，同时又不能让他痊愈。

柯达文按约赶到白鑫住处后，发现除了他还有他的老婆和范争波。看过病后，白鑫请柯达文喝了杯咖啡——实际上他和范争波想借此机会，好好观察一下这位名医，看看能不能发现一点儿问题。聊了几句后，白鑫从皮箱里掏出500元递给柯达文。后者很自然地接过，千恩万谢一番，离开了。望着柯达文的背影，白鑫和范争波相视一笑，放心了。

几天之后，白鑫感觉自己的病情似乎减轻不少，于是又先后两次请柯达文前来看病。现在，他显然消除了对柯达文的怀疑。因为他命人用车子将柯达文直接送到法租界霞飞路和蒲石路间的和合坊四弄四十三号——白鑫的藏身之地。

白鑫欲逃

现在终于知道了白鑫的藏身之地，下一步就要准确掌握他的动态，另外还要了解这个藏身之处的内部情况。但要真正进到敌人内部，盯准白鑫，还必须另找一个同志。

于是，杨登瀛出场了。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因深受陈立夫赏识和器重，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驻上海特派员。但杨登瀛却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除了中共高层极个别领导人外，其他人都不知道。

杨登瀛很快就弄清了和合坊四弄四十三号便是范争波的公馆——这个地方布满了国民党特务，日夜保护着公馆中的人。杨登瀛决定亲自到范公馆走一趟。

这天，范公馆来了一位很特殊的客人。范争波赶紧到门口去迎接，不敢怠慢。范争波熟知在上海杨登瀛是陈立夫跟前的大红人，过去想与他接触是没机会的，今天想不到竟亲自登门了。范争波高兴地把他迎进了公馆，说了不少场面话。

当范争波和杨登瀛在客厅闲谈时，白鑫正好下楼散步。杨登瀛假装不认识，向范争波询问他的姓名。范争波也没打算让白鑫回避，于是便为二人做了介绍。

此后，杨登瀛多次到范公馆，成了常客。范争波和白鑫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就这样，大家相互熟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