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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的7月

一个闷热难耐的周五下午，我们聚在梅约中心14楼的一个小屋子里，准备参加岗前会议。再过一天，我们这些人就要正式成为住院医生了。挤在这个小屋的人当中有15个聪明绝顶的骨科医生，这是他们工作的第一年。还有我——29岁，曾经的出租车司机、建筑工人，一个对医学怀有极大的梦想与热情却没有足够证书证明自己能力的我。

我们开始轮流做自我介绍，有人来自大学优秀生联谊会，有人则是阿尔法·奥米伽的成员。梅约医疗与研究中心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我不禁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干什么来了。我就是那个急躁、不讨人喜欢的家伙，是抽屉里的那把呆瓜手术刀。

所有其他人早在医学院的时候就已经实习过好几轮了，其中的一大部分人还在之前花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用于写论文、做关于骨科的研究。可我呢，当我在医学院的时候，晚上在货车停车处工作。我既没有搞过研究也没写过论文，并且只仅仅有过一次实习。我没有接触过成人外科手术的世界，而成人手术又恰恰占了梅约中心骨科工作的相当一部分。

在介绍完规则后，一个高大的、长着厚嘴唇与波浪式灰色头发的男人笨拙地走到了台前，自我介绍说是部门主管约翰·哈丁博士。他首先对我们的加入表示欢迎，接着简要地介绍了梅约中心骨科的历史，追溯了一大圈名人，并表示我们现在从事骨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科技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

哈丁博士讲完后，一个带着厚厚眼镜、满脸皱纹的小个子男人凑近麦克风。等到屋子安静下来，他才开始介绍自己：“我是本杰明·伯克博士，住院部主任。”他也说了一些欢迎的话，然后就开始讲述我们这个职业的神圣性，警示我们前面的路还很漫长，但又可以带来强烈的满足感。“你们要在这待上4年，前两年是初级住院医生，后两年是高级住院医生。倘若你够努力、技艺也够精湛，那么在最后一年，我们或许会考虑让你来做住院总医生。”在末尾，他说：“这儿就是梅约。病人带着期盼到这儿，希望从这里得到帮助，而我们也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竭尽全力。”

最后，伯克先生的秘书——维欧拉·霍普金斯向我们介绍我们第一年的任务。

“梅约下属有两个医院，你们都需要在这两所医院里工作。但是在第一年，你们中的12人会去圣·玛丽医院，另外4人会去罗切斯特卫理会医院。”她还说期待见到我们，祝福我们都有一个“愉悦幸福的梅约4年”。

接下来，我撕开了属于我的那个小盒。在“罗切斯特卫理会医院”的题头下，写着4个名字：

比尔·查普林

迈克尔·柯林斯

杰克·曼宁

弗兰克·威尔士

当我们从这个屋子四散而出的时候，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迈克尔·柯林斯？”

“嗯。”我应了一声，转过身来。

一个矮胖、满脸雀斑、长着一头桀骜不驯的红头发男人伸出手来。“比尔·查普林，”他说，“我想我们会是一个战壕里的了。”

握手的时候比尔说：“你见过其他两个了吗？”他指了指身后。

一个看起来很友好，长着浓密褐色胡子、扎着蝶形领结的男人双手握住了我的手。“弗兰克·威尔士，见到你真高兴！”这就是弗兰克。后来的接触让我觉得，这个来自怀俄明州农场的小子有着大大的微笑和宽广的心胸。我都分不清这小子农村式的滑稽有几分是故意装的、几分是与生俱来的。

“我是杰克·曼宁。”一个高个子、有着运动员身材的男人说道。他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额头有些秃。我与杰克握了手。接着他问我从哪里来。

“芝加哥西区，你呢？”我说。

“盛产玉米的地方——得梅因，艾奥瓦州。”

我转向弗兰克·威尔士。“弗兰克，你呢？”

“我从上帝的领土来——”

“你也是芝加哥来的？”

“芝加哥？哈哈，小子，是怀俄明，那里是麋鹿之乡、野牛之地。那山远得眼睛都望不到边儿。哈，在芝加哥可没有这样的好地方。”

我说是没有，不过我们有大个儿的耗子和蟑螂。

在梅约，每位大夫名下都有一定数量的病人。初级与高级住院医生会被分配给各个大夫。当我发现自己被委派给了哈丁博士的时候都傻了。

哼，太好不过啦，这正是我所要的：让部门主管亲自发现他雇了一个什么样的蠢货。我仿佛在脑海中看到第二天哈丁博士拷问我的样子。

“柯林斯医生，您都做过哪些研究？”

“研究嘛，啊，嗯，确切地说，我还没有……”

“那论文呢？写过什么东西吗？”

“论文？我写过东西吗？嗯，好像没有。我是说，啊，没有写过很多。嗯，这一点儿那一点儿的。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当然了，我还是很想写啦。想写很多。我有很多想法，正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搪塞说很快就把东西给他过目。

非常幸运的是，哈丁博士——抑或是大约翰（住院医生们都这样叫他），在第二天早上根本就没理我。在他草草地与我们握了手后，就将精力放在了另一个高级住院医生——阿特·海斯垂身上。阿特引导我们走到住院室巡查病人。在梅约，这样的巡查一天两次。除了星期天之外的每个早上，主治医师都要带领住院医生进行查房，而住院医生则在每天下午自行查房——包括周日早上。

当我们站在一号病人门外的时候，阿特对哈丁博士简要介绍说：“TKA，第二天。引流管拔出。今天下床。状态还好。”显然，哈丁博士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点了点头，进了屋。我呢，则忙不迭跟了进去，一边还在琢磨TKA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缩在后面一言不发，整个上午的查房都是这样。只有这样，我的无知才不会被发现。当查房结束的时候，我是一个虽然还清醒着但已经被吓蒙了的年轻人。真的要补课充电了。

可更糟糕的是，周六上午有组会。伯克博士提醒过我们，这样的组会是必须参加的。我磨磨蹭蹭地进了会议室，发现会议才刚刚开始，一位高级住院医生正在讲解病例。看到他自信满满，医学术语随口就来，我还真是由衷产生了敬畏。

“这是一个52岁的农民。30年前有过半月板切除术，术后恢复良好。最近10年关节变性。考文垂博士已经在上周三为其做了UTO。”

我满头雾水地坐在那里，对自己是梅约最无知的骨科住院医生的事实心知肚明。于是我奋笔疾书地记录：“UTO? ”“检查约翰·斯文森的X光结果。”

对于这样的会议，我在医学院里已经是司空见惯。通常是实例讲解在先，然后一些倒霉的初级住院医生就会被叫起来回答那些复杂的问题。他们中很大一部分自然是答不上来的，结结巴巴或者是不知所云。随后，高级住院医生或者主治医师就会给出正确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难倒初级住院医生被认为是件好事儿，因为可以激励其更加努力学习。

可我呢，完全不在调上。虽然我在医学院的时候成绩非常好，但是我绝少接触骨科。看到住院医生同僚们的资历后，我意识到自己缺少的不仅仅是经验。在他们面前，我简直是个骨科大白痴，倘若有人叫我回答问题，那么恐怕他们都会替我感到羞愧。一想到我还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整个部门的大夫就没准会疯掉。

当坐在我后面的杰克·曼宁向前凑过来问我见习过多少UTO的时候，我不得不假装没听到。他还不如问我做过多少次UFO呢！至少我还知道UFO是个什么东西。

那个早上，若是比谁缩在椅子里更深的话，那么没人能赢得过我了。会议结束的时候，我脑袋都滑到椅子背下边去了，以至于被杰克笑着说我这个软骨头都快化了。化就化吧，幸运的是我还没有被点名回答问题，因此我的小秘密还可以保存一个礼拜。

即使会议结束了，我还是低着头蹭出了会议室，心里也还在哆嗦，生怕谁会把我叫回去问我：什么情况下更适于采用半侧的关节成形术，而不是整个肩部置换术？那样的话，我宁可趴到地上，让他们杀了我，至少这样还可以减轻点痛苦。

在短短的24小时之内，我已经从成为梅约的骨科住院医生的兴奋中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假冒伪劣产品，这感觉真是痛苦。把我放在这都算是玷污了这些优秀的大夫们。一旦我的无知被发现了，就准得命令我立即向住院医生项目主任汇报。接着，我就会被塞进昏暗的图书室，对着堆满了古老的、皮面的、褪了色的医学条款的樱木书架。接着，从阴暗中走来了冷静的伯克博士，他会递给我一个精雕细琢的木盒子，并说：“来吧，打开它。”

于是我掀起盖子，发现一把30厘米长、把手上镶着珍珠的匕首静静地躺在小巧的缎子垫上，刀刃闪着凛凛寒光。

为了整个住院医生项目，为了梅约中心，为了曾经拿起手术刀的每一位大夫，我一定要“做一次正确的事情”。当然了，伯克博士不可能作出任何许诺，但如果我“做了”，如果我还有“团队意识”，那么我还会在尸体实验室里坐上“头把交椅”的。

* * * *

回到休息室，我开始抄写哈丁博士名下病人的名单，计划着等有时间一个一个调出他们的检查报告看。刚抄完，阿特·海斯垂就进来了。

“迈克！”他拍拍我，“周末我去双子城，你帮我代班吧。今天下午走之前我会查房，明天早上就归你啦！”他看到我很惊恐，继续说道：“别担心啦，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就找高级住院医生，他们会帮你的。”

说完，他把传呼机递给我，笑着说：“就这么说定啦！”然后就晃晃悠悠地走了出去。

我一下子愣在了那儿有好几秒，手保持着微微张开的状态，眼睛死死地盯着手中的传呼机。这个吓人的东西。我小心翼翼地将传呼机别在腰间，仿佛那是一小瓶随时会爆炸的硝化甘油。一想到护士随时会通过它呼叫我，我就毛骨悚然。

接下来的一整天，我都在看检验表。一边看检验表上的信息，一边在卡片上做记录。然而，也有一些术语让我抓破了头皮也不知其所然。我的确可以问护士，但接下来她们就会把我扔出门去，谁让我什么都不知道！

6点，我已经开车回到在罗切斯特郊区的家中了。妻子帕蒂在后门迎接了我。她用双臂搂着我的脖子说：“我们骨科大夫的第一天过得怎么样？”

我好像被蜇了一下。把我称作是骨科大夫可真算是异想天开了，连医学系的学生知道的骨科知识都比我多。可我只是亲了亲帕蒂，含糊地说“还不错”。

“那干吗苦着个脸？做了什么傻事了？难不成切错腿啦？”

“亲爱的，我感觉我是个傻瓜，连骨科的基础知识都不知道。”

帕蒂用手背摩挲着我的脸颊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住院医生啊！”

* * * *

那个晚上，有三年住院医生资历的约翰·斯蒂文森举行派对。他很贴心地邀请了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菜鸟们。于是，我和帕蒂将两岁大的女儿艾琳交给保姆照顾，于8点抵达斯蒂文森的公寓。

帕蒂和我在屋子里闲逛，不时听到有关肌内干细胞、关节囊肩胛下肌成型手术以及抗心磷脂的讨论。我真希望能有人谈点别的，那样至少我还能插上话儿。

我在厨房里找到了比尔、弗兰克和杰克。他们举杯示意后，开始向彼此介绍自己的妻子。

正当我们把酒言欢时，我的传呼机响了，我吓得差点儿把碗扔在地上。是卫理会医院的骨科打来的，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电话一通，就马上有人告诉我赶紧来卫理会医院，有急诊需要处理。我当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我在卧室门边找到了电话，拨了过去。“您好，我是柯林斯医生。”

“柯林斯医生？”对方很困惑，“我要找的是海斯垂博士。”

“今晚我替他当班。我今天才开始上班，我是初级住院医生。”

“哦，好吧，”对方在电话中说，“我是安·齐沃斯，照顾韦尔特舍尔太太的护士。我们能扶她起来吗？”

听到这儿，我在脑海中疯狂地搜寻着。韦尔特舍尔太太……好像有一点印象。我顿了顿，最后终于咕哝道：“韦尔特舍尔太太？”

“是的，韦尔特舍尔太太，在7214病房。三天前刚做TKA。”

我惊恐地琢磨：TKA？啊，想起来啦，完全膝关节成形术。

虽然我现在知道了它是什么玩意儿，可是关于能不能把她扶起来，我可是一点儿都不知道。这个韦尔特舍尔太太没准儿是哪个国家总统的老婆呢。要是说错了怎么办？我仿佛看见明天的罗切斯特新闻快报的大标题写着：

由于蠢蛋初级住院医生错误地允许韦尔特舍尔太太在术后三天行走，导致腿断！

那我可完蛋了。我在梅约的工作会仅仅持续一天，还哪管按规定，我这不着调的医生还要待上4年呢。

我沉默了许久。护士终于开口了：“喂？您还在听吗？”

“啊，我在。”

“那么，我们能扶她下床吗？”

再考虑也没有用，因为我压根儿就不知道答案。于是，我做了所能做到的最机灵的事儿——博取护士的同情。

“你瞧，安，我是新手。说实话，我不知道。你们通常是怎样做？”

属于她的时刻到了。或许平日里她不被那些自大的外科医生放在眼里，这下，她可找到撒气筒了。

电话这边，我在等着。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后，她肯定是可怜我，因为她没有把我当成撒气筒，而是慷慨地帮助了我——这不是护士第一次帮我，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让病人起来。她术后恢复得很好。我想可能是海斯垂博士忘了和我们说了。”

“好的，那就好。你们让她起来吧。”

“谢谢您，医生。”

我长出了一口气：“安，这次算我欠你的。”

放下电话，我解脱了。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我谢谢了约翰的邀请，然后和帕蒂回到了家。我真想好好睡上一觉。明早还要去检查哈丁博士的每一个病人——独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