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 · 吉本斯|1822年12月12日
一切事物都是他的攻击目标，这种人让我心生恐惧。
威廉 · 吉布斯 · 麦克尼尔|1840年11月14日
宁可为其友，切勿为其敌。
科特兰特 · 帕默|1841年12月16日
范德比尔特是一个大 。
第01章 一个王朝的开创者
审判的大幕即将拉开
所来之人无不抱着窥秘的心态。开庭时间定在1877年11月12日下午两点，在此之前，已经有数百名旁听者挤入了曼哈顿下城的法庭里。除了原被告的亲朋好友之外，自然也少不了优秀的律师们，他们希望从知名的辩护律师那里学到几招法庭辩论技巧。但人群中更多的是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位美国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一生中的种种细枝末节。这些人不断涌入，房间被挤得水泄不通。这场审判的主角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所立的遗嘱，而对这位海军准将的评价一向是毁誉参半。审判的大幕即将拉开。
就要开庭的时候，人群自动分开，给海军准将的长子威廉·范德比尔特（William H. Vanderbilt）和他的律师队伍让路。这支律师队伍的领头人是亨利·克林顿（Henry L. Clinton）。《纽约时报》报道称，威廉“漫不经心地环视了一番，脱下外套，轻松舒适地坐在了自己的椅子上”；与此同时，他的律师们正忙着和对手律师一一握手。那支队伍受雇于威廉的妹妹玛丽·范德比尔特·拉鲍（Mary Vanderbilt La Bau），由斯科特·洛德（Scott Lord）带队。两点整，法官神采奕奕地走出内庭，通过侧门进入大厅，来到法官的座位就座。在这个遗嘱检验法庭，法官被称为“遗嘱检验法官”。他问道：“诸位先生们，你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洛德和克林顿同时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于是法官宣布：“开庭。”
当洛德站起来陈述起诉请求及理由时，人们才知道这起诉讼案件标的金额的巨大。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将此次开庭作为头版头条登出：“范德比尔特家族继承人对铁路诸侯的遗嘱提出异议……争夺过亿家产。”在那些耸人听闻的新闻中，让读者惊讶不已的是，《纽约时报》将范德比尔特降级为“诸侯”，因为美国媒体一向称呼他为“铁路大王”。就算在当时，他的财富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重依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范德比尔特在当年1月过世，如果在他过世时能将所有资产按市值出售，将占到美元流通量（包括现金和活期储蓄）的1/20。
法庭里的多数人一辈子都生活在范德比尔特的阴影之下。50岁刚出头时，他已经垄断了纽约到新英格兰的铁路和蒸汽船运输，并因此得到“海军准将”的绰号。19世纪50年代，他成立了一个横跨大西洋的蒸汽船船队，并且开创了通过尼加拉瓜到达加利福尼亚的中转路线。到60年代，他逐步控制了将曼哈顿与世界其他地方联系起来的多条铁路，打造了纽约和芝加哥之间强大的纽约中央铁路（New York Central Railroad）系统。法庭上的每个人应该都曾路过纽约中央火车站，这座位于42街的火车站正是由范德比尔特建造的；他们应该也见过范德比尔特所修建的圣约翰公园（St. John' s Park）货运站，那里的标志物就是他本人庞大的铜像；或者他们也曾穿过横跨在铁路上的桥梁，这些铁路沿第四大道而行，但比街面要低；再或者他们曾搭乘过渡船、蒸汽船或大轮船，在范德比尔特在世期间，这些一直都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他的印记在这座城市无处不在，并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他的印记遍布整个美国，事实上，每一个美国人都曾向他的财富致敬。
相比这些财富，更让人着迷的是它们的创造者。洛德首先以退为攻：“他能积攒上亿财富，因强大的意志力而闻名天下，如果说这种人还没有能力来处置自己的财富，似乎要冒极大的风险。”范德比尔特强大的意志力的确闻名全美。他通过蒸汽船业务积攒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当年的他面对知名的航运企业，通过大幅削减运费迫使竞争对手出钱收买他，让他退出竞争。因为这段经历，在他过世前25年，《纽约时报》将他喻为“中世纪对所有往来于莱茵河的人和船只收取过路费的强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在尼加拉瓜的冒险也是一种掠夺性行为。他穿过热带雨林，驾驶内河船在圣胡安河的急流中穿梭，并且果断地干预战斗，与控制该国的国际罪犯作斗争。他早期的生活充斥着拳打脚踢、蒸汽船的拼速以及引擎爆炸；到后期，他的生活则伴随着鲁莽大胆的赛马和高风险的对抗。
正是这种戏剧般的人生，促使人们在他过世11个月后纷纷拥入法庭旁听；但更有头脑的观察者们则对他一生细细钻研。范德比尔特打造了一个王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企业大亨。甚至在美国成为真正的工业大国之前，他已经懂得如何借助“公司资本主义”来聚敛前所未有的财富和权势，创造史无前例的庞大企业。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Jr.）
写道：“范德比尔特为企业引入了君主制，他是一个阶层的先驱。美国赋予了这个阶层权力，而这种权力又过于庞大，超出了国家的控制范围。他是一个王朝的开创者。”
亚当斯所指的并非家族王朝，而是众多企业巨头，他们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美国民主政府。在范德比尔特巅峰之时，洛克菲勒、卡内基、杰伊·古尔德和J.P．摩根的事业才刚刚起步。他们崇敬他，并奉他为典范，尽管自己的辉煌永远难以与他相媲美。没有什么法律能约束他，也没有什么政府能在影响力上与他匹敌。19世纪50年代，他在中美洲的个人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白宫和美国国务院。1867年，为了让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屈服，他让所有从西部前往纽约市的火车停运。1869年，他凭一己之力化解了华尔街的恐慌，避免了可能带来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经济萧条。
无冕之王
崇拜者视他为最卓越的精英领袖，是凭借自身努力和能力白手起家的最佳典范。对他们而言，他象征着美国梦。而批评者认为他贪得无厌、残酷无情，是一个不屑于伪装善良的无冕之王。更为糟糕的是，在批评者眼中，他代表了庸俗的新文化的极致——将美国独立战争中纯粹的共和精神弃于一旁，转而追逐物质财富。在一封写给范德比尔特的公开信中，马克·吐温曾写道：“你只是那群卑微的渺小灵魂的偶像，他们为你那无足挂齿的习惯、言语和行为歌功颂德，仿佛你的金钱能给他们以尊严。”
也有人明白，范德比尔特真正的人生更错综复杂，甚至相互矛盾。怎么可能不如此呢？他的一生经历了众多惊心动魄的变化，横跨了从乔治·华盛顿到约翰·洛克菲勒（他也曾与洛克菲勒有过交易往来）的漫长岁月。他的事业起步于一个农业社会，本质上说是一个殖民社会，那时“实业家”这个词语还无人知晓。而到他与世长辞之时，美国已经是一个工业社会。不管是后期的崇拜者还是批评者，他们都未曾见证他在美国成立之初和南北战争爆发之前的动乱岁月里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并不知道，在范德比尔特的人生历程中，他多数时间都是一个激进的角色。
1812年战争爆发之前，十多岁的范德比尔特从船员起步。正是他，让竞争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他瓦解了18世纪贵族的残余力量，动摇了保守的商人精英阶层，并且摧毁了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垄断。对手缺乏他对竞争的那种狂热，他们因他而怒火中烧；在那个尚且年轻和稚嫩的国家，富人阶层将他的行为视为破坏性的攻击。1859年，曾有人撰文称他“始终用行动证实自己是所有美国航运公司的共同敌人”，而《纽约时报》也谴责范德比尔特“为了竞争而竞争”。不过，这些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赞扬了他拓展运输业、大幅降低运费，并且对依赖政府垄断和补贴的对手们进行惩罚的行为。对于将自由主义奉为平等主义信条的杰克逊民主派（Jacksonian Democrats）而言，范德比尔特所代表的企业家是人中之龙，是革命性的商人。
范德比尔特的事业起步早、止步晚，他革命性的一生最终让他成为美国的第一大亨。他以落后的纽约与哈莱姆铁路公司（New York & Harlem）为基础，吞并了哈得孙河铁路公司（Hudson River）、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湖岸与密歇根南方铁路公司（Lake Shore & Michigan Southern）以及加拿大南部铁路公司（Canada Southern），打造了自己的铁路王国。他不仅仅代表一种激进的力量，更是一个垄断者。在1868年的伊利大战中，政府官员们的腐败史无前例；而范德比尔特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让他更像是公共道德的敌人，而非捍卫者。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实体、一个庞大的企业，在他过世后的几十年内依然主宰着美国经济。政治格局也因他而发生了改变。随着大型铁路公司的崛起，以及联邦政府在南北战争期间权力的扩张，激进分子开始认为政府可以对企业强权起到均衡作用。范德比尔特常常对报纸宣称，他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原则就是“管好我自己的生意”，他对政府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要干涉自己。正如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所言，他从不承认自己掌管的庞大企业足以挑战联邦政府，也不认为自己是权势人物，是人民党主义者借助政府法规来反抗的目标。
没有谁能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有如此巨大和长久的影响力。在长达66年的事业生涯中，他一直站在变革的前沿，从始至终都是一名推陈出新者。他大幅改善和扩张了美国的交通基础设施，推动了美国地理格局的转变。他推崇新的技术和商业组织模式，并且成功地加以应用，迫使竞争对手要么效仿，要么放弃。他将同时代的多数人远远抛在了脑后，伴随着有形世界和新商业工具（例如纸币、公司和有价证券）之间的联系逐渐消失，他抓住了美国文化中一次伟大的变革：经济现实的抽象化。借助这些工具，他推动了公司经济的形成，使之成为美国进入21世纪的标志。就在大力推动市场经济形成之时，他也加剧了一些永远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例如贫富严重分化、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中，以及在缺乏监管的市场环境下，欺诈行为和牟取私利的骗局遍地开花。没有人能凭借一己之力改变国家的经济格局，但也没有人能像范德比尔特那样将手如此长时间、如此有力地放在杠杆之上。
谜一样的人
法庭内，在第一证人发言之前，旁听者已经给范德比尔特贴上了纷繁多样的标签。但真正吸引他们的并非他对国家的影响力，而是他奇怪鲜明的个性，以及他那充满神秘色彩的个人生活。在广泛流传的谣言中，这个家族已经毁于阴谋诡计、巫师的降神会和范德比尔特对女权主义者维多利亚·伍德哈尔（Victoria Woodhull）和她妖娆放荡的妹妹田纳西·克拉夫林（Tennie C. Claflin）那充满争议的资助中。不过，公众无法看到他错综复杂的情感世界——他极富耐心的商业外交、对第一任和第二任妻子浓浓的爱恋（以及他对她们的自私），还有对自己那群常常不听话的子女们的矛盾情感，尤其是身患癫痫、沉迷于赌博的科尼利厄斯·耶利米（Cornelius Jeremiah）。不管是同一时代的人还是后代人，都会忽视这位傲慢的海军准将人性化、甚至是富有同情心的一面，他们总是被最淫秽的、谣传的、华而不实的新闻报道吸引住了眼球。
正是他离世前的最后一项决定，将大家送入了这个法庭。这项决定既涉及个人，也涉及公司。他希望自己打造的王国可以万世永存，子孙代代相传，创建一代王朝。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在遗嘱中将自己95%的资产留给了长子威廉。威廉的妹妹玛丽却希望取消这份遗嘱，由健在的10个子女平分家产，从而摧毁那个王朝。
她能成功吗？每一方都会努力对范德比尔特进行定义，每一方都会寻找这个谜一样的人的答案，而他给世人并没有留下多少资料。当洛德开始陈述时，人群探身倾听，极力想了解这位海军准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世界在慢慢地向前爬行
老话说，有了孩子一切都会不同。但对菲比·汉德·范德比尔特（Phoebe Hand Vanderbilt）而言，多一个小孩并没有什么区别。1794年5月，第四个孩子已经在菲比肚子里待了9个月了。前面三个孩子玛丽、雅各布和夏洛特在寒酸简陋的房子里跑来跑去。菲比知道，依照范德比尔特家族的传统，肚子里面的这个孩子还不会是最后一个。她的存在是为了延续，而不是改变。这种存在的意义与她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并无二致。她的家具由人工砍伐的木材经手工制成，身上的衣服也是用手纺羊毛手工缝制的。清洗陶轮上制作的杯碟和工匠用嘴吹制的瓶子，是她要干的活儿。透过窗户往外望去，她可以看到人工制作的四轮马车。视线再放远一点，还可以看到岸边的单桅帆船和三桅船，距离门口也就几步之遥。到晚上的时候，她会用羊脂蜡烛或鲸油灯来照明。
在菲比生活的世界里，家具是用木头手工制作的，而动力来源就是风、马和人，人们择水而居。她所了解的多数科技都源自数千年之前，就算是最新的发明，例如钟表、印刷术和航海设备，也都是文艺复兴早期的产物。美国军火库中存放的或英国军人随身携带的布朗贝丝（Brown Bess）燧发枪，都是在17世纪90年代设计的，距离当时已经有整整一个世纪。革命就留给政治吧；现有的世界在慢慢地向前爬行。
菲比居住在里士满港（Port Richmond）。那是一个渔村，一个最古老的村落。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动物粪便和明火的气味，乡间土路因为这个季节的雨而泥泞难行。里士满港坐落在里士满县北部边缘，那里通常被人们称为史坦顿岛（Staten Island）。这是一个人烟稀少的长长的小岛，总人口不到4 000人。镇民大会依然是管理岛上事务的一个途径。岛上的居民在绿油油的陡峭山坡上耕种，猪都是放养，自己觅食，而他们的房子就建在海岸旁松软的土地上。海岸一路蜿蜒到了山脚，潮沟勾勒出了整个海岛的轮廓。纽约港就像是一张大嘴，而史坦顿岛则是一个塞子，堵住了这张嘴。三公里长的海峡将它与长岛隔开，海水沿着海峡慢慢流入海湾。史坦顿岛的西部延伸到了新泽西的内陆，而海港对面就是曼哈顿。狭长的曼哈顿岛就像东河（East River）和哈得孙河之间的一座天然桥墩。
岛屿的边缘决定了它与大海在何处交融。丈夫出海后，菲比就会望着海面，等待他的归来；一直到他返航，将船只系好。丈夫的名字叫科尼利厄斯。和范德比尔特一样，科尼利厄斯也是一个典型的荷兰名字，在纽约湾很常见。他的家族1650年来到美国，当时简·阿尔岑·范·德·比尔特（Jan Aertsen Van Der Bilt）定居于荷兰的殖民地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s）。后来英国人占领该省，并重新命名为“纽约”。多年后的1715年，简的后人横跨海峡，来到了人烟稀少的史坦顿岛，并在那里开枝散叶。对这个家族而言，该举动是一项伟大的变革。简的后人们在岛上或务农，或经营小客栈。18世纪50年代，英法两国在北美为争夺殖民地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二十年后，美国爆发革命，英国占领该岛，美国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对宪法进行修订，之后乔治·华盛顿总统在曼哈顿宣誓就职——种种这些事件对这个家族而言都毫无影响，他们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他也太荷兰人了”
1794年5月27日，菲比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为了体现家族的延续性，她给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取名为科尼利厄斯，平时就叫他“科尼”，她常常对着孩子用英语喁喁细语。菲比在里士满港第一次遇到自己的丈夫。这里是一个带有浓厚荷兰风情的村庄，她在一位牧师家里做佣人，而她本人来自新泽西州一个古老的英国家族。
在纽约，这种异族联姻不足为奇。早在1720年，荷兰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经不足一半；现在，在3.3万居民中，荷兰人已经算是少数人种，比混血儿的数量还要少。1647年，彼得勒斯·施托伊弗桑特（Petrus Stuyvesant）担任殖民总督。早在那时，尚被称为新阿姆斯特丹市的纽约就已经发展成了一座国际化的都市。施托伊弗桑特在荷兰西印度公司（Dutch West India Company）的授权下进行管理，该公司的成立是为了借助商业资本开拓新世界，为荷兰谋取利益。在施托伊弗桑特的管理下，这个小小的海港逐渐发展起来，成为17世纪欧洲工业化强国荷兰的商业缩影。同荷兰一样，新阿姆斯特丹市将贸易摆在了首位，尤其是外贸，这也促使了一种对人和宗教极具包容性的文化的形成（当时在马萨诸塞州，贵格会教徒会被绞死），而且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
史坦顿岛上的传统和其他地方稍显差别。在新尼德兰，包括简·阿尔岑·范德比尔特在内的多数早期荷兰定居者都从事农业。他们分散在纽约湾和哈得孙河的两岸，一直从史坦顿岛延伸到奥尔巴尼。他们生活在一个富有田园气息的封闭群体中，而生活在美国的英国后裔常常对他们嗤之以鼻。18世纪90年代，旅游家威廉·斯特里克兰（William Strickland）写道：“荷兰人的生活懒惰而无知，几乎无人能及。他们中许多人一生的活动范围就局限在自家房屋的8公里范围内。”外人常常会认为荷兰人粗鲁无礼，例如，一位讲英语的哈得孙河谷居民就对“所谓荷兰式的礼貌”颇有怨辞。这种猜疑常常会在人群中爆发。
古老的习俗在这些荷兰后裔中代代相传。直到1836年，还有人在日记中写道：“很难让荷兰人改变他们的传统。”女性头戴高帽，用加糖的油炸面团来招待客人；男人们常常身着传统服装四处走动，其中就有宽边的海狸礼帽。而且，他们更喜欢讲“低地荷兰语”。到1790年，这种方言已经逐渐发展演变，连真正的荷兰人都很难听懂，但在哈得孙河和纽约港的沿岸仍然不绝于耳。19世纪初，该地区1 232名逃跑的奴隶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操一口低地荷兰语。
这些奴隶也体现了荷兰人和他们的英国邻居的另一个区别。1799年，纽约州通过了《逐步解放法案》（Gradual Manumission Act），在28年内逐步取消奴隶制。反对该法案的声音主要来自荷兰人的农村地区。1790年，只有11.3%的英国家庭拥有奴隶，而拥有奴隶的荷兰人占到了27.9%。在史坦顿岛北部，几乎每三户家庭中就有一户拥有奴隶。作为国际化的商人，荷兰人在将奴隶制引入北美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作为纽约地区的农场主，他们也将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最后。
奴隶制不仅仅是一种苛刻的社会制度，也是一种商业制度，为社会提供了劳动力，创造了资产。同时，奴隶制的存在也反映了乡下荷兰人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他们为了金钱而从事农业。在17世纪和18世纪，这是一种颇值得关注的现实情况。即使到19世纪，纽约州和新英格兰的许多英国农场主也是为了生存才从事农业，尽管不一定出于自愿。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荷兰农场主“以市场为主导，这种截然不同的地区特征源自荷兰的传统”。
这些乡下荷兰人的商业意识并不比他们在城市内的同胞差。他们驾驶自己的四轮马车前往奥尔巴尼、新不伦瑞克和纽约市，兜售自己的农产品，其精明能干众所周知。例如，一位皮匠拒绝将客人的皮鞋归还，除非他将钱一笔付清。失望的客人在日记本中写道：“他也太荷兰人了。”这些印象也让人们造出了一些新的词语，例如“荷兰式请客方式”，即AA制。一位更宽容的观察者将这种精明和市场导向与他们和公众生活的脱节联系在了一起。他在1786年写道：“低地荷兰人简朴恬静，拥有相当可观的家产，他们害怕负债，讨厌法律和政府部门。”
对于史坦顿岛上这个刚刚来到人世间的男孩来说，那个充满堤坝和郁金香的国度还给了他另一项遗产：独立的女性。相比英国的风俗来说，荷兰的法律给了女性充分的自主权，这一点在荷兰社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纽约市的两位编年史家记录道：“强壮自信的荷兰妇女遍地可见。”甚至在英国占领这块荷兰的殖民地之后，这种传统也一直得以延续，荷兰女性能够以自己的名义经商。
每天的生活，“买与卖，借与还，赚与亏”
科尼利厄斯和菲比·范德比尔特忠实地遵循着这些传统习俗。在他们看来，这些习俗就像史坦顿岛上由祖先们所修建的小路和码头一样，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不容多想。科尼利厄斯年纪轻轻时双亲就已经过世，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和自己同名的儿子呱呱落地几年后，他积攒了一定的资产，全家搬入了里士满港东部一栋更宽敞的房子里，那里后来发展成了斯泰普尔顿村（Stapleton）。现在，除了科尼和三个哥哥姐姐外，家里还添了三个女孩，分别叫菲比、简和埃莉诺。这栋两层的木质建筑有着陡峭的斜屋顶，两端都有烟囱，三个天窗，还有一个门廊，梨树和樱桃树环绕四周。他们的房屋距离海岸仅有60米。
之所以搬到岸边，也是因为受到商业的驱使。与纽约市隔海相望，这种地理位置让范德比尔特一家的农产品全年都不愁销，这对于美国的农场主来说算是极为难得的一种情况。拥挤的城市与其周边海岸之间的贸易往来由来已久，为此，荷兰人发明了一种专用的船只。这种大型的双桅船只被称为帆驳船。为了更好地攒钱，科尼利厄斯购买了自己的帆驳船，搭载邻居和他们的农产品横渡海湾，靠运输服务赚钱。由于船只运输工作量的增大，他在水面上花费的时间开始和在农场内忙碌的时间不相上下。
从某些方面来说，菲比要比丈夫更荷兰化。与新尼德兰传统的妇女一样，她的身上也散发着人格魅力。一位19世纪的作者曾写道：“她不仅仅在家中被视为行家，也被邻居们当作哲人，人们遇到各种难题时都会征询她的意见，而她作出的判断也有着一定的分量。”她和丈夫一样是个市场天才，她用丈夫的船只将自己种植的蔬菜、缝制的物品和其他产品运到城里。赚到钱后，她会清点手中的银币，并藏在高高的落地式大摆钟内。她的精明常常比丈夫更胜一筹。据说科尼利厄斯曾经将农场抵押，为一笔交易筹集资金，但最终亏得一塌糊涂。在听过丈夫的忏悔之后，菲比走到大摆钟前，取出的钱足以还贷。这只是一个传说，不过还有一件更真实的事情：后来的法庭记录显示，菲比将自己的钱按照商业贷款利率借予他人，并且曾经因为一个寡妇无法按期偿还贷款而取消了她赎回抵押品的权利，而这个寡妇就是她自己的女儿。看来，银币在大摆钟内待的时间不会太长，菲比总能找到更好的投资目标。
拥有雄心壮志、富有创造力、务实、坚韧不拔，这些美德让这对夫妻在结婚后逐渐摆脱了之前贫困的窘境。他们共同经营自己的家庭，早早离开偏远的区域，搬到靠近市场的地方，依靠市场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哈得孙河沿岸的农场主当时与商业世界只有零零散散的接触：一份研究发现，普通家庭全年只会将农作物和手工制品卖给河边的商人一次。而范德比尔特家则截然不同，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买与卖，借与还，赚与亏”。一位法国观察家评论当时的美国人称：“他们一心想发财致富，而这实际上也是他们唯一的激情所在。”这句话用在菲比和科尼利厄斯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但这种激情会将他们带往何方？他们梦想中的未来与范德比尔特家族过去几代人并没有区别：一个农场、一艘船，或许还有一个小客栈和更多的土地。环绕四周的大海也许局限了他们的梦想，农村地区的地广人稀也许同样稀释了他们的机遇。但与多数乡下人不同，范德比尔特家将目光放在了北美人口最稠密的地方：纽约市。
每个人都有一个“快速致富的梦”
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Duc De La Rochefoucauld-Liancourt）入神地盯着海湾那边。站在曼哈顿最南端的炮台公园（Battery），眼前的景色让他心潮澎湃：“在散步时，我的目光立即被这个伟大的港口所吸引，船只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放眼望去，他看到了新泽西湿软的海岸、布鲁克林的峭壁悬崖，以及史坦顿岛上郁郁葱葱的山坡，这些山坡正位于范德比尔特家农场的上方。哈得孙河的河面上船只熙来攘往，或者扬帆大海，或者出海归来。码头旁也是一番热闹景象，船只忙着起锚或停泊。他感叹这番景象让炮台公园“成了无与伦比的散步场所”。
1795年，他横跨大西洋来到北美，在这里自我流放了三年。当时的美国尚处于文明的边缘，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全美仅有5座城市的人口过万，全国总人口只有400万，其中每2 500人中仅有不到1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且这个数字在几十年内一直没有变化。大多数人居住在农场、村庄，散布在大西洋海岸的码头上。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欧洲正在经历剧变。在法国，雅各宾专政期间国王被处死，数千人被送上了断头台，周边君主政体派出大军压阵，企图粉碎革命。而在美国则是另一番天地：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在美国的三年期间，国家战争英雄乔治·华盛顿主动退下总统舞台，放弃了第三次连任的机会。尽管存在一些激烈的政治辩论，但当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1797年就任总统一职时，社会上并未因此引起任何骚动。这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共和国，其领导人宣讲的是尊严、为民服务和古罗马的例子。
在看着纽约港熙来攘往的船只时，真正让这个法国人感兴趣的并非政治，而是经济。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一再注意到美国人“激昂的进取心”。当他转身漫步到百老汇大街，经过比肩接踵的商店和车间，听到建筑工人们的叫喊声和用锤子演奏出来的音乐时，他惊讶于每个人似乎都怀有“快速致富的梦想……很少有人满足于现状”。
正是公众高昂的情绪和美国人逐渐显露的个性，让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对这个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道，美国“注定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人能阻挡她的脚步”。就当时来说，这一预言的实现还显得太过遥远：尽管国家幅员辽阔，但人口非常稀少，军事系统尚只有雏形。不过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大胆地预测，她将获得“一定程度的繁荣发展，将会成为欧洲的竞争对手，或许会战胜欧洲”。
但对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来说，还有一个障碍挡在了自己命中注定的繁荣之前。作为一名久经世故且好奇心切的旅游者，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注意到纽约繁忙的港口优势和劣势并存。世界暂时的混乱无序（法国与其敌人正在开战）给了美国商人以机会，让他们成了各国货物的运输者。欧洲港口曾一度对美国人关闭，不过现在也对他们敞开了大门；而竞争对手的商船队或者停泊在港口，或者被迫参战。但美国人与外部的贸易往来相对较少；商人们选择从纽约前往欧洲或加勒比海，而并非从巴尔的摩或波士顿。况且，美国出口额中的半数是将从海外运到美国的产品再出口，而不是销售美国自身的产品。
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警示道：“除非建立牢固的基础，否则国家的商业繁荣将难以为继，而国家的商业基础就是其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但美国的工业产品基本上是在当地自给自足，并无多余可以出售。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的殖民统治一直将北美定位为英国工业品的原材料供应者和消费者。因而在殖民统治期间，美国的外贸是国内贸易的四倍，每个港口都堆积着来自内陆的农作物和原材料，等待运往国外。即使在当时，外贸依然是国内贸易的两三倍。美国的港口就像是断线的珍珠，与欧洲的贸易往来让它们闪闪发光；但在和平到来之后，它们依然是散落各地。
纽约，未醒的雄狮
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能够引领整个变革，带领整个共和国成长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强国，那这个地方非纽约莫属。1797年8月，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到达纽约时，这个地方就已经蓄势待发。一位外国游客称：“在美国，这座城市（纽约）在商业上的重要性无人能敌。”纽约地处新英格兰和其他各州中间，拥有大型非露天深水海港，连接着哈得孙河、长岛海峡以及前往欧洲的航道。纽约的贸易额在美国贸易总额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到1807年，英国人形容纽约是“美国财富、商业和人口排行第一的城市”。
但纽约当时尚是一只未醒的雄狮。1790年，纽约在美国的城市人口数量排位中位列第二，仅有33 131人，而费城的人口为54 388人。到1800年，纽约的人口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达到60 515人；但在当时，这并不能算是一件大事。1811年，一位来自苏格兰的游客称纽约是一个“畸形发展的海港村”。纽约的重心落在了曼哈顿岛上，其余多数地方都是牧场、农田和沼泽地。这座城市并未向内陆发展，而是朝着海洋的方向迈进。例如南街（South Street）就是19世纪初在东河海岸填海修建而成的。
在当时，滨海地区是纽约存在的根基。19世纪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曾写道：“印度的岛屿被珊瑚礁所环绕，而纽约则是被码头所环绕，商业就像海浪一样拍打着它。”其繁荣景象让每个观光者都不由地感慨万千。1807年，加拿大旅行作家约翰·兰伯特（John Lambert）感叹道：“码头上挤满了船只，高高的桅杆、周边的建筑物和教堂的尖顶与穹顶交相辉映，让整个城市显得宏伟壮丽。”
如果再进一步观察，之前的印象就会被推翻。坦白来说，这座城市令人生厌。码头由大块的石头堆砌而成，木质栅栏旁堆满了垃圾，栅栏围起来的地方就是船只停泊处。一位游客注意到泊船处的水面“完全不受水流或海潮的影响，就像是一潭死水、一个城市垃圾场。码头上长年累月地堆积着由灰尘、茶叶、油和废糖蜜等东西混合在一起的垃圾，苍蝇满天飞”。
许多人涌入这个被港口环绕、畸形发展的海港村，渴望赚大钱。兰伯特注意到：“人们的每个念头、每个词语、每个眼神，还有每个动作似乎都被商业深深吸引。”越深入南街，这种印象就越深刻：“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具有生命，每个人都行色匆匆，精力充沛。司机开着货车前往四面八方，码头上和甲板上的水手和工人们在搬运着笨重的货物。”再多走一两个街区，就会经过蜿蜒曲折的前街（Front Street）、珍珠街（Pearl Street）和水街（Water Street）。纽约市多数“会计室”、商人办公室和仓库就位于这些狭窄的小巷内。在一股建筑热潮之后，砖结构建筑替代了老式的木楼，斜瓦屋顶的房子沿着铺了砖块的人行道一栋挨着一栋。晚上，鲸油灯会被点燃；而到白天，这里就会人头攒动。兰伯特写道：“咖啡馆的停泊处（Coffee-House Slip），还有华尔街和珍珠街的拐角处都挤满了手推车、运货马车和独轮车。人和马挤在了一块儿，没有什么空间可容路人穿过。”
三十年前，约翰·亚当斯曾表述过自己对这座城市的印象。他在日记中提到：“这座城市虽然繁华壮观，但居民们毫无修养。他们说话声大、语速快，而且喜欢聚众交谈。当他们问你问题时，你还没来得及说出三个词语，他们就会再次打断你，开始喋喋不休。”这些习惯始终没有被完全纠正。但至少有一位游客发现，纽约人的率直让人耳目一新。他通过比较得出：“费城的人行事拘谨，而且没有纽约人热情好客。”他发现，纽约是一座国际化程度更高的城市，聚集着“数量庞大的外国人，他们因为纽约在商业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被吸引，并在此定居”。
商业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奢华。最好的例子就是百老汇大街，这条北美最时髦的街道。这条街道从炮台公园一路往北，其雅致和优美的气息连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都为之惊叹，他声称：“全世界再没有哪座城市的街道能与百老汇大街相媲美。”兰伯特则惊讶于这条大街有着“形形色色的商店……橱窗内展示了多种多样精美的商品，和伦敦街头并无两样。街上还有数家规模庞大的书店、画店、音乐商店、珠宝店、银器店、帽子店、亚麻布制品店、女帽商店、四轮马车店、酒店和咖啡馆”。在百老汇大街的北端，矗立着用大理石装饰的市政大楼，俯瞰着与其齐名的三角公园。
但种种繁华和精致也在提醒着人们这座城市的稚嫩和粗俗。在市政厅公园（City Hall Park）的另一边是一个发臭的池塘，名叫收集池（Collect）。池子四周是一圈令人作呕的制革厂和屠宰场。1802年之后，收集池被迅速填埋；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人们都会对那个地方避而远之。市政大楼的背面并未用大理石进行装饰，这是因为当时的人认为“不会有人注意到那里”。
1817年，一位纽约旅游指南的作者坦承道：“人人都认为纽约的街道是美国最肮脏的街道。”从一个方面来说，这是因为厕所位于后院，每当大雨过后就会粪水四溢。之后，就会有“形形色色、不计其数的饥饿的猪”成群结队地在街道上漫步。一份工人们的请愿书称，正是有了这些猪，“众多穷人才能付得起房租，才能在冬天的时候有肉吃”。猪是“我们最好的清道夫”，因为它吃“鱼、内脏、垃圾和各种各样的残渣”，而且非常聪明，晚上能自己回家。但肥猪们永远改不了将腐烂的垃圾塞到沟里的习惯。该旅游指南的作者写道：“只要这数量庞大的猪可以在街道上来回走动，只要居民认为将垃圾丢给这些猪作为食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纽约的街道就会继续以肮脏而闻名。”
经济，综合性商人的天下
复杂和简单之间的对比不仅仅体现在街道上，同时也体现在会计室内。在这里，店员坐在高高的凳子上，用羽毛笔在本子上草草地做着记录；搬运工则扛着麻布袋、板条箱和大桶子进进出出。25年前，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劳动分工的概念；但1/4个世纪过后，在这座城市里，商业社会依然没有走上专业化道路。工匠只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除此之外，整个经济还是综合性商人（general merchants）的天下。
历史学家乔治·罗杰斯·泰勒（George Rogers Taylor）写道：“他们的触角几乎伸到了各种经营活动。”每个会计室的老板（也许还有两三个合伙人）都会买卖货物，并拥有运货的船只，而且货物的存储仓库就是办公的地方。他将这些商品批发给城市和村庄内生意规模较小的综合性商人，或者通过自己的店面零售，并且在自己的客户中建立起信誉。他并不专门提供特定的产品，而是尽可能买卖所有商品。
综合性商人同时也采用期票和汇票进行交易。当时现金非常稀缺，英国法律禁止向殖民地出口硬币（金币和银币这些贵重金属硬币的价值和其面值相当），也禁止殖民地自行铸造硬币。美国人所使用的硬币大多数来自于和加勒比海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尤其是西班牙元和他们1/8元的硬币。当美国开始铸造自己的硬币时，国会规定新的1美元等同于西班牙的1银元，以保证顺利过渡。19世纪初，在纽约的俚语中，1/8元的硬币（等值于12.5美分）被称为“先令”。在1857年前，西班牙的1/8元硬币一直在美国合法流通。
不管怎样，银币难以到手，所以美国人只能用非正规的东西来凑合。例如汇票就是一种由商人出具的债务证明书，其欠款方位于遥远的地方，最常见的就是在伦敦。在伦敦欠有资金的纽约人会购买该凭证，买家之后将凭证邮寄到大西洋彼岸，并且指示卖家的债务人支付给自己的债权人。采用这个方法后，硬币和最后的信贷结算只要在本地（这种长途交易的任何一端）就能进行。但这种体系完全是个人化的，难以预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由于这些风险的存在，汇票买家所支付的资金常常要低于其面值，从而抬高了大家的成本。
而在当地，商人们通常通过期票来进行支付，即承诺在某个具体的日期支付款项，并承担一定的利息。期票的受让方可以进行背书，再使用该期票来支付自己的债务。但标准的法律文书上写着“依照商人们的惯例和习俗”，等到约定的日期，如果第一个签发期票的人拒绝支付，背书者就会被提起诉讼，要求其支付债务。请注意，（至少在纽约）这种标准的法律文书反映出期票到期未付的情况有多么普遍。但在之后的几十年内，期票仍然是主要的支付手段。
银行与《梧桐树协议》
如果说这种非专业化、非正式的经济要改变，首先就要变化组织形式，用机构来替代这些杂乱无章的个人交易。纽约正是这类机构开始崛起的地方。商人们的守护神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协助创建了纽约银行（Bank of New York），成为全美第一批商业银行中的一员。商业银行将钱集中在一起，提供金额更加庞大的贷款；作为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贷款人，他们比个人放贷者有更多的机会去选择借款人，因而贷款的产出更高。银行同时也化解了现金短缺的问题。他们早早地开始了在支票上的尝试，同时也通过发行银行券来提供贷款。
在华盛顿总统的首任任期之内，汉密尔顿担任了财政部长，当时的联邦政府将首都暂时定在曼哈顿。与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时的成就相比，他在纽约银行上所扮演的角色就显得无足轻重了。1790年，他提交了一份计划，建议联邦政府承担起国家在美国独立战争上的债务，使用带息的联邦政府债券进行支付。政府可以通过关税和威士忌的特许权税来支撑这笔费用。尽管遭到了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强烈阻挠，国会还是通过了这个计划。新的联邦政府债券（被人称为公债）为纽约证券市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证券市场之后得到发展，覆盖全美。公债的利息支付将联邦政府的收入（那些难求的银币）转移到了商人们手中，商人们再把这些资金投入自己的企业。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联邦政府债券成为支付和担保中广泛使用的一种工具。首先，那些小心谨慎的美国银行会毫不犹豫地将贷款发放给用公债进行抵押的商人；其次，公债也是进行长距离支付的一种便捷方式，因为它们的价值在全美是稳定不变的，甚至在英国和荷兰这些海外市场也是如此。
在发行公债后不久，两家银行也相继发行了自己的股票。它们分别是由联邦政府特许的美国银行和成立时间更早的纽约银行。纽约银行当年也获得了纽约州的特许，并发行了股票。纽约的投资者开始在华尔街的商人咖啡馆（Merchants' Coffee House）每周碰面6次，进行正式的股票拍卖；在每次拍卖举行的间隙，他们聚集在咖啡馆外面的梧桐树下进行非正式交易。1792年，他们通过了《梧桐树协议》（Buttonwood Agreement），对股市进行规范，规定经纪人（或者股票经纪人）享受固定的佣金，并且将华尔街和水街街角的唐提咖啡馆作为交易的场所，但同时，非正式的“马路证券交易”依然兴旺。
这些新的机构为美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但并不能因此夸大它们直接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深度。多年后股市依然规模有限，因为可进行交易的股票并不多。1792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只有5只证券，其中就包括3只联邦政府债券。到1815年，这个数字虽然有所增长，但也只是23只。大多数商业机构采用的依然是合伙制或个人所有制。一位商业历史学家曾提到：“人们认为公司必须为公众提供服务”，例如修建大桥或收费公路。每颁发一份公司执照，州议会都必须通过特殊的法案。鲜有公司股票会大范围交易，多数公司的股票发行规模很小，仅集中在一群投资人手中，从本质上来说是传统合伙制的一种新形式。
当然，每个地方都在延续着过去，但并非每个地方都能成为变革的支点。纽约在地理位置上拥有优势（长长的河流从美国内陆蜿蜒流淌而至，流入其深水的港口），吸引了最初的帝国打造者和后来的私营商人们；密集的商人同时也推动了金融和商业方式的创新。人员的增长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需求，而这些需求又促进了人员的增长和商业的发展，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由此开始浮现，让纽约在美国的重要性逐步增加。
在小男孩科尼的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也许就是他的出生地。他依水而建的农舍就在纽约湾海峡旁边，而未来的发展就像海水一样只向着一个方向流动——流向海湾对面那座以尖塔和桅杆为标志的城市。
竞争与胜利，童年最早的回忆
命运和巧合之间只是一线之隔。孩子的激情也许会带来终生的痴迷，也许只是暂时的兴趣。虽然这种激情并不比其他情感强烈，但事后再来看，人们常常会把它视为一种预兆。对科尼而言，一场比赛似乎就决定了他的终生。他后来回忆，当时自己仅有6岁，与邻家小孩的奴隶骑马破浪而行，一决高低。如果不是他的竞争对手几十年后向公众证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许大家会认为它荒谬可笑。但真正的重点在于，科尼对自己幼年时期最早的回忆就是竞争和胜利，他正是从此开始树立起个人形象。
如果一个家里有几个孩子，那么爱好竞争也许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他从来都不乏信心。手长腿长的他有着浓密的浅茶色头发、丰满的嘴唇、强劲有力的下巴、高高的前额和一双敏锐的眼睛，尖尖的长鼻子就像是船头。擅长游泳的他很快就长得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能干很多活儿。
农场生活常常会让孩童和成人之间的那条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科尼的生活中有的只是工作和责任、锄地和挤奶、打桩和铲土。当然，他的生活中还有教堂，摩拉维亚教派的教堂。范德比尔特家族数代以前就已经脱离了荷兰归正会，改变了宗教信仰，并一直延续下来。但布道和圣歌并没有在科尼身上留下印记。他曾上过学，但据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时间。而在科尼的记忆里，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完全是死记硬背、练习和惩罚。他虽然掌握了阅读技能，但却始终对英文的书写习惯不屑一顾。他20岁出头时书写用的是蘸水笔，到现在墨迹已经褪去，纸张也已经发黄破碎。在现存不多的信函中，他对书写的“创新”达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see”（看）被写成“sea”（海洋）甚至是“se”，而且全文都是如此；“know”（知道）也变成了“no”（不）;“wrote”（写过）则被写成了“roat”。他的随心所欲与同一时代其他人的措辞严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那些人同样未接受过太多教育。
事实上，科尼完全按照发音来拼写，因此人们可以根据他的说话方式进行推断。他说话时的一些怪癖并不会太让人感到惊奇。例如，他会用“正回到家中”来指已经到家；谈到他人被禁止干某事时，他也不会使用被动语气。在科尼的谈话中会出现一些现在看来不同寻常或消失已久的发音，例如用“ginerally”替代“generally”，用“air”替代“are”，用“wair”替代“were”；他也常常用“git”替代“get”，用“sence”替代“since”。他从来不会用“remember”（回忆）这个词语，而是用“recollect”（想起）取而代之。而且同纽约湾周边的许多人一样，他会在以ing结尾的动词前加上“a”，比如说“Mr. Jones is agoing to Albany”。
11岁时，哥哥雅各布夭折了。在后来的岁月里，科尼和研究他的编年史作者几乎从未提到过这件事，但这确确实实影响了这个小男孩的一生。这个家庭早就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就是科尼的妹妹菲比，她很小时就夭折了；而雅各布离开时已经是青少年，毫无疑问，当时他已经是父亲最得力的助手，帮助父亲进行经营，协助父亲实现自己的野心。哥哥的过世给科尼带来了心理上的伤痛，也让他一下子从次子变为家里的长子。这也难怪他会早早地离开学校。
“现在，帆驳船就交给你了”
事实上，科尼的童年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录。大家所知道的只是一种海市蜃楼、漂浮在现实之上的模糊影像。它们源自那个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断重述的一些故事，频繁的重述让人们脑海中的人物形象得到强化，而崇拜者又对那些故事加以渲染和粉饰。模糊不清的印象、遥远的年代以及不断的重述，这些不仅让人无法准确把握其真实的形象，也对其意图产生质疑。
根据这种“海市蜃楼”，早在1805年，即托马斯·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这个11岁的男孩就开始和父亲在帆驳船上并肩作战。他替代了已过世的哥哥的位置，学会了如何把舵、扬帆，以及抢风调向。他很快就上手了，面对风暴无所畏惧，得心应手地驾驶船只乘风破浪。据说有一天早晨，这个男孩终于等到了自己期望已久的日子。父亲曾经承诺，如果他能给马铃薯地除草（这是一项特别累人的工作），就会给他奖励：他可以和朋友欧文一起搭乘帆驳船去纽约，并在那里玩上一天。科尼叫上欧文，两人奔向海岸，父亲站在那里等他们。父亲的身旁堆放着一堆干草，有人请他把这些干草送到纽约城去。他记得父亲当时说：“科尼，现在帆驳船就交给你了。多半干草已经装上船了，剩下的由你和欧文来完成。跟平常一样将它们运到对岸，路上你们可以一起玩儿。”他丢给儿子几美分，然后就让他开始干活儿。范德比尔特后来抱怨说：“孩子们几乎在任何事情上都能找到乐趣，我们当时也非常开心；但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和平时工作一天后一样疲劳。”
但这个故事究竟蕴涵何种意义？是说明这个11岁的男孩值得信任，能托付他将货物运送到海对面几公里之外的那座美国目前最大的城市，还是说明他憎恨父亲控制了自己的生活？或许两者兼而有之。也正是这些原因导致有关这个故事的记忆在科尼的脑海中一直未曾磨灭。但我们在两个世纪之后再来看这个故事，它似乎证实，靠近纽约的确对整个家庭带来了影响，让他们的生活围着商业打转，甚至连小男孩都有机会去赚钱。但这个故事并不适合于那些距离城市更远的美国农村地区。
“海市蜃楼”到这还没有消失。据说第二年，科尼的父亲争取到一个合同，为一艘搁浅在桑迪胡克（Sandy Hook）沙滩的轮船运送货物。桑迪胡克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沙洲，从新泽西州一直延伸到史坦顿岛。为了完成这项工作，科尼利厄斯召集了部分工人、三架四轮马车，还有几艘小舟。他让儿子来负责调遣那些四轮马车。在货物从搁浅的轮船上卸下来后，这些马车将拉着货物穿过沙洲，运送到另一边的小舟上。科尼利厄斯带着平底驳船离开后，将科尼留了下来，让他带领四轮马车和车夫一起，长途跋涉到位于南安博伊（South Amboy）的渡口。当这个男孩和队伍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身上所有的钱都已经花在了食物和饲料上，可是摆渡人要求他必须支付6美元才肯摆渡。科尼脑子一转，来到小客栈向老板借钱。他同意将自己的一匹马押在客栈，并且承诺在24小时内带着现金赎回那匹马。客栈老板同意了他的要求。队伍顺利摆渡，男孩也很快返回，如期归还了向客栈老板所借的钱。
后来，这个故事成为科尼足智多谋的典范。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它同样也蕴涵着一些重要的内容。一方面，他的家庭让他充分接触到了商业，所以12岁的他早早就懂得了抵押物品借钱的方法；而且抢救遇难船只的事情也进一步说明了纽约港对他们生活的决定性影响。
另一方面，摆渡人自行定价的能力肯定也给科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岛上的居民，科尼必定能感受到自身的力量。与曼哈顿和美国大陆隔海相望的生活让他培养了一种空间感，懂得了跨海的重要意义，也明白了往返海岸之间的船只的战略重要性。这些早期的认知让他受益终生。
追求一种有目标的生活
但他仍然是个孩子。相比普通的小孩而言，他对市场的了解要更多，但他也依然热衷于感官刺激，并“以目的性很强的行动而骄傲”。这将他吸引到了纽约的码头地区，那里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船长和大副们趾高气扬地招摇过市；傲慢无礼的领航员在等待搭船重返大海时四处闲逛；生活放荡的水手（大多数为黑人）或成群结队地簇拥在酒吧内，或醉醺醺地在船艏斜桅下东倒西歪，这些斜桅就像南街上的椽一样刺向天空。这些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漂泊。科尼10岁以后就对这番场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当时他已经在父亲的帆驳船上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工作。当他驾船驶过庞大的商船或修长的海军护卫舰，当他与船员沿着南街边走边交谈时，他开始梦想在史坦顿岛之外寻找发展的可能性。
1807年年底，这种可能性逐渐变小。当年，在杰斐逊总统的极力主张下，国会通过了《禁运法案》（Embargo Act），该法案禁止美国的船只前往国外港口，意图迫使英国取消对美国船只的限制，停止在旷日持久的英法战争中征用美国水手，不过这最终只是徒劳。约翰·兰伯特记录说：“码头上再也看不到箱子、大包、木桶、圆筒或者包裹。形单影只的商人、办事员、搬运工和工人们双手插在口袋里四处闲逛。”1809年3月，国会最终废除了这项法案，纽约上下欢呼雀跃，船只也蠢蠢欲动，准备再次远航。
1809年，詹姆斯·麦迪逊继任总统。当时，国会仍然纠缠于通过贸易来影响英国和法国的念头，尤其是影响英国；而麦迪逊和多数共和党人则对这个观点深恶痛绝。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对美国船只的扫荡越来越猛烈，并依据臭名昭著的《枢密令》（Orders in Council）逮捕船只和水手，因为《枢密令》要求中立国家的船只遵守英国对拿破仑帝国的封锁政策。驾船去一趟欧洲大陆的港口可以赚到丰厚的利润，不过风险巨大，而且几乎是与日俱增。
身处这个局势紧张、好战尚武的世界里，年轻的科尼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1810年年初，在将客人和货物运送到纽约城后，他穿过南街去拜见了一位之前结识的船长。这位船长驾驶的是一艘高速的商船，正准备冒险运送丝绸前往法国。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丝绸在那些被封锁的港口是一种奢侈品，可以卖高价。科尼当时只有15岁，但已经高大强壮，足以承担水手的工作。当他请求在船上工作时，船长同意他留下，并且还能定期分给他一些他们赚来的财富。《禁运法案》让科尼本来就很短暂的童年戛然而止。只要登上那艘商船，他就会远离海滨市场，过上一种追求有目标的生活。当天晚上，他驾船回到家中，决定告诉父亲他将永远离开史坦顿岛。
拥有一艘真正属于自己的船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维·苏·奈保尔（V. S. Naipaul）在书中说过：“偶然事件对先辈们的影响会延续到我们身上，就好像我们一生的许多内容在出生前就已既定，我们生命的一半已经被规划好。”对于一个在农场出生的15岁男孩来说，在1810年，他不可能摆脱时间之重。在向跑封锁路线的船长提出申请时，他表现得极具说服力。但他还面临着一个强大的障碍：他的母亲。他后来回忆说，母亲“发现了我的计划，恳切地请求我不要去”。
这一路上可能遭遇暴风雨，患上疾病，还可能被英国海军强行征兵，种种危险都让他的母亲感到害怕。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菲比还在继续生育，她和丈夫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倚仗这个长子。尽管科尼后来以冷酷无情而著名，但他当时倾听了母亲的恳求，并被她打动。他后来回忆，当时自己极不情愿地告诉父亲，“如果他能体面地取消自己与船长的约定，那他就会留下来。”父亲科尼利厄斯立即去找船长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幸运的决定。科尼后来得知，英国人在英吉利海峡俘虏了那艘船。
过去的力量又将他拉回了史坦顿岛，但它也让科尼生命本来的转折点微妙地偏移到了另一个方向。科尼重新回到帆驳船上，继续做着自己的指挥官。但就像他童年时代的许多事情一样，他在船上的经历也已经被加工和润色。据他后来反复重述的，他听说在里士满港有一艘帆驳船正待出售，于是同意用100美元买下。菲比同意借钱给他，但条件是他必须清理和耕种家中一块50亩的地。据19世纪传记作家威廉·克罗夫特（W. A. Croffut）说，那块地“土质坚硬，坑坑洼洼，布满石头，而且从未被开垦过”。而科尼必须在他16岁生日之前完成这项工作。
他们同意将时间期限设在5月1日，这让科尼能抽出时间来完成那项工作。他将朋友们召集到一起，向他们许诺夏天的时候可以搭乘自己的船去钓鱼和航行，也可以去纽约市区。这个条件吸引了他的朋友们，大家帮助他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工作。母亲检查了那块地，然后从自己的大摆钟中拿出了100美元。科尼迅速赶往里士满港，银币在他的口袋里叮当作响，好像知道他买船并非像许诺朋友那样是为了玩，而是为了赚钱。
他的崇拜者后来常用范德比尔特的这个故事来说明他的美德，一种美国的创业精神。但在杂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1853年发行的一期刊物中，他们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同一件事情。这是关于范德比尔特一生最早的报道：“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渴望借助大海来谋生。因此他离开了农场，开始经营从史坦顿岛到纽约市的一艘小帆船，而这艘船的船主是他的父亲。”相比传说而言，这种简单的表述蕴涵了更多的意义。科尼的父亲告诉他，他可以自己来经营这艘船，但所有权要归属父母。他们勉强同意科尼可以把天黑后赚得的钱留下一半。
我们不能过于夸大16岁的科尼的世故和精明，但这两个版本的故事同时反映出了重要的一点：从职业生涯开始之时，他就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在功成名就之后，范德比尔特回忆说：“我再也没有感受过六十年前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5月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当我踏上自己的帆驳船，升起自己的帆，将双手放在自己的舵上，满足感油然而生。”他驾船离开码头，但很快就听到了东西破裂时那令人讨厌的声音。船撞上了一块暗礁。他刚刚驶回岸边，船就开始下沉。不过损坏的地方他很快就修补好了。
首开定时班轮
依照惯例，科尼采取的收费标准是从史坦顿岛到纽约市单程每人18美分，往返25美分。纽约港渡船通常收取的费用是单程1先令（12.5美分）。这艘船只能搭乘20人，而且留在自己口袋里面的只有晚上所赚到的一半，按照那个价格，科尼的收入增长得非常缓慢。不过每天收到的那几把银毫子让他发现，自己对金钱有着强烈的欲望。这种渴望与他的骄傲以及把控自身生活的迫切希望交织在了一起。
尽管年轻，但他所从事的行业一点儿都不孩子气。科尼面临着残酷的竞争。在港口的码头区，没有所谓的公平竞争。如果没有其他办法战胜竞争对手，那么就可以直接动手揍人。十年前，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注意到美国人都称呼他为先生，但他补充说：“港口工人和普通水手除外。”
科尼天生一副打架的料。他成年后身高大约1.83米，比普通人要高出一截（当时16岁的男孩平均身高大约为1.71米，而成年人大约是1.76米）。他有着强劲有力的下巴、尖尖的长鼻子和高高的前额，眼睛有着水手们所特有的斜视习惯，眼角下垂以避免水面上所反射的阳光，头上长着一头浓密的浅茶色头发。那时，他开始刻意蓄连鬓胡子。
1859年，《哈珀周报》（Harper' s Weekly）宣称：“还有许多在世的人依然记得‘科尼船夫’，记得他驾船时的娴熟、遇到恶劣天气时的勇敢，以及他在各方面完美无瑕的可靠性。”这些评述显示，关于科尼的轶事并不仅仅只是虚幻的传说。据称他会用战略家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工作。多数船夫会等待船坐满后才开船，而他则按照一定的时间定时发船。专业一点来说，就是经营“班轮”。他的一位崇拜者在1865年时说：“他的一生都严格遵守自行设定的规则，而且在认准目标后绝不动摇，就像太阳每天升起落下一样永不更改。此外，他还规定每周的开销不得超出自己的收入。”即使有所夸张，从中也可以明显看出，这个少年船夫在早期有关经商的教育中获益匪浅。
据传言，他因为异常鲜明的荷兰人脾气而出名。乘客挡道时他就会破口大骂。一天早晨，在驶往纽约的途中，他看到邻居范·杜泽（Van Duzer）家的船只在自己的前方缓慢行驶。范·杜泽家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可此时，他自己却在总督岛和布鲁克林之间水很浅的巴特米尔克海峡（Buttermilk Channel ）因无风而寸步难行。科尼抽出自己的撑杆，一端抵住自己的胸口，不断地用力往下压，以推动船只前行。当他抢在竞争对手之前到达纽约时，木杆已经磨破他的皮肤，抵到了他的胸骨，给他留下了永远的伤疤。
在按时出发摆渡的空余时间内以及在结束摆渡之后，科尼会到处寻找工作。甚至会将船停在怀特霍尔泊船处（Whitehall Slip）并睡在船上，以便随时开始工作。秋天到来后，当冰雨和大雪席卷港口时，众多紧张不安的商人会从珍珠街的会计室匆匆忙忙赶往码头。他们非常信任科尼能将信息传达给自己在海湾处的船只。
但是，如果说年轻的范德比尔特是一个爱骂人、被人孤立的水耗子，并不完全准确。如果说他从父母那里学会了什么的话，那就是——经商的关键在于关系。尽管他的双手因为拉帆和掌舵而变得粗糙，长满老茧，但这份工作也给他带来了友谊。1810—1812年，他从帆驳船的生意中逐渐积攒了一定的资金，并且购买了其他船只的股份，但他并没有把这些利润拿出来与父母分享。和所有轶事一样，这个举动充分体现了科尼的性格。他成了一名投资者，或者说是一名资本家。
穿越海上大风暴
战争到来了，南街关于战争的话题也变得火热起来。随着英国和拿破仑的战争逐渐达到高潮，强行征用美国水手的步伐也在加快，英国皇家海军根据《枢密令》扣押美国船只的野蛮行为也在升级。1811年，美国总统号军舰（President）与英国皇家海军的小贝特号（Little Belt）交火，工人们在纽约海港修建了一系列的防御工事。1812年2月，麦迪逊总统再次禁止从英国进口货物。6月18日，国会向英国宣战。
战争一度显得进展顺利。美国庞大的小型驱逐舰（装配有44架机枪，而英国的标准配置是38架）与传说中的英国皇家海军交战，获得了一部分规模较小但激动人心的胜利。1813年1月1日，美国舰队得意洋洋地带着被俘虏的马其顿号（Macedonian）驶入纽约港，无数的人在港口欢呼迎接。在战争爆发的最初两年内，科尼甚至还得到了额外的工作机会。英国人对美国港口进行了封锁，沿海商船的主人们害怕在沿着新泽西州海岸航行时被抓住，因此货物开始从纽约往南走，经过科尼熟悉的曼哈顿与史坦顿岛之间的路线，一直到达亚瑟水道（Arthur Kill）和范库尔水道（Kill Van Kull），那时，英国的舰队尚未进入那块地域（货物从陆路穿过新泽西州，然后沿着特拉华河受保护的水域而行）。单单1813年一年，就有大约1 500架四轮马车沿着这条路线来回运货，为纽约的船夫提供了充沛的工作机会。
但总体而言，1813年，美国不管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商业领域都遭到了挫折。5月，英国皇家海军加强了封锁，甚至有一支突袭队在桑迪胡克登陆。当时的加拿大尚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美加交界的边境线上，美国军队扭转了战争局势。美军9月10日在伊利河上大胜英国舰队，这难得的好运让纽约市上下欢欣雀跃。市民在10月4日举行了庆祝活动，家家户户的窗口都点亮了蜡烛，乐队在市政厅的阳台上进行表演，停泊在港口的炮艇上悬挂着五颜六色的灯笼，火箭式空中大烟火照亮了整个夜空。
据说在这段时间内，科尼无比勇敢，技术极其娴熟，而且在竞争中毫不畏缩。在一个吹捧他的故事中，他受雇将部队士兵从里士满港运送到曼哈顿。一艘竞争者的船只与他并排行驶，一位军官从那艘船来到科尼的船上，要求所有士兵到另一艘船上“接受检查”。科尼深信这是抢生意的诡计，因而拒绝让士兵离开。军官大怒，拔出了自己的佩剑。而男孩科尼用手肘向军官的脸上扫去，抓住他瘦小的身体，把他丢回到了那艘船上，然后继续驾驶自己的船只前行。
这个故事描述了一个狡猾和好战的年轻人形象，而他的这些特征在后来尽人皆知，因而当故事在数十年后传开时，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而其他故事就显得更为可疑了。一个故事称，英国皇家海军在1813年秋天企图穿过海港的外围防御工事，小规模的战斗已经爆发，一场暴风雨横扫了整个海湾，里士满港的司令官认为必须紧急通报纽约总部。司令官对科尼的声誉有所耳闻，便派人去找他。当他询问船只是否能穿越这场风暴时，那个年轻人回答说：“可以，只要操作得当。”并且补充说：“部分路段必须在吃水线以下航行。”结果，他取得了成功。
之后不到五年，科尼又成功穿过另一场风暴，新闻媒体对他的技巧和胆量进行了报道和证实。但那个故事并不完全真实。一方面，英国海军并未在1813年袭击纽约；另一方面，科尼当时仍然是个男孩子，驾驶的船只在法律意义上属于其父亲，而且纽约港到处都是技术娴熟的水手，要说他的名声超出了其他水手，这一点让人难以相信。应该说，当时的他正在努力摆脱父亲的影子，开始树立自己的声誉。
两个梦想：船与索菲娅
到1813年，他开始采取行动，让自己最终成为独立的船夫。第一步，他用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在新泽西州订制了自己的帆驳船。周日，他常常带着自己追求的对象索菲娅·约翰逊（Sophia Johnson）驾船沿着帕赛克河而上，去造船厂检查所订购船只的建造进度。索菲娅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梦想之一。当时，他有两个梦想，一个是船，另一个就是索菲娅。一位19世纪的作家称这位恬静的女性“可爱动人、勤劳刻苦”，这也暗示她最初只是一位普通的佣人。对于年轻的科尼来说，不管是她的可爱动人还是勤劳刻苦，都没有她的无名指重要，因为婚姻是他独立门户所必需的第二个步骤。
在找个新娘结婚方面他并没有费太大的力气。索菲娅是他的表妹，父亲的大姐埃莉诺的女儿。后来一位传记作家曾称，“她身上所体现出的范德比尔特家族的特征比科尼本人更为强烈。”她同样也来自一个大家庭，所受教育不多。她就在里士满港附近长大，和科尼可谓是青梅竹马。考虑到科尼的工作性质，大家肯定会怀疑他是否还有机会遇到其他女孩子。但据说，当他提出要娶索菲娅为妻时遭到了母亲的反对，主要原因就在于，科尼结婚后，他收入的一部分将不会继续上交，母亲也就无法再坐享其成了。
对科尼来说，这也是他结婚的一个重点。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究竟有多爱索菲娅，究竟从经济上有多么需要她。1813年12月19日，两人结婚，并在之后搬到了在渡船码头租的一栋小房子里。在那里，他们开始了二人世界。一年后，索菲娅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几周内，她的一个妹妹也到家中帮忙。这只是她此后生育众多小孩的开始。在最初的日子里，索菲娅的勤劳和节俭给了范德比尔特极大的帮助。但传说他常常与精明的母亲一起探讨自己的计划，这让妻子对他的想法摸不着头脑。他甚至坚持要索菲娅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取名为菲比。
战争横财
1814年，美国已经濒临战争失败的边缘。4月6日，拿破仑签署退让诏书，允许英国加强其在北美的军力。对纽约而言，最大的担心莫过于英国会从加拿大通过哈得孙河长驱直入，由此避开在港口修建的庞大的防御工事。7月15日，约瑟夫·斯威夫特（Joseph Swift）准将开始沿着曼哈顿北部和长岛西端修建战壕。8月26日，受到惊吓的纽约人纷纷哄抢《纽约晚邮报》（Evening Post）的特刊，因为该特刊宣称，华盛顿已经被英国军队攻占并洗劫一空。报纸上赫然写着：“首都已被攻占！敌人6天内将出现在桑迪胡克……觉醒吧！”数以千计的居民拿起自己的铁铲加入了战壕挖掘大军，2.3万名民兵也前来报到。
对于身材高大魁梧的20岁青年范德比尔特而言，军事上的灾难也就意味着赚取横财的机会。一个经典的故事称，当军事司令部要将军需品运送到要塞和建筑工地时，范德比尔特激动万分。在父亲的力劝之下，范德比尔特报出了一个他自认为合理的价格，但这个价格距离最低价还差得很远。当他得知自己中标后惊诧不已。据说一位军官问道：“难道你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同意和你签署合同吗？因为我们希望这笔交易能顺利完成，而我们知道你做得到。”没有什么证据能证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如果它是真实的，那就说明他的生活开始出现微妙的转变，他开始在这个圆滑世故、地位低下的阶层中树立起一定的声誉。
就在那一年，范德比尔特带着妻子从他们在史坦顿岛上租的房子搬到了纽约市，入住布罗德街（Broad Street）93号。他们的新房子充分体现了他的社会地位：这是工匠们的寄宿公寓，同住的还有一个木匠、一个枪炮工人以及他们的妻儿。布罗德街有它引以为豪的会计室，但同时也是杂货商人、布料商人、家具木工和船夫们的居住地。这是一条手艺人和店主杂居的街道。
对于索菲娅来说，从满目绿色的岛上村庄搬到城市拥挤的街道，这种变化必定让她感到惊慌，无所适从。科尼利厄斯希望她能在这个房子里带大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她要与另外三个家庭共享这栋房子，要到后院的简易厕所去倒尿壶，要躲闪马匹、马车和呼噜叫的猪，穿过泥泞的街道去取水，或者在人挤人的露天市场上购买食物。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母亲弗朗西斯·特罗洛普（Frances Trollope）在十年后曾游历美国，她观察到的状况就很好地反映了索菲娅所面临的转变。她在描述人群推推搡搡、抢夺船上的座位时写道：“女性们个个意志坚定，顽强不屈。在抢到座位之后，她们一个个就像是刺猬一样，身上的每根刺都牢牢地立起来，禁止任何企图将这些刺抚平的人靠近。在这种环境下，英国女性显得高高在上，法国女性显得满不在乎，而美国女性则令人生畏。甚至最年轻美貌的女性都会咬紧嘴唇、眉毛紧锁，看上去和她们的祖母一样严厉刻薄，难以靠近。”索菲娅也许的确曾可爱动人、勤劳刻苦，但现在她必须学会严厉刻薄。
整个社会所遵循的还是18世纪的社会地位划分，而她和丈夫显然处于下层社会。与他们共同居住在布罗德街的手艺人（木匠、箍桶匠、家具木工、枪炮制造工人、杂货商人和船夫）算是中等阶级，依靠自己的力气和技能来谋生。一位上流社会的纽约人曾写道：“这些人体现出了一种粗野的独立自主，在我看来非常具有男子气概，他们属于社会中的一员，受到人们的尊重和信任。”但即使是拥有商店并雇用了助手的工匠也被视为是体力劳动者。历史学家斯图尔特·布鲁明（Stuart Blumin）曾提到：“实业经营者独立自主，依靠双手谋生，但阶层文化让他们的地位被贬低。”
科尼利厄斯和索菲娅的住处距离百老汇大街的南端仅有几步之遥。在百老汇大街上，约翰·兰伯特注意到，豪华的私宅里“居住的都是大商人和纽约的贵族”。兰伯特的游记里常常会提到这个阶层，称他们“在纽约的生活方式时尚而奢华”，对“下等社会”嗤之以鼻。1811年，有人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自己和朋友如何迫切地渴望“成为商人，因为从事机械方面的工作太过丢人”。
范德比尔特本可以继续留在史坦顿岛，享受大海上清新的空气，这样可以更好地节约生活成本，但他和“中等阶层”的同伴们都希望能够往上爬。“大商人”们的远航船都被迫停在了港口，战争时期的物资短缺随处可见，工匠们因此发展成了企业家，打破了长久以来的生产方式以提高生产力。范德比尔特迁往纽约市区的举动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创业精神的行为。在纽约市区，消息传播得非常迅速，人们或者口耳相传，或者阅读报纸。报纸上印有进口商品价格、轮船到达和出发的新闻以及股票和日用品的价格。交易所设在市区，人们在市区对货物进行拍卖，每天在马路边对债券和股票进行非正规的交易；人们树立信誉的地方同样也在市区，而信誉正是这个非正规的个体经济的核心。
范德比尔特不仅拥有工匠同伴们的创新精神和充沛活力，同时他也注意到，纽约最富有的居民多数是综合性的商人，甚至就连银行和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商人们支撑起来的。例如，当联邦政府需要销售数百万美元的国债来为战争筹募资金时，也会去找两位拥有船只、进行国际贸易的商人，他们就是费城的史蒂芬·吉拉德（Stephen Girard）和纽约的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他们两人会代理国债的销售，自己也会持有。范德比尔特绝对不会忘记，最富有的人所从事的都是货物贸易。
尽管在战争岁月里取得了些许成功，但他的财富之所以能够增长，是因为人们担心英国的战列舰会出现在桑迪胡克。总统颁布了禁止贸易令，纽约的居民们都在忙着挖战壕，不过人人都希望这些战壕永远不要派上用场。
纽约，贸易革命的中心
1815年2月11日晚上，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纽约的码头区一片寂静，数以千计靠码头为生的人留在了家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感到非常绝望。大块大块的冰从哈得孙河上进入纽约湾。通常情况下，这是令纵帆船和横帆船头痛的问题；但现在，它只是部分仍在工作的船夫们所担心的问题。快到8点时，一艘小船驶入了曼哈顿的泊船处。这是一艘灵便的引航船，人们过去常常会使用这种船只抢劫来自欧洲与加勒比海的商人。当船体贴近码头时，两个人从船上跳上码头，快速跑过南街，进入纽约市的报馆。他们气喘吁吁地大叫道：“和平到来了！”
这艘引航船是遇到了英国的单桅战船钟爱号（Favourite），后者搭载了一名英国大使和一名美国大使，他们前来宣布7周前签署的《根特条约》（Treaty of Ghent）。一个小时后，整座城市开始欢天喜地地进行庆祝。家家户户都在窗台上点亮了蜡烛和灯火。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响起了钟声，一遍又一遍，港口的士兵们也鸣炮庆祝。男男女女聚集在冰冷的街道上，举着火把即兴大游行，边走边大声欢呼，喊着“和平”的口号，一直持续到深夜。第二天早晨，船员们开始冲刷码头，为船只再次扬帆做好准备。他们将撒在船上以保护木料的盐都铲除掉，将套在桅顶的焦油桶（被大家戏称为“麦迪逊的睡帽”）取下，准备好新的船帆和绳索。3月1日，第一艘船钻石号（Diamond）驶离港口，前往古巴首都哈瓦那。
进入港口的船只也许显得更为重要。连年的战争也给英国商人们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制造品库存数量庞大，而他们将纽约当成了倾销库存的好地方。1811年，纽约在进口额上落后于马萨诸塞州，略微领先于宾夕法尼亚州。到1815年9月30日，当年的进口额已经是马萨诸塞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两州的总和。贸易的复苏使得纽约的进口额从1811年的240万美元增长至1815年的1 460万美元。
但这仅仅是开始，这个关闭已久的港口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迎来了令人震惊的复苏。1817年10月24日，纽约开通了第一条跨越大西洋的邮船航线（定期发船，不同于等客满后再发船的传统）。航线得以开通，主要原因在于相比美国的其他港口，纽约的重要程度在不断提高。同年，纽约州颁布了新的法规以推动货物的竞买，让纽约市成了美国各地商人购买国外商品的最佳地点，稳固了纽约作为美国进口中心的领导地位。纽约逐渐发展成为美国重要的货物流通枢纽，也成为美国的金融中心。金钱汇集到这里，再通过信贷的方式流出。这给纽约的贸易带来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仅发生在纽约市，同时还波及了整个大西洋沿海地区。压抑已久的沿海贸易再次爆发，商人们开始与封闭的地区建立联系。从本质上来说，美国多数地方是一个新的市场，一个庞大的、未曾开化的经济新领域。
1815年，范德比尔特崛起的一年
禁运和战争曾经导致经济长时间停滞不前。现在，南街的空气中充满了机会的味道，甲板上用于装货的大桶子在摇晃，帆布被风吹得劈啪作响。人们又开始争先恐后地抢夺新顾客，寻找新的供应商。在这种狂热的氛围中，范德比尔特的举动既体现了他对财富无止境的追求，也反映出他对周围世界的仔细观察。
一方面，他非常大胆。和平到来之时，他才刚刚20岁；现在，他的领域不再局限于自己所熟悉的纽约港水面，而是延伸到了大西洋沿岸距离更远的港口和码头。另一方面，他又非常精明。他开始寻找在专业技术和经济能力上超越自己的合伙人。他的姐夫、史坦顿岛上的同伴约翰·德福里斯特（John De Forest）第一个加入了他的队伍。德福里斯特是一名杰出的水手，拥有一艘高速的纵帆船夏洛特号（这艘纵帆船的名字取自科尼利厄斯的姐姐夏洛特，她是德福里斯特的妻子）。在战争爆发之前，德福里斯特曾驾驶着这艘船前往弗吉尼亚以及更远的地方。1815年，范德比尔特购买了这艘船的股份。两位合伙人使用这艘船将货物从纽约运往查尔斯顿和其他南部港口。在返回纽约时，他们又会装上满满一船的鱼和农产品。不久后，范德比尔特买下了这艘纵帆船的所有权。慢慢地，他逐步成为一名综合性的商人。这些经历最能够说明他对涌入纽约城的富人们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他同时也让父亲成为了自己的合伙人。父亲科尼利厄斯投入了部分资金来购买可用于开阔水面的新的大型帆驳船。康涅狄格州诺威奇市的詹姆斯·戴（James Day）也是合伙人之一。他是一名造船商，为范德比尔特建造或改造船只，这些双桅船从22～32吨不等，每艘船的造价大约为750美元（当时，纽约经营成功的工匠年收入约为3 200美元）。这些船只的样式参考了仅在纽约湾海港内行驶的船只，但范德比尔特要求建造的船只能适应长途航行，并且在纽约海关（New York Custom House）为它们进行了沿海贸易的登记备案。第一艘是27吨的无畏号（Dread），于1816年1月24日登记备案。它有15米长，4.4米宽，吃水深度略大于1.2米。
范德比尔特带领自己的小船队在纽约附近的沿海和沿河地区到处游走，寻找新的顾客和货物。战争结束后不久，他抢在一群竞争对手之前，最先到达弗吉尼亚州的牡蛎养殖场，装了满满一船纽约人最喜欢的食物。他驾驶无畏号绕过五月岬（Cape May），沿特拉华河而上。在那里，他大批量地购入美洲西鲱。之后，他继续航行，来到了新泽西州的拉里坦河，并在那里雇用马夫四处散布消息，说他有鱼待售。在纽约港，他雇用船夫驾船到入港的船只旁叫卖食物或烈酒，而他自己则在南街上为夏洛特号上的鱼、农产品等商品讨价还价。
范德比尔特在努力打入商人之列，同时也在不择手段地积极经营自己的生意。1816年10月2日，他控告丹尼尔·摩根（Daniel Morgan）拖欠德福里斯特和自己一船货物的费用，总值为200美元。丹尼尔·摩根因此被捕。位于市政厅内的市长法庭判决范德比尔特胜诉，但认定他将货物金额夸大了100美元。几天后，他的律师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在同一个法庭起诉商人菲尼亚斯·卡曼（Phineas Carman）和科尼利厄斯·威科夫（Cornelius P. Wyckoff）拖欠范德比尔特和他的父亲高达900美元的巨款。这笔费用针对的是此前销售和运送的各种鱼、布料、陶器等其他商品。三位商人调解员对账簿进行了仔细的核对。1817年4月份，他们告知法庭，真正的债务仅有189美元。
美国人早已适应了商业化的市场，但几个世纪以来，许多人一直生活在封闭的农村地区，或者在英国的商业限制下辛勤劳作。现在，他们正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更美好、更丰富的新世界。当然，也没有人能够预料未来的变化。战争已经在北方撒下了制造业的种子，工厂纷纷成立，开始生产无法再从欧洲进口的商品。新的商业机构和商行也开门营业。单单1815年一年，美国银行的数量就从208家骤增为246家，他们发行的货币价值也从4 600万美元增加到6 800万美元。那一年同样也是范德比尔特崛起的一年。他不仅仅抓住了这股商业大潮，而且给予这股大潮以有力的推动。尽管他拥有自己的船只，但作为一名小型商人，他还无法从利润丰厚的跨洋贸易中分到一杯羹。当时，他所面临的局限迫使他在美国国内的商业前沿寻找机会，寻找偏远的市场，与商业刚刚起步的偏僻地区进行贸易往来。
蒸汽船革命
商业的发展也包括了人员和商品的流动；而人员和商品的顺畅流动取决于交通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交通是一个大问题，让商人们和立法者都很是头疼。当时，美国的公路只能说是马路。1816年，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发现，一吨货物在陆路运输48公里的成本要高于同等重量的货物从欧洲运到美国。根据约翰·兰伯特在书中的描述，在纽约州北部，货物使用狭窄的四轮马车运送，每辆马车都有两匹马牵引。他抱怨说：“这是一种非常痛苦难熬的经历，因为马车都没有减震功能，旅客得拥有非同一般的毅力，才能忍受在状况恶劣的马路上不断摇晃和颠簸。”美国出现了一股修建收费公路的热潮，即夯实的、经过规划修建的土路，资金来源于过路费。兰伯特称，收费公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整个国家的发展；在收费公路穿过森林后……这个曾经没有道路的森林国家就成了人们的定居点”。
即使是最好的收费公路也只适合于短途旅行；而且不管怎样，水运的成本相比更低。但水运也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沿岸贸易的交通工具多数是单桅帆船和纵帆船，小型船只运载量有限，而且有时难以借助船帆逆水前行。从纽约到奥尔巴尼的直线航程只有240公里，但却需要花上几天的时间。在新奥尔良，很多情况下，从上游过来的运货船只都被拆了当木材。
运输的速度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信息的传播速度，而信息的传播速度又限制了远程商业，即金融市场的出现、资本的有效流动以及远距离交易。新闻的传播速度取决于人，不管是通过信使、邮件还是报纸，这些都离不开人。例如1799年12月4日乔治·华盛顿逝世，这条新闻花了7天时间才从北弗吉尼亚州传达到386公里之外的纽约。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机构会跨越各州州界提供长距离服务或进行经营。即使当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开始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时也是如此。
可想而知，美国人自然会期待交通领域的一场革命。1817年，纽约州开始修建一条庞大的运河，总长584公里，连接奥尔巴尼和伊利湖上的一个村庄布法罗。具有同等重大意义的是，哈得孙河上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技术突破：一种能够自身提供动力而不依靠风力、人力或水流来行驶的船只。人们称这种船为“蒸汽船”。
范德比尔特对这些变化和挑战究竟作何感想，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他是一个性格粗暴、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努力借助自己的小型纵帆船来迎合那些国际贸易商们的需求。这些贸易商都带着高高的帽子，身着燕尾服和长裤，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18世纪那种长到膝盖的短裤和抹了粉的头发都已经不复流行。范德比尔特羡慕他们的地位，但他也绝对不可能后退。他开始成为一名专家，一名在交通领域的专家。这是迫切需要革命的一个领域，也是实业家们和立法者希望大笔投资的领域。但在当时，他冷静地审视着这个世界，发现综合性商人依然处于统治地位，于是，他决定采用系统性的方法成为其中的一员。
“耗子号”船长
有一个杜撰的故事常常被人们提起，它描述了细心的科尼利厄斯如何打点自己的财富。1817年12月，据推测，年仅23岁的科尼利厄斯已经拥有约1.5万美元的身家，其中包括9 000美元的现金。但范德比尔特始终要先于所有人一步。精明的他得出结论，经济将出现变革，所以他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以便把握即将到来的经济浪潮。
事实上，在那个特殊的年份即将结束时，他的观念和其他人并无两样。从表面来看，他的计划一如既往，在次年7月将沃尔科特将军号（General Wolcott）补充到自己小小的船队中来。他已经牢牢树立了自己的信誉。在他人眼中，他是一个技术娴熟的水手和商人，尽管规模较小，但也是大海的经营者。当人们在码头上遇到他时，不再称呼他是科尼，而是“范德比尔特先生”，或者甚至是“范德比尔特船长”。
1817年11月24日，他听见有人那样叫他。回头一看，一位衣着考究的60岁男子正用锐利、苛刻的眼光盯着自己。他乌黑的头发全部往前梳成了传统的罗马式发型，在说话时，他肥胖的双下巴会不停地颤动。他就是托马斯·吉本斯（Thomas Gibbons），也是佐治亚（现为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镇）一位极其富有的水稻种植园主，最近刚刚开通了一班从纽约到佐治亚的轮渡。吉本斯说话斩钉截铁，绝不拐弯抹角。他称自己的斯托廷格号（Stoudinger）渡船船长埃比尼泽·莱斯特（Ebenezer Lester）“突然辞职不干了”。他提出，鉴于“我目前所处的困境”，需要有人“今天，而且最好是之后几天都”能来负责管理那艘船。范德比尔特会接受这份工作吗？
年轻的范德比尔特过去对港口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了如指掌，对斯托廷格号自然也不例外。那是一艘二手船，只有14.3米长，相比于无畏号来说规模较小。事实上这艘船非常小，因而被人戏称为“山中之鼠”，或者直接就被叫做“耗子号”（Mouse）。但范德比尔特同样也明白，耗子号和自己所有的船只之间存在一点关键的区别，或者说和地球上所有其他船只之间的区别——那是一艘蒸汽船。正因此，这艘船成为一场法律和商业战的焦点，而这场法律和商业战也正是水滨码头区的热门话题。也许他灵光一现，明白自己的未来就押在吉本斯的这艘小船上了。不管怎样，他同意接管耗子号，毕竟也只是几天之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