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章 “一切事物都是他的攻击目标”
与吉本斯结盟
1817年11月24日，23岁的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开始接管耗子号。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策。尽管托马斯·吉本斯认为这是一笔好交易，但就连他也无法预知两人的合作会有如此深远的意义，会帮助蒸汽机发挥巨大的潜力，改变整个国家，甚至推动美国社会的重构。吉本斯锐利的眼光牢牢地盯住了自己的敌人，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番举动会让自己的名字在余生都与范德比尔特联系在了一起。
范德比尔特仓促作出决定，同意听从吉本斯的指挥；就算这是一时冲动，也让他的朋友和合作人感到迷惑不解，因为这位性格粗暴的水手最热衷于发号施令。当然，范德比尔特非常自豪，而且满心都是“发财致富”的念头，这也是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眼中美国人的基本特征。不过人们也不应低估他的体能。他身强体壮，是一个靠力气谋生的人，每天都要与风和水流作不懈的斗争。在这个以“粗野的独立自主”而闻名的社会里，对抗是家常便饭。身处这个社会的边缘，也让范德比尔特好战的性格得到了磨炼。人们在挨揍和受到他人威吓时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软弱，但他对这种软弱嗤之以鼻。
此外，与吉本斯的约定打乱了他创造自身财富的计划。作为一名春风得意的摆渡人，他渴望获得更大的成就。他借助自己的船只走上了这个新共和国目前唯一显而易见的致富道路，逐渐向综合性商人迈进。甚至在他踏上耗子号检查其铜制锅炉的同时，他的帆驳船还在搭载旅客和农产品定期往返于史坦顿岛和怀特霍尔泊船处，而他的纵帆船则运载着鱼和毛纺织品在沿岸行驶。
但当时，他已经清楚地看出建立这份关系的优势所在。在与父亲和姐夫合作后，他意识到在美国范围内，很少有人掌握的资源能超过托马斯·吉本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范德比尔特及其同代人认识到，蒸汽机（或者更广泛地来说，机动化交通）是继文艺复兴初期的印刷机之后最引人注目的技术突破。船只可以借助蒸汽机在水面上随意运动，可以逆风、逆水、逆海潮行驶，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革命”这个词语已经被用滥了，但用在蒸汽机上再恰当不过了。既然能够通过实践来了解蒸汽机，那么听几天他人的指挥也是物有所值的。
范德比尔特并没有指望能和吉本斯好好相处。他后来回忆说：“我始终认为托马斯·吉本斯是一个颇有主见的人，是我见过最强硬的人。我从不相信有人能控制得了他。他是一个无人能领导的人。”这些话也完全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饶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这两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相遇后，竟然会为两人结盟撒下种子，推动美国国内的自由贸易，并且摧毁18世纪最后的堡垒——顺从文化、特权和阶级，尽管它们在当时早已面临重重压力。而这一切都始于一种最具贵族特色的仪式：发起挑战，进行决斗。
与贵族文化决斗
“决斗是人类堕落所带来的一种令人憎恶的风俗。”在一张纸上写下这句话之后，托马斯·吉本斯停顿了一下，用羽毛笔蘸了一下墨水，然后继续写道：“好人有时会被这个社会中邪恶自私的群体拖入其中。”写这番话的时间是1786年9月15日。当时，吉本斯正在给他的长子写信，他自认为这可能会是自己离世前的最后一封信。第二天早晨，他将带着特有的愤慨和正义参加一场“令人憎恶的风俗”。他在信中劝告儿子说：“拿生命当儿戏时，一定要小心谨慎。”
第二天，他和对手拿着手枪面对面地站着，不断咆哮，宣称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直到双方的副手达成妥协才停止。吉本斯非常坚决认真，他明白，决斗艺术的本质就在于，要真心实意把一切都押在决斗结果上。杀死敌人只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勇敢地面对致命的炮火，从而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尊严。但在他身上，也许尊严和冷酷无情混为了一谈；因为他发起决斗挑战时，并非因为决斗目标对自己实施了什么诡计或阴谋。
吉本斯在1757年来到这个世界，是一大群奴隶以及位于佐治亚州的一个大型水稻种植园的继承人。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一点。成年后，他在萨凡纳市开设了一家生意兴隆的律师事务所，并且购买了更多的种植园。在不断的积累和消耗之后，他的财富增长到了约300英镑。他的女儿冷冷地评述说，他是一个狡猾的人，喜欢发号施令，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商方式”。换言之，他极爱与人争吵，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他在这个爱国家庭中独树一帜，支持英国国王。因为叛国罪被监禁后，他称呼县治安官为“该死的无赖”，并且起诉县治安官索贿。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后，他成功地推翻了对自己的定罪，组织了“疯子安东尼”韦恩将军（Anthony Wayne）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并且与败北的候选人进行了一场决斗。这位候选人公然抨击吉本斯为“一个喜好派系的人……永远不会在政府的管理下安分守己”。两人在1791年进行决斗，在争吵平息之前，他们之间还有过三次决斗。后来，吉本斯作为联邦主义的拥护者担任萨凡纳市市长一职，任期断断续续，一直到1801年截止。
就在1801年，他在新泽西州伊丽莎白镇修建了一个他所谓的“单身汉公寓”。之所以被迫离开美国南部，也许是因为他和被遗弃的妻子之间关系太过紧张（他很快就让新家里的一位年轻女佣怀了孕）。不管怎样，这在经济上也是一个精明的举动。纽约正在崛起，在海外贸易中逐渐承担更重要的角色。生活在美国北部期间，吉本斯自己给自己充当中间人。他网罗了大量机遇，将赚得的利润重新投资到房地产、数量成倍增长的银行，以及在新泽西州修建新收费公路的公司。他发现，自己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如鱼得水。
吉本斯来到北方三年后，这里又发生了一次决斗，而他对这场决斗也非常了解。副总统亚伦·伯尔（Aaron Burr）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威霍肯高地附近进行决斗，汉密尔顿因此丧命，两人长期激烈的政治对立在顶峰时突然画上了句号。这场决斗给伯尔的人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转折，让他此后走上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他被控叛国罪，最后回到纽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决斗最初出现在参与独立战争的军官中，而这次事件显示，决斗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美国南部。在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内，政治家们纷纷发出挑战，要求进行决斗，其普遍性令人担忧。这一方面源于共和国早期的政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各派系的名人，政治纠纷往往很快就会发展成为事关个人尊严的问题。另一方面，对尊严的注重也体现了更深层次的一点，那就是对18世纪顺从文化的坚持。在18世纪时，社会的统治者还是美国贵族。
“贵族”这个词语的使用非常随便。在现代社会，定义贵族的标准相当势利，所依据的就是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美国成立之初，贵族这个词语体现了社会阶层的明确划分。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曾称，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美国人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就是存在等级制度的社会，贫富、贵贱和强弱的区别都是自然现象”。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每个人都认为优越的地位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财富、智慧和权力等优势群体的特征对所有人都有一种自然的吸引力，因而政治领导权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社会领袖的手中。”这在纽约尤其明显。那些天生的领导者都来自于一系列关系密切的家族，其威望都靠继承所得。在吉本斯北迁的时候，当时的贵族包括利文斯顿家族（Livingstons）、范伦斯勒家族（Van Rensselaers）、斯凯勒家族（Schuylers）、比克曼家族（Beekmans）、杰伊家族（Jays）、贝亚德家族（Bayards）、莫里斯家族（Morrises）等其他家族。这些贵族家庭在100年前就已经形成，而且都是内部通婚，以保证家族的代代繁衍。
贵族们的地位大都建立在一定类型的财富基础之上。纽约的贵族们都是典型的地主阶级，在哈得孙河沿岸拥有庞大的庄园，里面居住着大量的佃农（在土地充裕的美国，佃农是一个罕见的群体）。例如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拥有2 430万平方米的土地，而范伦斯勒家族统治着一个由荷兰人在17世纪修建的庞大庄园。他们与手下人的关系就是一种直接的依赖与顺从关系。历史学家马丁·勃鲁盖尔（Martin Bruegel）是一位来自英国的观察家，他对此深感诧异：“直到1818年，这些庄园主对其佃农和邻居们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些庄园主对土地拥有所有权，因而最初被人们称为“绅士”。贵族们不用为了生计而工作，所以有时间来接受教育，提高自己。令人瞩目的是，他们完全接受甚至拥护美国独立战争：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纯洁、杰出的共和国中优雅、无私的领导阶层。
纽约州1777年的宪法要求选举人必须拥有房地产，这也用法律肯定了阶层文化。在不同的投票选举中，对财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一种是针对州众议员的选举，还有一种是针对更高级别的州参议员和州长的选举。据勃鲁盖尔称，这也为“社会搭建了三层平台”。1790年，每10个成年白人中有4人不能参加任何类型的投票选举；在一些地方，只有1/4的人可以参加众议员的选举投票，1/5的人可以参加州长的选举投票。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决斗开始活跃起来。在贵族统治的顺从文化中，个人及其地位是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领导者必须维护个人的威信，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维持自己的声誉，如果有必要，就会通过决斗的方式解决。在货币流通有限且正式机构缺乏的经济中，交易高度依赖个人信誉，而且通常是通过期票进行，所以决斗也就成了一种通行的方式。要想自己的期票在市场上流通，而且不打折扣或很少打折扣，信誉是根本。正因此，贵族们不能接受任何诽谤行为，不能容忍自己的威信被玷污。
摧毁顺从文化的堡垒
独立战争标志着顺从文化的一个决定性转变。托马斯·杰斐逊组织了反对贵族领导的运动，并在之后就任总统。就在这一年，吉本斯在新泽西州安家。当时，社会中较低阶层的过分自信和顺从都显而易见，他们挺起了胸膛，但也同样低着头。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用几句话生动描述了18世纪90年代的转变。他在描述居民们如何努力区分不同的社会阶层时说：“他们都自我欺骗，让自己深信纯正的共和主义在美国取得了成功。”不过他之后又惊讶地补充说：“在舞厅、音乐会和公共娱乐场所，这些阶层并没有能够融合起来，所有人都称呼自己和他人为‘绅士’。”
这就是一个正处于结构变化中的社会。从独立战争中崛起的政治激进主义、与飞速发展的经济相关的新社会动力，都在撕毁这个坚持古老阶级制度的世界。曾经毕恭毕敬的工匠们希望能够到政府机构任职，普通的美国人越来越不愿意像过去那样被动地顺从旧时的精英们。
相反，托马斯·吉本斯很好地继承了过去的秩序，或者说至少像一个脾气恶劣的暴君能做到的那样。他让自己的期票在纽约的精英中流通，与邻居亚伦·奥格登（Aaron Ogden）和乔纳森·戴顿（Jonathan Dayton）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都是新泽西州的联邦党（Federalist）
参议员。吉本斯似乎最不可能拥护托马斯·杰斐逊的政治观点，但饶具讽刺意味的是，一系列事件早已让他以顽固而闻名的头脑成为攻打贵族阶层要塞的攻城木。这一系列事件和贵族阶层的要塞都指向贵族阶层中最重要的一员：首席法官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R. Livingston）。
顺从文化在首席法官利文斯顿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无人能及。严肃的眼神、弯弯的眉毛、家族遗传的长鼻子，可以说，利文斯顿浑身上下都散发出贵族的气息。他来自哈得孙河谷贵族中最富有也最享有盛名的一个家族。作为家族的领导者，他管理着一个庞大的庄园，是数百名佃农的老板。他们去请求他宽限交租的时间或向他支付租金时，都会把帽子抓在手里，恭敬地放在胸前。他秉承了家族担任领导者的传统，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在起草《独立宣言》委员会上支持了杰斐逊。后来，他成为纽约州的首任首席法官（州法院体系中的首席法官）。利文斯顿和杰斐逊及其共和党建立了联盟，由此证实，尽管联邦党被视为精英党派，但在州宪法的限制下，贵族和他们的价值观是可以跨越党派界限的。1802年，《纽约邮报》称利文斯顿是“拥护共和的贵族阶级”，并且引用其族群一位年轻成员的话来说，“能诞生在这个家族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福气”。
与英国著名作家简·奥斯汀在小说中所虚构的顽固不化的贵族不同，利文斯顿和他的贵族同伴们并没有对贸易不屑一顾。他们在纽约市内设有会计室，对城区的房地产进行投资，还担任律师，同时也做商人。他们拥护汉密尔顿关于股票、金融市场和银行的金融计划。汉密尔顿的岳父斯凯勒希望能够对佃户的租赁进行合理化改革，以赚得更大的利润；贵族们同时也发起了一项运动，修建一条通往伊利湖的运河。利文斯顿组建了一个州农业协会，并且大力推广美利奴绵羊和石膏肥料。用乔治·华盛顿的话来说，他们绝对是“有钱的贵族”。
但是，上述行动让利文斯顿等贵族与支持杰斐逊派的平民理想主义者在有关商业发展的观点上产生了分歧。利文斯顿支持发展经济，但认为应该采取有序的方式，进行统一的领导。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他们支持注重个人主义和崇尚竞争的经济，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来获得成功。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写道：“亚当·斯密那双无形的手被共和党人紧紧地握住了。”他们批评贵族借助政治权力授予自己特权，公司特许状往往都发放给了关系硬的人，许多早期的银行只给一定范围内的亲戚和密友发放信贷。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给予官员和享受优待的人以特殊奖励。
在贵族眼中，借助公共部门为自己谋取利益并不存在什么利益冲突。作为这个社会天生的领导者，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同样被授予经济的监管权。这种观点将精英们的私人和公众角色混为一谈，这正是重商主义的核心所在。根据重商主义，政府授权私人进行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活动，而对此类活动的标准回报就是垄断。这也是当利文斯顿提出满足最紧迫的公众需求，即对蒸汽船的需求时所持有的观点。
蒸汽船带着富尔顿来了
18世纪60年代，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在英国发明了蒸汽机。但在美国人了解蒸汽机之前，他们曾经梦想将蒸汽机用螺栓安装在船体上，从而能在水面上长距离行驶，让自己能够与疏疏落落的乡镇建立联系。他们进行了大量实验：明轮翼、早期螺旋桨，甚至喷水式推进器和机械桨。和其他人一样，首席法官利文斯顿也有过梦想，也雄心勃勃地进行了实验。1798年，他说服在州议会的朋友从而得到了纽约州水面蒸汽船的垄断权。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成功地设计出可行的产品，所以他的垄断权一直未能发挥作用。
1801年，他作为杰斐逊的驻法公使来到了巴黎。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流亡法国的美国艺术家和发明者，名叫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在就购买路易斯安那进行谈判的同时，利文斯顿也为富尔顿的蒸汽船模型提供了资助，该模型1803年在塞纳河下水。一起返回纽约后，富尔顿对自己的设计又进行了修补。最终在1807年8月17日，60岁的利文斯顿邀请纽约的权贵们登上了富尔顿的研究成果——一艘叮当作响的45.7米长的船只。这艘船有一个平淡无奇的名字，就叫蒸汽船号（Steam Boat）。海岸上人头攒动，大家争相观看这一令人惊奇的壮观景象：一艘船依靠机械动力进行运动。它以每小时8公里的速度沿着哈得孙河向利文斯顿的克莱蒙特（Clermont）庄园进发。利文斯顿在庄园内宣布，他的表妹哈里特（Harriet）和富尔顿即将成婚。蒸汽船带着富尔顿来了。
富尔顿在纽约和奥尔巴尼之间开通了一条航线，而利文斯顿设计让州议会将自己的垄断权展期，从而有权对从其他州进入纽约水面的蒸汽船进行查封。正如法律学者莫里斯·巴克斯特（Maurice G. Baxter）所写的，这是“州政府名副其实的慷慨给予”。不过利文斯顿手伸得太长了。有如此多的发明家和投资者都对蒸汽船感兴趣，而垄断权限制了蒸汽船的广泛应用。这项新科技太过重要，因而人们不可能不对垄断发起挑战。
1813年，首席法官利文斯顿辞世。也就在这一年，吉本斯的邻居兼商业伙伴亚伦·奥格登担任了新泽西州的州长。作为新泽西的最高长官，同时也作为一名私营的蒸汽船企业家，他立即对蒸汽船的许可发起了攻击，反对纽约州对其与新泽西州的共有水面行使主张权。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富尔顿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垄断权，但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前往新泽西州进行游说，在通过冰封的哈得孙河返回纽约的途中，因为受冻而患病。在他逝世后，垄断权交到了利文斯顿的继承人手中，而他们与奥格登达成了协议。1815年5月5日，在富尔顿过世两个多月后，利文斯顿家族许可奥格登在伊丽莎白镇和纽约之间经营他自己的蒸汽船。奥格登最初是垄断权最强有力的挑战者，但最终却成了它的同盟军。
纽约蒸汽船垄断权之争
再回到性格暴躁的托马斯·吉本斯。从表面来看，他似乎和奥格登完全一样：他们属于同一个党派，同一种职业，而且都拥有贵族身份。但是两人的性格注定他们会发生冲突。吉本斯傲慢自大，而且脾气暴躁；而奥格登老谋深算，极其伪善。两人都工于心计，就如同一出希腊悲剧一样，各自的特征让他们两人发生了史诗般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也决定了利文斯顿家族对蒸汽船垄断权的命运。
在奥格登与利文斯顿家族之间的战斗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他和吉本斯就续租蒸汽船码头也发生了争执。奥格登从吉本斯那里租赁了这个码头，但吉本斯总是制造麻烦，不过这正是他的典型作风。吉本斯与妻子、女儿和女婿就自己的遗嘱争论不休，而奥格登则蹚入这滩浑水，为那些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家庭成员出谋划策。他本希望借此给吉本斯施加压力，却让心火旺盛的吉本斯勃然大怒。更加火上浇油的是，奥格登拿到了一张由吉本斯开给第三方的过期期票。他将期票存入自己在纽约的银行，1816年5月30日，银行起诉吉本斯不支付期票，并导致吉本斯（还是在奥格登的蒸汽船上）被捕。吉本斯保释了自己，满腔怒火地返回家中。他对奥格登的仇恨此后一生都未能消除。他写信给奥格登说：“我们的住所只有一公里之隔，而你与我或我的任何朋友都不相熟。不管你出于何种理由针对我，我只能说那都是卑劣无耻的行为。”
对吉本斯来说，这件事情已经牵扯到他的个人尊严问题。1816年7月25日，他挥舞着马鞭冲到奥格登的家，不断地猛烈捶门，而奥格登则从后门翻越栅栏跑了出去。吉本斯将挑战书用大头针钉在门上，上面写着：“先生，你已经干预到吉本斯夫人和我本人之间的纠纷……我的朋友戴顿将军将和你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后来戴顿将军在法庭作证时称：“如果吉本斯在家里找到奥格登，那他就会用马鞭将奥格登打个半死，因为他知道奥格登是个懦夫。”
奥格登无意在拂晓时分与吉本斯彼此用枪指着对方，他控告吉本斯未经许可非法闯入他人住宅并且发起决斗，吉本斯因此被捕。吉本斯决定用另外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是在伊丽莎白镇和纽约之间经营自己的明轮船，从而将奥格登挤出蒸汽船行业。这种复仇方法也大幅推动了其自身财富的增加，但它违背了有关政治、社会地位和个人信念的所有逻辑，让吉本斯与纽约的蒸汽船垄断变得针锋相对。
利文斯顿家族将奥格登视为自己的同盟军，却对吉本斯这位危险的敌人毫不知情。
拯救海王星号
1818年2月3日早晨，风暴来袭。当时范德比尔特正站在摇摇摆摆的无畏号上。他驾驶着无畏号严格地遵守时间表，在史坦顿岛和纽约的怀特霍尔泊船处之间往返。船还停在曼哈顿的码头，他环视了一下天空，看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将船系牢。大风开始咆哮着刮过沿着南街停泊的船只，冰雹劈啪地落下，然后就是大雨，接着大雪飘落在纽约狭窄的街道上。
此时，小型的蒸汽渡船约克号（York）正驶过曼哈顿岛最南端的炮台公园。这艘船在那里并没有生意，据范德比尔特所知，它跑的是10:30从帕里斯胡克（Paulus Hook，后划归新泽西州）到科特兰街（Courtlandt Street）街尾（位于哈得孙河码头）的路线。但他不知道的是，船里搭载了满满30位乘客和三架四轮马车，每架马车都配备有两匹马。风暴不停地摇晃着船身，就像是用步枪枪托在敲打，让它在哈得孙河上寸步难行。舵手决定在怀特霍尔泊船处躲一下风暴。在绕炮台公园行驶时，船遇到了退潮，水从东河大量涌出，导致约克号失控。海浪越过围栏，甲板上冰冷的海水转眼就齐膝高。
范德比尔特站在无畏号上，海港里数以百计的桅杆一览无余。无篷小船、三桅帆船和双桅船在大风中都已经用缆索和锚固定好。风暴越来越猛烈，没有人敢去援助约克号，但范德比尔特并不畏惧。他扬起了帆，顺风而行，靠近在风中打转的约克号，在大雪和冰雹中将无畏号和约克号靠在一起。两艘船在猛烈的风暴中一起摇晃；在范德比尔特不得不松手之前，已经有12名旅客一个接一个地爬过船舷，登上无畏号。后来他安全返回怀特霍尔泊船处，但此时约克号已经到了够不着的地方。约克号带着剩余的旅客沿着纽约湾海峡一路漂荡，直到6个小时后才最终得以靠岸。
在完成营救之后，范德比尔特迅速重新投入自己的工作，修理受损船只，为下一班次的航行做好准备。如果说这次壮举带来了什么不同，也只是更加拉近了他与商人们之间的距离。因为后来，他们在《纽约邮报》上了解到了他的英勇壮举。
人们常常说，年轻人有着开阔的视野、伟大的梦想和勇敢的计划。可事实往往与此相反：年经人的经验非常少，对世界的了解也极其有限。范德比尔特每天都会看一看纽约那个超级大市场，但永远都是从海上观望。尽管他已经开始买卖小批量的鱼和纺织品，但距离南街那头的会计室王国还有着遥远的距离。在那里，商人们会一手端着雪利酒，一手在汇票上背书；那里有联邦债券的竞买，还有英国的进口产品。而他每天打交道的只是船舷，他的脸显得饱经风霜，身体也是精疲力竭。只有当英国和荷兰的精英们需要利用他的技术和知识的时候，他才有机会接近他们。在风暴过后三周，他们再次找到了他。
2月23日深夜，英国船只海王星号（Neptune）在桑迪胡克搁浅。这艘商船22天前从牙买加出发，运送了价值40.4万美元的金币和银币，其中33.9万美元归属于最近重新创办的美国银行纽约支行。对于这家美国中央银行最重要的支行来说，那些稀有金属是其根基；它所发行的每张纸币、存单和支票都被视为一种承诺，可以兑换成硬币。尽管没有人员伤亡，但货物的损失也许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从而引发恐慌。海港的船夫们没有人能够去抢救这艘船，因为海浪不断的冲击已经将那艘无助的船损坏。2月26日，范德比尔特驾着无畏号前往桑迪胡克，亲自去查看那艘搁浅的船。两艘小船在海王星号旁抢风驶帆，但船依然纹丝不动。范德比尔特敏捷地将自己的船只停在海王星号旁边，然后开始将硬币通过船舷搬到自己的船上。后来，他遇到了联邦政府的缉私船积极号（Active），并且将货物进行了转移。一场可能的金融灾难就此被化解。
生命中唯一一份雇佣合同
在进行第二次营救行动时，范德比尔特已经开始向富人的世界进发。当耗子号停运进行冬季检修时，范德比尔特返回到了自己的帆船上。但他似乎感觉到，自己与吉本斯的关系不应该就此打住。所以，当吉本斯请他进行耗子号的相关检修工作时，他欣然接受了邀请。
在海王星号搁浅的那一天，范德比尔特匆匆忙忙来到位于曼哈顿岛东南角的科里尔斯胡克（Corlears Hook），走入詹姆斯·阿莱尔（James P. Allaire）那不成格局的蒸汽机工厂。他们两人都意志坚定，崇尚竞争，因而惺惺相惜。阿莱尔很乐意引导范德比尔特进入蒸汽机这个新世界，没有人比他对此有更多了解了。阿莱尔曾经在富尔顿的第一批蒸汽船上工作过，并且在富尔顿过世后租下了这位发明家的蒸汽机工厂，将机器搬到了这些位于樱桃街（Cherry Street）的院落里。阿莱尔自己建造了耗子号，其实是为了测试一种明轮翼的设计。他带领范德比尔特参观了整个院落，向他介绍锅炉的备件、新的抽水马桶（或者说“必备品”），以及制造活塞筒的镗床。
接下来，范德比尔特来到了劳伦斯与斯内登造船厂（Lawrence &Sneden）。在那里，在一大群捻缝工和木匠的手下，吉本斯订购的新船体正闪闪发光，它将被暂时命名为小提琴号（Violin）。这艘修长的在造蒸汽船有耗子号的两倍长，并且很快将装配上阿莱尔最新设计的机器。范德比尔特用他特有的直截了当的风格汇报说：“我去看过小提琴号了，我认为它将是一艘非常优秀的船。”这艘船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新的永久性的名字：贝娄娜号（Bellona）。这个名字取自罗马的一位战争女神，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个名字实至名归。
等范德比尔特再次沿着狭窄的范库尔水道前往吉本斯的旭日码头（Rising Sun Landing）时，一队工人正在修建专供耗子号和贝娄娜号使用的码头和建筑。吉本斯在迎接他时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暴食暴饮让吉本斯过度肥胖，而且患上了糖尿病。他常常抱怨虚弱的身体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经常导致他不得不待在位于伊丽莎白镇的家里。吉本斯需要有人来帮助他管理自己新的蒸汽船企业，而首选人物就是他的儿子威廉。不过，威廉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管理家族的种植园上。根据吉本斯的观察，与那些管理着港口众多船只的“废物”相比，范德比尔特显得出类拔萃。尽管吉本斯吝于相信他人，但范德比尔特的处事风格和行为举止还是赢得了他的信任。吉本斯请范德比尔特成为自己的永久船长，并且搬到旭日码头来居住，直接在他锐利的目光之下生活。
范德比尔特表示同意，不过有一个前提：他将管理耗子号，并且在贝娄娜号下水后管理这艘新船，但仅限于此。他看了看旭日码头的房子，然后请求不要搬家。他解释说：“我更愿意生活在纽约。”毕竟，他有自己的渡船要经营，还有一艘纵帆船在等待着开春之后继续开展沿岸贸易。
吉本斯请他在签署雇佣合同之前先管理几周修整一新的耗子号，这也是范德比尔特有史以来签署的唯一一份雇佣合同。
本协议由托马斯·吉本斯与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于1818年6月26日签署。根据双方约定，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同意担任耗子号的船长和指挥官，并且在贝娄娜号下水后负责管理贝娄娜号蒸汽船，直到航季结束，或者直到该船因冰封停运。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每月可获得60美元，并享有酒吧的一半收益。吉本斯负责提供酒吧家具，范德比尔特负责家具的保管，并确保当季结束时所有家具状况良好。范德比尔特应履行指挥官应尽的职责，管理往返于托马斯·吉本斯在伊丽莎白镇码头的船只。
托马斯·吉本斯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
对于铁石心肠的吉本斯来说，这显然是一笔条件苛刻的交易，尽管酒吧可以帮助范德比尔特提高收入。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指出，美国是一个“酒精共和国”：早期的蒸汽船都是移动的酒馆，大量销售葡萄酒、威士忌和白兰地。不管怎样，在贝娄娜号下水后，范德比尔特每月都可以从酒吧中单独赚到60～100美元。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范德比尔特仅仅承诺“当季”，因为他还在追求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他的渡船生意还在继续运行，甚至还提出了购买一艘新纵帆船荆棘号（Thorn）的计划。
“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是主权的问题”
吉本斯一门心思都放在打压亚伦·奥格登上。范德比尔特经常听到吉本斯对“这个该死的夏洛克”无穷无尽地大加辱骂和谴责。他在大发雷霆时声称：“只要能毁掉我，他就会那么做。事实上，他为了给自己和家族赚钱，可以毁掉整个世界。”遗憾的是，他的敌人现在正躲在纽约蒸汽船垄断权的堡垒之中。吉本斯写信给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称，奥格登和利文斯顿“毫无美德可言，他们没有权力控制有用的发明。他们只是这个国家的蝗虫和吸血者。我们前往纽约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而且要遵守他们的价格规定”。
通过自己的雇主，范德比尔特第一次从业内人的角度看到了商业如何与法律和政治勾结。吉本斯身体虚弱，而且过于自私自利，不过他有着敏锐的法律意识，就像大马士革钢那样锋利和坚韧。尽管他非常自以为是，但早已清楚这场宿怨可能带来的广泛影响。为了让奥格登破产，一场残酷无情的商业战是必不可少的，但还远远不够，他必须说服法院推翻利文斯顿的垄断权。吉本斯后来写道：“当前的问题不是金钱问题，而是主权这个大问题，即根据美国法律和宪法在贵方水面上行驶的权力。”其中的关键在于，美国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各州没有权力设置障碍以保护本州范围内的贸易。此类案件的最终结果难以预料，实际上，如果该类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将成为美国独立三十年来第一个有关商业条款的案件。
在后来的谈话中，范德比尔特了解到吉本斯为即将到来的法律战做了精心的准备。亚伦·伯尔已经向吉本斯保证，“美国法庭的任何法官”都会认定授予蒸汽船垄断权的行为“违反了宪法规定……非常荒谬和专制”。吉本斯计划根据1793年的《海岸航行法》（Coasting Act）获得联邦政府的许可证，冲破垄断，从而促使奥格登在法律上作出回应，然后将案件上诉到联邦法院。他将在联邦法院提出，根据商业条款，只有国会有权来管理州际贸易。
奥格登当然也只是拥有一张许可证。在他身后，是有钱有势的利文斯顿家族。他们自然会发起反击，因为垄断权为他们带来了非同一般的丰厚利润。例如1818年，他们的北河蒸汽船公司（North River Steam Boat Company）总收入就达到了153 694美元，利润额为61 861美元，红利达49 000美元。就当时的经济来说，这些都是天文数字。1812年，富尔顿称34 000美元的收入为“如此巨大的利润”。
但利文斯顿家族也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族群。首席法官给他的继承人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和爱德华·利文斯顿（Edward P. Livingston）留下了北河蒸汽船公司和它们从纽约到奥尔巴尼的路线。但在1808年，他把从纽约市到新泽西州、史坦顿岛和长岛的水面垄断权出让给了自己的兄弟约翰·利文斯顿（John R. Livingston）。约翰是一个极度好战的人，喜欢没完没了的猜疑，行为卑劣。双脚的痛风让他甚为恼火，而他又将这种恼火发泄到了自己垄断权的合作伙伴身上。在他众多狡诈的手段中，曾经有一次让富尔顿勃然大怒：“他永远别想进入任何我能够控制的企业。”
1817年12月15日，吉本斯接近约翰·利文斯顿，企图看看他对自己将制造贝娄娜号来与奥格登29米长的新阿塔兰忒号（Atalanta）进行竞争的新闻有何反应。利文斯顿从来都没有喜欢过奥格登，他同意授予奥格登许可仅仅是迫于强大的家族压力。所以他狡猾地回复称自己不会阻止吉本斯复仇。
截至目前一切顺利。吉本斯为即将到来的法律战争做好了方方面面的准备，但法庭上的斗争仅仅只是这场战争的一半，他还需要赢得商业战的胜利。毕竟他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让奥格登失去许可，而是要通过直接竞争将他送入债务人的监牢——这就是范德比尔特的工作了。
目的就是摧毁奥格登
在托马斯·吉本斯的会客室里，范德比尔特找到了进入纽约富贵阶层的入口。令人惊奇的是，他通过自己的家庭关系又找到了第二个入口。引领他找到入口的人是他的姐夫约翰·德福里斯特，他现在负责指挥纽约至史坦顿岛的鹦鹉螺号（Nautilus）蒸汽船。这艘船隶属于里士满收费公路公司（Richmond Turnpike Company）。该公司的所有人是丹尼尔·汤普金斯（Daniel D. Tompkins），纽约州前州长，娶了一个来自贵族家庭的妻子。汤普金斯在努力实施一个成本不菲的计划，即开发汤普金斯村（Tompkinsville）。他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都没有放弃这个计划。得益于德福里斯特的引荐，范德比尔特成了汤普金斯宏伟的大理石豪宅的常客。在那里，他了解到汤普金斯同纽约所有其他贵族一样，为吉本斯对奥格登所怀有的仇恨而感到恐惧。
绝望的气氛笼罩在汤普金斯头上，酒精中毒和沉重的债务压得他站立不稳。他欠了吉本斯一大笔钱，而鹦鹉螺号的运行又迫使他向利文斯顿家族支付昂贵的许可费用。如果垄断权被推翻，那他就可以卸下一个大包袱。事实上，吉本斯对蒸汽船的垄断开战，也是在向贵族的特权开火，而汤普金斯的里士满收费公路公司就是这种特权的一种体现。当范德比尔特在汤普金斯村的码头靠岸，敲开那栋豪宅的大门时，这位副总统就会力劝他迫使吉本斯妥协，“有尊严地、体面地”实现和平。
这句话究竟蕴涵着什么深意，年轻的范德比尔特永远无法体会。尽管汤普金斯是杰斐逊的支持者，但他仍然在用18世纪的思维来思考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注重的依然是顺从文化和阶层，坚持重商文化的原则，认为经济的有序发展掌握在精英们的手中。对纽约的贵族们而言，吉本斯对竞争的坚持是令人反感的。就在范德比尔特掌管贝娄娜号后不久，贵族雷切尔·史蒂文斯（Rachel Stevens）就警示大家：“吉本斯经营了一艘漂亮的蒸汽船，但收费仅为普通价格的一半……其目的就是摧毁奥格登。而且他资金充足，我预计他会取得成功。奥格登已经降低了自己的价格，不过吉本斯认为那只是徒劳。在这个文明的年代，你还听说过比这更恶毒的行为吗？”本是以更低的价格来提供更好的服务，用“恶毒的行为”来形容似乎显得过于古怪，但它的确如此。正是对尊严问题的固执纠缠，将吉本斯推向了重利不重人的竞争资本主义。
在范德比尔特生活的世界里，人员密集，大家用手肘推来挤去，出现冲突时采用的往往是最原始最直接的方法。他在一个围着市场打转的家庭中长大，远离了贵族们的影响；他的世界是一个注重个人主义的世界，这个世界在美国仍处于发展期，在这里，大家注重的并不是尊严，而是精打细算。当奥格登的人撕毁指向旭日码头的标记，当奥格登纵帆船的船长们堵住耗子号的码头以“折磨”吉本斯时，范德比尔特只是觉得非常生气，但并不会心生反感。
吉本斯对奥格登之战
24岁的范德比尔特于1818年10月接管了116吨的贝娄娜号，指挥这艘船在宽敞的海湾和狭窄的范库尔水道上行驶。但行驶还不到12趟，他就在纽约的港口遇到了传票投递员。奥格登曾经仅仅满足于给耗子号找麻烦，不过庞大且强劲有力的贝娄娜号促使他向纽约州的大法官法庭申请了禁令，控诉吉本斯违反垄断权。对吉本斯而言，这正落入了他的计划之中，于是他开始着手上诉。
大大小小的战争随时爆发，两人的宿仇在其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1818年9月，吉本斯为侵权行为应诉，原因就在于他企图向奥格登发起挑战，要求进行决斗（有关决斗的控诉被解除，因为两人并未进行决斗）。据《纽瓦克森提纳报》（Newark Centinel）报道：“双方当事人的名声和地位激起了公众极大的兴趣。”每天，“大量体面漂亮的女士”旁听审判，审判最终判决吉本斯支付5 000美元罚款。而在码头上，双方的行为就远远没有那么彬彬有礼了。双方的蒸汽船船员视对方为敌人，从对方的木料堆中偷取燃料。当吉本斯的传票投递员找到阿塔兰忒号（Atalanta）的机械师时，奥格登的人开始对他拳打脚踢，并且大吼道：“该死的流氓，可恨的恶棍，该死的王八蛋！”
面对法院的指令，范德比尔特借助自己的厚脸皮和让人难以捉摸的策略，让贝娄娜号继续在通往曼哈顿的路线上航行。1819年6月4日，当他与德福里斯特在副总统的豪宅里和汤普金斯聊天时，接到了另一份法院禁令，禁止贝娄娜号出现在纽约。然而他对此置若罔闻，继续前往纽约并因此被捕，他被打发到奥尔巴尼去见首席法官詹姆斯·肯特（James Kent）。詹姆斯·肯特完全站在了垄断权一方。在那里，范德比尔特对自己傲慢无礼的行为做了解释：在他被拘捕的那天，汤普金斯雇用了他的那艘船。首席法官别无选择，只得将他释放。有时，范德比尔特会将贝娄娜号开到纽约市，机智地躲开企图扣押这艘船的当局人员。当奥格登提交有关这些违反行为的证据时，吉本斯轻松自在地告知法庭，他“误解”了法院的指令。
范德比尔特负责这场斗争的战术，而吉本斯则负责相关的战略。他意识到自己的渡船生意之所以利润丰厚，是因为它身处这个蓬勃发展的经济中最重要的商业走廊。这条走廊连接了纽约和费城，当时它们是美国的金融中心和最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在两城之间穿梭，传递信息、资本和信贷，并建立起新的商业关系。1819年初，吉本斯与史蒂文斯兄弟（Stevens，首席法官利文斯顿的外甥，同样也是贵族）成为合作伙伴，从而巩固了这条路线。史蒂文斯兄弟在特拉华河上有一艘蒸汽船。吉本斯同时也与一群公共马车车主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通过收费公路提供转运服务，帮助乘客穿越新泽西州48公里的狭窄地带。贝娄娜号的航线跑到了新不伦瑞克，拉里坦河可通航的最远的地方。他们将这条路线称为“联合路线”（Union Line）。
在纽约和新不伦瑞克之间早有一艘蒸汽船在运行。这艘船有一个与其自身极不相符的名字，叫做橄榄枝号（Olive Branch），它的主人是约翰·利文斯顿。吉本斯与奥格登之间的战争让他感到不安，而吉本斯看上去越来越成功让他的不安发展成了愤怒。现在，吉本斯直接与自己的船只进行竞争，让约翰本就匮乏的耐心开始不断减少。1819年4月24日，他带着一纸禁令冲上了贝娄娜号。
范德比尔特一直保持着航线的继续运转，他在新泽西州的水面上通过鹦鹉螺号转运乘客到纽约，或者直接绕开曼哈顿的传票投递员。与此同时，吉本斯继续向最高法院上诉。现在，这场法律战争已经被人称为“吉本斯对奥格登之战”。1819年12月13日，他写信给前国会议员、未来的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韦伯斯特早就以他的国家发展观和对企业的支持，及在最高法院的雄辩，甚至无比强烈的虚荣心而闻名天下。在吉本斯看来，这种案件能够清除州一级对国家贸易所设立的障碍，也许非常适合于韦伯斯特。
水上速度竞赛
1820年2月，水面结冰导致纽约哈得孙河的码头关闭，树立着高高桅杆的伊丽莎白号（Elizabeth）被困其中。没有人能够让这艘船离开。在船上，麦克奈特医生（J. M. Scott McKnight）照顾着瑟瑟发抖的乘客们。他们是50位黑人，都是技术娴熟的工匠，此行正前往非洲。从表面来看，这是联邦政府为反对跨洋奴隶贸易组织的一次远征。这个被稍加伪装的项目隶属于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他们计划将获得解放的奴隶送回非洲。
一天，范德比尔特站了出来，称自己可以让伊丽莎白号解除冰封，但需要收费100美元。耗子号和贝娄娜号现在都在进行冬季的整修，所以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纽约，这也是他和索菲娅生活的地方。他们现在已经搬到了位于石头街（Stone Street）58号的一栋低矮的木头房子里。石头街是一条蜿蜒曲折、人口稠密的街道，靠近码头。伊丽莎白号的代理人接受了范德比尔特的报价。于是，他带着来自美国西亚涅号军舰（Cyane，伊丽莎白号的护卫舰）的三位水手搭乘一艘小船来到被困的船只旁。他将锚放在一块长木板的一端保持平衡，然后在冰面上用力将锚往前推；之后用另一块木板将锚推得更远，然后再换一块木板，直到锚落到了冰封水面之外。他和手下用力拉扯锚索，在冰面上开出了一条道路。德福里斯特驾驶鹦鹉螺号来到旁边，很快就将伊丽莎白号拖了出来。
1820年年初，纽约城似乎也已被冰封。自1815年和平到来之后，纽约市发展迅猛；但就在前一年，破坏性的金融恐慌让强劲发展的势头戛然止步。会计室内人流稀少，其萧条程度甚至超过了瘟疫肆虐的时期。在政治方面，一切依然延续了过去的秩序：选举权被局限在一定的人群中，重商主义者坚决支持垄断，政策依然向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倾斜。奥格登和利文斯顿的禁令禁止吉本斯的船只来到纽约，有关这件事情的争论和流言蜚语也甚嚣尘上。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水面上的坚冰开始破裂。纽约州召开了宪法会议，希望建立一个更民主化的政府。在特伦顿，新泽西州州议会通过了一部报复性的法案，只要吉本斯的船只被他人依据纽约州的垄断法扣押，他就有权扣押对方的船只。因此，吉本斯立即扣押了奥格登和利文斯顿的船只，迫使他们同意贝娄娜号能够进入纽约，商业战开始加剧。与此同时，他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在这场战争中，范德比尔特的战场在水面上。他驱使自己的船员们在这场名副其实的商业竞赛中要跑在前面。吉本斯和利文斯顿经营的航线都会在特拉华河的码头迎接来自费城的旅客们，然后用颠簸摇晃的马车通过收费公路将大家送到新不伦瑞克。弗朗西斯·特罗洛普后来形容此类轻便马车是“最令人憎恶的公共马车，基督教发明这种马车是为了让他的教徒们关节脱臼。和我们同时下船的旅客们将十辆折磨人的马车塞得满满当当……每个人的脸都变得扭曲狰狞”。到达新不伦瑞克后，旅客们涌上码头，而搬运工则将他们的行李搬到相应的蒸汽船上。旅客安妮·罗亚尔（Anne Royall）曾写道：“我们刚一上船，蒸汽船就开足马力，一场以纽约为终点的竞赛就此开始。”
穿过拉里坦河后，贝娄娜号和橄榄枝号一头扎入了水道。舵手们驾驶船只卖力地往前冲，明轮翼拍打着水面，船身后留下一缕浓烟。在罗亚尔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景象。那些庞大的机器气势宏伟，就像在飞一样。两艘船的甲板上都是衣着考究的人，大家面对面地站着，近得可以相互交谈。这些都让旅客们感到开心有趣。” 事实上，速度就是一切。在这个世界里，新闻的传播速度通常就等同于人员的流动速度；对纽约的投机者来说，能第一个收到来自费城的信息也许就意味着一笔财富。此外，美国人本身也对速度有一种热爱。
每天的竞赛并未破坏拉里坦河的美景。贝娄娜号的旅客萨姆·格里斯科姆（Sam Griscom）曾写道：“有三五公里的距离，高高的河岸上到处覆盖着茂密的松树和雪松，整洁的农舍散落其间，让人眼前一亮，恰似画龙点睛之笔。走过这段路后就是盐碱滩……拉里坦河的水蜿蜒曲折，奔向海湾。”乘船一个多小时后（整段旅程还剩下大约三个多小时），格里斯科姆坐下来享受了“一顿美味的晚餐”。他奇怪地发现，纽约人将先令和六便士硬币视为零钱。之后，当蒸汽船通过范库尔水道进入海湾时，旅客们又冲上甲板。
格里斯科姆继续写道：“过了一会儿，纽约不计其数的尖顶就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在海湾里，帆船和带着长长烟尾巴的蒸汽船川流不息，朝着不同的方向行驶……正前方就是炮台公园了……城市两边的码头旁停泊着一排排的船只，高高的桅杆数不胜数。所有一切点缀着这幅美景，美好得让人难以想象。”眼前的景象让许多游历四方的旅客都屏息欣赏。特罗洛普曾写道：“我从未见过那不勒斯的海湾，但是我再也想象不出还有比纽约港口更美好的地方了。”
与西部河流上那些外表精致但很快就会左摇右晃的明轮船不同，贝娄娜号在水面上缓慢平稳地行驶着。贝娄娜号有27米长，7米宽。遮阳篷遮住了它低矮的船头，而方方正正的驾驶舱就在那里。在船的中部是明轮翼，被拱形的木盒子罩得严严实实。木盒子上方是叮当作响的步进梁，将动力从活塞中传输出来。除此之外，一对烟囱、两个铜制锅炉、炽热的锅炉炉膛火室，外加成堆的松木都位于船的中部。主要的船舱位于船尾，还配备了厨房、餐厅和休息室。
26岁的范德比尔特身材修长，肌肉强健，依然是一副行动者的样子。伊丽莎白号事件就是一个证明。但这艘庞大而复杂的机器将他提升到了管理的级别。他就像是一个临时小镇的首席水手、市长和治安官，要应付棘手的旅客，处理发动机和船体的技术问题，对航行方向和速度进行指示，保证食物和燃料的储备，与港务长和海关官员谈判，还要与公共马车的驾驶员进行协调。
他一条一条地记着账，这份总账清单也体现出了整套管理的复杂性：每月支付给舵手、机械师、3个司炉工、4个甲板水手、“男仆”、厨师、伙食管理员、女清洁工、3个餐厅服务员和“酒吧服务生”的费用；添置厨房设备、荷兰烤箱、鱼肉蒸锅、一对40加仑的水桶、咖啡机、煎锅、牛奶桶以及烤肉叉的费用；还有购买龙虾、牡蛎、鸭子、鲑鱼、小牛肉、羊肉、猪肉、牛肉和瓜果蔬菜的费用。事实上，贝娄娜号就是一个水上餐厅，每次服务的就餐者近50人。他们会从酒吧点上一杯杯白兰地、红葡萄酒、马德拉白葡萄酒和杜松子酒。弗朗西斯·特罗洛普为这个移动的小社会而感到惊奇。十年后，她描述说：“绅士们慵懒地躺在沙发上，或者安稳地坐在椅子上……欣赏着那些身着紧身胸衣、披着围巾的女性的迷人风姿……而敢于从宽大无边的女帽下注视他们的轻率女子，已经对此见怪不怪。”
吉本斯最开始只是要求范德比尔特为自己工作几天，后来逐渐增加到一年，然后是第二年，之后又是一年。但这段经历并未让范德比尔特变为他人的侍从，而是提高了他的声誉，增加了他的商业知识。与知识相伴而来的就是野心。同一年，他制造了被媒体称为纵帆船的荆棘号，并且开始制造自己的小蒸汽船卡罗来纳号（Carolina），这算是一种冒险。当吉本斯找不到耗子号的买家时，范德比尔特决定自己接手，并且以一定的差价卖出。他最后交给吉本斯两张总价值为1 500美元的期票（同往常一样，期票上的签名为“范德比尔”，以与父亲的名字有所区别）。
范德比尔特越来越频繁地担任起吉本斯的总代理，穿梭于纽约的街道支付账单，收集情报，并且拜访律师。这些经历让他离开了由甲板水手、潮汐和机械故障组成的世界，进入了一个羽毛笔和领结的世界；而他也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事实上，他展现出了与粗糙的外表不相符的机智和聪明。吉本斯在给自己的一位律师写信时说：“范德比尔特船长非常熟悉我的案子。”1821年2月，范德比尔特自愿前往华盛顿，聘请代表吉本斯在最高法院出庭的律师，即丹尼尔·韦伯斯特和美国司法部长威廉·沃特（William Wirt）。吉本斯写道：“除了派遣一位特别的信使之外，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能将费用奉上……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愿意旁听辩论。”
尽管没有上过什么学，但这个直率、凶猛的水手非常敏锐和精明。他匆匆忙忙赶到华盛顿，去见沃特和韦伯斯特，两位共和国最具权势的人物。他花了几天时间从一间豪华办公室走到另一间，用他肥嘟嘟的手将500美元塞到每个人的手中。3月8日，等待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最高法院终于受理了蒸汽船案，但结果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法庭驳回了上诉，理由是纽约的复审法院尚未进行最终宣判。之后，范德比尔特与韦伯斯特进行了交谈，韦伯斯特承诺，将就该案件向吉本斯进行汇报。最后一战还只是蓄势待发。
疯狂的价格战
范德比尔特返回纽约，回到位于蜿蜒曲折的石头街的房子，那里生活着他的妻子和女儿们。菲比·简（Phebe Jane）出生于1814年，埃塞琳达（Ethelinda）出生于1817年，伊丽莎白（或者叫伊莱扎[Eliza]）出生于1819年，而索菲娅肚子里还有另一个孩子尚未出生。她肯定希望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将来能掌管这个来自史坦顿岛的家族。在返家期间，船长和他的表妹妻子之间究竟进行了什么交流，是安慰，是坚决要一个儿子，还是只字未提，我们并无相关的记录。但大家知道的是，他再一次开始了疯狂的行动。
不久后，他带领贝娄娜号开始新一季的速度竞赛，同时又再次削减了前往费城的费用。不断的降价完全脱离了过去的习惯。它们自然带来了竞争优势，但同时，它也显示吉本斯和范德比尔特相信市场在发展中，越来越多的人会希望往来于两个城市，而且如果蒸汽船的船票价格足够低，他们就会如此。这种有关经济发展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新颖，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利文斯顿的北河蒸汽船公司多年来也有同样多的船只以同样的费用跑纽约到奥尔巴尼的路线，不过其乘客数却在步步下滑。他们认为，乘客的数量是自然存在的，而竞争具有破坏性，降低了应有的乘客数量。
好战的约翰·利文斯顿日渐替代奥格登，成了吉本斯的主要对手。吉本斯对垄断权的攻击给他带来了“羞辱、麻烦和成本”，让他怒不可遏。他使用贵族们的语言咆哮道：“我的权力遭到了侵犯。”他的儿子蒙哥马利（R. Montgomery）认为有必要让奥格登“借助你的帮助”来反对吉本斯。他写信说：“我们可以摧毁他。”由于害怕扣押贝娄娜号会导致自己的船只在新泽西州也被扣押，利文斯顿想到了一个新的策略：直接向海事法庭对范德比尔特提起诉讼。海事法庭案件的标的只要100美元或更低。
1821年5月29日，范德比尔特27岁的生日刚过两天，他半眯着眼睛从贝娄娜号的甲板上往船只停泊的哈得孙河码头一瞥，看到高级警员雅各布·海斯（Jacob Hays）走了过来。海斯宣布了他刚拿到的海事法庭的逮捕令，范德比尔特为此勃然大怒。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极其激动，准备公然违抗利文斯顿家族，包括老海斯在内。但我看到他非常沉着，脸上带着笑容，眼睛熠熠发亮……他的意思已经表达得非常明确，不用再说话。‘如果你不遵守法庭的法令，老天爷作证，很快我就会让你乖乖听话。’所以我决定投降。”
49岁的海斯头发已经掉光了，身材矮胖，眼角下垂。他是纽约城里最冷静也最无情的执法人员，也因此令人畏惧。他在驯服罪犯上很有一手。例如，他不总和闹事者动手，而是用手杖将罪犯的帽子敲掉，然后在对方弯腰捡帽子时将他击倒在地。范德比尔特解释说：“但我并不想太快放弃自己原来的想法。于是我说，如果他们想逮捕我，就必须将我拉下船。你不知道，老海斯听了我的话，突然一把把我拽上了码头，让我目瞪口呆。”
海事法庭很快判决范德比尔特违反了垄断法，他也提起了上诉。与韦伯斯特和沃特会面的经历让他很是激动，而利文斯顿又让他气得面红耳赤，于是他决定就自己的案子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既然吉本斯没有能够摧毁垄断，现在轮到他来实现这个目标了。
利文斯顿最初未能击垮他，也就意味着再也不可能成功。随着票价竞争的加剧，这出法律战也让大家的仇恨在每天的速度竞赛中变得异常强烈，危险性由此加大。很快，危险就变为了现实。10月27日，贝娄娜号在利文斯顿的橄榄枝号旁沿着拉里坦河全速前进，发动机加足了马力，明轮翼用力拍打着水面。突然，橄榄枝号的船长转动方向盘，船向着贝娄娜号一头撞来。栏杆劈啪断掉，部分甲板的上层建筑也开始坍塌，木头破裂的声音在河面上回响。范德比尔特本人当时也许正在掌舵，因为他的船只经历这场悲惨的碰撞后并没有受到重创。
他的反应既体现出技术的娴熟，同时也彰显了对战术的把握。对于竞争双方来说，关键问题之一就是：拉里坦河的河水在新不伦瑞克那里非常浅；退潮时，蒸汽船必须借助平底船将旅客送上码头。范德比尔特认为，如果将贝娄娜号分成两半，然后将它延长，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他对吉本斯说：“为了安全起见，不管是否将它加长3.7米，贝娄娜号都要暂时停运，对船的底部进行修理。”将船加长就可以改善头等舱的环境，同时降低船的吃水深度，“我们也可以每次都开到码头边……除此之外还能带来许多其他优势”。吉本斯同意了他的建议。
之后要处理的就是与利文斯顿的法律诉讼问题了。为了避开利文斯顿的影响范围，范德比尔特决定搬到新不伦瑞克。在吉本斯的催促下，他和索菲娅搬入了吉本斯租来的一栋房子。房子距离河边仅仅一个街区，还附带有马厩。对索菲娅来说，搬到这个具有荷兰风格的古老乡村是一种解脱，因为她一直都不喜欢纽约；但她也要因此承担起结婚这么多年来前所未有的更多的责任。这栋房子是一个小旅馆，旅客可以在这里过夜，现在被大家戏称为“贝娄娜会所”（Bellona Hall）。索菲娅负责经营这个小旅馆，大家都认为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旅馆老板，因为她会提供美味的食品和周到的服务，例如给搭马车前往特伦顿的旅客准备热石头暖脚。她在做这些时肚子里还怀着另一个孩子，一个叫威廉·亨利的男孩。事实上，丈夫将管理孩子们的事情都甩给了她。他甚至要求索菲娅用自己管理旅馆的收入给孩子们买吃的和用的，并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
垄断权凶多吉少
他们获得了胜利。1822年年初，范德比尔特和吉本斯与史蒂文斯兄弟和他们公共马车的合作人一起进行了商讨，然后再次大幅削减前往费城的费用，降至2.5美元。这个举动给贝娄娜号带来了更多的业务量，将奥格登逼至了破产的边缘。他向吉本斯请求休战，但只是徒劳。3月，奥格登意图将阿塔兰忒号出售，但却找不到买家。
甚至连家财万贯的利文斯顿家族也开始变得恐慌。一方面，吉本斯将约翰·利文斯顿挤出了市场；另一方面，吉本斯和范德比尔特对垄断权的上诉正在向最高法院迈进，整个家族的垄断权凶多吉少。除此之外，纽约州的宪法在1821年进行了修订，将贵族们抓在权力方向盘上的最后一根手指都掰脱了。面对保守派强烈的反对（由首席法官詹姆斯·肯特带头，他曾作出支持蒸汽船垄断权的判决），政治家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带领鹿尾派（Bucktail）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将选民范围扩大到80%的白人男性，并且从根本上对国家机构进行民主化。1826年，选民范围扩大到了所有成年的白人男子。由于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真正的政党开始出现。
贵族的父辈一代曾经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但随之而来的是，他们习以为常的旧秩序开始无情地瓦解。越来越多大家族的子孙们接受了自身影响力下滑的现实，转而投身商业。但利文斯顿家族不顾一切地依附于自己的垄断权，这是特权年代遗留下来的利润最丰厚的东西。在这个重要时刻，蒙哥马利向他的贵族同伴吉本斯提出请求，希望大家能够看在种种挑战的面子上达成和解。他写信道：“你和利文斯顿先生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如此长时间，真是令人惊奇。”不过吉本斯无情地拒绝了他。
事后，蒙哥马利在纽约街头碰到吉本斯的儿子威廉，并为吉本斯追求“个人满足感”的行为大发雷霆。根据威廉向父亲所转达的内容，蒙哥马利声称人人都知道，托马斯·吉本斯“宣称要毁掉（约翰·利文斯顿），就像之前对奥格登做的一样。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准备耗上一生，并且花费达20万美元”。吉本斯勃然大怒，向年轻的利文斯顿宣战，要求两人在室内进行决斗，彼此仅相距五步之遥。鉴于自己的身体不好，而且视力衰退，吉本斯要求自己可以背靠一支拐杖。利文斯顿愤怒地拒绝了决斗的要求。
这场闹剧最后因为威廉·吉本斯在席卷纽约的黄热病中失踪而突然告终。1822年8月26日的《纽约邮报》报道：“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拉响了警报。”这场黄热病让数百人染上疾病，并夺去了他们的生命。主要原因在于城市简陋的生活环境，水井和厕所都位于后院，肮脏的街道上的积水成了蚊子的繁衍地。不过在当时，人们并不知道疾病流行的原因。大量商人搬到了城外，范德比尔特开始将贝娄娜号停泊在哈得孙河上游的码头，每天都到城中寻找威廉。威廉最终露面了，他身染重疾，但正在康复中，就像这座城市一样。
不可阻挡的野心
传染病的流行让范德比尔特的性格在这个变化的年代里显得更为耀眼。疾病爆发时，一位名叫威莱特（Willett）的船员上班没几天就死掉了。范德比尔特写信给吉本斯说：“我希望，也计划尽快在休息时去看望威莱特夫人。我们并未亏欠威莱特夫人任何东西。但我们应该大方一点，帮助这位孤独的寡妇渡过严寒的冬天，为她提供部分物资。”全体船员为她募集了90美元，其中1/3来自范德比尔特。
这种模棱两可的慈善行为反映出了范德比尔特在所处时代的革命精神。他在为贵族打工，但他本人彻底地反对贵族，从不受贵族义务的约束。是的，他非常具有男子汉气概，会将公然挑衅自己的人打倒在地；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用决斗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他也不是一个“伤感”的人，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在当时的社会中，顺从文化正在被浪漫主义所替代；但范德比尔特走的却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在他的身上有着现代人的特征：一个经济人。他的博爱是真实的，也许源自摩拉维亚教的成长环境，符合他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但他的思维中也有着冷冰冰的精打细算（“我们并未亏欠威莱特夫人任何东西”）。这种精打细算甚至都用到了自己的家庭上，他坚持要求妻子承担起孩子们成长和教育的费用。范德比尔特是一个真正的市场产物，连最亲密的亲人关系也被他明确地列在了自己的账本上。
法律、等级、传统的社会纽带，所有这些对范德比尔特来说都没有意义；只有力量能赢得他的尊重。他感觉自己所拥有的是自己的力气，还有所有小型的投资、零零碎碎的法律知识，以及脾气暴躁但智慧超群的吉本斯所传授的商业知识。他不在乎什么法律程序或政府官员，极其痛恨他人表现出哪怕一丁点儿的屈尊俯就。例如，在与佩斯安伯的海关征税员就贝娄娜号登记注册的事情起了冲突之后，他宣称那人“太摆架子……如果是我，就不会接受文书，任他把船停下来。他不敢那样做”。征税员则解释说范德比尔特“藐视”自己的员工。
就连吉本斯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培养出了一个怪物。他对范德比尔特天生的精明和强大的意志开始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思考，害怕自己开启了他不可阻挡的野心。这位年轻的船长开始养马，有了一马厩的良种马，这也是吉本斯的爱好。范德比尔特还以220美元这样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价格购买了两匹非同一般的灰色母马。他还设计了一艘一流的蒸汽船，吨位超过100吨，被命名为范妮号（Fanny）。这次冒险得到了詹姆斯·阿莱尔在资金上的支持，但范德比尔特依然非常敬重吉本斯。据说利文斯顿要挖他，但他以必须忠实于自己的主人为理由拒绝了邀请。范德比尔特评述吉本斯说，“他是一个无人可领导的人”，言语中充满了敬佩之意。但他也略带骄傲地补充说：“不过有些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我就能做到。”
范德比尔特的尊重并未让多疑的吉本斯感到安心。在他看来，自己的角斗士已经成长得过快，不再适合这个竞技场，也将永远不满足于自己的位置。吉本斯恼怒地对儿子说：“冬天时他什么活儿也不帮我干。他自己正在建造一艘新蒸汽船，大小和贝娄娜号在延长前相当。范德比尔特也开始赛马了。明天，他的一匹棕色小马要参加比赛。一切事物都是他的攻击目标，这种人让我心生恐惧。”
“从未想过失败的可能”
1823年3月30日早上8点，大片大片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在纽约湾，就像发生了雪崩。树枝被雪压断，然后整棵树轰然倒下，甚至连烟囱都被大风刮倒，砖块四散。潮水呼啸着流过炮台公园和泊船处，《纽约邮报》报道称：“不管是漂浮在大海上、海岸旁、河流上，还是停泊在港口，或者甚至是在我们的码头旁，所有船只的命运都让人极度担忧。”
贝娄娜号当天早晨6点从新不伦瑞克出发。9点时，贝娄娜号到达拉里坦河的河口，舵手在那儿遇到了麻烦。范德比尔特报告说：“风暴太猛烈。”面对咆哮的大风雪和肆虐的潮水，贝娄娜号“变得难以操控，她不再听舵的指挥”。船开始失去控制，在水面上随意漂流。范德比尔特断定，与风暴做抗争无济于事，他们必须顺风而行。但他还是成功地调转方向，返回了新不伦瑞克。在那里，他发现海浪已经冲上了码头。范德比尔特抛下锚，那天晚上在风暴中安然无事。第二天下午4点，他终于用小舟将旅客们安全送到岸上。而在其他地方，有四艘船在风暴中沉没，激流也将大量的船只冲到岸上，其中就包括奥格登的阿塔兰忒号。
面对大自然的狂暴，范德比尔特显得信心十足；但面对反复无常的人类时，他却没有那么自信。在发生风暴的五天前，他写信给威廉·吉本斯说：“昨天晚上，新不伦瑞克发生了一场骚乱。”部分旅客滞留在城里，一位公共马车司机罗伯特·莱特森（Robert Letson）“告诉旅客，之所以会发生滞留都是我的过错，我是为了赚取他们的晚餐费用和住宿费用”。这个问题让范德比尔特非常伤心，他请求吉本斯：“您是否能给他写一封信，让他闭嘴？我希望您能给他写信，我不断请求他不要说话。”
他的这种不自信也许并不像表面那样反常。他是一个追逐经济利益的人，信奉个人主义，富有竞争力。在他看来，每种关系都是一种商业交易。但当对方只是一个吹牛大王，够不上竞争对手时，他会变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来处理这种人际的纠葛。他变成了一个有着无穷力量的超人，但在简单的社交上却显得非常软弱，这个问题无法通过拳头来解决。他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借助金钱：他建议支付莱特森一笔钱，让他远离码头。
战争局势的明了让他感到一种解脱。到目前为止，相关各方都清楚最高法院将决定垄断的最终命运。奥格登和约翰·利文斯顿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会取得胜利，因为下级法院反复在对蒸汽船许可表示支持。但利文斯顿希望在案件提交到最高法院之前就能将自己的敌人击垮。从5月1日起，他不断针对范德比尔特和他的船员们向海事法庭提起诉讼。虽然赔偿金只有区区100美元，但他每天都提起新的诉讼，促使警官在贝娄娜号靠近码头时就对范德比尔特和船员们进行拘捕。
范德比尔特写信给吉本斯说：“我不能离开船，否则约翰·利文斯顿就会趁我不在时抓走所有人。我现在让所有船员都躲开，这样他们就抓不到人。而我自己在纽约的码头上进进出出。我自己驾船，让他们来抓我。不过我不会让他们抓船员，因为他们的保释比较困难。”根据后来的传闻，范德比尔特很快懂得如何机智地避开逮捕自己的人。他修建了一个秘密的舱室，然后躲在船上，直到水手解开船上的绳索再次出发。当警官找到他时，范德比尔特会给警官两个选择：要不从船上跳到码头上去，要不就坐船到新泽西州待上一天。他还一度训练了一位女性来驾船进入码头。当警官猛冲到船上时，他就会躲起来。面对女性舵手，警官只能是说话结结巴巴，面红耳赤。
而另一方面，吉本斯开始变得恐慌不安。他因为痛风、糖尿病，可能还有癌症而卧床不起。4月，吉本斯心脏病发作，被隔离在家中。他写道：“约翰·利文斯顿正在向我们发起可怕的战争，其破坏性达到了极致，范德比尔特的能力不足以战胜此类诉讼。我看不见他，而他又不会写信。这就像是一场血淋淋的战斗，而我是战斗中被人遗忘的牺牲者。我向范德比尔特提出了问题：我们是否必须停运贝娄娜号，改为到普林斯胡克（Powlis Hook）的路线？或者我们要停运鹦鹉螺号？但我没有得到他的答复。”
事实上，对范德比尔特来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失败的可能。在不需要躲避逮捕时，他高高兴兴地进行谋划，为利文斯顿设计陷阱。例如，他秘密地租赁了橄榄枝号的码头，然后等待航季到来时伺机将自己的敌人逐出码头。他在新泽西州提起了报复性的诉讼，让橄榄枝号的船员被捕，并且“在新不伦瑞克时，当着一名治安官的面将他们拖到森林深处的10公里处，然后让他们保释，这些麻烦比我在纽约遇到的要多得多”，范德比尔特如是吹嘘说。他完全没有为未来担心，还将自己16岁的弟弟雅各布和老合伙人詹姆斯·戴也拉入了伙。但吉本斯是一位律师，他充分了解法庭内的变数。尽管在船只、码头和客栈上投入了资金，尽管降低了旅费，但还存在蒸汽船比赛，最高法院的几句话就可以把所有这一切都摧毁。
蒸汽船许可终结
1824年2月4日上午11点，美国最高法院的六位法官在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的带领下鱼贯进入议事厅，在东边墙上的高大窗户下就坐。这是一个半圆形的房间，位于国会大厦的地下室，内部光线昏暗。尽管2月里寒气逼人，但这个地方肯定闷热难当，因为里面人挤人。律师、国会议员男男女女们挤在房间里，等待着这场人人皆知的、最重要的案件的审判。吉本斯对奥格登之战的终审就要开始。
双方各有两名律师，代表奥格登的是托马斯·杰克逊·奥克利（Thomas Jackson Oakley）和托马斯·阿迪斯·埃米特（Thomas Addis Emmet）。埃米特一直为该垄断权进行辩护；1815年，富尔顿为了将他从冰冷的哈得孙河上救出而送上了自己的性命。司法部长威廉·沃特称“埃米特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诉讼上，他会竭尽全力”。沃特本人为吉本斯辩护，此外还有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几天前，沃特写道：“韦伯斯特和恺撒大帝一样野心勃勃。他不会让任何人超过自己……这是一场值得一看的战斗。”在大家各就各位之后，法庭的司法官宣读：“愿主保佑美国和本神圣法庭。”之后韦伯斯特站起来做陈述词。
在遥远的纽约，利文斯顿家族正处于焦虑之中。十多年来，他们不断击退或收买竞争对手；就在最近，纽约上诉法院提供了支持，让他们在面对吉本斯的挑战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吉本斯锲而不舍，范德比尔特也针对他们提起了自己的诉讼，正在待审中。利文斯顿家族已经决定再次提起诉讼。毕竟政治前景显得暗淡无光，纽约的统治者不再是拥有土地的家族派系，而是马丁·范布伦和他的平民奥尔巴尼政团。吉本斯和范德比尔特已经战胜了约翰·利文斯顿。利文斯顿警告自己的家族，如果法庭推翻了垄断权，家族可能要蒙受“巨大的损失”，而他们无法承受这种风险。
1824年1月27日，这个庞大的家族派遣了一位名叫沃尔特·利文斯顿（Walter Livingston）的使者前往伊丽莎白镇做最后一次尝试。他告诉威廉·吉本斯自己是“为了过去的事情而来”。垄断方提出了最后一个方案：托马斯·吉本斯撤诉，而利文斯顿家族“同意托马斯·吉本斯享有他们的垄断权，并且将新泽西航线向他们开放”。
威廉摇摇头回答说：“太晚了。”而沃尔特·利文斯顿则认为问题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就得到解决。他的父亲是否会同意他的意见呢？威廉走进黑暗的病房，与深受病痛折磨的老人轻声交谈。托马斯·吉本斯对儿子怒目相视，断然否决。根据威廉的记录，沃尔特·利文斯顿称自己“很遗憾，感到无能为力，然后立即收回了建议”。
对另一方来说，风险同样巨大。就范德比尔特而言，如果在最高法院败诉，他在航运业的未来发展就会被判死刑，迫使他或者购买昂贵的蒸汽船许可证（先假设约翰·利文斯顿会卖一份给他），或者退回到利润稀薄的帆船行当。海事法庭的诉讼案已经冷酷无情地摆在那儿，这可能会让他破产，他也很可能会作为债务人而被捕入狱。如果吉本斯的诉讼案失败，那他自己的案子也就前景堪忧。胜利显得遥不可及。在纽约州支持蒸汽船许可的判决中，首席法官肯特是主笔，他也是美国最受人尊敬的法学家之一。最高法院刚刚任命了一位新的法官，而这位新法官在裁决中不断地支持垄断。这位新法官名叫史密斯·汤普森（Smith Thompson），已故首席法官利文斯顿的亲戚。
不过汤普森刚刚获得提名，在2月4日尚未到任。据传记作者罗伯特·雷米尼（Robert V. Remini）所写，在站起来发言时，“韦伯斯特也稍带一丝傲慢和自负。他在许多方面都自命不凡：新英格兰血统、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在法律、语言和文学上的天分。事实上……他是美国最重要的宪法权威人士”。
垄断方律师辩称，纽约州政府已经认定垄断权是一种珍贵的产权，最高法院必须加以保护。此前，他们已经借此取得了胜利。但另一方面，国家可以将经济分割并将其中的一部分授予名门望族，公众对这种观点的敌意越来越强烈。到1824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要求将市场向所有大胆的弄潮儿开放，政治竞技场越来越民主，经济也理应如此。奥格登的律师同时也否认国家有权干预州际贸易。他的观点与韦伯斯特的国家主义和经济展望存在冲突。如果这种观点获胜，它将从宪法上让美国变为众多诸侯国，彼此之间长期不和，自立门户，设置自己的贸易壁垒。
韦伯斯特对此发起了进攻，这也是他长期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演说之一。他指出，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州颁布法令来禁止对方的蒸汽船，那是“极其具有挑衅性质的立法”。“所有这些法令都未能与美国国家法律和宪法保持一致，难以令人信服。”宪法的制定是为了打造一个“完整、健全和统一的经济体。其特点就如同美国国旗一样，要合众为一”。
在接下来的三天内，一直到2月7日，韦伯斯特的竞争对手一一作出了回应。他们的辩词所体现出的经济观和社会观并未能与国内贸易的发展速度、美国经济的日渐整合以及美国的新面貌相同步。他们认为，商业就是商品的买与卖，而并非旅客的运输，因此商业条款不适用于本案件；不管怎样，各州依然保有宪法制定前所拥有的商业管辖权。沃特在为吉本斯做结案陈词时呼吁，要保证国家的统一性，不要发起内战。
他们等待了三周：韦伯斯特和沃特在华盛顿，利文斯顿家族在他们的庄园或纽约的街道上，奥格登在伊丽莎白镇，吉本斯在他的病床上，而范德比尔特则在他位于贝娄娜会所的马厩旁。美国上下都在期待最终的审判结果，人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案件。报纸编辑们天天准备着，希望能够第一个报道“著名的蒸汽船辩论”的结果。“著名的蒸汽船辩论”是《国家通讯报》（National Intelligencer）给这起诉讼案起的名字。2月19日，首席法官马歇尔肩膀脱臼，导致判决进一步拖延。2月23日，威廉·吉本斯从华盛顿写信给父亲说，韦伯斯特“自信地”告诉自己，其中一个法官称他的辩词让他们相信，“那是一个重要的宪法问题，对此毫无疑问”。
3月2日，马歇尔带领陪审团进入法庭，开始宣读多数人的意见（也就是他个人的意见）。人群静悄悄地簇拥在地下室内，不想漏过任何一个词语。他首先高度赞扬了纽约法庭的权威性，尽管其判决现在正处于争论之中。之后，他讲到了问题的核心：“毫无疑问，商业是贸易往来，但还是一种交流。”无须多言。《纽约邮报》简要地评述称：“蒸汽船许可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