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章 血淋淋的蒸汽船竞赛
蓟草号，一个标志着未来的名字
大汤勺在工匠的店铺里闪闪发光。因为是全新的银勺子，它在范德比尔特的手中显得沉甸甸、亮闪闪的。这天是1824年3月31日，距离范德比尔特30岁生日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他认为自己正值盛年：饱满的嘴唇、高高的鼻梁，还有宽阔的额头。随着发际线的后退，他的前额显得越来越高。不过这正是成功的一种表现。
工匠在汤勺上面只雕刻了一个词语：蓟草。对范德比尔特来说，这是一个标志着未来的名字。他为新下水的蓟草号（Thistle）定制了24样物品，而大汤勺只是其中一件，此外还有多套方糖夹钳、芥末匙和五打茶匙。他认为这些东西质量还不错，付了款后拿着东西来到码头。蓟草号属于他的雇主托马斯·吉本斯，但当这艘船在纽约的造船厂建造时，范德比尔特对这艘船的所有细节都亲力亲为，从钟罩到滑轮带无一不亲自过问。这艘船的长度超过37米，宽7米，吨位为210吨。套用《纽约邮报》的话来说，它是一艘“雅致考究的蒸汽船”。在第一次试水时，它每小时可以逆水行驶13海里，速度相当惊人。
4月19日，范德比尔特指挥该船首航新不伦瑞克。热情的群众簇拥在码头上迎接他。三位当地商人点燃了一尊小礼炮，欢迎这艘标志着自由竞争的新时代的船只。在礼炮的轰隆声中，范德比尔特驾驶着蓟草号来到系泊处。但随之礼炮爆炸，将其中两人的手指炸飞，第三人脸部被灼伤。
美国商业的解放宣言
在后来的岁月里，许多观察家会对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这位伟大的人物进行探析，好奇是否还有谁能在不加限制的市场里侥幸生存。但在吉本斯对奥格登之战结束之时，人人都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定，利文斯顿家族不能再凭借垄断权阻止其他州的蒸汽船进入纽约水面；对公众而言，这就是一种自由。
首席法官马歇尔的判决被视为历史上罕见的转折点之一。美国各大报纸都对裁决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报道。《华盛顿共和报》（Washington Republican）报道称：“裁决引起了大量关注，也促使我们……满足读者的兴趣和需要。”《奈尔斯纪事报》（Niles' Register）全文转发了裁决，足足有8个版面。
弗吉尼亚州的约翰·伦道夫评述说：“对首席法官的观点进行赞美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实际上，这种赞誉遍地开花，也许成为他漫长职业生涯中最受人欢迎的裁决。《纽约邮报》称该裁决“是最能体现法官睿智的裁决之一”，它代表了“我们伟大的联邦国家的未来”。这些话语充分反映了民众的心情。约翰·马歇尔预见到商业的发展方向必然是自由和充分竞争，而民众对此由衷地表示赞同。
法学家伦纳德·利维（Leonard W. Levy）写道：“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关于商业条款的伟大演说，是我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次演说。”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它让马歇尔伟大的国家主义（即联邦至上的原则）圆满结束。它以国会对州际贸易拥有专属管辖权为依据，否决了纽约州的蒸汽船垄断权，驳回了各州在该领域拥有同等权利的主张。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它公开支持了美国法律，以及文化中日渐壮大、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即自由主义。肯特·纽迈尔（R. Kent Newmeyer）写道：“马歇尔的国家主义并非意在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商品和信贷能自由流通，突破各州的边界限制。”尽管裁决并未提到政府授权的此类垄断权是否合法，但那些违反经济自然规律和公平原则的人却日渐紧张。马歇尔充分认识到，必须通过发展交通来促进幅员辽阔的共和国进步。法庭在3月底休庭，他懊恼地决定第一次搭乘蒸汽船回家。
在吉本斯对奥格登之战发生一个世纪之后，法律历史学家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赞誉该判决为“美国商业的解放宣言”。马歇尔的传记作家艾伯特·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对他敬佩有加。他称该判决“将美国人团结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内，其威力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其他的力量，当然战争除外”。最近的法学家突破了此类过度的赞誉之词，注意到这个影响广泛的判决很快带来了局限。但早期对该判决所做的评断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尤其从突破宪法影响范围的角度来看这个案例的话。在美国独立近五十年之后，马歇尔注意到了美国一个新的发展倾向，并且将其纳入法典。贸易，尤其是州际贸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首席法官宣布美国是一个统一的市场；不管各州后来如何吞噬该判决的影响范围，但他表达了一个观点，即跨越各州界限、自由进行人员流动和贸易是一种基本权利。多数美国人到现在依然坚定地信仰这个观点。
为自己而战
吉本斯对奥格登之战发生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期。一年后，伊利运河从奥尔巴尼到伊利湖段的工程竣工，这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公共工程项目。纽约水面上蒸汽船解禁以及连接美国内陆和大西洋海岸的运河开通，这两件事情都让市场得到了整合，为新经济的发展打开了大门。它们也保证了纽约市在美国经济中的统治地位，为范德比尔特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其效果立竿见影。在垄断权宣告终结后，众多新船下水，蓟草号仅是其中一员。在纽约海关登记注册的蒸汽船从每年一两艘激增到22艘，相邻州有更多的蒸汽船在纽约州的水面上行驶。1824年11月，据《奈尔斯纪事报》报道，纽约州明轮船的数量从6艘增加到43艘。纽约州从一个发展踌躇不前的地区成了美国经济的基础。
亚伦·奥格登曾是独立战争中的英雄、新泽西州前州长，以及美国前参议员，仇恨他的人也只有托马斯·吉本斯而已。他宣告破产了。看见这个宿敌因为债务坐牢，颜面尽失，吉本斯感到非常满意。奥格登对业已年迈但依然具有影响力的亚伦·伯尔感激不尽，正是他游说纽约州议会颁布法律，让所有独立战争中的老兵们不会因为债务而坐牢。1829年，奥格登搬到了泽西市，被任命为海关关税收税员，在1839年4月19日过世。他被当时的规则所玩弄，为整个体系的罪过付出了代价，成了时代转变的牺牲品。
最高法院的判决在利文斯顿家族看来就如同晴天霹雳。困惑不安的爱德华·利文斯顿小心翼翼地说道：“我从来没有想过法院会如此判决。它所采纳的观点似乎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澄清过。”他和兄弟罗伯特·利文斯顿感觉自己被孤立；但他们的北河蒸汽船公司只在纽约州的范围内经营，垄断权在那里仍然占上风。真正失败的是他们的叔叔约翰·利文斯顿，他的垄断权覆盖了与相邻州共有的水面。不过，脾气暴躁的约翰下定决心要让侄子们和自己一样不好过。他痛苦地承认自己在与范德比尔特的斗争中失败，并且让橄榄枝号到新不伦瑞克的航线停运，改为从纽约到奥尔巴尼，与自己的家族进行竞争。在接下来的法庭诉讼案中，州法庭变得更为民主，彻底推翻了垄断权。身为顺从文化最年长的幸存者之一，约翰·利文斯顿摧毁了它最后残留的部分。同其他古老的贵族一样，利文斯顿家族仅仅成了经济混战中的富人而已。
当船驶入新不伦瑞克的码头时，范德比尔特坐在蓟草号的办公室里，数着先令，在分类账簿上草草地把条目列上。对他来说，法庭上的胜利带来了截然不同的难题。作为吉本斯队伍的司令官，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范德比尔特在首领的领导下忠实地进行着战斗。但他的服务就像是一块磨刀石，让他自己的野心变得更加锋芒毕露。现在，奥格登已经被打垮了，利文斯顿家族已经被驱散，垄断已经化为灰烬，还有什么能让他继续留在主人的手下呢？既然连日渐年迈的首席法官都把握住了这个时代的新思潮，即粗野好战的个人主义，那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一个最能代表这种思潮的水手兼商人呢？在吉本斯黑暗、多疑的心里，他清楚这位意志坚强的船长将会离开自己，为他自己而战，这只是时间问题。
领悟公司与股票市场的本质
工人们围着贝娄娜会所忙忙碌碌，叮叮当当地敲打着，对这栋建筑进行扩建，再加盖一层新的露台，并且修缮马厩。范德比尔特催促他们在5月底之前完工，到时候纽约和费城之间的交通量将会急剧增加。他总是会提前几个月就进行思考和计划，为联合路线寻找所有可能的竞争优势。最高法院已经将奥格登和利文斯顿家族踢出了竞争对手的行列，但也让这个长期受到法律和海关限制的行业处于一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已经出现，那就是公民航运（Citizen' s Line），他们经营着一艘名叫埃特纳号（Aetna）的蒸汽船。（或者叫埃特尼[Etney]，因为范德比尔特常常会发音不准。）混战已经开始。
似乎是为了强调那个年代的变数，1824年5月16日，埃特纳号的锅炉在纽约港的水面上突然发生大爆炸。这场骇人的意外事故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忧虑。正如一位旅客所说：“害怕我们可能会与锅炉同时爆炸。”美国人仍然痴迷于蒸汽技术，但埃特纳号的灾难让他们逐渐具备了一种非常现代化的意识：进步和悲剧同在，新的能力也会带来新的恐惧。当时，媒体的注意力只放在了机器的选择上，义愤填膺地谴责埃特纳号错误使用了一种高压力发动机。《纽约邮报》怒斥道：“此类船只不再值得信任。”范德比尔特迅速对这次机会加以利用。他通知报纸，联合路线所有船只的“动力都来自低压力蒸汽发动机”。
时间将让大家明白，发动机的压力高低并不重要，只要船长不让锅炉超负荷运转即可。让蒸汽发动机在公众眼中犹如洪水猛兽的并非科技，而是新经济文化所带来的冲突。但在吉本斯对奥格登之战结束后的数周内，正是对竞争的热忱给了范德比尔特动力；在这个变化迅猛的时代里，竞争让他的头脑变得更加敏捷，思维更加快速。
5月底，他的30岁生日被一个更危险的新敌人破坏了。《纽约邮报》称呼它为“漂亮的蒸汽船立法者号（Legislator）”，报道称：“立法者号有一个巨大的船舱，用作中央餐厅，内部空气流畅，装饰有桃花心木和卷曲的枫木。女士船舱内布置得非常华丽，旁边是庞大舒适的头等舱，里面配备有酒吧，提供点心和饮料。这就是一个水上豪华酒店。”
范德比尔特通知吉本斯，立法者号隶属于一家总部位于新不伦瑞克的公司。他提出该公司的股份正在以低于面值的价格销售，他们也许很快就可以购买足够多的股份来控制该公司。
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具有创造性的思想。1824年，对多数美国人来说，公司还是一种神秘、抽象的东西；但范德比尔特早已经领悟了公司的本质和股票市场。实际上，这个提议也预示了他职业生涯背后的发展方法。
“赛船”运动的诞生
但这个建议并没有被付诸实践。相反，他和吉本斯与立法者号展开了价格战，将从纽约到新不伦瑞克64公里航程的费用降到了1先令。《纽约每日广告报》（New York Daily Advertiser）在6月4日评述说：“几天后，票价进一步下降，他们现在是无利经营。在某些情况下，只要愿意就可以吃到可口的晚餐。”范德比尔特始终注重自己的个人利益，在联合路线的广告中对自己的客栈加以吹捧。他自夸道：“贝娄娜会所是一间美丽雅致的酒店，与船只联营。旅客可以享受舒适的住宿和优惠的马匹寄放价格。”
与此同时，立法者号也遇到了船员经验欠缺的问题。在开始运行几天后，教师萨姆·格里斯科姆（Sam Griscom）在纽约搭乘了立法者号。他在自己的日记里面记录道：“我们的行进速度很快，希望能与另一艘船同时到达新不伦瑞克。但后来由于技术不到位，舵手将船驶到了拉里坦海湾的一块沙洲上，搁浅了……船长感到非常羞愧。我相信，不管是他还是他的舵手，都不熟悉这段航程；更让他感到丢脸的是，一艘蒸汽船从我们旁边经过，他们会将我们遇到麻烦的消息传到纽约。”
对担任教师的格里斯科姆而言，晚几分钟到达费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他对这股竞争热潮很感兴趣。《纽约邮报》对此评述说：“‘赛船’运动由此诞生。”这句话很好地体现了公众的想象力，因为每艘船都吸引了狂热的粉丝。英国女演员安妮·罗亚尔在立法者号的甲板上亲眼目睹了一场比赛，她称呼自己所搭乘的立法者号为“我们的女英雄”。在回忆船只你追我赶的情形时，她显得兴奋不已：“尽管她占据了运河的中间航道，但竞争对手凭借在浅水行驶的能耐大胆地从旁边靠近，而且有时似乎会超过我们。”罗亚尔的叙述中也带有赛船爱好者对技术细节的关注。这一刻把当时所有令人激动的东西都展现在了人们的眼前：新机器的巨大动力、旅行的舒适和高速，还有每日决斗的惊心动魄。这种竞争的好处显而易见：费城到纽约之间的旅程缩短到不足10个小时，价格已经降至最低点。
让范德比尔特感到惊愕的是，立法者号的船长劳伦斯·费希尔（Lawrence Fisher）很快就有了长进，战胜蓟草号的频次也逐渐增加，开始让人有些惊慌。9月3日，范德比尔特赢得了返回纽约的那段航程；在蓟草号驶入两艘船共用的码头时，他命令甲板水手将船拴在中间，没有给立法者号留下空间，这让费希尔怒不可遏。港口负责人约翰·米陆（John Minugh）跑上码头，要求范德比尔特“往前行驶，给立法者号留点儿地方”。范德比尔特一向对缺少实权的政府机构不屑一顾，米陆汇报时称他“拒绝照做”。范德比尔特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堵住费希尔，并且对罚款250美元的威胁嗤之以鼻。他在乎的是赢得战斗。
1825年6月2日早晨，快到6点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和费希尔要求自己的机械师发动蒸汽机，为上午前往新不伦瑞克的竞赛做好准备。前往新泽西和费城的男男女女们在码头上排着队，从两艘船的停泊处上船。费希尔趾高气扬地在自己的甲板上踱步，而范德比瑞特则对自己的竞争对手怒目而视。一位认识费希尔的旅客说：“他昨天战胜了蓟草号，今天准备再接再厉。”立法者号的机械师尚是新手，但他十分清楚自己的使命。他告诉自己的助手（众多在港口渡船上工作的黑人之一）:“今天必须战胜蓟草号。”助手根据指示固定住安全阀，加大蒸汽压力。两位船长下令甲板水手解开系绳，开船。
巨大的轰鸣声在空中回荡。在立法者号的中央，过热的锅炉发生爆炸，产生了巨大的蒸汽波，滚烫的蒸汽和金属碎片冲向甲板、窗户、舵轮、船舱壁和船上的乘客，将他们冲得支离破碎。范德比尔特和他的乘客们惊恐地看着竞争对手的船只碎片散落在水面和码头，伤者的尖叫声不绝于耳。在这场爆炸中共有四人死亡，包括两个黑人（一个为奴隶）、一个白人，以及一个男服务生。美国人新的道德体系变成了不顾一切赢得胜利，而事实证明代价极其惨重。
两代人交接的时刻
是时候和国家创始人的年代说再见了。美国独立50周年庆即将到来，一直奋勇向前的美国人选择在此时回顾过去。安德鲁·伯斯坦（Andrew Burstein）写道：“这是美国历史所忽视的时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代人交接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创立美国的那一代人仅剩下少数人健在，整个世界从1776年起开始经历剧烈变革，而更多的变革每天都在发生。
与过去时代的告别仪式历时长久。这场仪式两年前就已经开始，始于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的到来。他是一位法国贵族，曾投身于美国的独立事业。应门罗总统（Monroe）的邀请，他在1824年乘船来到美国，于8月15日（周日）踏上了史坦顿岛的土地，鹦鹉螺号迎接了他。他第一晚下榻在副总统汤普金斯的庄园内。第二天，拉法耶特乘船来到曼哈顿，人们倾城而出，热烈欢迎他的到来。他的一位同行者形容说：“欢迎队伍的庞大难以形容。水面上停泊着各种各样的船只，每艘船都装点得非常漂亮……终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海滨人山人海。”纽约市长带领士兵方队和公务员们正式迎接他。拉法耶特曾经是叛逆年轻人的代表人物，现在却成了象征着美国神圣过去的老年人。这个国家对于独立革命有着深厚的感情。
甚至连精打细算的范德比尔特都为英雄的到访而激动万分。9月24日，新不伦瑞克的权贵们与近8 000名市民在通往市内的大桥旁等待拉法耶特侯爵的到来，范德比尔特也加入了队列之中。这位年老的战士出现在大家面前时，69发礼炮随即响起。范德比尔特亲自驾驶着由4匹白马拉着的精致马车，搭载拉法耶特侯爵沿着街道游行。
范德比尔特对过去的尊重让人感到好奇。从多个方面来看，他对文化人的矫揉造作很是不屑一顾，而文化人的日记和信件将这种矫揉造作表现得淋漓尽致。司法部长威廉·沃特写给妻子的信就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典型。“我爱你吗？最亲爱的人。啊，我爱你吗？如果不爱你，我会再次跌入深渊。”范德比尔特宁愿用俄语来写信，也不愿意写这种东西。在这个抛弃了传统社会纽带的社会中，他是最注重商业性的一个人，一个自力更生的人。而美国的创始人多数都是过去的贵族。但他的爱国之心是真挚的，他对过去的崇拜也是真诚的。他视他们为英雄，从他给儿子们取的名字可见一斑。一个叫威廉·亨利，根据1812年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威廉·亨利·哈里森将军（William Henry Harrison）命名，一个叫乔治·华盛顿，还有一个叫科尼利厄斯。
随着范德比尔特的崛起，托马斯·吉本斯开始衰落。用戈登·伍德（Gordon Wood）的话来说，这位老亲英分子曾经让“美国独立战争的激进主义”得到释放，一直在决斗的他曾经推翻了贵族的特权。但现在，他随着自己这代人的逐渐衰落而退出舞台。吉本斯的目标感随着胜利而被蒸发，笔下曾经源源不断的信件也减少了。老毛病让他备受折磨，于是他搬到了位于纽约圣约翰公园附近漂亮的贵族聚居地。范德比尔特承担了经营吉本斯蒸汽船王国的主要工作，在一个大表格上每月对每艘船的收入和开销进行记录和追踪。船长会每隔几天甚至是几周去拜访自己的雇主；而在此期间，两人之间的关系会略显紧张。范德比尔德后来证实：“我过去常常会做一些事情却不让他知道，而他在那些事情上也常常会支持我，尽管有时他说自己并不会那么做。”
他们两人的个性都非常刚愎自用，冲突似乎在所难免。可事实上，两人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范德比尔特对吉本斯的崇拜。他尊重这位无法动弹的老人，就如同他敬畏美国的创始人一样。他敬重缔造这个国家的那些人，也敬重曾经改造它的前亲英分子。
由于常常卧床不起，在那些辞旧迎新的年份里，吉本斯从未参与过任何庆祝活动。1825年3月，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入主白宫，这个时代已经转交到了创始人的孩子们手中。这让吉本斯显得手足无措。1825年10月26日到11月4日，人们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来欢庆伊利运河的竣工，该项目的启动者是曾经统治该州的贵族们，这是他们送给人们的最后一份礼物。但吉本斯依然没有出现在这一重要的活动中。伊利运河穿过了重重山丘，是工程史上具有历史性的成就，也是吉本斯在法庭取得胜利之后更重大的一个事件；但在庆祝活动上，吉本斯的名字无人提及。最终在1826年5月16日，他摇摇晃晃地走出自己的房子，来到哈得孙街和海滩街（Beach street）的街角。在那里，他突然倒下，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公众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件事，不过吉本斯的过世也应该归属于创建美国的一代人在消逝。他虽然贪婪、对竞争有着一种狂热，但始终都是一位贵族、一个拥有奴隶的南方人、一个纠缠于尊严的人。一个多月后，1826年7月4日，在美国50周年庆的特殊时刻，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也与世长辞。
吉本斯将庞大的家产留给了他的儿子威廉。趾高气昂的吉本斯轻而易举地横跨了18世纪和19世纪，可他的儿子仍然对这个新时代感到无所适从。由于和合伙人发生争吵，并且对竞争有所怀疑，他似乎比自己的贵族父亲更像是南方种植园的一个产物。
从多个方面来看，威廉是时代转变的反面典型，并由此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继承了蓟草号后，他同时也继承了野心勃勃的船长职务；但范德比尔特无礼地拒绝承认威廉的经商天分，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否定了威廉的意志力。范德比尔特后来声称：“除了他父亲发起的项目之外，我不知道威廉·吉本斯是否还实施过其他的项目。当他们出现分歧时，老吉本斯就会自行其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范德比尔特则常常会在老吉本斯面前坚持自己的主张，直到说服了他。
要说他们两人之间潜藏着某种竞争，那绝对没错。范德比尔特喜欢给托马斯·吉本斯送去大量的牡蛎和其他物品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但对于他儿子（仅比范德比尔特年轻一岁），范德比尔特并没有那么崇拜。范德比尔特棱角分明、肌肉发达，完全是白手起家；他并不憎恨威廉，但似乎怀疑这个富家子弟缺乏与这个商业时代保持同步的动力，甚至缺乏相关的智慧。不管是在精力上、创业精神和创造力上，还是在强大的个性上，不正是范德比尔特本人与托马斯·吉本斯最为相像吗？
寻找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
范德比尔特似乎别无是处，就是精力充沛。他一整年都不遗余力地寻找各种赚钱的机会。夏天的周日，当威廉让蓟草号休息时，他会租下贝娄娜号，搭载纽约人到史坦顿岛上的联合花园（Union Garden）度假；他甚至将贝娄娜会所马厩中的肥料卖给了自称乡绅的詹姆斯·尼尔森（James Neilson）；与此同时，他还在监督联合路线一艘新船的建造工作。这艘新船名叫绿宝石号（Emerald），广告宣称它是一艘“豪华的新蒸汽船”。范德比尔特为能掌管这艘船而感到自豪，但这种自豪并未能持续太长时间。
1826年11月5日凌晨1点半，范德比尔特睡在贝娄娜会所的床上，被船员们的尖叫声所惊醒。绿宝石号着火了。他冲出大门，跑到码头上。据《纽约公报》（New York Gazette）报道，在码头上，“船被笼罩在熊熊大火之中”。船长赶紧找人帮忙，并且匆匆忙忙地与手下架起水泵用软管喷水，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大火烧得劈啪作响，沿着整条船蔓延，将露在水面之上的部分全数烧尽。看到整个火势已经没有了扑灭的希望，范德比尔特下令手下将绳索割断，任由船只随波逐流，以免码头的一艘单桅纵帆船也同样着火。他无助地看着船只就像一个巨大的火把一样随着水流而去，好像遭到损坏的不是雇主的船只，而是自己的财产。《纽约公报》报道称：“范德比尔特船长的大部分财产证明文件和所有的衣物都付之一炬。”
这场事故没有人员伤亡，但肯定是一种耻辱，也是一幕悲剧。不过媒体的报道也存在大量的问题。所有的衣物？他完全生活在船上吗？那贝娄娜会所算什么？他的妻儿呢？托马斯·吉本斯为了自己的贪婪和自私自利而放弃了家庭，范德比尔特是否也是如此？
“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一分钱”
五十年后，在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里，在挤满了观众和记者的法庭内，“一位头发银白、胡须铁灰色的绅士”（《纽约时报》的报道原话）站在证人席上为范德比尔特的妻子索菲娅作证。这位证人就是丹尼尔·艾伦（Daniel B. Allen），他娶了索菲娅的第二个女儿埃塞琳达，而且与那些曾在贝娄娜会所生活过的兄弟姊妹们相当熟稔。这些兄弟姊妹们包括菲比（1814年出生）、埃塞琳达（1817年出生）、伊莱扎（1819年出生）、威廉（或者叫比利[Billy], 1821年出生）、埃米莉（Emily,1823年出生）和索菲娅（1825年出生）。他们对母亲极其敬重。艾伦作证说：“范德比尔特夫人充分履行了母亲的职责，其承担的义务超过了他们所认识的或者所提到过的任何一位女性，孩子们感兴趣的任何东西她都完全了解。在她的大半生里，她不仅照顾他们，而且用自己赚来的钱为孩子们支付生活、服装和教育费用，没有从范德比尔特那里得到过一分钱。”
那他们对自己的父亲又了解什么？绿宝石号的火灾显示，他生活在自己的船上，每天清晨6点就动身，有时甚至周日也在工作。休息时他就待在马厩里，和马待在一起，训练它们，为将来的比赛做准备。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确在贝娄娜会所待了一定的时间，因为他的妻子每隔两年就生一个小孩。继索菲娅之后，是在1827年出生的玛丽（Mary），在1828年出生的弗朗西斯（Frances）,1830年末出生的科尼利厄斯·耶利米，1832年出生的乔治·华盛顿，1833年出生的玛丽·艾丽西娅（Mary Alicia）,1836年出生的凯瑟琳·朱丽叶（Catherine Juliette）。就在这一年，乔治夭折，而第二个乔治·华盛顿在1839年来到人世。所有这些孩子最终都发现父亲遥不可及、严厉苛刻，而且不时让人心生抵触情绪。据艾伦回忆，他们后来彼此问对方：“如果没有母亲的努力，孩子们会怎么样，甚至父亲会怎么样？”
1877年艾伦站出来作证的这场审判，事关范德比尔特财富的最终命运，所以他的证词也上溯到了早期在新不伦瑞克的日子。但他提到了一件事，让大家对他岳父在19世纪20年代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艾伦说：“海军准将始终坚持自己的道路，他的不屈不挠无人能及，那是他最显著的一个特征。”他在声明中使用了“海军准将”这个称呼，但在1827年时还是大家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个称呼。在贝娄娜会所，范德比尔特身怀六甲的妻子忙忙碌碌，苦恼不断。她只可能会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她注意到范德比尔特的个性在各种私人和社会关系中都有所体现。
在那些年里，范德比尔特父亲的身体状况开始变糟；他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不动产，价值4万美元。家庭成员们在史坦顿岛上小聚时就会讨论他的遗嘱问题。父亲科尼利厄斯希望让妻子来继承所有的东西，但儿子范德比尔特坚持要设置一定的前提条件：如果母亲再嫁，不动产就立即在孩子们之间进行分配；如果母亲在父亲过世后一直不再嫁，那她在余生内可以一直持有那些财产。艾伦作证说：“范德比尔特夫人说，遗嘱的那个要求一直让她感到非常苦恼。”
带着唯一的蒸汽船加入战斗
范德比尔特对妻儿的爱总有一天会流露出来，让人发现原来他把自己的感情隐藏了起来，导致世人对他一直存有误解。不过在崛起的初期，他的野心非常醒目，决定了他在家庭中和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阿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后来发现，将贵族社会团结在一起的“尊重、忠诚和服务”精神在美国已经消失；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仅仅只有钱”。在范德比尔特身上，无所不在的精打细算和竞争也渗入到了他的家庭关系中。在贵族社会，决斗是维护尊严的一种习惯性做法；但范德比尔特则用蛮力取而代之，这种蛮力既来自于精神，也来自于体力。
1827年5月9日早晨，32岁的船长范德比尔特指挥联合路线的新蒸汽船天鹅号（Swan）开始上午的航程。舵手上手之后，他满意地回到餐厅吃早餐。在他常坐的椅子上坐着帕特里克·赖斯（Patrick Rice）。范德比尔特知道，他是一个难缠的旅客。他简单地要求赖斯让位，不过赖斯拒绝照做。于是他挥舞起自己粗壮的大手，把赖斯打飞了出去。第二天上午，法庭文件干巴巴地写着：“在没有得到（范德比尔特的）同意、也没有任何权力的情况下，（赖斯再次）占据了（范德比尔特）在餐桌旁的椅子。”范德比尔特对此的解释显得轻描淡写又幽默有趣：他“温柔地将双手放在原告的身上，将他挪了个位置”。显然是太过温柔了，因为赖斯（可能喝醉了）又偷偷回到了座位上。鉴于这种情况，范德比尔特握紧了自己结实的拳头，“立即开始揍人，伤痛和虐待要了赖斯大半条命。”这是赖斯的原话。怒火冲天的范德比尔特将明显失去了意识的赖斯拖到操舵室，一把把他丢到地上，然后将他锁在里面。赖斯不仅在因此而起的诉讼中败诉，还必须自行承担范德比尔特给自己造成的伤害。
从托马斯·吉本斯过世的那一年起，范德比尔特的盛气凌人（他的统治欲望）变得更为强烈，强烈得让身边的人感到危险。与此同时，威廉·吉本斯却似乎在退却。1827年，他将伊丽莎白镇岬角（曾经被亚伦·奥格登租用）的摆渡经营权租给了范德比尔特。1828年年初，范德比尔特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第一艘蒸汽船：公民号（Citizen）。这是一艘145吨的高速侧明轮船，长32米，堂兄约翰·范德比尔特和弟弟雅各布轮流担任船长。公民号跑伊丽莎白镇到纽约的路线，中途会在史坦顿岛的北海岸停靠。范德比尔特同时也购买了新不伦瑞克煤矿公司（New Brunswick Coal Mining Company）的股份，这显示出他对蒸汽船的新动力来源很感兴趣。所有这些举动都证明他能轻松适应新经济的复杂性。
而另一方面，威廉·吉本斯难以适应父亲所建立的这个世界。他与霍波肯市的史蒂文斯家族争吵不断，该家族拥有联合路线在特拉华河上的船只。对于竞争对手的出现，威廉的反应就是过度惊慌。与范德比尔特不同，他对公司这种尚未普及、仍然具有一定神秘性的商业组织感到害怕；当竞争对手从新泽西州的州议会获得航运公司的特许状时，他表示了强烈抗议。他控诉那是一种“诈骗行为”，会“抑制个人企业的发展”。 威廉·吉本斯的这种怀疑并非他一人独有。事实上，他的反应也体现了美国大众对公司的不熟悉，尽管这也反映出他本人身为商人的不谙世故。
1828年7月8日，威廉·吉本斯无奈放弃，提出将自己的三艘船（贝娄娜号、蓟草号和天鹅号）出售。之后他改变了想法，然后又再次放弃。决定性的打击是又有一家竞争对手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威廉·吉本斯就像古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Darius）一样，在亚历山大的军队到来之前弃甲而逃。他在1829年2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计划只要能将蒸汽船处理掉，就退出这个领域。”月底前，他将自己的明轮船出售，把码头出租，让以自己的家族命名的事业变成了历史。
范德比尔特由此成了独立的蒸汽船企业家，对他而言这也许是一种解脱。为年龄和智慧都比自己稍逊一筹的人打工，一直让他感到不自在。范德比尔特加入了威廉·吉本斯曾经放弃的竞赛中，让公民号以每人1先令的价格跑抵达新不伦瑞克的航线。但他现在所面临的压力也是真实存在的。可以这么说，对范德比尔特而言，托马斯·吉本斯就像是他的第二个父亲，两人之间也像普通父子一样存在冲突。不管范德比尔特自己有多少生意，他始终都隶属于吉本斯的门下，这给了他某种保护，也让他有一种使命感。现在，老吉本斯已经过世，吉本斯家也关上了大门。范德比尔特必须完全依靠自己，利用吉本斯教会自己的知识来打造自己的事业，创建自己的未来。他带着自己唯一的蒸汽船加入了这场经济大战之中。
他跟暴徒一样强壮
1829年4月24日晚上，公民号驶入其位于纽约哈得孙河海滨的码头。当时夕阳西下，水面上波光粼粼。甲板水手将船系好，旅客鱼贯下船，范德比尔特和索菲娅也加入了这股人流中。他们两人同人群一起穿过肮脏的街道，两旁是曼哈顿下城低矮的砖制和木制建筑。范德比尔特夫妻仍然生活在贝娄娜会所，但准备周五在纽约市内过一个晚上。
有人撞了范德比尔特一下，然后消失在离开码头的人群中。范德比尔特将手塞到自己的外套口袋里，发现钱包不见了。他挤过人群，快步跑到他自认为是小偷的那个人后面。他一把揪住那个人，牢牢地抓住他，同时将手伸到他的外套里面搜寻。据媒体报道，他的钱包里面“大约有200美元现金，还有价值数千美元的新不伦瑞克银行股票凭证”。这些东西在那个男人的口袋里面一样都没有找到。但不管怎样，范德比尔特还是揪着他，把他拖到了高级警员雅各布·海斯那里。
看到自己之前的对手冲入办公室，这位高级警员肯定高兴地摸了摸光秃秃的头顶。据《纽约公报》介绍，被范德比尔特拖到办公室的那位男子“被海斯确认为美国最著名的扒手之一。海斯称他曾经化名为亨利·巴普蒂斯特·兰伯特（Henry Baptiste Lambert），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监狱服过刑。他很可能有同伙，在偷到船长范德比尔特的东西后就转交给了同伙。船长很肯定他就是小偷”。这位罪犯现在不得不锒铛入狱。不过他运气不错，挑选到一个有钱的偷窃目标；但他们也算运气不佳，因为这位正在快速崛起的商人与码头区的暴徒一样强壮、残暴。
“你不是新英格兰人的对手”
1812年战争期间，他从史坦顿岛搬到了纽约；但到钱包被小偷扒走时，纽约已经不再只是一座“过于膨胀的海港村庄”。人们搭载纵帆船、蒸汽船和三桅船如潮水般涌向这里，泊船处被船只堵塞。纽约的各个角落都是人头攒动，导致城市快速膨胀。历史学家艾伦·霍利克（Allan Horlick）描述道：“纽约在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曾经熟悉的地方变得陌生，曾经可以预料的事情变得神秘。”19世纪中期，约瑟夫·斯科维尔（Joseph Scoville）回首自己的青春岁月，遥记当时普通的纽约人“可能熟人不多”，但可以认出所有大商人，甚至给他们的拜访者带路。但这种记忆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新的面孔每天都会出现，他们在纽约租公寓、找工作，或者自行创业。
乔伊斯·阿普尔比提到，当时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就是《迷路的彼得·鲁格》（Peter Rugg,the Missing Man）。故事说一位农夫在独立战争之前失踪，19世纪20年代中期又重新出现。鲁格不屑一顾地对导游说：“哼，纽约算什么。”“不，先生，我向你保证，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和波士顿相比，纽约已不再像棚屋对宫殿了。”之后鲁格在百老汇大街上漫步，对眼前的一幕难以置信。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北美没有这种地方，这看起来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宏伟的大楼、华丽的商店、漂亮的商品和数不清的男男女女，一切就像现实生活中一样地忙忙碌碌，它们一夜之间就从荒野中冒了出来。”
的确如此。1790年，曼哈顿的人口还仅有3.3万人；1820年，人口达到了12.37万；到1830年，已经突破了20.25万人。之后五年，又有7万人涌入这座城市，将人口密度推高到每平方公里近1万人。当时的纽约人挤人，但它也在快速地进行扩张。1811年，这座城市只延伸到休斯顿街；到1828年，百老汇大街延伸到了第10街，连接两条河的第14街也已经开工。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安妮·罗亚尔评述说：“步履匆匆的商人、快乐的厨师、活泼的女仆、真诚的水手、小贩、粗鲁的男孩、扫烟囱的人、轰轰响的四轮马车，还有咯咯作响的手推车，所有一切都让人感觉这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同所有的到访者一样，她最惊诧的莫过于这座岛屿的水岸。在那里，城市与整个世界相拥在一起。
但与码头或泊船处的场面相比，那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仓库、码头、造船厂、拍卖行占据了南街、前街和水街，人流如织。在千余人的手下，斧头、锯子和锤子的声音此起彼落；铁匠铁砧的声音像是在欢歌；水手欢快的嘿哟声也加入了合唱的队伍；整个城市被桅杆包围；哈得孙河、东河和海湾的水面上布满了熙来攘往的船只，更不用说蒸汽船了。简而言之，最引人注目的是十多万忙忙碌碌的商人，还有数以千计云集在街道和客栈的陌生人，这就是纽约。
他们中的多数人并非来自欧洲的贫困地区（至少当时不是），而是来自美国的乡村和城镇，尤其是新英格兰和纽约州的农村地区。范德比尔特在其中也发挥了一点点的作用，因为他曾支持交通革命和商业扩张，它们正在改变着美国人的生活。最先受到影响的是东北部的各州，因为它们靠近大海，而且与海港资金充裕的商人们接触密切。那些商人们从农场主手中购买农产品，向他们出售商品，并且在他们的村庄修建了第一批棉纺厂和毛纺厂。半自给自足的农业环境消失了，村民们有史以来首次离开家寻找发展机会，或者就只是为了赚点钱。1820—1850年期间，美国城镇居民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7%增长到18%，总人数增长了5倍。离家寻找发财机会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位波士顿人将自己1833年前往纽约的举动形容为“新英格兰人闯荡世界”这条总原则的产物。
现在，一切都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之上，它将曾经孤立的社会联系在了一起。《卡茨基尔纪事报》（Catskill Recorder）在1828年惊呼道：“十年前我们一无所有，现在我们无所不有。”1826年，《纽约邮报》宣布，首批密歇根州的猪肉通过伊利运河运到纽约。托马斯·吉本斯的讣告也凑巧刊发布在这期报纸上。正是这些简单普通的事情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
人们开始到处流动，注重个人利益，不再受到旧的顺从文化的限制。在这个发展中的国度里，陌生人遍地都是，具有闯劲的创业精神也在绽放。他们称之为“冲锋向前”。这成了纽约的一条标语，因为这座具有商业头脑的城市里开始充斥着冲锋向前的人——来自新英格兰的北方佬。从农夫到办事员，再到商人，他们大量涌入曼哈顿，让它成了纽约的首府，而纽约则被马戏团创始人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P. T. Barnum）称为“新英格兰人的王国”。
纽约人流如织，彼此之间一无所知，但极其精打细算的纽约和新英格兰人树立了适合这个商业年代的新价值观。据一位历史学家的记录，对于外人来说，例如那些英国的贵族，他们是“粗俗和古怪的乡巴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追逐大机会之上”。在美国的两年间，弗朗西斯·特罗洛普充分了解了新英格兰人的特征，并且认为他们最喜欢的莫过于狡诈的手段，说得好听点儿就是很“精明”。
她在形容新英格兰人时说：“我非常喜欢他们，不过我不想和他们有任何生意往来，能躲则躲。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不是他们的对手’。”19世纪20年代末，她首次前往纽约。在这次旅途中，她“忘记了”在乘车之前与马车司机谈好价钱，因而被迫支付了过高的费用。“当我向酒店的服务员提起这件事情时，他问我是否讨价还价了。‘没有。' ‘那我想，你不是新英格兰人的对手。'服务员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她说，其他地区的美国人形容这些人“狡猾、令人讨厌、自私，而且奸诈。新英格兰人会得意地承认这些特征，并且吹嘘自己做生意的精明世上无人能及”。弗朗西斯·特罗洛普由此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虚荣心。她发现，新英格兰人在形容自己时“也许会把自己美化成一个神，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狡猾大王”。
在自己当前的事业中，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需要极度精明。1829年5月，他与部分公共马车的主人和特拉华州的威尔蒙·惠尔丁（Wilmon Whilldin）船长达成了协议，组建了速运航运（Dispatch Line），提供从纽约经过新不伦瑞克和特伦顿到费城的运输服务。收费公路征费员的纪录显示，速运航运的通行费在增长，因为公民号的乘客越来越多。通行费在5月为19.30美元，6月为73.75美元，7月为126.22美元，到8月增长到了157美元。范德比尔特竭尽所能购买更多的蒸汽船：他的旧爱贝娄娜号、改造后的绿宝石号（他安排这艘船绕过五月岬，继续前行到特拉华州）、巴尔的摩号（Baltimore），以及1830年年初购入的约翰-马歇尔号（John Marshall）。现在，范德比尔特的舰队中多数为二手船，由弟弟雅各布和堂兄约翰担任船长。他又加入了竞争大战之中，而对手只有联合路线的新主人。一场价格战爆发了，从纽约到费城的票价跳水至1美元，还可以在船上免费用餐。
1831年航季开始时，速运航运有了一个惊人的转变。
一场血战的开始
没有什么能从历史上彻底消失。破旧织物上的缕缕细丝又会被织入新的挂毯，社会组织尤为如此。范德比尔特在纽约抓扒手的同时，他的竞争对手正在自己的花园里密谋重建顺从文化，或者至少使其有所延续，以便在混乱的市场中建立起一定的秩序。
要从纽约到他们进行密谋的花园必须搭乘轮船过去。有一艘专用的蒸汽渡船搭载厌世的城里人，横穿哈得孙河到那里欣赏美景。事实上，这个度假地名叫霍波肯（Hoboken），它的名字已经成为幽、静、美的代名词。这块占地228万平方米的地方属于约翰·史蒂文斯上校（Colonel John Stevens）。他和儿子们一直都是范德比尔特的同盟军，但现在变成了他的竞争对手。
史蒂文斯家族和过去的利文斯顿家族一样，都是贵族家庭，都成功地进行了转变，融入了这个更注重个人主义、商业，也更无情的年代。事实上，史蒂文斯上校是已故首席法官利文斯顿的妻舅。同首席法官一样，他涉猎了科学领域，也同样欠缺真正的能耐，但他会大方地资助手下人进行发明创造。利文斯顿的垄断权迫使他的第一艘蒸汽船只能跑到特拉华；他的儿子们（约翰、罗伯特、埃德温和詹姆斯）很快就依靠更多更好的船只占领了那条河的航运市场，并且与吉本斯合作成立了联合路线。
儿子们继承了上校对科技的兴趣，不过他们在机械领域拥有真正的天赋。罗伯特·利文斯顿·史蒂文斯是当时最伟大的工程师之一，不断对蒸汽船的设计进行改进。史蒂文斯兄弟也精通商业竞争，这与利文斯顿家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利文斯顿家族的北河蒸汽船公司在1826年倒闭，而史蒂文斯家族立即开始用自己的船只经营从纽约到奥尔巴尼的路线。在新泽西州，他们从威廉·吉本斯手中接管了联合路线，买下了蓟草号和天鹅号蒸汽船。1829年，他们迫使公民航运公司倒闭；而面对范德比尔特的速运航运，他们也计划让这个新近冒出来的竞争对手步公民航运公司的后尘。
他们的策略不仅仅是提供免费食物和票价打折，还计划废弃公共马车。早在1812年，上校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提议将蒸汽机装在车轮上，以此为动力，拖动一串车厢沿着铁轨行驶。19世纪20年代末期，“铁轨”成为现实，有了纽约的莫霍克与哈得孙（Mohawk & Hudson）铁路线。新泽西州收费公路上的公共马车会让人浑身骨头都散架，而史蒂文斯认为铁轨是最佳的替代品；于是他们开始征集投资者来修建一条铁路线。除了资金外，他们还在寻求首席法官可能会同意的一样东西：合法的垄断权。
但当时已经不再是18世纪，而且利文斯顿家族的垄断权也不可能再次出现。一方面，史蒂文斯家族获得了州议会颁发的公司执照，并且将这家卡姆登—安博伊铁路公司（Camden & Amboy Railroad）的股份进行公开交易。另一方面，史蒂文斯家族遭到了其他利益方的强烈反对，其中就包括特拉华—拉里坦河运河（Delaware & Raritan Canal）的筹建者。他们的领头人是罗伯特·斯托克顿（Robert F. Stockton），一位出身名门的海军上尉。在海上，他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人，在经商中也同样如此。斯托克顿诱使史蒂文斯家族将自己资金充裕的铁路公司和他资金匮乏的运河项目在1831年2月15日合并，打造了所谓的联合公司（Joint Companies）。新公司的巨大规模让它能够从州议会获得非同寻常的慷慨支持：“未得到上述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在本州修建其他铁路均属违法行为。”由于把自己部分宝贵的统治权转让给有钱人的公司联盟，新泽西州被人讽刺为“卡姆登与安博伊州”。公司为此特权支付的年费是3万美元，全程票价限制在3美元，比范德比尔特的收费高出了两倍。史蒂文斯家族最终在混乱的市场竞争状态中建立了一种秩序；更准确一点来说，是花钱购买了一种秩序。
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速运航运消失了。人们一直认为史蒂文斯兄弟们收买了范德比尔特。据一位新不伦瑞克的老水手称：“据说他们花钱收买了他，让他远离这里，这也让他变得富有。”该人称花钱收买范德比尔特也许是出于恐惧，因为范德比尔特“顽强地与他们进行斗争，以至于在离开时，他的名字已经让人畏惧”。
即使史蒂文斯兄弟的确花钱收买了他，那也证明他事实上就是一个狡猾大王。他从来没有想过速运航运能够永久存在。他一直清楚，在铁路竣工之后，依靠公共马车的竞争对手将遭到致命的打击。早在1829年，这种威胁就已经沉重地压在了威廉·吉本斯的心上。就在发起速运航运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已经开始计划对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发起全面进攻。这条路线从纽约到西切斯特郡和西康涅狄格州的海岸城镇。查尔斯·霍伊特（Charles Hoyt）和柯蒂斯·佩克（Curtis Peck）当时有一艘船在跑那条路线，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对手，这让他们难以抵抗像范德比尔特这种强硬的斗士所发起的攻击。
他认认真真地考察了整段行程，发现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适合修建新码头。这是一块名叫杰伊礁（Jay' s Rock）的礁岩，靠近索比茨（Sawpits）的海岸。索比茨位于西切斯特郡和西康涅狄格州的边界线（后来被人戏称为“切斯特港”），有大量的锯木厂。1829年6月8日，在速运航运刚刚开始运营的时候，他与玛丽·德·拉·蒙台涅（Mary De La Montaigne）和苏珊·摩尔（Susan Moore）签署了十年的租约，租下了那块礁岩——“拥有修建码头的特权……范德比尔特（承担）连接礁石到陆地、供蒸汽船使用的码头的修建费用。”他很快就安排工人运来木头和一车车的泥土，在杰伊礁修建了一个码头。他下令公民号和自己的老范妮号跑从纽约到诺沃克、布里奇波特和纽黑文的路线，中途停靠在他的索比茨码头。
1830年年初，速运航运的价格战依然如火如荼，而范德比尔特开始从新泽西州撤退。他和索菲娅将贝娄娜会所关闭，然后用蒸汽船载着一家人和他们所有的财物、马匹来到纽约，住进了位于麦迪逊街134号一栋狭窄的联排房屋。他们的住所就靠近被砂石覆盖的科里尔斯胡克。
不管史蒂文斯兄弟有没有收买范德比尔特，速运航运在之后销声匿迹这件事情并不神秘。但范德比尔特在新泽西州依然有自己的生意，经营着前往伊丽莎白镇的轮渡，而且利润丰厚。那段短暂的价格战并不是他与史蒂文斯兄弟最后打交道，他还会再遇到他们，而且将会展开一场血战。
他看到的不是亲情，而是资产
弗朗西斯·特罗洛普在1832年报道说：“我听到一个英国人声称，不管在街道上或者马路上，还是在田地、剧院、咖啡馆里，或者在家里，在他无意间听到的谈话中，美国人总是钱不离口。”要说谁能更好地体现对金钱的狂热、对精打细算的癫狂，非范德比尔特莫属。但是当他购买了更多的船只，聘请了更多的员工，生意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他也要面对这个国家的一个基本问题。这是一个充斥着自私自利的新国家，是一个到处都是陌生人的国家，所有的一切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遭到攻击。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要怎样来赚钱获利？你怎么知道自己可以信任谁？
新竞争文化的混乱状态自然也带来了反作用力。史蒂文斯家族获得了铁路的合法垄断权，改变了部分顺从文化统治工具的形态，并通过它们为自己的世界整理出一个秩序。范德比尔特则借助了更古老的东西：家庭和声誉。在声望逐渐提高的同时，他下定决心改造自己的形象，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而且随着他的生意风生水起，他投入了越来越多的时间思考如何寻找值得信赖的人，让他们对自己忠心耿耿。
1830年，在搭乘蒸汽船前往诺沃克时，他碰到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丹伯里的25岁男子，两个人聊了起来。这位男子名叫海勒姆·佩克（Hiram Peck）。范德比尔特了解到佩克是一个极其真诚的人，也是第二次大觉醒（Second Great Awakening）——一场宗教狂潮的积极参与者。身为年轻的新英格兰人，佩克也希望能够发财致富，因此正前往纽约，准备开一家小商店。范德比尔特（当时也就只有36岁）为佩克提供了临时住所，直到他找到长久居住点；此后，他常常会去佩克家拜访他，一起喝杯茶或吃晚餐。佩克与范德比尔特一家及他的高级员工都逐渐熟稔起来，例如公民号的船长小约翰·布鲁克斯（John Brooks Jr.）。
这些冲锋向前的新英格兰人在纽约的社交聚会也是相当喧嚣，让虔诚的佩克为之震惊。例如，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道，在房东组织的牡蛎晚宴上，“有葡萄酒、有歌曲，也有一些故事。我在11点左右离开，有些人待到更晚。我并不喜欢这样的地方，更愿意独自看看书，或者和公司的少数几个人单独待在一起，那样我们既可以交流，又不用去听那些爱情歌曲和黄色故事。有些故事简直让人难以启齿。”他发现范德比尔特的公司让自己感到更自在，但船长的充沛精力更突显了两人之间的差异。佩克在1830年9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与哈里特（Sister Harriet）夫妇一起去拜访范德比尔特先生。我常常感叹自己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那般毅力，因为我基本上每天都看见他无往不利。”
范德比尔特非常关注佩克，在他看来，只要能合理加以利用，这位年轻人的热忱就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佩克则将他的关注视为父亲对子女的关心，不过范德比尔特早已忽略了父亲这一角色。在天气酷热的8月时，范德比尔特邀请年轻的佩克和他们一起前往海岸郊游。佩克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道：“我到蒸汽船上拜访了范德比尔特先生和他的家人……有一个让人舒心的伴侣，还有一群可爱的子女，那是件让人感到非常幸福的事情。他们之间有时也有不少问题，但当时，我可以感受到一种满足和愉悦，足以弥补一切不开心。不管我怎么主张单身生活更好，个人的感受却完全不是如此。”范德比尔特和子女之间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佩克不得不说服自己去相信这些问题必然有情感来补偿。
事实上，肯定有一定的情感补偿，因为范德比尔特夫妇后来还生了一个孩子。1830年，怀孕的索菲娅返回史坦顿岛和娘家一起生活，并且生下了科尼利厄斯·耶利米。对范德比尔特来说，家长的身份与精明商人的身份几乎不会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斥着陌生人和骗子的城市里，要施加自己的影响力，最好的渠道也许就是朋友和家庭。范德比尔特的目光扫视整个餐桌，眼中看到的并不仅仅是尽责尽职的妻子和各种亲戚，而是资产。
进入“平民时代”
有哪位总统会像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一样？他是一个身材纤瘦、掠夺成性的田纳西州人，灰色的头发根根竖起，就像是一头饥饿的狼，性情凶残，有着强烈的地盘意识。不管是维护自己的尊严还是美国的疆土，他都会不遗余力。他是唯一一位曾在决斗中让对方送命的总统。作为一名将军，1815年他在新奥尔良击败英国，镇压了印第安部落的反抗，并且占领了佛罗里达。在他的任期内，旧西北部爆发了与美国土著居民的最后一次冲突，即1832年的黑鹰战争，5个印第安民族被迫踏着美国西部开发史上臭名昭著的血泪之路（Trail of Tears）远离家园。在杰克逊的年代里，危险始终像乌云一样笼罩着大家。
但空气中也会有胜利的气息。杰克逊将军在1829年宣誓就任总统，时年62岁。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将此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四年前，他虽然在普选中获胜，但被众议院否决，他们认为杰克逊在选举团中未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1828年，他获得了全面胜利，他们认为这标志着“平民时代”的开始。这个称呼蕴涵了一定的浪漫主义和党派倾向，但也体现出其支持者们狂热的信念。对他们而言，杰克逊的崛起就代表着西部的崛起，是数百万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民众的胜利；杰克逊的成功代表了庞大选民的胜利，是对旧精英阶层的一种斥责。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在杰克逊的就职仪式上，普通民众纷纷拥入白宫，踩在家具上吞云吐雾。
杰克逊将军号的毁灭
对多数美国人来说，总统身上体现出了活力、迁徙性和事业心，而这些正是自己国家的标志。所以当科尼利厄斯的弟弟雅各布·范德比尔特指挥的杰克逊将军号（General Jackson）蒸汽船出现在哈得孙河上时，这个名称还是引起了很好的共鸣。这艘船有175吨，快速顺畅地在纽约和皮克斯基尔的西切斯特镇之间来回航行。24岁的雅各布在1830年年底时购入了该船50%的股份，并且担任船长。他继续在范德比尔特的公司内忠实地协助哥哥，但也经营着自己的生意。雅各布宽宽的脸庞上总是挂满笑容，圆圆的鼻子，还有友善的眼神，这些与哥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他们的发际线都在往后消退，而且都有浓密的连鬓胡子）。范德比尔特显得生硬无礼，而雅各布看上去非常热情，在指挥和管理时不会盛气凌人。他很快就成了皮克斯基尔一个广受欢迎的人物。
1831年6月7日下午3点半，一切突然发生了变化。驶出皮克斯基尔后，杰克逊将军号一路顺利沿河而下，来到了绿草岬角（Grassy Point）。在那里，哈得孙河的河道开始变宽，流入宽阔的哈佛斯特罗湾（Haverstraw Bay）。舵手驾驶船只进入人潮拥挤的码头，雅各布跳上岸来，帮忙把行李和成箱的货物搬上船。这时，发动机突然爆炸。据一家报纸报道：“爆炸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将锅炉完全从原来的位置冲开。”膨胀的炽热气体将锅炉变成了一个火箭。伴随着一股蒸汽气流从船体冲出，锅炉呼啸着飞向空中，之后重重地掉回地面，落在船与码头中间的开阔地带，碎片四散。在媒体的报道中，爆炸让船头和甲板“变成了碎片，大概20分钟后，船开始下沉，只有船尾露出了水面”。
木头、金属和衣物的碎片散落在水面和码头上，近40位旅客因为伤痛或惊恐而放声尖叫。至少有九人因为受到滚烫的蒸汽的冲击而丧命，还有两人被困在下沉的船里。雅各布被气流击倒在地，四周都是尸体或奄奄一息的伤员，但他奇迹般地毫发未损。他爬起来后不顾悲惨而血腥的现状，独自登上一艘途经此处的蒸汽船奥尔巴尼号（Albany）前往纽约。这在公共关系上是一种灾难性的举动。
《纽约邮报》对此评述称：“它所带来的痛苦让公众开始注意蒸汽船的爆炸问题。”但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冲锋向前”的迫切欲望，让人们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一位新英格兰人在形容自己当时前往纽约的经历时说：“我之前从未搭乘过蒸汽船。当听见蒸汽机扑哧扑哧的声音，看见水花四溅时，我心想：“‘天呐！如果锅炉爆炸，我会怎么样？’所以我站在船头的最前方，让自己尽可能远离锅炉。”在数起灾难之后，安全驳船迅速增多，紧张的旅客由此可以搭乘由蒸汽船拖着的筏子。
但没有什么可以化解受害者及其家庭成员的愤怒。这种情绪在民众中蔓延，为此雅各布给纽约的报纸发去一封信函，为自己进行辩护。他在信中写道：“我拥有杰克逊将军号一半的所有权，她的毁灭让我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的财产，也摧毁了我的未来。”他称自己前往纽约是为了争取援助。在辩解中，他将希望押在了行业内最受尊敬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哥哥范德比尔特。他说，轮机员“是公民号蒸汽船的所有者强烈推荐的，他在蒸汽船运输上的丰富经验众所皆知”。
没有人清楚在雅各布死里逃生之际，范德比尔特究竟在哪里；即使是待在长岛的亨廷顿也不足以为奇。在6月天气凉爽的日子里，他的宝马布尔凯夫（Bullcaff）就会参加赛马比赛。根据一贯的精明和深思熟虑，他从弟弟的不幸中发现了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得到雅各布失去的市场。蒸汽船企业家们正在计划制定惯例，以终止市场出现的新混乱状况，而范德比尔特的努力将为此开启一扇窗口。
德鲁，一个狡诈的对手
在杰克逊将军号沉没前六天，范德比尔特从自己在长岛海峡的竞争对手处得到了一大笔钱。查尔斯·霍伊特和柯蒂斯·佩克不顾一切地希望他能离开，并且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他开出的条件。6月1日，他们同意以夸张的3万美元买下公民号、索比茨码头，以及位于纽约斯坦福街和凯瑟琳街交会处的码头。
在交易达成后，霍伊特的愤怒表露无遗。他怒斥说自己和佩克“为了买下这条路线才支付（范德比尔特）一大笔钱”。范德比尔特摇着头说：“明确的要求……霍伊特必须明白，（他）只是卖给他们一艘蒸汽船，并租给他们码头。”他告诉霍伊特，这也意味着他将不会与他们竞争，不需要就此签订正式的协议，因为这是蒸汽船从业者的行为准则，是吉本斯对奥格登之战后用于规范竞争的不成文规定。范德比尔特在法庭上说：“将经营特定路线的蒸汽船出售给他人后，如果卖方在该路线上再经营蒸汽船，与买方竞争，通常会被理解为一种不公正的行为，除非是出于自卫。”
大家认为对线路的垄断是一种常事，而竞争对手将船只出售就肯定了这一点。如果卖方违反了这个惯例，买方可以向卖方所经营的另一条路线发起反攻。范德比尔特拒绝签订任何正式的协议，并将此视为引以为豪之处。很显然，经验丰富的蒸汽船经营者柯蒂斯·佩克“并不认为有必要就此签订任何约定”，他相信范德比尔特会说到做到。
范德比尔特声称，他放弃“纽约到诺沃克的路线，是因为他认为这段旅程非常危险，本身并不值得经营”。这句话并未有错：4月，公民号在新罗谢尔附近触礁沉没，最后不得不被吊上来。但风险越大，收益越大。
由于杰克逊将军号还沉在哈得孙河的河底，范德比尔特迅速租了另一艘船弗拉兴号（Flushing）来代替它。与此同时，他建造了一艘新的蒸汽船灰姑娘号（Cinderella）来永久性地经营这条路线。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似乎是为了吸引那些对范德比尔特家族不再抱有幻想的公众。9月的《纽约公报》报道称：“一艘名叫灰姑娘号的小蒸汽船在我们的水面上试水。这艘船外观精致，状况良好，可谓名副其实。经过精心装点的她轻轻地漂浮在河面上……‘像闪电一样敏捷’。”新灰姑娘号蒸汽船显然是蒸汽船业内一个坚定的竞争者。
但当灰姑娘号开始运营时，竞争对手早已出现——重207吨、长41米的水巫号（Water Witch）。让这艘船更具危险性的是它背后的领导者，一位表情严酷的34岁男子。深黑色的头发侧分、细眯眼、多层的下巴、尖尖的颊骨，看上去就好像衣服领子把头的下半部分给挤压到了一起。除此之外，他总是双唇紧闭。他就是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
德鲁出生于纽约州的内陆地区卡梅尔，并在那里长大，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将牛赶到曼哈顿的肉类市场。后来，据说他发明了牲畜“注水法”，即在将牲畜赶到市场的路上不准它们饮水，到达市场后则让牲畜们喝得饱饱的，从而增加重量。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尽管如此，它也充分体现了德鲁在狡诈的手段上令人敬畏的声誉。不过，在宗教奋兴运动的年代里，他是一名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这两种身份摆在一起，让人感觉很是奇怪。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后来写道：“德鲁狡猾精明、寡廉鲜耻，且没有文化。在他的身上，迷信和信仰缺失、勇敢和怯懦奇怪地综合在一起。他性情温和，有时也慷慨大方。”但他也狡猾、寡言、伛偻，喜欢无声无息地穿越街道。有人认为他就像“卡车司机和小商人的中间体”。但如果盯着他的眼睛，“你会看到犀利明亮、具有穿透力且充满智慧的眼神”。另一位作家后来称：“我们曾说他很聪明。但‘聪明’这个词语还不足以表述，应该是‘狡诈’。”
奇怪的个性和赶牛的背景让德鲁成了草根金融能手。1830年，他接管了大公牛头客栈（Upper Bull' s Head Tavern）。该客栈位于第三大道，在3公里的路标石处（根据1811年的街道划分，那里是第24街，距离市区还有很远的距离）。牛头客栈是一栋庞大的三层木制建筑，一位公共马车司机形容它是在前往曼哈顿大道的“所有旅客（尤其是驾驶员们）的常去之地”。德鲁成了畜牧业的核心人物，他买卖期票，提供贷款。用那位司机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殷富之人”。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1831年夏天，一位老朋友、马戏团经营者赫克阿里·贝利（Heckaliah Bailey）来找他，要他购买水巫号的股份，并且代表自己和建造该船的一群西切斯特投资者管理这艘船的相关事务。
第一次被迫花钱买回自己的东西
范德比尔特很快意识到德鲁是一个与自己旗鼓相当的敌人。激烈的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价格降到了1先令。但不同于他和利文斯顿家族之间的斗争，现在公众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哈珀周报》在1859年的一份人物简介中介绍说，杰克逊将军号事故“带来的愤怒情绪尚未平息，范德比尔特这个名字被哈得孙河沿岸的人们深深憎恶。沿河愤怒的城镇和村庄不允许他的船只系在自己的码头上……当船驶入码头时，他把绳索甩到岸上，但没有人帮忙系住。据记录，他多日内的日收入不足0.125美元。当难得有那么一个旅客搭船时，也会避开公众的眼神，好像自己在做见不得人的事情”。而据另一份1859年关于德鲁的人物介绍称，水巫号的状况与此大相径庭， “码头上拥挤的人群每天用欢呼声和喧闹声来欢迎它”。
据说当灰姑娘号发动时，德鲁常常在码头上懒洋洋地四处走动，而范德比尔特则高高地站立在灰姑娘号的船头，自信满满地应对公众的愤怒。范德比尔特对德鲁说：“你在这个行业不会有生意，你不了解它，不可能成功。”但德鲁完全了解整个局势，他并不需要赚取利润，只需要将自己的竞争对手逼到愿意进行交易。范德比尔特曾用同样的伎俩来对付霍伊特和佩克，将票价压低，直到原有的航线经营者出钱来收买他，让他离开。现在，有人将这种方法用在了自己身上。如果他警告水巫号离开，就必须以不菲的溢价来购买这艘船。1832年，西切斯特的人惊讶地发现，他们所拥护的蒸汽船被范德比尔特买下，票价立即再次上涨。
一段长久、罕见的友谊由此开启。在范德比尔特的一生中，他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迫花钱将自己手中的东西买回来，而他对迫使自己就范的人也敬佩不已。在他们的一生中，这两位迥然不同的商人既相互敬重，又各自注重自身利益，合作和竞争一直交织其中。
范德比尔特家族死亡降临
5月20日，死亡降临到范德比尔特的家族。三年前，也就是1829年5月20日，范德比尔特的姐夫，也是他的老合伙人约翰·德福里斯特船长过世，姐姐夏洛特成了寡妇。而现在，1832年5月20日，父亲老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也过世了，范德比尔特为此赶回史坦顿岛，参加在摩拉维亚教堂（Moravian Church）举行的葬礼，处理遗嘱问题，照顾自己深爱的母亲。
死亡，不仅仅是那一天，也是那一年的大事。关于疫病流行的谣言开始四处传播。海勒姆·佩克在7月5日的日记中记录道：“很多人在讨论霍乱问题。”不久后，报纸开始追踪报道这场疾病每天的死亡人数和隔离情况。7月20日100人死亡，7月21日104人，7月22日90人。大众的恐慌也让城市间的交通往来中断。到9月，范德比尔特也开始发烧。贾里德·林斯利（Jared Linsly）医生使用奎宁来治疗，但“疟疾”（医生如此说）迫使他卧床达三个月之久。
骄傲，通往屈辱的大门
破产的阴影也同样笼罩着范德比尔特，但这并不完全是件坏事。他的蒸汽船生意是现金交易。同德鲁一样，他把蒸汽船生意中攒下来的钱贷给商人同伴，商人的破产让他得到了他们的抵押品。9月，一位债务人将一家商店的钥匙交给范德比尔特，而他立即想到了海勒姆·佩克。两年来，他一直精心培养与这位虔诚的信徒之间的友谊；现在，范德比尔特终于有了利用他的合适机会。海勒姆·佩克9月12日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与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船长就接管约翰·科腾先生（John Coten）的生意进行了商谈。中午在他的家里，下午去了商店，晚上又在他的家里。”三天后他在日记里补充道：“又去了一趟商店，并且决定以我的名义进行交易，范德比尔特船长替我支付款项，而我将接收账本和必要的物品。我的工资还没有最终谈定，但将会很丰厚。今天下午我们开始清理库存。”最终，范德比尔特同意支付他每年1 000美元的薪水，而且如果“利润可观”，还能多拿到250美元。
之后海勒姆·佩克成了挂名负责人，而范德比尔特则以合伙人的身份躲在幕后。这并非特殊的安排，但也彰显了所有商业交易中会遇到的变数和猜疑。例如1833年3月29日，范德比尔特将自己的蒸汽船西切斯特号以三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公民号的前船长约翰·布鲁克斯和其余两人。他们用这艘船来经营从纽约到康涅狄格州的路线，这是范德比尔特之前被收买而放弃的路线。这个举动让查尔斯·霍伊特暴怒，他认为范德比尔特是让布鲁克斯冲锋陷阵，而自己却躲在后面。甚至连柯蒂斯·佩克也把他往坏处想，认为一年前他只是在花言巧语。他们两人提起了诉讼，要求法庭强制执行他们未成文的约定，即范德比尔特不得在这条路线上与他们进行竞争。
范德比尔特气愤地否认自己是布鲁克斯的幕后指使者，但真相不得而知。他骄傲地将自己视为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但也像吉本斯一样自以为是，在他人看来就是口是心非。他诠释协议的方式看上去就是在追逐私利。他究竟是支持商业秩序的建立还是竞争的无序状况？就连同时代的人都难以读懂他。
范德比尔特的以己为傲很快就与他的公共形象出现了冲突。1833年6月22日，杰克逊总统访问纽约。《纽约邮报》称：“这是这座城市的居民有史以来见过的最壮观的公共仪式……居民们几乎倾城而出，全都挤到了炮台公园和百老汇大街上。”6月4日，杰克逊总统前往北方的新泽西州，并且搭乘灰姑娘号返回纽约，而船由范德比尔特亲自驾驶。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两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聚在了一起。其中一人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个年代，而另一人则从各方面代表了这个年代。但范德比尔特仅仅只是杰克逊的舵手，不是他的同僚。在新泽西州时，总统接见了依然著名的亚伦·奥格登，而且很可能也与史蒂文斯上校和他的儿子们会过面，但他可能对范德比尔特究竟是谁一无所知。
骄傲常常是通往屈辱的大门。船长的野心及其实际的社会地位之间还存在一条鸿沟，这条鸿沟就像砂纸一样在他薄薄的皮肤上来回摩擦。在离开纽约时，纽约优雅富有的精英阶层给弗朗西斯·特罗洛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称呼他们为“共和国的美第奇”，不过范德比尔特并非他们中的一员。尽管始终显得非常谦逊，但他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尊重。例如10月30日，他带着一匹四岁的小马与运输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家长”们在长岛的联合赛马场（Union Course）赛马，这些人有威廉·吉本斯、罗伯特·利文斯顿·史蒂文斯和他的弟弟约翰，以及罗伯特·斯托克顿。这是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比赛，而范德比尔特的马没有获得参赛资格。
如果他对此非常在意，也许早就会因为这两年来发生的事情而变得郁郁寡欢，忧心如焚。在这两年里，父亲过世，自己被德鲁打败，在赛马场被羞辱。但不管是由于自身性格还是出于需要，他都没有去反省，而是报之以行动。立法者号在他面前爆炸，他还是继续前行；弟弟在蒸汽船的爆炸中幸免于难，他还是继续前行；他自己刚刚从严重的发烧中九死一生，但他依然继续前行。在他看来，没有必要对危险思前想后，这是一个竞争的世界，他必须抓住下一个机会。就如同他的明轮船在鬼门关河道（Hell Gate）被卷入激流一样，他必须驾船努力前行，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铁路事故
对范德比尔特而言，幸运的是他的整个事业就是交通，而交通运输正是下一个机会。第一批蒸汽机车引起了公众的兴趣，这种交通工具咔嗒咔嗒作响，会伴随着叮当叮当的声音噗噗前行。最好的例子就是卡姆登—安博伊铁路公司，这是史蒂文斯家族的特别项目。它能提供更快的行进速度，而且也必定会带来丰厚的利润，这让它赢得了一本刊物所说的“狂热”。该刊物在1831年发表文章说：“如果说还有人对铁路给人们带来的激动和兴奋有所怀疑的话，人群潮水般涌入卡姆登的情景则完全可以打消他的疑虑。”在这条铁路线完工后，美国媒体报道称其可以在1小时46分钟内行驶56公里，从纽约到费城只需要7小时45分钟。这个数字令人震惊。
1833年11月8日，范德比尔特搭船前往南安博伊，他要亲自体验一番。火车头就像一个前方竖着烟囱的大桶，司机和司炉工站在车头后部的一个平台上，没有任何遮挡物。火车头后面拖着三节客车厢，车厢之间用沉重的链条连接在一起。每节车厢看上去就像把三台公共马车并在一起，一共有三个隔间，每个隔间有一个侧门，头顶是连在一起的行李架。所有这些都放置在钢板叶片弹簧之上。高高的叶片弹簧下方是庞大的铸铁轮子和木制轮辐，两对轮子之间通过铁轮轴来连接。范德比尔特走入中间的车厢，最后一节车厢被留作放置行李。发动机开始咔嚓咔嚓作响，速度慢慢升至每小时40公里。
一节车厢共有24名乘客。范德比尔特和他们中的多数人一样，火车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受，惊人的速度和相对平稳的行驶体验（与公共马车相比）肯定让他们陶醉其中。这些乘客中有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牧师，有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绅士，也有来自华盛顿特区的抱着婴儿的女子。就在前一天，铁路破了自己的纪录，将从纽约到费城的时间缩短到了6小时35分钟。他们以陆地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行，两旁的乡村景色从身边掠过，显得模糊不清。
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第一节车厢的一个车轴突然发生断裂。由于每节车厢只有两个车轴，灾难由此发生。第一节车厢脱轨，压在了后面一节车厢的上方。范德比尔特发现车顶和侧壁开始旋转。他所在的车厢被抛到了路基下面，然后被火车头拖着继续侧翻，并发生了严重的碰撞，直到司机将火车停下来。
范德比尔特被困在了路基的沟底。他的衣服已经被撕碎，双膝的皮肤也被撕开，鲜血直流。他吸了一口气，但肋骨刺穿了肺，让他感到刺骨的疼痛。他越咳嗽，疼痛更重，鲜血满口。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撞击，背部骨折。环视四周，他看到一个男人的大腿骨从裤子里露了出来；来自华盛顿的女子手臂断裂，她的孩子已经一动不动；还有一个男子的四肢已经残缺不全；至于北卡罗来纳州的那个人，他的胸腔已经“蹭”到了他的脸上。没有受损的车厢摇摇晃晃地从旁边开过，车厢里坐着曾去过第一节车厢的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
范德比尔特躺在沟底无法动弹。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这次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