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 捕猎的最佳时机

与死神擦肩而过

1833年11月9日，一位信使找到贾里德·林斯利医生。当时贾里德·林斯利还很年轻，工作和生活在纽约这座四层建筑物林立的城市。信使告诉他发生了一起事故，卡姆登—安博伊铁路公司的火车翻车了。林斯利医生的一位病人受伤严重，这个人就是范德比尔特船长。

林斯利立刻穿上外套，拿起包，冲到蒸汽船码头。一年前，他曾治疗过范德比尔特断断续续的热病，但并没有太想再看到这个难缠的病人。在林斯利看来，范德比尔特“天生脾气暴躁”，而且“消化不良”。他认为范德比尔特是一个极其傲慢和专横的人，后来他曾经说过：“他从来不会听从他人的指挥。”范德比尔特还有肠胃胀气的问题。林斯利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显然跟体质有关。他家族里的其他人也有这个问题”。

横穿海湾之后，林斯利来到翻车地点，被带到附近的一栋小农舍内。屋内已经有两位医生。他侧身挤到床边，看到了39岁的范德比尔特那熟悉、苍老而粗糙的脸庞。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林斯利检查了自己的病人，随后对伤情进行诊断。他说：“外部瘀伤，前面和右后的肋骨严重断裂，双膝撕裂并有瘀伤。”这时，船长开始咳嗽，疼痛加剧。有人用布帮他擦了擦嘴，那块布立即被鲜血染成了红色。林斯利后来解释说：“肋骨刺穿了肺，空气进入体内导致咳嗽，而且伴随着出血。在清理肺内的淤血时，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范德比尔特之后开始说话，语气平稳。医生表示他“神智正常”。事实上，他的神智的确非常正常。一天前，范德比尔特在铁路路基的沟底睁开双眼，倾翻的车头还在冒着沸腾的热水和滚烫的蒸汽，破裂的车厢倒立在那里，曾经坐在他身边的人基本上不是已经死亡就是肢体残缺不全。但他从那一刻起就保持了清醒。范德比尔特向林斯利解释说，他并不想悄无声息地离开人世，所以他向一位旁观者大声呼喊，将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似乎正是这种自我拯救的简单行为让他的头脑变得清醒。他发现了他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农舍，尽管满口鲜血，但他还是坚持让那位旁观者将自己搬到了农舍里，然后让他去找人帮忙。

30岁的林斯利刚刚从内外科学院（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毕业四年，他从未见过有人在忍受如此刺骨疼痛的同时，还能保持这般冷静执著。当范德比尔特躺在泥泞中时，骨头粉碎性骨折，肺部也被刺穿，但他组织了对自己的营救，就像指挥灰姑娘号的船员一样指挥着身边的人。

到鬼门关上走上一圈不仅意味着重生，而且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不管是他的果断、他的统治欲，还是他迅速处理混乱局面的能力，范德比尔特九死一生的经历都让他原有的个性变得更为强烈。事实上，有人认为这场可怕的事故和他在之后十年的转变并无关联。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从无人知晓的船长变成了人人敬畏的海军准将，单单他的名字就能让那些强硬的商人们感到惊慌。事故发生后，他在农舍内焦躁不安地躺了四个星期，在林斯利的照料下慢慢康复。这场事故对他而言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方面，范德比尔特开始成为这位年轻医生的狂热崇拜者。他常常对林斯利说“你救了我的命”。几十年后他说：“如果我1833年在新泽西州丧命的话，整个世界都不会知道有个我曾经存在过。但我活了下来，就是为了取得流芳百世的伟大成就。”

银行之战

范德比尔特船长躺在床上的时候，杰克逊将军正在与“怪兽”进行战斗。毋庸置疑，杰克逊将军（人人都如此称呼他）将自己视为屠龙的圣乔治，誓将铲除恶魔。他对马丁·范布伦说，那个怪兽“企图杀死我，但我一定会干掉他”。这种政治斗争不仅影响了下一代的美国政治，也决定了范德比尔特日渐知名的新商人身份。

这个怪兽的正式名称就是美国第二银行（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大家常常称它为“银行”。美国第二银行的创立缘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想法，他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类似于著名的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机构——一个拥有联邦特许状的私人机构，掌管政府资金，向私营商人发放贷款，组织远途的资金交割，监管州许银行的信贷流，并且发行在美国范围内流通的稳定纸币。杰斐逊的支持者们曾经认为联邦银行的成立违反了宪法，因而在1811年推翻了最初的美国银行，但在1812年战争期间因为财政吃紧又重新恢复。不过杰克逊很厌恶它。1832年7月10日，他否决了银行特许状展延的议案，并且在当年争取总统继任时承诺将其永久取消。

银行之战（Bank War）由此开始。它不仅仅是杰克逊对此耿耿于怀的结果，也是当时文化危机的产物。之所以会爆发银行之战，是由于有两股巨大的力量在相互冲击：一股是由独立战争所培养起来的力量，他们信奉个人主义，反对贵族统治、崇尚竞争；另外一股力量则本能地要对混乱的市场进行组织、合并和发展，并制定相应的秩序。第一股力量中既有激进分子，也有传统观念持有者，他们的世界观受到了小农场、商店和工场的限制，对富有的精英阶层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的世界里，工厂是稀有动物，自主创业被奉为圭臬。第二股力量在商业上的观点既先进又极度保守，这些富人们开设了银行和公司，但又企图打压竞争。然而，不管是哪一股力量都厌恶市场经济。实际上，也正是这场冲突催生了新的美国经济发展观。这种新文化拥护平等的机会和激烈的竞争，也推崇复杂的商业机构。

但新文化当时尚未形成。银行之战也彰显了两种世界观的天壤之别。在否决美国第二银行特许状的展延时，杰克逊辩称它“在中央政府的授权下拥有了银行业独一无二的特权，一种可以为自己带来支持和有利条件的特权”。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表示抗议，强调那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垄断。“由于没有美国银行，州许银行成了公共货币的管理者。在这种状况下，他们手中的货币数量……让他们拥有了无法控制的力量。”杰克逊害怕出现政府许可的垄断，但韦伯斯特却看到了市场缺乏监管的危险性，以及没有节制的竞争所带来的混乱局面。

然而，在总统眼里，韦伯斯特完全没有抓住要点。在写给美国第二银行才华横溢的行长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的信中，杰克逊说：“我对贵银行的态度和对其他所有银行一样。”杰克逊的追随者们用尤为不屑的语言来谴责银行和所有公司，称它们是“人造的”。

银行到底做了什么？在理想状况下，它们积累金币和银币储备，由股东支付相关的费用，然后发行纸币提供贷款，纸币由银行自己印刷。人们可以持纸币到银行换取金币和银币，但对大家而言，继续使用纸币支付是更便捷的方式，纸币由此开始流通。即使银行的经营方针非常保守，其所发行的货币价值也会至少三倍于手中所持有的稀有金属硬币。

在杰克逊的追随者看来，那就是一种欺诈行为：银行提供的贷款超过了其自身资产。纸币就是危险的藏豆骗术，只有人人都同意不去找豌豆究竟放在哪里，这个骗术才能得逞。在1833年所著的一本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书籍中，威廉·高奇（William Gouge）称“真正的金钱是一种商品”。黄金和白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价值，如果用这样的硬币进行支付，对双方来说就不需要特别的信任。相反，纸币用“新的银行信用标准”替代了“旧的价值标准”，会受到银行破产、伪造和贪婪的公司官员蓄意操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到1833年，美国人已经经历过此类恐慌。当时，所有纸币持有者冲到一家银行要求兑付，迫使银行暂停金币和硬币的支付，由此宣告其纸币实质上一文不值。

更糟糕的是，银行只有在拥有政府许可的垄断权后才能进行此类欺诈行为。美国大多数州禁止私人进行银行业务；要发行纸币的话，银行必须从州议会获得特许状。激进的《纽约邮报》编辑威廉·莱格特（William Leggett）声称，要获得特许状，就要“通过一定的勾结、贿赂和政治管理，常常伴随着最无耻的腐败，那是最臭名昭著的一个问题”。这严重违背了杰克逊追随者的理想主义：每个人都拥有公平的机会，仇恨所有从政府获得优待的阶层（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贵族），尤其是拥有公司特许状的人。

杰克逊在否决理由中陈述道：“人为的制度不能带来才能、教育或财富的平等。当法律在这些自然形成的、公正的有利条件之上又增加人为的差异时……社会上地位卑微的人有权对政府的不公正进行控诉。”他和追随者们承认和接受自然形成的不公正，甚至赞赏人们借助自身的努力工作和智慧发财致富，但他们痛恨任何带有“人造”特征的事物。

公司的诞生

杰克逊的追随者们既对垄断和贵族感到害怕，又为商业机构神秘的抽象性而深感焦虑。例如公司的法人资格、公司可以永久存在的特征以及公司的限制豁免权（股东由此对公司的行为不承担责任），在他们看来就是通过政治偏袒所获得的奇怪特权。莱格特写道：“所有公司都要面对一种非议，即认为它们不管拥有何种权力或特权，都来自于政府或人民。”所以政府推动了人造怪物的诞生，而美国第二银行就是它们的首领。高奇怒斥道：“如果有人不讲信用，或者敲诈勒索他人，他的死亡迟早可以让社会摆脱负担，但公司永远不会灭亡。”其中所蕴涵的意思让人感到惊恐。马萨诸塞州州长马库斯·莫顿（Marcus Morton）担心，由于公司“永远存在”，它们的财产“也就可以代代相传”。这与人不同，人的资产会因为死亡而被分割，而公司最终将拥有一切。

这种思想建立在财产数量永恒不变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只有直观的东西，例如土地、动物和货物可以称为财产，公司的股份不包括在内。杰克逊的追随者们深信股票和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它们就是一种魔术戏法，将财富从真正的制造者手中变到什么也不生产（除了潜在的金钱以外）的股票经纪人手中。这种原始的思维让总统的反对者感到极其失落，尤其是正在学习如何使用错综复杂的商业手段的新英格兰商人们。丹尼尔·韦伯斯特辩称纸币也是一种金钱，“货币”的定义应该包括“所有可以在贸易和商业中用于交换和结算的东西”，比如稀有金属和汇票。约翰·昆西·亚当斯宣称公司“完全符合共和制度，各个社会阶层能根据其所拥有的财富和资源分享相应的利益”。杰克逊的追随者则将公司视为富人们攫取的特权，而一位银行行长提出，美国“缺乏大资本家，而公司填补了这个空白，将众多人的资源汇聚在一起”。

一种抽象思维由此诞生，但也遭到了强烈抵制。在此之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需要此类抽象思维。大多数人每天极少会与公司打交道，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由农场、小商店和独立经营者所组成的社会里。公司对杰克逊的追随者而言，就如同第二次大觉醒中的福音传道者看待共济会（Masons）和罗马天主教一样，都是腐败堕落的阴谋，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污垢，遮盖了宗教真正的简单朴素美。高奇认为，作为一种人为存在的东西，“公司既没有身躯可以让人去踢，也没有灵魂可以让人去诅咒。”

杰克逊否决了美国第二银行的特许状展延，但这仅仅标志着银行之战的开始。美国第二银行原有的政府授权还有六年的时间才会到期，其行长尼古拉斯·比德尔对特许状的展延依然抱有一丝希望。他通过提供贷款和法律费用来有计划地腐蚀国会，甚至贿赂报纸编辑以换取支持性的文章。杰克逊为此狂怒，并发起一项计划，从美国第二银行提走联邦政府的存款，转存到态度友善的州许银行。这些州许银行由此有了一个绰号——宠物银行（Pet Banks）。为了报复，比德尔收回旧贷款，用州许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来替代硬币，并且缩减了新的贷款。他抱怨道：“其他所有银行和商人会破产，但美国中央银行不应该破产。”

“下一个倒闭的会是谁”

1834年1月11日，一位纽约的商人写道：“人们对转移银行存款这个话题的兴趣与日俱增，没有人讨论或思考其他的事情。”范德比尔特当然除外。他正因为骨折而躺在新泽西州的农舍里，只要听到卡姆登—安博伊铁路公司的火车经过就会咳血。不管是对这个国家还是对他本人来说，那几周都是让人备受折磨的一段时间。华尔街的商人和经纪人见面时对自己的重重忧虑毫不讳言；而此时，范德比尔特找人将自己送到铁轨上，然后躺在一辆特殊定制的马拉车厢内。沿路的“咔嚓咔嚓”声肯定声声让他痛苦，但总好过收费公路上以难受而出名的马车。在南安博伊时，船员将他抬出车厢，用他自己的一艘蒸汽船把他送回纽约。

在纽约市，商人们正在为自己的损失而烦恼不已。其中一个为此发愁的人就是菲利普·霍恩（Philip Hone），纽约市前市长。他是一位富有的商人，也是旧英国和荷兰精英阶层中的一员。他的妻子常常与范德比尔特的妻子打交道，尽管两人的社会背景存在天壤之别。很多个夜晚，他坐在自己的桌前用整洁的草书写日记，生动地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极其教条式的散文叙述让他成了范德比尔特世界里最好的见证人。在1834年1月31日的日记中，霍恩记录道：“今天早晨，约翰·沃伦父子公司（John G. Warren & Son）破产的消息让华尔街惊慌失措。”同纽约市内多数保守商人一样，他将一切归咎到总统身上，忽视了比德尔的责任。“如果杰克逊将军今天早上到华尔街，他也许会见到同新奥尔良战场一样的惨象，到处是因他而丧命和受伤的人。人们迫切而焦急地四处打听，‘下一个倒闭的会是谁？' ”

银行之战让美国的政界开始发生分裂，当时的两股力量发展成了截然不同的政党。一边是由杰克逊的追随者们所组成的民主党，或者说是他们自己所称的民主主义，他们信仰个人平等和有限政府。在“杰克逊、商业和我们国家”的口号下，他们倡导由真正的人所组成的、拥有共和制简朴特色的市场经济。而另一边则是辉格党，他们相信政府要积极地扮演有益的角色。在当时，两个政党的划分就如同峡谷一样，非常自然。民主党的出现源自于对18世纪贵族和顺从文化的反抗，源自于同有限的选举权、贵族特权和重商主义的垄断所进行的斗争。尽管他们所选举的领导人常常会利用政府的经济大权，但他们中最激进的领导人拥护自由主义，并将之等同于公平权利，而其中又以纽约的“罗克福克党”（Locofoco）为甚。辉格党成员，例如霍恩，则继承了旧精英阶层对秩序的部分关注，以及从整体到细节的视角对各州所扮演角色中蕴涵的道德观深信不疑。他们认为，制定举措对最具进取心的人提供协助将会让人人受益，例如授予公司特许状和公共建设工程。正如历史学家艾米·布里奇斯（Amy Bridges）所说的，他们深信“各州应该将相互依存的利益变为公共利益”。在这个年轻的、成长中的国度里，他们是具有发展思想的现代派，将竞争视为伤害创业精神的破坏性力量。

数月以来，整个国家都处于危机之中。比德尔在不断施加压力，银行家和商人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而杰克逊倔强地坚持将联邦存款进行转移的计划。在麦迪逊大街134号的床上，范德比尔特通过报纸来跟进这场战争的进展。林斯利医生的要求和疼痛让他的行动受到了限制。与此同时，辉格党国会议员们得出了一个痛苦的结论，认定比德尔的行为太过分。他针对杰克逊的报复行为似乎证实了总统的观点，即美国第二银行威胁到了民主政治。

冬去春来，海港水面上的冻冰和街道上的积雪开始融化。美国人意识到他们已经安然度过银行之战。比德尔被打败，他最终被迫从宾夕法尼亚州获得了州特许状，美国第二银行成为费城的一家银行。到1834年年底，美国人发现，精力充沛、阴郁暴躁且傲慢专横的范德比尔特成了激进的杰克逊的追随者。

向垄断发起报复

1834年夏天，范德比尔特在几周前第一次走出了位于麦迪逊大街的房子。他的皮肤因为缺乏日晒而显得苍白，双腿因为缺乏运动而摇晃不稳。他终于渡过了那个难熬的冬天。他本是一个凭借本能、精打细算和时代的象征奋勇向前的人，但却一直被禁锢在房间里，直到春天到来后才走出来，不过还得竭力让自己保持平稳。躺在病床上时，他也没有放弃对船只的管理。例如，他曾订购了一艘新的联合号（Union）跑哈得孙河下游的航线，但其船长海沃德（Heyward）在运输38箱印花棉布时导致棉布浸水而褪色。范德比尔特骂起人来出口成章，用他的话来说，海沃德就是一个“傻子”、“蠢材”，甚至比这更难听。因为这次事故，范德比尔特面临一起诉讼，最终赔偿了5 000美元，还得承担360美元的诉讼费用。但至少弟弟雅各布很可靠，顺利地带领水巫号经营着从纽约到哈特福德的路线。

还有就是西切斯特号的问题了。有三个人将范德比尔特堵在办公室里，愤怒地提醒他：1834年3月15日，他在一年前出售的西切斯特号开始以每人两美元的票价跑从纽约到奥尔巴尼的路线。同霍伊特和佩克以前的反应一样，那些人也认为范德比尔特是西切斯特号真正的拥有者，并因此怒不可遏。他们之前费尽力气将自己跑奥尔巴尼的票价提高到3美元，并且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将票价保持在那个水平。

范德比尔特后来对媒体谈到那次会面，但并未提及到访者的名字。不管提与不提，公众都不会知道他们是谁，因为他们只是哈得孙河蒸汽船联合会（Hudson River Steamboat Association）中的无名氏。哈得孙河蒸汽船联合会是一家商人组织，垄断了纽约到奥尔巴尼的交通运输。他们中间最著名的是罗伯特·利文斯顿·史蒂文斯，他在1832年将手中的船只悉数卖给了联合会的人。他们支付了惊人的八万美元来购买史蒂文斯的蒸汽船北美号（North America），但船还只是这笔交易的一部分；他们同时还开出了史蒂文斯十年内不在哈得孙河上经营任何船只的条件。

这笔高昂的价格可能是北美号建造成本的两倍，但也充分体现了在哈得孙河上保持垄断地位的难度，以及垄断可以带来的丰厚利润。在伊利运河开通之后，纽约与奥尔巴尼之间的交通运输迅猛发展，旅客和货物从西部以及哈得孙河与运河两岸快速发展的城镇源源不断地涌向纽约。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冒了出来，迫使垄断者或者花钱收买他们，让他们退出，或者将他们整合到自己的旗下。到1834年，联合会已经发展成了由三家蒸汽船公司组成的十分庞大的联盟。这三家公司分别为哈得孙河蒸汽船公司、北河蒸汽船公司以及特洛伊蒸汽船公司。

范德比尔特承认当时的对峙非常危险。在那个年代，到处是狡猾的新英格兰人，陌生人和职业小偷遍地都是，怀疑占据了主流。没有人知道他人的外表有多少可信度。范德比尔特非常真诚地坚称自己与西切斯特号没有任何关联，并解释说：“我不愿意加入或者推动与联合会之间的对抗。比如，我之所以拒绝别人高价租赁我的蒸汽船联合号跑从纽约到奥尔巴尼的航线，就是因为我想彻底远离所有的竞争和竞赛。”但垄断者并不相信他的话，而解决方法就是开战。

不过问题在于，他们本人不需要冲锋陷阵。在范德比尔特所经营的哈得孙河下游路线上，很快出现了一个新的竞争者：曾经属于他的公民号，现在的船长是柯蒂斯·佩克。公民号从纽约到新新（Sing Sing），其票价用范德比尔特的话来说是“可鄙的12.5美分”。同自己的敌人一样，他也认为公民号背后有黑手在操控。他对媒体宣称：“也许公司联合会称公民号并不属于他们，但我认为，公民号与我作对正是他们的主意，在他们的同意、保护和赞助下经营，这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这段话的条理性让它不像是从范德比尔特口中说出来的，但语气之凶狠是范德比尔特的风格确凿无疑。

他的话语非常激进。《纽约邮报》的头版头条刊发了他的宣言，向垄断发起报复。

致全体公众：我在哈得孙河上建立了一家蒸汽船航运企业，经营纽约和奥尔巴尼之间的客运，这个企业名叫人民航运（People' s Line），其目的是为了对抗由北河蒸汽船公司、哈得孙河蒸汽船公司和特洛伊蒸汽船公司组成的庞大的三方垄断。在此，我恳请公众给予支持。我将以一己之力向专横跋扈的庞大的公司联合发起反抗。竞争为公众带来了便捷，我所采取的行动将为公众带来收益，但对我个人而言，它还有其他更深远的意义。

这份恳请态度鲜明，附和了《纽约邮报》的威廉·莱格特的观点，他是一位激进的、标志性的杰克逊主义者。两天前，莱格特攻击公司“在竞争中相比个人来说拥有更多的资本”。他倡导自由主义，以允许个人战胜公司特许状中所称的“贪婪的、崇尚垄断的资本家”。他曾写道：“甚至现在，我们都完全被垄断所统治！各方各面都受到束缚，被专有特权所禁锢。”

范德比尔特的宣言效仿了莱格特的措辞方式，对商业和创业精神进行歌颂，但对公司进行抨击。接下来，他解释了垄断者如何鼓动公民号与自己竞争，并且得出结论说：

那些人认为贵族垄断权与他们的财富、权势一样，稳固可靠，他们肆无忌惮地向这个曾不断避免与他们进行竞争的人发起攻击。挑战由他们发起，而并非我；现在的问题是，公众将支持傲慢专横、压迫他人的联合公司，还是支持下定决心与侵略和不公正进行反抗的个人，尽管后者处于极度的劣势。哈得孙河是人们的交通要道，而不单单只属于垄断者。

莱格特本人支持杰克逊思想的文字恐怕也不会比这些更强烈了。

如果范德比尔特是一个喜欢蓄意操纵他人的人，也许就会对自己的言论更多地加以斟酌。例如，范德比尔特对竞争的好处大加赞赏，但之后却称他对哈得孙河联合会发起挑战是在努力避免“所有的竞争和竞赛”。他攻击敌人是垄断者，但他自身的愤怒就源自他们对他在纽约到皮克斯基尔之间的垄断发起了挑战。这种前后矛盾充分体现了他强烈的自以为是和十足的狡猾。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但没有证据能证实他是一个民主党人，或者说在哪个问题上是辉格党人。关于垄断和公司的政治纷争直接影响到了他的生存，从而让他在人们心中树立了一个形象：他是人民中的造反者，是强权的挑战者。这也是他在自己的言论中所要表达的思想。

哈得孙河上的价格大战

人们往往喜欢这些：紧张刺激的戏剧化事件，对垄断者的当头一棒，尤其是低廉的价格。范德比尔特安排猎人号（Nimrod）和冠军号（Champion）跑从纽约到奥尔巴尼的路线，票价定为1美元。一位乘客记录道：“我们的内河船又长又浅，造型优美，船表面漂亮奇异的喷画让它看上去就像是印第安人的小船。倾斜的船头微微高出水面，在水面上激起白白的水花，白色的遮阳棚、不可思议的速度以及露天甲板上1 000多个衣着考究的人在开心欢笑，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船上还提供美味的食品和充足的美酒。侧明轮船不断搅动着水面，沿着以美景而闻名的河流航行，曼哈顿北部郁郁葱葱的陡岸绝壁和新泽西断崖地形出神入化的悬崖峭壁从两旁掠过。在到达西点军校时，那位乘客发现几乎难以“形容自己的感觉，一进入高原，哈得孙河突然变暗，两旁陡峭的高山让你感觉自己像在地下行走”。

范德比尔特的心思并没有放在这美景之上，而是在他给对手所造成的痛苦上。即使将票价定为1美元，仅有西切斯特号票价的一半（这也是这场战争表面上的目标），也不够残酷和无情。几天后，他将票价降到50美分。与此同时，他要求船长们务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打败垄断者的船只。

菲利普·霍恩目睹了哈得孙河上的这场争斗。他在1834年9月14日的日记中记录道：“今天清晨6点半，我们搭乘尚普兰号（Champlain）蒸汽船离开了奥尔巴尼。两个航运公司的船只进行了猛烈的对抗。”他使用的“猛烈”一词恰如其分。两家航运公司的船员们相互憎恨，公众的热情也被挑逗了起来。“我们一路上都在与宁录号进行竞赛。在距离海德公园码头（Hyde Park Landing）8～10公里的时候，两艘船并在了一起，都在全速往前冲。我们和行李就像是一捆捆的干草被抛向岸边。码头上人们都喜欢这种对抗……没有人会讲究先后顺序，如果不是有人来解救我们，也许就会被淹死。”

霍恩是一个有着经商头脑的商人，但他憎恨此类残酷的竞争，尽管他本人并无任何个人利益牵涉其中。两天后，他搭乘范德比尔特的冠军号前往纽约。这段旅程让他的社会偏见和愤怒同时爆发。他在日记中抱怨道：“我们的船上有三四百名乘客，我从未在北河蒸汽船公司的船上看到过这么多的乌合之众。这就是50美分票价的后果。如果人们不站出来制止这种竞赛和对抗，那么最好还是回到最原始的奥尔巴尼单桅帆船吧。”

如果人们不站出来反对什么，难道是廉价的出行费用吗？霍恩亲眼目睹了范德比尔特所发起的激烈竞争的受欢迎程度，但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事实上，他这种由衷的厌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分裂。民主党人嘲笑霍恩和他的辉格党同伴是“贵族”，也并非完全无中生有。尽管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再建立在社会阶层的基础之上，但纽约古老的贵族家庭带着自己的财富和偏见挺进了这个更具竞争性、更注重平等主义的年代。他们有着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但作为辉格党成员，他们信仰有序的创业型经济，这两者交织在一起。霍恩痛恨自己被迫和社会地位不如自己的人混杂在一起，这与他对无序竞争的憎恶是不可分割的。在对“乌合之众”抱怨过后，他补充说：“我宁愿在旅途中多花三四天时间，也不想在恐惧和战栗中飞速前行，不想体会各种不适，不想将我的生命交到那些唯一目标就是将竞争对手赶出河道的人手中。”

11月，范德比尔特让这场战火烧得更旺。他在这条航线上又增加了联合号蒸汽船，并提供通宵客运服务。他在奥尔巴尼的报纸上刊登广告，广告的标题就是：“人民航运——前往纽约——没有垄断。”战争一直延续到哈得孙河上开始漂浮起冰块，并最终完全冰封。

春天到来时，蒸汽船又开始在前往奥尔巴尼的水面上活跃起来，船费再次变为每人3美元。战争已经结束，范德比尔特已经撤退。公众曾经在每个码头和船坞为范德比尔特的船只欢呼喝彩，可现在他们肯定感到迷惑不解。他究竟去了哪里？这个答案在五年之后才得以揭晓。五年后，《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经仔细调查揭示，范德比尔特并非为了原则而战，那只是一种报复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已经彻底取得了胜利。他已经迫使“可恶的垄断者”（《纽约先驱论坛报》原话）将佩克从纽约到新新的路线上召回，并且支付范德比尔特10万美元的天文数字以换取他离开从纽约到奥尔巴尼的路线，此外，还会每年支付给他5 000美元以保证他远离那里。

这成了范德比尔特的一种模式。在蒸汽船行业也逐渐形成一种行为准则，第一个占据某航线的人自然而然地对该航线拥有一定的权利。挑战者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后，就会有人对他进行贿赂，以促使他放弃这块市场；如果接受条件，他就不得再参与竞争。范德比尔特一再掠夺既有航线，最初是从纽约到新不伦瑞克的航线，之后是到西长岛海峡的航线，这次是到奥尔巴尼的航线，每次他都在收钱后离开。就像已故导师托马斯·吉本斯一样，他常常出于所谓的义愤而采取行动，但这些行动始终都会服务于他个人的物质利益。如果说他那番支持杰克逊思想的言论是一种蓄意欺诈，那么也许就意味着他比实际要更有自知之明。他是一个行动派，从来不会对自己多加审视。

范德比尔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放弃到奥尔巴尼的航线？公众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人们在期待他的下一次降价攻势，而他自己在敏锐地探寻下一个伟大的贸易渠道。在公众眼中，范德比尔特并非一个自私自利的资本家，而是一个孤独的经营者、一个复仇的企业家，是垄断者的复仇之神。

一切都是为了棉花

在约瑟夫·毕晓普（Joseph Bishop）和查尔斯·西蒙森（Charles Simonson）位于科里尔斯胡克的办公室内，范德比尔特将模型交给他们。他们是纽约经验最丰富的造船者之一，但仔细观察手中的模型后，毕晓普称他们从未见过这种设计。在1835年年初的这个冬日，范德比尔特以自己在蒸汽船行业内浸淫17年而自豪。他曾制造或拥有过大约15艘明轮船，也几乎与所有的蒸汽船制造者密切合作过，不过富尔顿本人除外。丰富的经验让他有了新的起点：用一位专家的话来说，那是首艘“全新类型的蒸汽船”。

范德比尔特要求道：“这艘船的动力要越强越好。”毕晓普和西蒙森只能点头同意，事实上，这艘船肯定会非常强大。船长希望在以前的设计基础上将两个明轮翼的直径大幅扩大到7.3米。为了给庞大的明轮翼提供动力，他必须建造一种新的发动机，其动力必须超过之前任何一艘蒸汽船上所使用的发动机。罗伯特·利文斯顿·史蒂文斯的北美号是一艘著名的“快过闪电的蒸汽船”，其活塞的往复运动达到了每分钟117米；而范德比尔特设想的活塞每分钟能往复运动183米。他希望一台发动机就能干两台发动机的活儿，从而节约近50%的燃料，并推动明轮翼每分钟旋转23圈。

范德比尔特后来评述道：“它的外形非常特别。”船体非同一般地狭长，从船首的竖立曲柱到船尾柱共有62.5米，而船幅仅有6.7米，比明轮翼的直径都要小，不过明轮翼外面伸出的防护装置让甲板的宽度达到了14米。打造这艘船的目的就在于追求高速度，但问题在于如此狭长的船体会在中间拱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范德比尔特采取了弧形甲板。在解释自己的灵感时，他称弧形甲板是“根据（一种）桥梁专有技术的平面图所打造”，以将压力转移到甲板支架的末端。

毕晓普和西蒙森同意建造这艘船。毕晓普回忆说：“双方没有签署书面合同，也没有预先就价格达成统一。”西蒙森是范德比尔特的妻舅，三人彼此都绝对信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毕晓普在他们的造船厂内搭建船的骨架，而范德比尔特为这艘船想到了一个名字：列克星敦号（Lexington）。那是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

他订购列克星敦号的原因非常简单，为的就是棉花。19世纪30年代飞速逝去，棉花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前行的动力。英国纺织厂的庞大需求早就已经推动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园主向西部发展，抢占土地，奴隶制也随之大举挺进新的地域。拥有奴隶的美国人甚至到得克萨斯州的墨西哥区安家。经济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记录道：“来自美国东北部和英格兰的资金为奴隶的转移和土地的购买提供了支持，也提供了土地开垦期间的流动资本。”在种植、收获和打包之后，棉花不仅仅让种植园主变得富有，也为商人、运输者和纽约的金融家们带去了丰厚的收入。大量棉花通过曼哈顿运往英国，即使后来多数棉花从美国南部直接出口，也使用了纽约的船只，它们在返回曼哈顿时会捎上满船的英国货物。之后就有了贷款、佣金和保险费，一个南方立法者委员会认定棉花收入的1/3都流入了纽约，而这个比例还在持续增加。

但并非所有的棉花都被运到了大西洋彼岸。每年，一捆一捆数以千计被弄脏的棉花在纽约的泊船处被卸下，然后重新装上前往新英格兰的船只，而且数量在日渐增加。那些棉花进入了美国第一批真正的工厂。越来越多以水车为动力的工厂聚集在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和康涅狄格州的河流两旁，组成了一个以波士顿为中心的大弧形。工厂大部分的成品布匹又运回纽约，被纽约市的工场制作成服装，然后再由纽约市的商人们进行销售。等到列克星敦号在造船厂逐渐成形时，纽约已经成了商业革命的中心，而波士顿则成了工业中心。商人、手艺人、信使、一船一船的棉花、一桶一桶的金币，所有这些都在纽约和波士顿之间流动，呈现出数量增大的趋势。这是美国经济的大动脉。

波士顿—普罗维登斯铁路，第一条开创性的铁路

两个城市之间的交通问题也引起了美国最具才智的人和最富有的人的关注。1830年，那些富人们成立了公司，修建以波士顿为中心、辐射到其他地区的铁路。成立公司的必要性现在毋庸置疑，因为与纺织厂（纺织厂几乎全部由个体经营者或合伙人拥有）相比，修建铁路的成本更高昂，而且也更为复杂。但奇怪的是，他们的组织者最初并不想成立此类公司。历史学家约翰·劳里茨·拉森（John Lauritz Larson）提出，新英格兰的第一批铁路倡导者最初计划将线路作为公共建设工程，由州政府来修建，所有权归于州政府。但州政府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众多运河和收费公路并未能复制纽约州伊利运河的成功。拉森记录道：“因此，马萨诸塞州的铁路先驱们在失望下（而并非是因为发现了公司形式的价值）转而采用了私人公司的形式。”这段政治历史为美国范围内的铁路修建树立了一种模式。尽管从广义上看，它们属于公共建设工程，而且作为常见的商业载体来说重要性日渐增加，但它们同时也是私有财产，由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所拥有。最终，这些环境决定了范德比尔特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著名人物和私营商人的角色。

一群具有影响力的纽约人组织修建了第一条具有开创性的铁路：波士顿—普罗维登斯铁路（Boston & Providence Railroad）。铁路全长69公里，连接波士顿与普罗维登斯；旅客和货物可以从波士顿搭乘蒸汽船绕过科德角（Cape Cod），在海面上长途跋涉到达长岛海峡。这是一种典型的新英格兰铁路：路线短，而且在设计中刻意将海运和陆运结合在一起，以连通纽约。将铁路线从波士顿延长到曼哈顿的成本过于昂贵，在现有资本的情况下无法完成。

1835年年初，波士顿—普罗维登斯铁路上的建筑工人们一步一步将铁路往南修。他们的目的地是普罗维登斯的印度岬角（India Point）码头。在那里，火车可以与波士顿—纽约交通运输公司（Boston & New York Transportation Company）的蒸汽船进行衔接。菲利普·霍恩在日记中称：“两个公司的股东基本上相同。”他本人在铁路公司拥有价值6 000美元的股份，在交通运输公司拥有5 000美元的股份。与铁路的相连使得交通运输公司几乎垄断了从波士顿到长岛海峡之间的蒸汽船运输市场。

列克星敦号，世界上最快的船

然而，列克星敦号对交通运输公司的市场统治地位构成了威胁。在这艘流线型的船只接近完工时，交通运输公司的董事们决定建造一艘新的蒸汽船马萨诸塞号（Massachusetts）来战胜它。他们同时指派自己的总代理威廉·康斯托克（William Comstock）船长更近距离地查看列克星敦号。48岁的威廉·康斯托克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在蒸汽船行业内经验丰富。由于范德比尔特常常亲自巡查造船厂，康斯托克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溜上岸。范德比尔特解释说：“我每天对列克星敦号的建造进行指导，因而我所有的船只都是根据我的指导来建造的。”等到发动机安装完毕后，康斯托克溜进造船厂，快速地四处查看。

他满腹狐疑地观察着列克星敦号，称“我不喜欢它的构造”。但他不得不承认这艘船代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尝试。康斯托克坦承：“我对它的力量和甲板的设计毫不怀疑，关于内龙骨的结构，我认为它们比我见过的任何一艘船都要牢固。”这艘船非常适合于罗得岛朱迪丝岬角（Point Judith）附近汹涌澎湃的大海。康斯托克匆匆忙忙地返回布朗与贝尔造船厂（Brown and Bell），相应地修改了马萨诸塞号的设计。根据新的设计，马萨诸塞号的长度将与列克星敦号相当，但体积更大（马萨诸塞号为676吨，列克星敦号只有488吨）。他希望这艘船能做到又快又强。

不过，事实证明这并非易事。1835年4月，列克星敦号最终在东河下水，这绝对值得范德比尔特为之欢呼雀跃。他大概花了7.5万美元来倾力打造这艘船。他吹嘘自己坚持使用“最优质的材料，包括栗树、雪松、橡木、黄松和白松。它所使用的扣件要比其他任何一艘船多出30%”。毕晓普对交通运输公司的蒸汽船都非常熟悉，他认为“那些船没有一艘能在力量上与列克星敦号相媲美”。在参与过庞大的新活塞（3.4米×0.6米）安装工作后，西奥多西厄斯·塞科尔（Theodosius F. Secor）称：“这个引擎的完美度前所未有。”范德比尔特则说得非常简单：“我认为它是纽约最好的船只之一……我对它的力量有着充分的信心，因而始终要求船长们不能因为天气恶劣就停止航行。只要能看到前方，那就要往前。”

6月1日，列克星敦号首航。巨大的明轮翼在船体两旁击打着水面，长长的船头在激流中破浪而行，蒸汽船就像飞一样通过鬼门关河道进入长岛海峡。纽约到普罗维登斯这338公里的航程只花费了12个小时。对于在这段旅途中常常要花费18个小时或更长时间的游客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商业日报》（Journal of Commerce）的报道宣称它是“世界上最快的船只”。该报纸认为，尽管它“装修雅致，但过人之处在于其平稳性，而最重要的是它的速度。我们可以大胆地肯定，它凌驾于全球所有船只之上；事实上，未来两年之内都没有哪艘船能超越它”。《商业日报》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舆论认为范德比尔特已经在技术上取得了当时最伟大的成功。报纸报道称：“它的建造充分展现了范德比尔特在机械原理领域的渊博知识，证明了他是一个极其勇敢和独立的天才。”

威廉·康斯托克羡慕地看着列克星敦号以每小时28公里的惊人速度在东河上乘风破浪。但他的公司也有一个范德比尔特所没有的优势。6月15日，也就在列克星敦号首航两周之后，波士顿—普罗维登斯铁路开始营运。交通运输公司立即有了独一无二的特权，可以在普罗维登斯的铁路码头靠岸，并且与铁路公司的列车时刻进行相互协调和衔接，推出联运票。蒸汽船公司总裁查尔斯·拉塞尔（Charles H. Russell）和铁路公司总裁威廉·伍尔西（William W. Woolsey）签署了合同。他们同时也是这两家公司的董事。正如康斯托克说的，交通运输公司已经“收拾了”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

但还有他们没能“收拾”到的地方。范德比尔特为普罗维登斯市市内和周边的工厂运输货物，生意兴隆；不过客运是其中利润最丰厚的一块。乘客们要求速度，而速度正是列克星敦号无可比拟的优势。他大幅削减船费，将曾经高达10美元的船费降至3美元；而且他控制自己到达普罗维登斯市的时间，乘客因而有时间从他的码头走到车站购买前往波士顿的火车票。菲利普·霍恩本人就选择了范德比尔特的蒸汽船，并且为其行进速度感到惊异。他在日记中写道：“（第一段铁路之旅）耗时两个半小时，列克星敦号蒸汽船从纽约到普罗维登斯市花费了12个小时。因此在夏天，人们如果在清晨6点钟出发，那么白天就可以到达波士顿并安顿下来。”

19世纪30年代，廉价的费用和惊人的速度让长岛海峡上的蒸汽船航行成了人们普遍拥有的一种经历。明轮船的码头开始在故事、小说和传闻轶事中频繁出现。1836年，《普罗维登斯日报》（Providence Journal）上刊发了一则典型报道：“船即将出发，钟声第二次响起，一切还乱七八糟。闷闷不乐的老绅士们在徒劳地寻找自己的行李，受到惊吓的年轻女士们浑身颤抖，唯恐同伴被落在了岸上。行李搬运工搬着行李箱和硬纸盒飞速地来回穿梭，被抱着孩子的保姆们给绊了一下。发动机巨大的手臂在缓慢地上上下下，船好像无法忍受系绳，左右摇摆，蓄势待发。”

几年后，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体验了一番长岛海峡的蒸汽船之旅。他写道：“一离开码头，所有的喧嚣戛然而止。除非天气怡人，不然旅客们通常聚集在船舱内……在下甲板有一个账房，在那里付船费；此外还有女士船舱、行李舱和机长室。简而言之，复杂混乱的结构让人难以找到男士船舱。船舱通常和整艘船一样长（这次就是如此），每边都有三层或四层的卧铺铺位。”随着蒸汽船旅行变得越来越普遍，顾客们对舒适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康斯托克抱怨说：“旅客们现在对每样东西的要求都过高。”白天，船员们会摆起两排长长的桌子，供服务员为旅客提供饮料和丰富的食物。

如火如荼的长岛海峡商战

正是交通运输，而并非刚刚起步的工厂，激发了美国人丰富的想象力。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交通运输似乎成为经济发展中最具战略重要性的领域；范德比尔特对此也拥有战略性的眼光。他计划在长岛海峡沿岸掀起一场运动，而针对交通运输公司所发起的进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例如1835年秋天，他将列克星敦号转移到从纽约到哈特福德的路线，为自己针对梅内蒙·桑福德（Menemon Sanford）的进攻增援。梅内蒙·桑福德是一位性格强硬的蒸汽船船长，他基本上垄断了从纽约到纽黑文和哈特福德的航线。范德比尔特本能地对他不屑一顾，因为桑福德以“不靠谱”而闻名。康斯托克曾公然说：“关于桑福德这个人，我确信他是一个没有诚信和道德的人。”在为自己针对桑福德的进攻打广告时，范德比尔特借用了杰克逊追随者们的一句话来作为标题：“反对强迫，拒绝垄断——自由的贸易、平等的权利。”

长岛海峡的两场商战进行得如火如荼，范德比尔特也因此将自己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到了这个地方。1835年8月27日，他以7.4万美元的高价将水巫号和灰姑娘号以及伊丽莎白镇利润丰厚的摆渡业务出售给一个由六人组成的团队。这笔收入足以在列克星敦号的基础上建造另一艘快速、豪华的蒸汽船，范德比尔特把它命名为埃及艳后号（Cleopatra）。

1836年，他再次安排列克星敦号跑从纽约到普罗维登斯的路线，由弟弟雅各布担任船长。交通运输公司则使用罗得岛号（Rhode Island）和新的马萨诸塞号以牙还牙，在10月还增加了纳拉甘西特号（Narragansett）。这三艘蒸汽船的体积都比列克星敦号大，但速度却稍逊一筹。范德比尔特将船费大幅砍至1美元，并且新增了外观漂亮的埃及艳后号。不过列克星敦号依然是公众的最爱。《普罗维登斯快报》（Providence Courier）对此评述称：“这艘船的速度和其他优点就无须我们多说了。”该报称它“比水巫号更威名远播，让人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掠过万丈水面”。甚至连康斯托克也极不情愿地承认它是“这条线路上速度最快的船”。

但并非人人都对列克星敦号赞不绝口。菲利普·霍恩就是其中之一。他登上康斯托克一流的马萨诸塞号，并且感动地记录道：“它绝对是我所见过的最棒的船。”他在交通运输公司拥有大量股份，自然会做此评价；但他同时也是一个辉格党人。他和自己的政党对列克星敦号所代表的破坏性力量都心生恐惧。另一位辉格党成员、《纽约镜报》（New York Mirror）的编辑写道：“蒸汽船的经营者……常常将竞争精神发挥到了具有破坏性的荒谬的程度。大资本家范德比尔特先生毫无疑问也是一位富有胆气和魄力的人，他要将‘可恶的东部垄断’打破。他在前往波士顿的航线上安排了几艘宽敞、高速的蒸汽船，人们现在只要花上微不足道的1美元就可以从纽约到达普罗维登斯，仅仅1美元！”这位编辑担心范德比尔特会让业已存在的交通运输公司倒闭，让其庞大的资本化为乌有，用没有阶层区别的混乱社会取而代之。

在人潮拥挤的蒸汽船内……甲板上和船舱里都挤满了伟大吟游诗人们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人”，其痛苦程度就如同管理糟糕的家庭……一切都乱七八糟。但我们并不是用微弱的声音为垄断辩护，尤其是蒸汽船的垄断。我们断然不敢如此。

的确是微弱的声音。保守的辉格党认为，不管是从经济还是社会角度，他们在与自由主义的斗争中都处于劣势。正如一张报纸所宣称的：“反抗是企业之本。”

但交通运输公司仍然拥有与波士顿—普罗维登斯铁路公司之间的独家合作合同。在1836—1837年的冬季，范德比尔特在普罗维登斯的代理人、深受欢迎的商人约翰·里士满（John W. Richmond）制订了一个计划，企图打破它们的优势。里士满是一个纯粹的、激进的民主党人，极其憎恨垄断。他认为自己可以说服罗得岛议会，让他们认定那份合同违反了铁路公司的州特许状。他迫切地向范德比尔特介绍了自己的想法。

1836年11月，严厉认真的船长用自己潦草古怪的字迹给里士满回信。他写道：“你向立法者提出申请的计划已经收到，看上去不错。”但他似乎更关心下一个航季的燃料供应。“关于松木问题，我想你也许要为下一个航季订购1 000～2 000捆，要争取比敌人更好的合同条件。”控制欲强烈的范德比尔特一心想要获取更多信息，他对里士满进行了狂轰滥炸，接二连三地提出了很多问题。“你与州立法者之间的进展如何？乘客周日如何到达目的地？……整体情况如何？你并没有邀请我，因此我没有计划过去你那边。”

1837年1月，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汇报称：“之所以偏向某一蒸汽船航运公司，是因为上述铁路公司的董事们在该航运公司拥有超过50%的股份……（波士顿—普罗维登斯铁路公司）违背了公司章程的精神。”里士满马上开心地向范德比尔特汇报，称自己现在“在火车站有了一席之地，而且也有权承接铁路公司的乘客了”。

里士满将这段插曲视为反抗垄断公司暴政的一部分。在信中，他自豪地宣称听证会吸引了“不计其数的旁听者”。他将听证会的结果视为“伟大的胜利。不仅仅在于它所带来的影响，获得这个成就的方式和过程也让人感到自豪。它是个人与公司财富作斗争的结果……您现在可以开始公平的竞争了”。

范德比尔特的回复标志着他的人生出现了一种微妙但意义深远的转变。这封回信有办事员仔细认真的笔迹，信中用套话称赞了里士满的成功。这封信显然是在他人的协助下完成的，其遣词造句与范德比尔特本人的风格截然不同。信件一开头就说：“面对公司强大的力量而取得成功，这是可喜的成就，是能让敌人耿耿于怀的大打击。”

完全是杰克逊追随者的陈词滥调。信件的其他内容都在讨论现实的商业问题，尽管是借助办事员的手执笔，但完全是范德比尔特的风格：“船目前（因为冬季）在停运修理，因此我还未与（交通运输公司）进行沟通，也不希望与他们打交道，我现在正在修理船只，装配头等舱……我要整船（用于燃料的）木头到货后再重新开始营运，只是修理绳索还不够。”敌人、作战准备、后勤供给，这些都是范德比尔特所在意的。在法律上取得战争的胜利后，他唐突地将此视为里士满个人的事情。因此，当在议会面前据理力争的律师把账单交给他时，他拒绝支付相关费用。

《纽约邮报》在1837年2月20日宣布：“范德比尔特正在打造一艘用于长岛海峡的出色蒸汽船，以便从3月1日起与交通运输公司的船只进行对抗。他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从行动上反抗垄断的人。”这么高的赞誉来自于威廉·莱格特，一位杰克逊思想的激进倡导者。但他很聪明地强调了“从行动上”这一点。在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的例子中，环境造就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在针对强大的既有敌人发起快速攻击时，他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战争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公开谴责自己的敌人是“贵族垄断者”，而他则高举“自由贸易和公平权利”的旗帜。他的确相信这些，不过环境终会发生变化。

这一次范德比尔特必死无疑

在林斯利看来，范德比尔特这一次必死无疑。1836年12月，在范德比尔特位于东百老汇大街173号的家里，他坐在范德比尔特的床前，发现他呼吸急促，疼痛剧烈。这场病来得非常突然，但林斯利医生认为三年前在铁路事故发生时就已经埋下了隐患。根据他的诊断，当年在事故中曾被戳穿的肺得了“胸膜肺炎”。很可能是胸膜（肺外部的隔膜）感染，或者是气胸，即空气聚集而造成肺塌陷。但不管怎样，林斯利都认定那是致命的问题。

林斯利医生后来回忆说：“我建议他结束自己的生意，因为我认为他不可能活下来。”范德比尔特找来律师，并向索菲娅求助。这是一段阴云密布的时光。几周前，也就是11月16日，他们4岁的儿子乔治离开了人世。19岁的埃塞琳达也和他们一起待在房间里，此外还有两年前与她结婚的丹尼尔·艾伦。这对年轻的夫妇自从结婚后就一直与范德比尔特生活在一起。艾伦听他们谈起范德比尔特亡父的遗嘱，并且发现他们对“平分财产”表示赞许。但索菲娅对遗嘱中的一个条件并不认可，那就是对遗孀再婚的一种惩罚性规定。不过不管怎样，范德比尔特将在自己的遗嘱中设置同样的条件。

同在这栋房子里，詹姆斯·克罗斯（James M. Cross）与自己的妻子菲比（范德比尔特的长女）还有两岁大的儿子科尼利厄斯在另一个房间内焦急地等待着。与他们待在一起的还有范德比尔特的一大群年纪较小的孩子们，大家都焦躁不安。克罗斯说：“我们认为他可能会死。”范德比尔特的律师来到家中，匆匆忙忙地进入病室。在律师离开后，所有的孩子都被叫到了范德比尔特的床边。躺在床上的大家长让他们的恐惧得到了证实；他称自己活不长了，并对他们说：“不要太急于赚钱，有足够多的钱留给你们。”据克罗斯回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熊熊燃烧的纽约大火

船长与他的国家似乎是一对连体婴儿：两人同时迅速成长，又同时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三年前，他在飞黄腾达之时遭遇了致命的车祸；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也从疯狂的繁荣发展转入危机。从东河到密苏里河，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一场金融恐慌席卷了整个国家。不管是范德比尔特的家人，还是社会大众，他们都没有对复原抱有希望。就像第二次大觉醒中的福音传道者所鼓吹的，末日已经到来。

前一年真是极其艰难的岁月，纽约这座岛上城市基本上是从废墟上重建的。1835年12月16日，巨大的火焰在纽约商业中心熊熊燃起。无处不在的菲利普·霍恩目睹了这一切。他记录道：“当我到达现场时，整个景象无法形容。火焰向各个方向蔓延，就像闪电一样迅猛。短短几分钟就把高大的建筑全部夷为平地。”大火过后，抢劫者在仍然冒烟的废墟上四处游荡，用找到的酒把自己灌醉。他们大喊大叫道：“这要让贵族们有所收敛了！哈哈！他们再也拿不到5%的红利了！”

但根据历史学家埃德温·伯罗斯（Edwin Burrows）和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的记录，12月17日下午，成群的工人开始“清理仍然带有热气的碎石”。重建工作立即开始。在“大火肆虐过的地区”，银行、保险公司、经纪人和商人们拆毁了砖制建筑，沿着华尔街修建了立有圆柱的古典建筑。伯罗斯和华莱士写道：“1835年，曼哈顿房地产登记在册的价值是1.43亿美元， 10个月内就攀升到了2.33亿美元。”

大火过后，股票和债券交易在继续，并未受到任何干扰；事实上，大量的投机行为推动着交易量飞速发展。英国纺织工厂的繁荣发展推动了美国以棉花为基础的经济的发展；土地价格激增，在南方尤为如此。银行的数量也急剧增加。在来自英国的硬币和大量信贷的支撑下（英国通过向中国出口鸦片赚取了丰厚的利润），面对借款者对资金的迫切需求，银行家们被乐观主义冲昏了头脑，大幅增加贷款。在最为极端的例子中，西部的“野猫”银行在没有硬币储备或储备极少的情况下发行纸币。短短两年之内，货币供应量从1.72亿美元骤增到2.76亿美元。美国胜利连连，而她也在继续转动这个财富的轮盘。

钱袋子被撕破了

在当时，“转动财富的轮盘”并不仅仅是一个比喻。《纽约先驱论坛报》在1835年10月5日报道：“赌场在这座城市随处可见。最近新开了几家玩法罗牌的赌场，他们真正的资本要比密歇根州近半数的银行更充裕。”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年代里，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热衷于赌博。《纽约先驱论坛报》感叹：“文学界、哲学界和时尚界都开始成为法罗牌赌场的常客，女性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卖淫活动也变得公然猖獗，似乎融入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之中。当年，在交际花海伦·朱伊特（Helen Jewett）被杀后，《纽约先驱论坛报》称她是“大批商人、经销商和职员眼中的女神，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她组织了大量妓女为客人提供服务。有趣的是，她的妓院就位于约翰·利文斯顿所有的一栋建筑内。

与利文斯顿社会地位相当的人也许不会常常光顾妓院，但他们肯定在赌场挥霍。许多人带着自己的马匹参加长岛联合赛马场上的赛马运动。只要谁的马可以每小时跑到16公里，约翰·史蒂文斯和塞缪尔·古弗尼尔（Samuel L. Gouverneur）就出1 000美元。霍恩注意到，在华尔街，手中拥有资本的人对运河和铁路公司的股票极为狂热，而有些人就是通过“股票赌博”这种方法来获取他人手中的资本，比如范德比尔特的资本。

在1836年这一年里，范德比尔特船长的生意风生水起。他向纽约迫切需要资金的商人们提供信贷。4月5日，他贷给两位史坦顿岛居民8 000美元；5月3日，他将1.5万美元借给一位纽约市内的商人；10月29日，他和詹姆斯·盖伊恩（James Guyon）借给另一位史坦顿岛居民3.5万美元。这些都是数字较大的贷款（霍恩将百老汇大街最好的地块以6万美元出售，并为此而得意洋洋），他可能还有其他更多的贷款。这一方面显示了信贷需求的旺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船长本人的成功和兴旺发达，因为提供贷款仅仅只是他的一个副业，一个让他手头充裕的现金以6%～7%的比例增加的方法。尽管如此，他对相关协议都非常仔细认真，要求贷款人将他们在史坦顿岛、科恩迪斯泊船处（Coenties Slip）和沃伦街（Warren Street）值钱的不动产作为抵押。

所有这一切让安德鲁·杰克逊明白，他已经抓住了怪物，可唯一的结果就是带来了充斥着整个国家的投机者。他的同盟者、参议员“老金条先生”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Old Bullion” Benton）宣称：“当前纸币发行过多的问题不能再继续。我没有参与行动，去取消由国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转而支持由千余家当地银行发行的纸币。我并没有打击恺撒大帝以帮助安东尼成为罗马大帝。”1836年7月11日，杰克逊签发了《铸币流通令》（Specie Circular），要求从联邦政府购买土地时只能用金银硬币进行支付。西进的移民者开始要求用手中的银行券兑换金币，人们开始担心藏豆骗术究竟还能持续多久。

11月12日，在范德比尔特的儿子乔治离开人世前四天，霍恩在日记本上紧张不安地写道：“过去一段时间内，货币的压力相当严峻，而且问题仍在继续。我感受到了它的影响。股票跌得非常厉害。”杰克逊对联邦储蓄的重新分配即将开始。尼古拉斯·比德尔汇报称：“通过这种反常的过程，纽约和其他商业城市的硬币都在西部各州内堆积……美国西部无法使用这些硬币，而东部却迫切地需要它们……欧洲为此感到惊恐，英格兰银行本身也为我们所持有的硬币数量感到不安。”英格兰银行开始限制信贷，以保证自身的硬币储备，这种紧缩政策很快就挤压了美国市场。钱袋子被撕破了。

死神再次绕道而行

阴郁的1837年即将来临，范德比尔特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打算。在之前的三年里，他曾极不情愿地将各种各样的行政工作交给女婿丹尼尔·艾伦打理；而现在，他也不得不将部分权力和责任授予艾伦。他将艾伦叫到自己的床前发号施令。艾伦在寒风中走出家门，来到范德比尔特位于南街的办公室，坐下来撰写信件，请求岳父的代理们提交账目。约翰·里士满在1837年1月24日通知范德比尔特：“艾伦先生在7～10天前写信，要求将单据递交给他。我已经将详细的财务报告交予他。他承诺在与您当面交谈时提供原始账目。”

六周来，范德比尔特一直在痛苦中挣扎，他呼吸困难，奄奄一息。但他的免疫系统似乎突然有了反应，或者是肺部聚集的气体开始漏气；或者也许是历史再次重演，他不想死。他的意志力不可低估。不管怎样，三年来他再次逃过了似乎在劫难逃的死亡。在卧床一个半月之后，他再次站了起来；尽管软弱无力，但他又重新开始了生活。这时，他发现整个经济就像被抽走底座的积木。

棉花投机泡沫破灭

2月25日，一位名叫约瑟夫·霍克西（Joseph Hoxie）的华尔街经纪人来到范德比尔特位于南街的办公室。在那里，身体依然虚弱的范德比尔特和丹尼尔·艾伦并肩而坐。霍克西解释了自己的来意。他是内斯特·霍顿（Nestor Houghton）的特使，霍顿是从范德比尔特手下购买伊丽莎白镇轮渡生意的六个人之一。范德比尔特刚刚将霍顿的最后一张期票交给自己的银行要求进行支付，但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霍顿无力支付。好心的船长是否愿意将这张期票展期呢？

霍顿的绝望也标志着一系列麻烦的到来。范德比尔特的债务人一个接一个地拖欠支付，迫使他提起诉讼，要求查封抵押品。之后，3月13日，I. & L.约瑟夫公司（I. & L. Joseph）宏伟的新大理石办公大楼倒塌，这周结束时，该公司停止支付账单。菲利普·霍恩在3月17日的日记中记录道，这件事情“让华尔街陷入严重的惊慌失措中，因为它们的业务量一向庞大。纵然说严重的危机尚未爆发，但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也就在这一天，范德比尔特刊登广告，告知公众，他的人民航运将重新开通从纽约到普罗维登斯的航线，使用的船只就是由弟弟雅各布担任船长的列克星敦号。3月20日，在对机器进行整修、为厨房准备好物资储备并且对盘子进行更换后，这艘“威名远播”的蒸汽船灵活地驶出了佩克泊船处（Peck Slip），穿过鬼门关河道，在长岛海峡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乘风破浪。《普罗维登斯日报》报道了列克星敦号的到达，并且对此评述称：“纽约的货币市场仍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句话还太过保守。在列克星敦号将自己系在普罗维登斯的印第安码头时，霍恩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华尔街的前景越来越悲观……英国传来的消息令人担忧，到处都是恐慌。棉花价格已经下跌。船运要蒙受巨大的损失，美国的信贷将会被取消。南方和西方商人的纸币因为拒付而被退回。”

霍恩的分析非常正确。美国人建立了一座债务金字塔并在沿着它往上爬，而这座金字塔就建立在对棉花价格过高的期望之上。可事实上，英格兰银行对信贷的收紧导致了棉花市场的崩盘。这是一种典型的投机泡沫。霍恩也曾经对此抱有希望，但他现在已经放弃。

华尔街另一位日记作者在4月写道：“菲利普·霍恩的状况已经变得……基本上被他儿子耗光……外加一些投机行为的影响，所有这些让他的损失不低于20万美元。”这位日记作者就是虔诚的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George Templeton Strong）。5月3日，他惊呼道：“整个社会的信心尽失，公司不论大小都在走向毁灭，它们都在遭受重创后倒闭。哪家公司能出现奇迹，让这一切停止？截至目前已有近250家公司倒闭！”

《纽约先驱论坛报》宣称：“我们正身处一场伟大的革命之中。华尔街及其周边临河的商业区一周来都处于可怕的骚乱之中。银行、商人、经纪人和投机人现在是一根藤上的瓜，谁也逃脱不了，会共同走向破产和毁灭。”一群暴徒铤而走险，抢劫了一家面粉仓库；当时激进的民主党人正在街道上集会。《纽约先驱论坛报》补充说：“一场激进和深刻的变革从去年开始积蓄力量。现在不管是在政治还是商业领域，变革的时机正在慢慢成熟。”5月9日，干船坞银行（Dry Dock Bank）关上了大门，拒绝将银行发行的纸币兑付成金银币。据霍恩的记录，“大量愤怒的债权人聚集在一起，人心惶惶。”其他银行也相继效仿。

严重的恐慌，正是捕猎的最佳时机

在这场金融灾难中，范德比尔特并未遭到重大损失。他无须面对投机行为所带来的麻烦，也没有哪笔贷款以棉花作为抵押。是的，他手中的股票也许市值下跌，它们的红利支付会暂缓，手中的期票可能无法兑现；但他曾要求用优质的不动产作为抵押品，他的财产大部分是配备先进技术的蒸汽船，而且在他所从事的行业里，需求依然存在。事实上，在这场通货紧缩的恐慌中，他手中拥有大量最宝贵的东西——现金，人们支付船费时所使用的成堆的银币先令和金币。

即使疾病让他的身体变得虚弱，范德比尔特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掠夺者。同所有掠夺者一样，他会被病人和弱者的气味所吸引。对他而言，1837年的严重恐慌，正是捕猎的最佳时机。他让女婿艾伦负责蒸汽船管理中单调乏味的日常事务：购买补给品并支付账单、协调船长，并且与需要运货的商人们会面。海运业务的特征让整个企业的组织结构非常清晰明了，每个船长负责管理自身船只上的人员和日常事务，其余的具体运营由艾伦在纽约进行处理，同时在每个港口还有一位代理来处理相应的事务。

范德比尔特在1837年也聘请了一个私人助理，名叫兰伯特·沃德尔（Lambert Wardell），他是新泽西州什鲁斯伯里市人，一直陪伴范德比尔特直到他离世。数十年后再回忆往事，沃德尔还清晰地记得，在刚开始为范德比尔特工作时，自己尚是一个默默无闻、没有太多野心的22岁年轻人。同所有其他人一样，范德比尔特的出现总让他感到压力。他后来回忆，自己的新雇主“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人，像印第安人一样率直，净身高1.83米，体重约91公斤”。在沃德尔开始这份工作的时候，范德比尔特已经从那场几乎让他丧命的疾病中恢复。他的新助理发现，范德比尔特“非常强大”，有着“巨大的忍耐力”，浑身都散发出活力。“他外表整洁……生活极其节制，吃得很少，而且从来不饮酒，甚至在吃饭时也滴酒不沾，只是将烈酒视为一种药物。”他唯一的坏习惯就是抽烟，“始终烟不离嘴，不管点没点着。”和冷酷无情一样，这种钢铁般的自控能力在他的成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来没有让自己的情绪或野心战胜自己。兰伯特稍带夸张地宣称：“他从来没有负债，从来没有赊账购物，他节俭到了极点。”

在这人人绝望的一年里，节俭是范德比尔特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帮助他痛击自己的敌手。列克星敦号现在正式和波士顿—普罗维登斯铁路公司的列车进行了对接，给了交通运输公司以沉重的打击。他派遣两艘船与梅内蒙·桑福德竞争，抢夺从纽约到哈特福德和纽黑文路线的航运生意，并且将对方打败。他不满足于只有一个儿子跟他同名，又添置了“一艘新的高速蒸汽船C．范德比尔特号”。

在添置新船只的同时，他也在开辟新的路线。《纽约邮报》在1837年7月15日报道称：“迄今为止，前往长岛东部地区的途径就是小型帆船或公共马车。而现在，一种更快速、更直接的交通运输方式出现了。范德比尔特船长安排精美的蒸汽船埃及艳后号和克利夫顿号（Clifton）提供从纽约到牡蛎塘岬角（Oyster-Pond Point）和萨格港（Sag Harbor）的航运服务。”报纸还强调：“对吵闹、炎热和空气污染严重的纽约市来说，长岛东部地区能提供安静和惬意的休闲生活。”

范德比尔特还在地图上查找更远距离的目标。他发现，金融恐慌让南部经济遭受重创，但它们很快就会恢复。现在正是向南部沿海贸易发起攻击的最佳时机，因为市场容易受到新进入者的冲击。《诺福克先驱者报》（Norfolk Herald）在11月26日报道：“一流的新蒸汽船北卡罗来纳号（North Carolina）周日晚上由纽约到达本市。该船日前在纽约刚刚建造完成，船长为雷诺兹（Reynolds），拥有者为海军准将范德比尔特。该船的目的地为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市，它将经营威尔明顿市和查尔斯顿市之间的路线。北卡罗来纳号长52米……其家具、铺位和设备都极其精致，一切都是为了给乘客带来舒适和便捷。”

《诺福克先驱者报》是第一家给予范德比尔特“海军准将”尊称的报纸。当时，“海军准将”是美国海军的最高军衔，曾经被授予一位著名的蒸汽船经营者。这个绰号当时并没有太大影响，后来它又出现在纽约的《商业日报》上，不过只有几次，也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赞扬范德比尔特闯荡的勇气，但也标志着范德比尔特的发展部署出现了变化。

船长始终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创造者，又是破坏者；既是提供者，也是掠夺者。他通过海盗般的袭击方式打造自己的财富，通过一定的策略和“敌人尚未了解的经济方式”（约翰·里士满的原话）攻击垄断者，直到他们支付被“勒索”的高额款项。同时，他也建立了自己的航运路线并极力加以维护。但这种均衡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正如他后来对林斯利医生所说的：“我想我要抽身完成能流芳百世的伟大工作。”他的海盗行为还远远没有结束，但他更喜欢“海军准将”这个头衔。海军准将代表的是一种指挥官的身份，而并非掠夺者。到下个十年结束的时候，这个头衔将成为范德比尔特独有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