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现代性的根基

不健康的农牧

我们理解了植物与动物被驯化的机制，但这并未解释人们这么做的动机。人类究竟为何要从狩猎转变到农牧？这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最复杂，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之所以神秘难解，是因为从营养的观点和其他许多方面来看，这种转变使人的生活境况严重恶化。事实上，有位人类学家曾经将实行农牧形容成“人类历史上最糟的错误”。

相较于农牧，从事狩猎有趣得多。现代人类学家指出，现今从事狩猎的人群，即使被迫居住在偏远地区，采集食物仍只花去他们一小部分的时间——远少于通过农牧生产等量食物所需的时间。例如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的昆·布须曼族人（Kung Bushmen），每星期通常花12~19小时搜罗食物，而坦桑尼亚的游居民族哈扎人（Hadza）只花不到14小时。这让他们有更多时间从事娱乐、社交等活动。当人类学家问一位昆·布须曼族人，为什么他的同胞不实行农牧，他回答：“世界上有这么多蒙贡芶（mongongo）果仁，我们何必再种植呢？”（蒙贡芶果实和果仁大约占昆·布须曼族人饮食的一半，采自野生树丛，尽管人们并未费心繁殖它们，其产量仍非常多。）实际上，狩猎者每周工作两天，而有五天的“周末”。

在农牧出现之前，狩猎者的生存环境并不偏僻，其生活形态很可能比现在更愉快。学者曾经以为，转变到农牧让人有更多时间从事艺术创作，发展新工艺和技术，等等。依据这种看法，农牧是一种解脱：把狩猎者从令人焦虑、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方式中释放出来，但事实正好相反。农牧的高产取决于人们在每单位土地上获取的食物量：在区区25亩地上耕种、养殖，便可维持25个人的生计；但若通过狩猎的方式，他们需要几万亩地才能存活。就这点而言，农牧确实更具生产力。但若从每小时劳力所生产的食物量来衡量，农牧的生产力显然较低。换句话说，它需要更为辛苦的工作。

你可能会这么想：如果这表示人们不再需要担心营养不良或饥饿，这种努力当然是值得的吧？然而，狩猎者其实似乎比最早期的农民健康得多。根据考古证据，狩猎者更容易罹患牙釉质发育不全（dental enamel hypoplasia），这是一种特别的牙齿平行剥落现象，显示营养不足。比起狩猎，农牧造成缺乏变化、营养不均的饮食习惯。昆·布须曼族人约进食75种不同的野生植物，而不依赖少数主要作物。谷类提供可靠的热量来源，但所含营养并不全面。

因此，农民的身材比狩猎者矮小。这点可以从骨骼残骸来断定，做法是将从牙齿推算出来的“齿龄”（dental age）与长骨的长度所暗示的“骨龄”（skeletal age）相比较。如果骨龄低于齿龄，便证明有因为缺乏营养而导致发育不良的情形。来自希腊与土耳其的骨骼证据显示，在上一个冰河时期结束时（大约14 000年前），狩猎者的平均高度是男人175厘米，女人165厘米。到了3 000年前，在采取农牧方式之后，该平均值降至男人160厘米，女人152厘米。直到现代，而且只有在世界上最富庶的地方，人类才恢复到古时候狩猎者的身材。现代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仍然比他们石器时代的祖先矮小。

此外，许多疾病以其特有的方式损害骨骼，而来自骨骼研究的证据显示，农民曾罹患各种营养不良的疾病，而这些病很少或不曾出现在狩猎者身上。这些疾病包括软骨病（缺乏维生素D）、坏血病（缺乏维生素C），以及贫血（缺乏铁元素）。定居的生活形态也使农民更易感染麻风症、结核病和疟疾等传染病。而且，他们对于谷粮的依赖还会导致其他特殊后果：女性的骨骼通常显现出关节炎与脚趾、膝盖和下背部扭曲的证据，这全都与每天使用磨盘碾谷有关。牙齿残骸显示农民有蛀牙（这从未发生在狩猎者身上），因为在农民偏重谷类的膳食中，碳水化合物会在咀嚼时被唾液中的酶分解成糖。从骨骼推断，农民的寿命也变短了：来自伊利诺河谷（Illinois River Valley）的证据显示，人们出生时预期的平均寿命，从（狩猎者的）26岁降至（农民的）19岁。

在一些考古遗址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狩猎者逐渐定居并最终采纳农耕生活的过程中，人类健康状况的走向。随着农牧群体的稳定与扩展，营养不良、寄生虫症和传染病的发生率也日益提升。在其他遗址上，可以通过相邻而居的狩猎者与农民进行比较。定居的农民总是比他们自由漫游的邻居更不健康，农民必须更辛苦地长时间工作，以生产种类较少、较缺乏营养的食物，而且他们更易生病。既然缺点如此之多，人们究竟为什么要从事农牧呢？

是什么“农牧”了未来？

简短来说：当人们意识到这些问题时为时已晚。从个别农民的观点来看，从狩猎到农牧的转变是渐进的，尽管它在人类历史的大格局内进展得非常快速。因为，就像野生植物与驯化作物涵盖了一整个连续变化的范围一样，人类从纯粹靠渔猎和采集维生，到完全依赖栽培与畜养出来的食物，也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差异。

狩猎者有时会操纵生态系统，以便让食物更容易取得；不过，这种行为远不及大规模的刻意栽培和养殖——我们称之为农牧。举例来说，用火来清理土地并促使新植物生长，是一种可以追溯到至少35 000年前的做法。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是少数存留至现代的狩猎群体之一。他们偶尔也会播种，以便在几个月后回到某个特定地点时，能获得更多的食物。要说这种做法是农耕，那就太夸张了，因为这类食物只构成其饮食的一小部分。但是，对于生态系统的刻意操纵，意味着他们已不全然是狩猎者。

随着人们从纯粹靠渔猎和采集维生，逐渐变得越来越依赖（最后完全依靠）耕种的食物，农耕的生活方式也慢慢为人们所接受。许多理论试图解释这种转变，但它很可能不是由单一的原因所造成。这大概涉及各式各样的因素——农业独立兴起于许多家园中，而在每个家园，各项因素都扮演着或重或轻的角色。

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似乎是气候的转变。学者根据对于冰核、深海岩心和花粉剖面的分析来研究古代气候，发现在公元前18000年到9500年之间，气候相当寒冷、干燥而多变，因此，任何试图栽培或驯化植物的努力都会失败。有趣的是，有证据显示在叙利亚北部，一个叫作阿布休莱拉（Abu Hureyra）的遗址上，至少有过一次农耕的尝试。大约在公元前10700年，这个地方的居民似乎开始驯化黑麦。但是，他们的努力却成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寒冷事件的牺牲品。此次寒冷事件被称为“新仙女木”（the Younger Dryas），开始于公元前10700年左右，持续了大约1 200年。然后，约莫在公元前9500年，气候突然变得比较温暖、潮湿而稳定。这为农业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毕竟，如果新出现的稳定气候是促使人类实行农耕的唯一因素，那么世界各地的人应该都会同时实行这种做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一定还有其他力量在发挥作用。

其中一项因素便是逐渐提高的定栖性（sedentism）。在某些地区，原本靠渔猎和采集维生的人，变得不愿意迁移，而开始在某个营地待上大半年，甚至永久定居于某处。有许多定栖村落社群的实例都出现在人类实行农牧之前。例如近东地区纳图夫文化（Natufian culture）的诸社群（兴盛于“新仙女木”之前的1 000年间），以及在秘鲁北部海岸与北美洲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社群。在每个例子里，这些聚落之所以能存在，都是因为当地有丰富的野生食物，通常是鱼类或贝类。在正常情况下，靠渔猎和采集维生的人会迁移营地，以防止某特定区域的食物资源被耗尽，或是善加利用各种食物在不同季节成熟的特性。然而，如果你在邻近河流的地方住下，食物会自动来到你跟前，便没有必要四处迁移了。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发明了更好的箭、网和鱼钩，因而改进了狩猎食物的技术；这些进步也可能提高了定栖性。一群依赖渔猎和采集维生的人，一旦能从周遭环境中获取更多食物（如鱼类、小型啮齿动物或贝类），便不需要频繁迁移了。

定栖不一定会导致农牧产生，而且，某些定居的狩猎群体一直存留到现代，从未从事过农业。但是，定栖的生活形态确实使转变到农牧的状况更容易发生。举例来说，安顿下来的狩猎者，在采集野生谷物时，可能会想到播种，以便维持谷粮供应。当其他食物供应数量发生变化时，种植可以提供一定保障。此外，由于人们必须用磨石处理谷粒，而磨石又不便于狩猎者在营地间转移时携带，因此，逐渐提高的定栖性，将使谷类成为更具吸引力的食品。谷类富含热量，可在干燥后长期储存，这个事实也使它们更受欢迎。它们并不是多了不起的食品，却是在紧急关头可以依靠的对象。

不难想象，定栖的狩猎者如何开始越来越倚重构成其部分膳食的谷类。原本不太重要的食物，逐渐变得更重要，只因原始的农民能够以某些方法确保它可被取用（通过种植并储存它），而无法对其他食物这么做。来自近东地区的考古证据显示，原始的农民只是随意种植他们可以方便获得的野生谷物，如单粒小麦（einkorn wheat）。然而，随着他们越来越依赖谷类食物，他们开始改种较多产的作物，如二粒小麦（emmer wheat）。在同样的劳力下，后者能产生更多食物。

有些学者认为，由定栖而导致的人口增长，也是促使人类实行农牧的因素之一。当游居的狩猎者迁移营地时，必须携带所有的东西，其中也包括婴儿在内。只有当孩子长到三四岁，可以单独长距离行走时，母亲才能考虑再生一个宝宝。然而，定居社群中的妇女无须面对这个问题，因而可以生育较多子女。这使人们必须提高当地食物的供应量，并可能鼓励人们通过耕种来补充粮食，终至发展出农业。然而，这种论证方式有个缺陷：在某些地区，人口密度似乎是在实行农牧之后才大幅增加，而不是在实行农牧之前。

还有许多其他理论。在某些地区，狩猎者所偏好的大型猎物数量渐减，导致他们转向农牧。社会竞争可能会促使人们从事农牧，因为对立的群体竞相举办最铺张的盛宴；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在某些地区被视为奢侈品的食物似乎比主食更早被驯化。或许人们的灵感具有宗教性质：他们播下种子，作为一种祈求丰饶的仪式，或是在采收野生谷物后安抚众神。甚至有人认为，谷物在偶然的情况下发酵，致使人们发现啤酒，这提供了从事农耕的动机，以便确保酿制啤酒的原料源源不绝。

重点是，并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刻特意决定采取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的每个阶段，人们只是做当时看来最有道理的事：当你可以在渔产丰富之乡安顿下来时，又何必四处流浪？如果野生的食物来源不可靠，何不播下一些种子，增加食物供应？慢慢地，原始的农民越来越依赖栽培和畜养的食物，这是渐进的转变，而非突然的改变。但在某个时刻，人们跨越了无法察觉的界限，开始依赖农牧维生。何谓跨越界限的时刻？即周遭地区的野生食物资源即使在被充分开发的情况下也不足以供养这个地区的人民之时刻。于是，通过农牧费心生产以补充粮食，便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要的做法。到了这个地步，人们不可能再回到狩猎时代的游居生活形态，就算做得到，至少也会损失大量生命。

重现历史的基因

接着，农牧又出了第二道谜题。一旦农业在某些地区生根，问题就变成：为什么它会扩展到几乎所有地方？有一个可能是农民散布到各地，在这一过程中迫使靠渔猎和采集维生的人离开，或消灭了他们。另一种可能是，住在农牧地区边缘的狩猎者，决定要效法从事耕植的邻人，让自己也变成农民，开始采取耕种的方式，并驯化作物和动物。这两种可能性分别称为“人口扩张”和“文化扩张”。那么，向四处扩散开的究竟是农民还是农牧的观念？

农民带着驯化的作物和关于农牧技术的知识，从农业的故乡向外扩展——这个观念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证据支持。农民开始在未经拓垦的土地上建立新社群，结果形成了以驯化最早发生的地区为中心的“推进波”（wave of advance）。举例来说，希腊似乎是在公元前7000年到6500年之间被从近东渡海而来的农民拓殖的。考古学家在这个国家发现的狩猎遗址非常少，但却有数百个早期的农牧遗址。同样，似乎从公元前300年左右开始，中国农民便经由朝鲜半岛将稻米农业引至日本。语言学上的证据也支持人民由农业的故乡移居外地的观念；在这些地方，语言就如农牧一样向外传播。欧洲、东亚和太平洋中南部诸岛的语系分布，大致符合农业扩张的考古证据。如今，世界上将近90%的人口所说的语言，都属于七种语系之一；这七种语系源自两个农业的故乡：新月沃地和中国的部分地区。我们今日所说的语言，就如我们所吃的食物，都源自最早的农民所使用的语言和食物。

但也有证据显示，依靠渔猎和采集维生的人，不见得总是被新来的农民驱逐或消灭；他们也可能住在农民附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变成农民。最明显的例子出现在南非，在那里，科依桑族（Khoisan）的狩猎者，接纳了来自北方的欧亚牛群，而成为牧人。从好几处欧洲遗址出土的考古证据证明，农民和狩猎者比邻而居，并交换物品。对于哪种地点较适合居住，这两种形态的社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因此，只要狩猎者仍能保有合适的生态位，他们没有理由不能共存。然而，对于住在农民附近的狩猎者来说，生活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农民以栽培或畜养食物做后盾，他们不会太担心过度开发聚落附近的野生食物资源。最后，依靠渔猎和采集维生的人，若不是加入农牧社群，便是自己也从事农牧，或被迫移居新的地区。

那么，哪种机制居于主导地位？在欧洲，农牧的出现受到最密集的研究。研究者运用基因分析来断定，究竟现代欧洲人的祖先大多为从事渔猎和采集的原住民，后来才实行农牧，还是他们大多是从近东地区移民过来的农民？在这些研究中，来自安那托利亚半岛（Anatolian peninsula，位于土耳其西部，属于新月沃地的一部分）的人们，被认为从遗传学的角度代表最早期的农民。

同样，巴斯克人（Basques）被认为是狩猎者最直属的后代。这种看法有两个根据：首先，巴斯克语与源自原始印欧语系（proto-Indo-European，该语系随着农牧传播到欧洲）的欧洲诸语言毫无相似之处，反而似乎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有好几个意指“工具”的巴斯克文字，其开端都是“aitz”，意指“石头”；这表示这些字被创造时，人们所使用的是石制工具。）其次，有好几项巴斯克人特有的遗传变异，皆未出现在其他欧洲人身上。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从这两个族群中抽取基因样本，然后将它们与取自欧洲各地族群的样本相比较。研究者发现，巴斯克人和安那托利亚人的遗传贡献率（genetic contribution）在欧洲各地有相当大的差异：安那托利亚人（亦即近东地区的农民）的贡献率在巴尔干半岛是79%，在意大利北部是45%，在意大利南部是63%，在西班牙南部是35%，在英格兰是20%。简言之，农民的贡献率在东部最高，而在西部最低。这种现象为谜题提供了一个解答。它显示农牧的扩展是一种混杂过程（hybrid process）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移居的农民从东方散布到欧洲各地，并通过异族通婚而逐渐淡化其特性，于是，最后形成的人民成为两个族群共同的后代。同样的情况很可能也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

农牧自其农业的故乡向外传播，接下来，农牧社群的人口开始成长；于是，在几千年之内，农民的数量便超过了狩猎者。到了公元前2000年，绝大多数的人类都已从事农牧。这是如此根本的改变，以至于即使在数千年后的今天，人类语言和基因的分布仍继续反映着农牧的出现。在驯化过程中，植物在基因上被人类改造了；而随着农业被实行，人类也在基因上被植物改造了。

人类，一种农业动物

人类和他们所驯化的动植物达成了一笔双赢的重大交易——虽然当时农民并不明了这点，两者的命运从此纠缠在一起。以玉米为例，驯化使它依赖人类，但它与人类的结盟，也将它从一种不起眼的墨西哥野草带到远超乎其起源的境地：如今，它是世界上种植最广的作物之一。另一方面，从人类的观点来看，玉米的驯化使人们获得产量丰富的新食物来源，但其栽培（就像其他植物的栽培）促使人们采取以农牧为基础的定栖新生活形态。究竟是人类为其自身的目的利用了玉米，还是玉米利用了人类？看起来，驯化似乎是一条双向道。

即使在今天，距离最早的农民启动驯化动植物的过程已有数千年，人类仍是个依赖农牧维生的物种，而生产食物依旧是人类的主要职业。全球人口中，有41%从事农业，超过其他任何活动；农业用地也占据世界上40%的土地。（其中大约1/3被用来生产作物，另外2/3为畜牧业用地。）支撑世界最早期文明的三种食物，依然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小麦、稻米和玉米继续提供着人类所消耗的大部分热量。其余的热量，绝大多数来自驯化的植物和动物。如今，人类所摄取的食物，只有一小部分来自野生的食物来源：鱼、贝类，以及寥寥可数的野莓、坚果、菌菇，等等。

因此，我们今天所吃的食物，几乎没有一种能名副其实地被形容为“自然的”。它们几乎全是选择性栽培的结果。这个做法起初是不自觉的，后来变得更刻意而仔细：农民让野生植物最有价值的特征代代相传，从而创造出经过驯化而更符合人类需要的新突变体。我们所认识的玉米、乳牛和鸡，并不出现在大自然中，而且，若无人类介入，它们现在根本不会存在。连橘色的胡萝卜都是人造的。胡萝卜本来是白色和紫色的，滋味较甜的橘色品种是荷兰园艺家在16世纪创造出来作为献给奥伦治亲王威廉一世的贡品的。2002年，英国有家超市试图重新引进传统的紫色品种，但失败了，因为消费者偏好经过选择性栽培的橘色品种。

一切驯化的动植物都属于人造技术。而现在所依赖的驯化植物和动物，几乎全都能追溯到古代。它们大多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就被驯化，从那时至今，新增的驯化种类非常少。在14种被驯养的大型动物中，只有一种驯鹿，是在过去1 000年中被驯化，而且仅具边际价值（尽管很美味）。植物的情况也一样：蓝莓、草莓、蔓越莓、奇异果、夏威夷核果、胡桃和腰果都是近期才被驯化的，但其中没有一种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食品。

只有水生的物种在20世纪才被大量驯化。简言之，好几千年前，早期的农民便已设法驯化了大多数值得费心的植物和动物。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普遍认定驯化的动植物是自然的生物，以及当当代人运用现代基因工程技术进一步改良它们时，这些努力何以招致如此严厉的批评，引发如此严重的恐惧。然而，我们可以说，当代的基因工程，只不过是在一个有上万年历史的科技领域中，最新出现的转折。诚然，耐受除草剂的玉米不是大自然的产物，但其他任一种玉米也都不是。

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是：农牧是一件极不自然的事。比起其他任何人类活动，农牧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也对环境造成更大的冲击。它导致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和环境破坏，使“自然的”野生生物被取代，并将植物和动物迁移到距离其原栖息地数千里之外的地方。它牵涉到修改动植物的基因，以创造出怪异的突变体，这些突变体既不存在于大自然，通常不借助人力也无法存活。它推翻了数万年以来狩猎者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一直是人类存在的特色；它促使人类原本悠闲且丰富多样的日子变得单调沉闷又辛苦。假如农业在今天才被发明，肯定不会得到认可。然而，尽管有诸多缺失，它却是我们所知道的文明的根基。现代世界的基础，正是由驯化的植物与动物所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