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红色旋风(3)

长沙守军以为红军受挫后会撤退，还冒冒失失地派一支部队出城追击。红军正好从侧翼包抄，并跟着逃路的敌人一同杀入城内。

得知城破，何键匆匆渡过湘江，逃往湘西。过去彭德怀在湘军当营长时，何键是军长，据说有一次湘军败退，何键坐着一乘四人抬的轿子，前呼后拥地飞奔逃命，看上去十分慌张。彭德怀立即上前制止，并大声喝道：“你们何必这样惊慌，敌人还远得很哪！”

何键在轿子里面听到了，他知道彭德怀的部队英勇善战，于是赶紧随声向士兵们喊道：“你们不要跑，不要慌，有彭营长的部队在后面，你们怕什么？跑什么？”

那个时候，“彭营长”要保“何军长”，如今可不一样了，“何军长”差一点就被“彭营长”生擒活拿。

何键是马日事变的策动者，他本人也以“曾左事业后继者”自命，在湖南实施过大规模清乡运动。彭德怀恨之入骨，对未能捉住何键，他一直感到遗憾，说：“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

虽然逃得性命，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两失长沙（第一次被桂军攻占），对登台不久的何键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他致电南京：“长沙被陷，本人暂退湘西待罪。”

还好，蒋介石很体谅，知道他一面要应付桂军，一面要抵抗红军，实在也很不容易，因此不仅没有怪罪，反而将所有责任一肩扛起，说：“中正应负其咎。”何键这才如释重负。

长沙之战，红三军团参战部队仅五六千人，湘军前后投入兵力共达2万余，最后却被各个击破，仅被俘士兵即达四五千人之多。这是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战例，也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攻下省会的唯一战例。

在长沙城里，红军占领了湘军的军火库，仓库里储存着一箱箱崭新的枪支和子弹。这些军火被彭德怀装了16箱运往湘西根据地，以支援贺龙的部队。除此之外，还吸收了一批俘虏兵，使红三军团的总兵员扩充至1万余人。

红三军团刚刚攻入长沙时，城里的秩序非常混乱。当时进城的红军既少，也没有管理城市的经验，只能在一些关键场所，如发电厂、米厂、银行、当铺等地维持秩序。平江、浏阳的农民以及农民赤卫队大批涌入城里，见东西就抢。直到攻占长沙后的第三天，当后续部队进城时，还看到进城农民在抢商店，这些农民不懂什么纪律，上前劝说也没人听。

彭德怀闻讯立即从前线返回长沙，城内秩序这才趋于稳定。长沙战役的前敌总指挥、纵队司令员陈毅安曾就读于长沙，他的学生时代有一半是在这座城里度过的，因此对长沙的情况十分熟悉。彭德怀入城后，他对彭德怀说：“军团长，打开长沙好几天了，我们还没有吃一餐好饭，到奇珍阁吃面去吧！”

奇珍阁是长沙一家有名的饭店，名为饭店，实际上既经营饭菜也经营面食，它的卤子面乃是一绝。彭德怀和陈毅安带着一个警卫排骑马前往奇珍阁，市民争先恐后围拢上来看热闹，但没人知道红军的军团长就在就餐者里面。因为那时候红军高级将领的装束和一般战士没有区别，都是腰间系一根皮带，脚上穿一双草鞋，不同的只是胳膊上戴着红布袖章。

彭德怀在长沙停留了8天，到第八天，湘军主力从湘桂边界赶回，使何键得以集中15个团的兵力，对长沙的红军进行南北夹击。当天晚上，湘江岸边突然响起激烈的枪炮声，屋子里的人能够感到玻璃窗都在颤抖。湘军分三路渡河，彭德怀起初和陈毅安在一起指挥作战，陈毅安见敌人攻势很猛，便对彭德怀说：“子弹打得这么密，你快离开吧，让我在这里指挥！”

陈毅安毕业于黄埔第四期，既能打仗，又会做士兵包括俘虏兵的思想工作，连彭德怀都夸他“黄埔生多才多艺”，引为心腹爱将。就在掩护主力撤退的过程中，这位黄埔英才腰部连中四弹，因伤势严重和缺乏输血设备而不幸阵亡。

彭德怀审时度势，决定连夜将部队撤出城去。由于前沿红军一直控制着江岸防线，所以撤退过程基本上井井有条，但是城内不少赤卫队和民兵却还不知道湘军已经打了过来，仍然扛着梭镖，套着红袖章在城里转，湘军进城后，他们大部分被抓住枪杀了。

火牛阵

1930年8月，红三军团与朱毛指挥的红一军团会师于浏阳。这时红三军团共有17000人，红一军团人数与之相等。按照中央原来的部署，拟将红三军团扩编为第三方面军，红一军团扩编为第一方面军。

在兵员实际不足的前提下，彭德怀一向不大赞成搞盲目的扩编。早在成立红三军团时，他就认为是虚张声势，搞空架子，不仅不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反而会因为增加了指挥层次而浪费干部，减弱战斗力。

眼前就是这种情况，两军团加起来也只有3万余人，若分开来成立两个方面军实无必要。彭德怀于是主动提议，撤销第三方面军，将红三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以便于统一指挥。这时他考虑的主要还是实战需要，而不是个人的名位和权力。

红一方面军的成立，使湘赣地区的红军得以进一步集中兵力，其战略也以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变。同时也因为彭德怀的提议，红军历史上出现了有一、二、四方面军，而独独没有三方面军的现象。

红一方面军一成立，即讨论了进攻长沙的问题。彭德怀知道红三军团久未休整，亟须来一次短期整训，但进攻长沙是中央的战略意图，只要一反对，马上就会有人给你扣上一顶“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这顶帽子非常吓人，纵使彭德怀天生耿直，也不敢轻易触碰。先前黄克诚反对进攻武昌，若不是彭德怀极力保护，恐怕就不是撤销纵队政委这么简单，而是得掉脑袋了。事后，彭德怀把黄克诚叫过去，对他说：“你好大的胆哟，硬是拿鸡蛋往石头上撞。”

黄克诚也不含糊：“我这个人不拐弯，有意见就提。”彭德怀说：“提了没用不如不提，你要不是攮死捶子（湖南话，做无用功的意思），当上纵队政委，也能多掌握些部队，我这个军团长胆子也大一点。下一次，你少放炮。”

黄克诚很执着：“这做不到，明知不对，让我不说，杀了也不干！”彭德怀只好苦笑：“行了，你比我还像彭德怀。等着瞧吧，有你难受的。”

“提了没用不如不提”，在讨论会上，彭德怀保持了沉默。会上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上次一个军团就打开了长沙，这次两个军团一起打，尽管敌人兵力可能会有所变化，但还是可以打开的。

会议结束，作为第一方面军首脑，朱毛正式下达了向长沙进攻的命令。几天后，红军即攻至长沙外围，其中红一军团进至城南，红三军团进至城东。

这时黄克诚因屡次发表被认为右倾的主张，已由师级降为团级，在红三军团第四师任团政委。就在接近长沙时，第四师突然集合队伍，师政委在队前宣布上级命令，说师长卢匿才上次打长沙时按兵不动，作战不力，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随后卢匿才就被拖到稻田里用刀砍了。

卢匿才的真正“罪行”实际是反对强攻长沙，主张在运动战中歼敌，所以上面给他的帽子是“托派嫌疑”。若不是黄克诚降为团干部，已无资格参加党内的一些重要会议，没准项上人头也会跟着落地。

临战之前，公开处死一名师长，又是以如此残忍的方式，大家都备感震惊，部队鸦雀无声。

3万多红军很快就包围了长沙。一攻长沙时，红军是跟在逃跑的湘军屁股后面才得以进了城，这次何键吸取教训，在出击一部被围歼后便死守不出。

防守长沙的湘军有四个旅，其兵力与攻城部队差不多，而且守军有五六天时间进行准备，抢筑的野战防御工事非常坚固。

要冲击这样的工事，非得用重火力不可。红三军团在岳州时曾缴获了几门野炮，但因为带不走，只好炸掉了，山炮的火力没有那么强，起不到摧枯拉朽的效果。

见战局相持不下，彭德怀忍不住急躁起来。他让人弄来许多水牛，在牛尾系上浇有煤油的布团，点上火，然后驱赶着水牛群去冲撞敌人工事。

彭德怀效仿的是战国田单的“火牛阵”。据说田单曾用这一战法大破燕军，挽救了齐国几乎亡国的命运。田单使用“火牛阵”时的情况可能比较复杂，他是自居城中，把“火牛”赶出城外，当时又是晚上，牛群没有退路，只能负痛前驱。

被红军“武装”的水牛群尽管一开始也往前狂奔，但在碰到电网后有的被电死了，剩下来的水牛受惊回窜，开始对红军阵地进行冲撞。

老彭的“火牛阵”不但没有发挥作用，反而引火烧身，乱了自己的阵脚，说明勇战和蛮干毕竟不是一回事。

二攻长沙期间，红一、三军团以猛打猛冲的战法，对长沙组织两次总攻，但均未能够奏效。红军伤亡惨重，尤以红三军团损失最大，两天后，毛泽东下令撤围，围攻长沙的行动遂告结束。

人众胜天

1930年10月，红军攻占吉安。毛泽东在吉安收集了大量的报刊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他发现中原大战已进入尾声，阎、冯、李、张等反蒋派别陆续败北，蒋介石胜利在望。

根据这一形势，毛泽东判断，蒋介石一旦完全腾出手来，势必要转移兵力，对苏区实施大举进攻。若红军主力继续远离根据地，不但无法攻取武昌、长沙等大城市，而且还将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他主张“诱敌深入”，全军移师赣江东岸，向根据地中心退却，以粉碎国民党军即将采取的“围剿”。

当时毛泽东在红军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权威。他所统辖的红一军团当然没有问题，但红三军团中有许多人是平江、浏阳、阳新、大冶人，也就是说家乡都在赣江西岸，他们反对过江。这些人建议，第一、三军团干脆分家，一军团在赣江以东，三军团在赣江以西，这样既可以集中消灭敌军大部队，又可以以团为单位分散打游击战。

两边发生了争执，身为红三军团长的彭德怀的态度就显得举足轻重，可以说他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占优势。

对红军主力究竟应该集中还是分散，老彭从小就有切身体会。他小时候因为家贫，天刚蒙蒙亮就要上山砍柴。他家自己没有山，得在地主的山上砍，所以砍几下就要警觉地望望四周，发现有人便趴着或蹲着不动，等人走了再继续砍。

时间一长，他得出一条经验，那就是每次砍柴，最好和四五个年纪较大的穷孩子一道去，这样人多势大，地主也不免会害怕。有一回，他们被一个地主管家发现了，管家冲他们直嚷嚷，威胁要把他们一个个捆起来。这些孩子倚恃人多，根本就不予理睬。管家怕挨揍，只好听之任之，随便他们折腾了。

彭德怀后来每次回忆这段往事，都不胜唏嘘：“人众胜天哪！”对两军团是分是合，他有一个简单分析：在战斗中，第一、三军团每打一次仗，要各消灭敌军一个师都很勉强，但如果合起来，即便消灭一个师也比较轻松。

由于彭德怀态度坚决，第三军团才放弃了夹江而阵，和一军团一起东渡赣江。

随着中原大战的结束，蒋介石在力挫群雄、志得意满之余，果然决定对红军和苏区动手了。12月上旬，他在南昌召开“剿匪”会议，此后便开始接连不断地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正在搞肃反，打“AB团”。AB乃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AB团”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北伐时期成立的一个秘密组织，成立后三个月就解散掉了，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AB团”已潜入红军内部为由，组织了打“AB团”运动。

黄克诚因为对此持怀疑态度，对肃反委员会动不动就抓人的做法进行了抵制，所以也被怀疑是“AB团”。为了保护他，彭德怀不得不亲自出面力保，说黄克诚绝不会是“AB团”，这才使得他幸免于难，不过仍被以“领导不得力”为名，撤掉了团政委的职务。

彭德怀曾向肃反大员们保证，平江、阳新、大冶等地出来的干部战士绝对没有“AB团”，而后肃反对象就被集中到了江西籍的干部战士身上，特别是在长沙参军的江西籍解放战士（即改造后的俘虏兵）。

在红三军团的各师团，不长时间里就抓了很多人。某机关枪连有28名江西籍新兵被抓，审讯后杀了20多个。更有甚者，有的抓起来不经审问就被杀掉了。黄克诚所在团在他本人的抵制下，对肃反最为保守，但也打掉了百把人。一时之间，部队被弄得个个紧张、人人自危。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也被运动波及。一些负责人铤而走险，鼓动部队西渡赣江，脱离方面军，沿途他们还打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这一事件时称“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的一天，突然有一个普通农民打扮的青年给彭德怀送来一封信。这封信并不是直接寄给彭德怀的，其署名是毛泽东，收信人是毛泽东的秘书，大意是只要在审讯AB团中，能逼供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

毛泽东的书法自成一体，别人很难学，看样子倒有几分像真的。彭德怀让人把送信人叫进来，但是送信人一直没有露面。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之后，他问送信人在哪里。回答说送信人早就走了，追也追不上。

彭德怀粗中有细，立即认定其中有诈。因为这样的重大事件，对方不可能不派重要人员来进行商谈。只派这样一个普通送信人员，同时既不要回信，又不要收条，这是非常奇怪的。

再看来信，终于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写信，年、月、日都是用汉字，不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这与信上所用格式明显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