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治:汇率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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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汇率政策相关的其他研究

除了直接解释国际汇率政策的研究,还有一些文献研究了其中的相关性。最突出的包括经济学家研究的诸多汇率政策的经济来源和影响。这项工作支撑着笔者的许多论点,值得详细阐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研究有助于说明汇率政策的经济来源及效应,对笔者所关注的政策偏好的形成并无即刻或直接的影响。

OCA理论

笔者已经指出,有大量的文献是关于OCA理论的。这项研究最直接相关的结论是,它指明了一个国家通过放弃本币来改善本国福利的条件。如前所述(见导论),其作用可能在于可以作为政策名义上的基准,但却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第一,其解释力取决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追求总社会福利最大化。第二,关于OCA的主要标准在理论上和测度指标上仍有争议。第三,大多数汇率政策方案距离放弃本币的目标还差得很远。尽管如此仍要记住,OCA研究文献是唯一与货币选择直接相关的经济学文献,这一点很重要。

贸易和汇率

本书的许多论点是基于汇率波动如何影响国际贸易的判断。例如认为,喜欢商业融合的人将更有可能支持固定汇率以稳定货币价值;这个观点成立的事实基础是:汇率稳定的确增加了国家间的贸易量。

经济学家评估了汇率对跨境贸易和投资的影响。直到最近,许多经济学家仍假设或认为,在经验上,汇率风险对于经济活动是不重要的。有人认为,远期市场和各种各样的其他金融工具,为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保护自身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提供了机会。事实上,大多数对欧盟国家采用单一货币的静态福利效应的研究,所估算出来的总收益最多只占欧洲产出的几个百分点。然而,更多近期的研究倾向于认为汇率风险对贸易有重大影响。最引人注目的结论是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e,2000)的结论,他发现,两个国家共用一种货币会使他们之间的贸易增长约两倍。虽然这个增长的规模是有争议的,但最近的研究发现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有着巨大的影响。例如,迈克尔·克莱因(Michael Klein)和杰伊·香博(Jay Shambaugh), (2006)发现,货币锚使双边贸易量增加了36%,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比例。

汇率波动对贸易和投资产生影响的原因可能有很多。远期合约成本较高,特别是在以小国货币来签订的时候,而且一般也不会扩展到中期和长期(3年以上),而这却与企业从事复杂的贸易、投资和其他战略决策更相关。两个关于汇率波动成本高昂的经济论据,见Hefeker,1997,尤其是第4章;Neumeyer, 1996。前者强调了特定企业对冲和不确定性的成本,后者关注的是汇率波动对金融市场效率的影响。在使用共同的(或固定的)汇率时也可能存在网络外部性。在任何情况下,汇率波动对于特定经济主体是否成本昂贵是一个实证问题。一般认为,支持固定汇率的人,尤其是那些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支付的经济主体,其行为是可以通过观察汇率政策的政治学进行评估的。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应该会导致一些经济学家考虑如何将这一事实纳入他们的宏观与微观经济模型。事实上,投资中的不可逆性这一方法有助于解释汇率的影响,而笔者同时采用了这一分支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关于汇率波动的经济影响的文献越来越多,这有利于本项研究。

传递效应以及汇率对价格的冲击

本书给出的解释强调了传递效应对于汇率政策政治学的影响,这使得有关传递效应和相关主题的文献对目前的研究十分重要。事实上,在过去的25年里,关于汇率波动对部门价格影响的分析大量增加:有直接分析,也有通过其对就业、生产、盈利能力或投资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上述因素确实明显影响了特定部门对汇率变动的反应。

最详细的实证分析来自于琳达·高柏(Linda Goldberg)及其合作者。例如,见Goldberg,1993,1997; Goldberg and Kolstad,1995; Goldberg and Campa, 1996; Campa and Goldberg,1995,1999。相关问题见Goldberg and Tille,2008,2013。他们观察了近30年来,几个国家的部门投资对于汇率波动的反应。例如,何塞·坎(José Campa)和高柏(Goldberg)(1995)检验了1972~1986年美国的经验。他们区分了产业的出口风险敞口和进口输入风险敞口的影响,即来自国外的收入与输入对产业有多重要。学者也对高利润产业和低利润产业进行了区分;超过成本的高利润应该与市场定价的程度或者传递效应的行为密切相关。低利润部门通常与简单的生产相关联——在美国,就是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运输设备、食品和同类的产品、纺织品、服装、木材、家具、纸、石油和煤炭产品、皮革制品。笔者也确实发现了在低利润部门存在预期的效应。美元贬值(升值)增加(减少)了对出口部门的投资,减少(增加)了对使用进口投入品部门的投资。或许更重要的是,高利润部门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对汇率波动做出任何反应,而低利润部门则十分敏感。各国验证的结果各异表明了市场和产业结构的重要性。沿着这个思路,其他研究也同样表现出汇率波动对产业影响的显著差异。对大量文献的综述,见Burstein and Gopinath,2014。其他例子,见Anderton,2003;Eusufzai,1997; Forbes,2002a,2002b; Kandil and Mirzaei,2002; Lee,1997;Parsley,1995。如文中所述,许多调查结果并不总是一致的,但会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

这些研究中有些部分侧重于记录和理解价格对于汇率波动相对无反应的问题。对此最重要的研究来自于查尔斯·恩格尔(Charles Engel)及其合作者。相关案例和研究,见Engel,2000,2002,2014; Devereux and Engel,2002; Engel and Rogers,2001。恩格尔(2002,231~232)等人的证明令人信服,“富裕国家的消费者价格在短期内并不受名义汇率波动的影响”。详细研究表明,这些影响因国家、商品以及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恩格尔和其他研究者最近强调了一个因素,即国际贸易的货币面值应该是以生产国的货币还是以本币作为定价货币,这一选择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有显著的影响。见Bacchetta and van Wincoop,2005。

在这里没有必要详细介绍这些问题,只需要了解到,关于价格对汇率波动的反应幅度的文献数量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要了解汇率波动对产业的影响,需要对一国及其产业的经济结构和群体有详细的了解,这使得汇率政策与贸易政策以及大多数监管政策并没有什么不同,这看起来令人生畏。在所有情况下,特定政策的影响取决于各种因素。这些政策问题并不重要,有些人可能质疑分析企业需要这样详细的数据是否合理,但这些政策实际上会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对于宏微观经济以及不同的利益群体,汇率波动对产业的不同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30年前,关于汇率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几乎没有可用的信息,而现在有了大量的数据和分析。只有如此才能有助于那些有兴趣的人更深入地学习汇率政策的政治学。

这些文献对于准确分析汇率政策的政治学非常关键。在一项研究中不可能考虑到所有方面,但在这个领域中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则需要结合所有相关领域学者的见解。